弗洛姆在其后期著作《占有还是存在》(1976)中，将人的生存方式区分为重占有的生存方式和重存在的生存方式。前者关注的是占有对象(包括物、人、精神)。我不是我自己，而是我所占有的对象所体现出的我(关山译，1988, 第83页)。重占有的人在学习中特别用心记住老师和书本上的话，将知识储存在脑子里，不会用自己的理性去发现知识的内在逻辑并有所创造。在情感生活中，表现为对“爱”的对象的限制，把子女视为自己的私有物，把婚姻视为占有对方身体、情感和注意力的专有权的保障，有的人则尽量多地更换伴侣，像追求尽量多的财富一样追求尽量多的异性，却从未爱过一个人。

重存在的生存方式则关注生命的存在本身，以人的潜能(爱和理性)的实现为生存的目的。

为了说明重占有与重存在这两种生存方式的区别，弗洛姆曾以两首内容近似的诗为例。这两首诗是铃木大拙(1870～1966)在他讲“论禅宗”(1960)一课时所引用过的。其中一首是日本诗人芭蕉松尾(1644～1694)所写的俳句体诗，另一首是英国诗人A.坦尼森(Tennyson,1809～1892)写的。两首诗描述的是同一种经验，即他们在散步时对一朵花所做出的反应。坦尼森的诗是这样的：

在墙上的裂缝中有一朵花，

我把它连根一起拿下。

手中的这朵小花，

假如我能懂得你是什么，

根须和一切，一切中的一切，

那我就知道了什么是上帝和人。

而芭蕉的俳句则是这样的：

凝神细细望

篱笆墙下一簇花

悄然正开放!

不同之处显而易见。坦尼森对花的态度是想要占有它。他把这朵花连根拔起。他对花的兴趣所导致的后果是他扼杀了这朵花。虽然他的理性还在奢谈什么这朵花可能会帮助他理解上帝和人的本质。在这首诗中，诗人就像是西方的科学家一样，为了寻找真理不惜分解生命。

芭蕉对花所做出的反应完全不同。他不想去摘取它，甚至连动它一下都没有。为了“看”这朵花他只不过是“细细望”。

铃木说：“芭蕉可能是走在一条土路上，发现了在远处的灌木丛中隐隐约约有一个什么东西，他走近仔细一看，原来是一朵野花，一朵通常不为过路人注意的普普通通的野花。诗中所描述的只是一个简单的事实，没有表达出什么特别的诗情。但是，全诗的最后两个音节是以日语中的‘kana’结尾的，这也许表达了诗人的情感。在日语中，这个小品词往往是与一个名词、形容词或副词连用，用来表示某种惊羡、赞美、痛苦或者快乐的情感。在翻译中用一个惊叹号来表示这层意思是相当贴切的。在这部俳句作品中，全句就是以惊叹号来结尾的。”

坦尼森为了理解人和自然界一定要占有这朵花，他占有了它也毁灭了它。而芭蕉却只想观看这朵花，而且不仅仅是看，他想与其成为一体，让它去生长(关山译，1988, 第20-22页)。

歌德的一首题材相似的诗体现了与坦尼森和芭蕉的不同：

我在树林里

茫然漫游，

我的思路里

无所寻求，

我看到荫处

小花一朵，

好像是明星

又像明眸。

我想采下它，

它婉言道：

难道采下我，

让我枯掉?

我于是把它

连根掘起，

带回家中去，

放在园里。

拣了个幽处，

把它种下；

它长出新枝，

继续开花。 (歌德著，钱春绮译，1982, 第34-35页)

歌德没有什么目的地去散步，一朵小花却引起了他的注意。和坦尼森一样，他内心里也产生了想要去摘取这朵花的念头。与坦尼森不同的是，歌德意识到这样做就意味着它的死亡。在他看来，这朵花是如此活泼可爱，以致于它竟开口与诗人说话而且还警告他。歌德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与坦尼森和芭蕉都不一样，他把这朵花挖出来移植到花园里去了，以便让它继续生长。从某种程度上讲，歌德介于坦尼森和芭蕉之间，但是在关键时刻他对生命的爱比纯粹的求知好奇心更强烈。这首美好的诗篇充分体现了歌德对待研究自然界问题的基本态度。

坦尼森与花的关系是以重占有或者说占有欲望为特征的。这种占有不仅仅是对物的占有，而且包括对知识的占有。芭蕉和歌德与花的关系是以重存在为主要特征的。所谓存在(being)是指一种生存方式，选择这种生存方式的人不占有什么，也不希求去占有什么，他心中充满欢乐，主动地去发挥自己的能力并与世界融为一体。歌德是生命的热情的守护者，他反对一切肢解人或把人机械化的行为。在许多作品中，他都反对占有而坚决站在存在的一边。在《浮士德》中，他对占有与存在这两种生存方式之间的冲突进行了戏剧性的描绘。魔鬼靡非斯特，就是占有这种生存方式的化身。

