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教授素以中国现代史(1919-1949年)的研究著称。他有关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革命关系史和中国现代对外关系史、国共关系史、国民党史、中国现代思想史的著述，赢得了学界内外广泛关注和佳评。近些年来，他转向了中国当代史的研究。事实上，1990年代开始，他已经相当深入地研究了1949年以后的中苏关系、中美关系问题，那本脍炙人口的《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便是明证。如果说当代外交问题还是他以往研究对外关系史的延伸的话，那么，2004年《上海镇反运动的历史考察》一文的发表，则是他的研究由当代外交史扩展到当代政治史的标志。2009年，杨奎松教授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当代史专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以下简称《建国史》)。就像他的其他著作一样，《建国史》再次引起学术界和读书界的关注和好评，在一些媒体的图书排行榜上位居前列。
《建国史》分政治、外交两卷，是近些年杨奎松教授发表的当代史研究作品集成。这些作品首先给人的深刻印象，是他的当代史研究一如现代史研究，仍然以丰富的多层档案文献为史料基础，对历史作实证分析。所谓“多层”，即既有高层档案，也有地方档案乃至底层民间档案。在利用档案方面，1980年代他的现代史研究著述已经凸显档案丰富之特点。如今利用多边、多层档案进行研究，渐成当代史研究的趋势，杨奎松教授可说领风气之先。
杨奎松教授的建国史研究，给人印象更深刻的是他的作品里渗透的学术理念。以往的当代史或国史研究，大多是对某种政治结论的阐释和论证，沿袭主流叙史的套路，鲜少学者应有的独立立场和见解。杨奎松教授与之相反，其研究完全是学者站在独立立场做出的判断和分析。与司空见惯的宏大叙事不同，他的研究绝不从概念和结论出发，而从问题出发，透出鲜明的问题意识。《建国史》诸篇讨论的主要是1950年代的若干问题。1950年代向来被描述成“凯歌高奏”，土改、镇反、“三反”“五反”等政治运动也被称作是“成功实践”。实际上，这个时期新政权通过强力手段，大规模全方位对社会实施改造，建立和巩固了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架构，遗留了许多问题。以政治高压和强力手段推进的土改、镇反、“三反”“五反”，采用运动式、“一刀切”、“划比例”的政策，滥打滥杀，造成大量冤案和错案，给公民和社会带来极大伤害。举其一例，朱自清的儿子朱迈先早年追随中共，抗战时期受中共指派集体参加国民党军队，国共内战时期又成功策动桂北国民党军队起义，竟在镇反中被定为“历史反革命”而罹获死刑。类似的例子，透过杨著可知不在少数。分析其原因，杨奎松教授指出有意识形态、政治斗争传统模式和现实策略考虑的多重缘故。这种对历史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完全超越了那种将历史解释成线性演进、单一发展的窠臼，揭示出历史的复杂性。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杨奎松教授对看似边缘实则核心的问题的关注。他关于建国初期干部任用政策和关于干部收入分配制度的考察，都是学界首次研究相关主题的作品，在以往的当代史研究中几乎完全被忽略。其实干部问题是共产党建政伊始即面临的难题之一。从穷乡僻壤进入通都大邑，从分散割据乡村到掌控整个大陆，新政权迫切需要大批干部，但又要时刻提防各路“诸侯”的“山头主义”，更要戒备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地下干部。高层的策略是派出大批老区干部南下，作为新占领区干部的主体。这个策略的直接后果，是本地干部特别是地下干部的边缘化。地下干部的文化素质一般高于南下干部，而且熟悉城市生活，其自身经历、行事风格乃至生活方式与根据地干部有明显差异，因而与南下干部或多或少有些隔阂。以“阶级斗争”视角观察，地下干部长期生活在国统区，与旧政权有说不清、道不明的瓜葛，而且不少人家庭出身地主、富农、私营工商业者、高级职员甚至官僚，很难信任，于是便有了对地下干部“控制使用”、“逐步淘汰”的政策。这种政策导致了南下干部与本地干部的矛盾，两者的矛盾又在许多地方引发了所谓“反地方主义”斗争。从他的研究中，我们看到了那个挥之不去的“阶级斗争”逻辑。关于干部收入分配制度的研究，更是让人们看到了被称为“平等”、“公正”典范的1950年代的另一个面向。习惯于战争年代的供给制和“军事共产主义”生活的共产党人，执掌政权之后面临一种观念与现实之间的尴尬：奉行平均主义原则，却因为要效仿苏联社会主义，放弃供给制，实行等级工资制。恐怕人们从来不曾想到，即使实行供给制时期，干部之间(遑论干部与战士之间)已经出现分配等级；实行工资制之后，干部工资等级差距更大，最悬殊的1955年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竟然相差31.11倍，而高级干部所享受的各种非工资形式的物质待遇同样隐伏着差异。就这一研究而言，其意义远不只是修正了人们由来已久的印象，更从学理上说明，当代史的研究从某种角度说，很难有核心问题与非核心问题之分，以往被视为边缘的问题，可能正是应当着力关注和研究的对象。
史学领域里，大概数中国当代史研究起步最晚，受制因素也最多。由于历史本身错综复杂，加之政治干预，许多重大史实和基本问题至今云山雾罩、扑朔迷离；而以往的研究大多简单化、概念化，许多重大史实或遭曲解或被屏蔽。因此，当代史研究的首要任务，是还原基本史实、重建当代史知识，而不是建构体系，更不是充当某种结论的注脚。这或许是杨奎松教授的建国史研究给人们提供的最大启示。
来源: 《南方都市报》2010年1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