就其精神而言，一个以人为中心的社会与一个以物为中心的社会之间的区别，就是存在与占有这两种生存方式之间的区别。占有取向是西方工业社会的人的特征。在这个社会里，生活的中心就是对金钱、权力和荣誉的追求。在一些异化程度较低的社会里，比如说中世纪社会、祖尼印第安人社会以及尚未被今天的“进步”思想所传染的一些非洲部落，他们都有自己的芭蕉式的诗人，也许工业化了的日本已有了自己的坦尼森。

在这里，弗洛姆又一次用过去的、落后的社会模式批判现在的社会，并表现出他对前工业社会的理想化的倾向。

弗洛姆明确指出：一、占有与存在是两种基本的生存方式，是对于世界及自我所采取的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也是两种不同的性格结构，而性格结构决定着一个人的思想、情感和行动。二、在重占有的生存方式中，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据为己有和占有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我”要把所有的人和物，包括自己都变成“我”的占有物。三、在重存在这种生存方式中，要区分存在的两种形式。一种是指占有的对立面，它意味着生产性、意味着人与世界的一种真实的关系；另一种是指现象或外表的对立面，即与有欺骗性的现象或外表相反，强调一个人的本质及现实性。

崇尚生命的伟大哲人，其世界观都是以占有还是存在这一选择为核心的。佛说，谁想要达到人的发展的最高阶段，就不会去追求占有。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失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 埃克哈特教士说，不要占有什么，要使自己变得开放和“空”，不要因自我而阻碍了自身的发展，这些都是获得力量和精神财富的先决条件。马克思说，奢侈如同贫穷一样都是罪恶，我们的目的必须是充分地去存在而不是去占有(关山译，1988, 第19-20页)。重占有与重存在这两种生存方式的区别以及死之爱与生之爱这两种不同形式的爱是人类生存的至为关键的问题。重占有与重存在是人对生活的两种根本不同的体验，它决定着个人的性格结构。

重占有的生存方式在现代社会中是占主导地位的生存方式，但并不是唯一的生存方式。在青年一代的身上，存在着与这种生存方式相对立的一种倾向。他们的消费习惯不是那种重占有的方式，而是真正乐于从事某种活动，他们并不期待着获得某种“永久性的东西”。这些年轻人不畏路途艰难和遥远去听一场音乐会，看他们想看的景观或见他们想见的人。至于他们的目标是否真的像他们所认为的那样有价值，姑且不论。尽管他们有时态度不够严肃，缺乏充分的准备或不能集中精力，但他们勇于为存在去行动，而不问能够从中获得什么或自己还剩下什么。他们似乎比老一代人更为正直。他们的哲学和政治信念可能还比较幼稚，但他们不愿装饰自我而使自己成为市场上的畅销货。他们不是通过有意或无意的谎言来保全自己的面子。比他们年纪稍大的人也往往受到他们的感染，他们佩服年轻人能够诚实地正视真理和表达真理。这些年轻人属于形形色色的政治和宗教团体，其中许多人并不信奉一定的意识形态和教条。正像他们自己所说的那样，他们只是在“寻求”。他们可能尚未找到自己的路，也没有一个目标可以给他们的生活实践指明方向，但是他们努力使自己成为自己而不去追求财产和消费。

从以上文字我们可以看出弗洛姆对西方青年的反传统、反主流文化的支持。从中也可以看出他对学生运动的同情。他不无惋惜地说，自60年代末期以来，这样的年轻人明显减少了。似乎60年代末的学生曾经使他兴奋，但随后他又很有些失望。然而，弗洛姆并不是学生运动的直接的精神领袖，与马尔库塞等人相比，他与学生运动的联系相对间接一些，因为他对那些造反运动也有一些批评。他说，这些年轻人只知道摆脱束缚而获得自由，但不清楚自由的目的。他们造反，却没有一个可以指导他们行动的目标，他们唯一的愿望是摆脱一切限制。他们的口号是：只有新的才是好的。对于传统和先哲的思想，他们抱有一种近似于恐怖症式的反感。他们怀着一种天真的自恋心理，以为自己能够发现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从根本上说，他们的理想是：重新成为小孩。像马尔库塞那样的著作家们则提供了受他们欢迎的思想武器：回到孩提时代，不要成熟，这就是社会主义和革命的最终目的。只要他们还年轻，只要那种精神上的快感尚在，他们就是幸福的。他们不仅没有找到一种坚实的信念，而且变得以自我为中心。终于，他们对一切都不满，或者对一切都漠不关心，或者成为不幸的以毁灭为快的人。

尽管如此，当代社会中确实有些年轻人(包括一些年龄较大的人)真正想要放弃重占有的生存方式而采取重存在的生存方式。相当多的个人和团体是在向这个方向前进的，他们超越了大多数人所具有的占有取向而代表着一种崭新的取向。少数人代表历史发展的方向，这在历史上是常见的。人们普遍地放弃重占有的观念，从而树立起重存在的观念，是有希望实现的。之所以说这种希望是现实的，是因为在有利于这一新取向发展的因素中，有一些具有历史意义的变革，是不可逆转的。这就是：统治妇女的父权制度开始瓦解；父母对子女的控制有所放松，代之以民主的、朋友式的亲子关系；性压抑被突破了……妇女的革命、子女的革命和性革命，虽然这些革命远没有完成，但他们所提出的要求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陈旧的意识形态日益显得荒唐可笑。

重存在的生存方式的先决条件是：独立、自由和具有批判性的理性。其重要特征就是积极主动地去生活。这种主动性指的不是那种外在的、身体的活动，不是忙忙碌碌，而是内在的活动，是创造性地发挥人的潜能。活动意味着去展现他的愿望、他的才能和丰富的天赋，这些天赋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具备。这就是说，要自我更新，要成长，要饱满涌流，要爱，超越孤立的自我的桎梏，有兴趣，去倾听，去贡献。

但要具体描述重存在的生存方式是困难的。占有涉及到的是物，而物是具体的、可以描述的。存在指的是体验，原则上讲体验是无法描述的。当我们把一种体验完全转变为思想和语言的时候，这种体验就烟消云散了。存在难以用语言描述，只能通过共同的经历彼此才能沟通。在重占有的生存方式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僵死的词句；在重存在的生存方式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生动的体验。

因此，要揭示重存在的生存方式的本质，先从否定的意义上，即“重存在的生存方式不是什么”的意义去表述也许更为容易些：这种生存方式不是以占有为价值取向的生活方式，不是通过依附于我们所拥有的物品，不是通过占有和固守我们的自我和财产来寻找安全。为了能够这样去生存，必须放弃自我中心和自私自利的思想。但是，放弃这种重占有的价值取向对大多数人来说是困难的。他们很害怕这样做，因为这样一来，他们会觉得一点儿安全感都没有了，好象被丢进大海里而不会游泳一样。他们没有认识到，只有扔掉了财富的拐杖之后，才会真正地运用自己的能力靠自己的力量去行走。人们总认为，没有财产的支柱便寸步难行并遭到毁灭，障碍他们前进的正是这种错误认识。

重存在的生存方式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活动(activity)。但这里所说的活动与通常意义上的含义是不同的，后者往往是指运用一定的能量而取得明显效果的行为，如耕地的农民、流水生产线旁的工人、劝说顾客买东西的推销员、整理文件的办公室职员等等，都被看成是在活动。这种活动是指行为而不是指以某种方式活动着的人。对于活动着的人而言，他可能是象奴隶那样受到外在强力的逼迫、或内心的恐惧，也可能是对所从事的工作感兴趣、能够从工作中得到满足。这两种人的活动是完全不同的。

为了明确活动的概念，弗洛姆进而将活动区分为异化的活动和生产性的活动。异化的活动是单纯的忙碌(busyness),我没有体验到我是自己行为的主体，我体验到的只是行为的结果，某种与我相脱离、超乎于我之上或与我相对立的“彼岸”的东西。从根本上讲，行动的不是我，而是内在的或外在的力量通过我来行动。在心理病理学领域，异化活动的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强迫症。具有这种症状的病人总是在内心的压力下反复去做违反自己意志的事，比如重复洗手、反复检查门是否锁好等等。表面上看，他是在主动地活动着，但他是在受一种自己没有意识到的内在力量的驱使。

在生产性活动中，我体验到自己是自己活动的主体。这种活动是一个创造、生产的过程，我与我的产品之间始终保持着内在的联系。我的活动是我的力量和能力的表现，我、我的活动和我的活动结果结为一体。

如前文所述，生产性主要不是指造就某种新的、独特的东西，它不仅仅指科学家和艺术家的创造性(creativity),它主要是指一种生存方式和人生态度。生产性主要不是指我的活动产品，而是我的活动特质。一个人为一棵树的形态所吸引而流连徘徊，或者读到一本书而受到感动，那么他的这一过程即使什么也没有“创造”，他也是生产性的。一个具有生产性的人可以赋予他所接触到的一切以生命，他赋予自己的能力以生命，也赋予别的人和物以生命。

每个人都有占有和存在两种倾向，但不同的人占主导地位的倾向可能不同。占有倾向占主导地位是建立在私有财产和占有欲之上的社会中的人的特征，特别是西方工业社会中人的特征。在这个社会里，生活的中心就是对金钱、权力、荣誉的无止境的追求。而重存在的倾向则是健康的性格倾向的综合，是对生命的肯定，对生产性的存在方式的追求。

（选自郭永玉著《孤立无援的现代人》，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99－206页。）

参考文献链接：http://www.personpsy.org/Info/Index/145?pageIndex=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