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苏联模式和“中国模式”均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但将它们历史地联系起来研究，考察二者关系的成果并不多见。黄宗良教授在新著《从苏联模式到中国道路》一书中提出了“八重八轻”是苏联模式的特征、“三个垄断”是苏联模式的主要弊端、官僚特权阶层问题是苏联模式的要害；“中国模式”与苏联模式的区别与联系是“一个主义、两种模式”；妥善地处理好“发改稳、党民法、马中西”三个三者关系在解决中国模式面临的矛盾中的作用；发展中国模式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破产、新自由主义碰到危机的情况下，人类文明发展为中国人提出的新任务等若干重要见解，值得关注。
【关 键 词】苏联模式/中国模式/中国道路/黄宗良
苏联模式和“中国模式”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尤其是近些年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中国模式”备受国内外学术界的瞩目。尽管如此，将苏联模式与“中国模式”联系起来研究，考察二者的关联性和异同的成果并不多见，因为时下人们热衷的是将它与正在主导世界的“新自由主义”模式来比较，而不去历史地考察它与似乎已经过时的苏联模式的关系。实际上，稍微了解中国近现代史的人都不会否认“中国模式”是脱胎于苏联模式的。“中国模式”之所以成功，最重要的不在于它与“新自由主义”模式有什么不同，而在于它在哪些方面扬弃了苏联模式。最近，黄宗良教授在他的新著《从苏联模式到中国道路》中就相关问题提出了一些个人见解，值得关注。
一、“八重八轻”是苏联模式的特征、“三个垄断”是苏联模式的主要弊端、官僚特权阶层问题是苏联模式的要害
黄宗良教授将苏联模式的弊端概括为“八重八轻”和“三个垄断”。“八重八轻”是他对苏联模式的发展观念和发展道路的概括，即重政治轻经济、重工轻农、重重工轻轻工、重计划轻市场、重速度轻效益、重军工轻民用、重积累轻消费、重国家利益轻个人利益。“三个垄断”是久加诺夫的概括，指的是：第一，政治权力垄断，整个国家的权力垄断到一党手里，而党内民主和监督的缺失又导致党内权力集中到领袖个人手中；第二，经济垄断，通过指令性的计划经济来垄断整个的国民经济；第三，意识形态垄断，垄断了思想，搞禁锢主义。“八重八轻”、“三个垄断”虽只八个字，却全面而扼要地概括出了苏联模式最主要的特征和弊病。①
在此基础上，黄宗良教授并没有避开苏联模式研究中的最敏感问题——苏共党内官僚特权阶层问题。对于苏共党内是否存在一个官僚特权阶层的话题，自托洛茨基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提出后，许多苏联模式的批判者都曾涉及，甚至有学者围绕着苏共党内是存在一个“官僚特权阶层”还是一个“官僚阶级”发生过争论，中国也有人在“文革”时期提出过苏联东欧国家是否存在一个“官僚资产阶级”的问题，但时至今日这在中国仍是一个敏感话题。黄宗良教授是国内较早、较深刻地研究苏共党内官僚特权阶层问题的学者。他的核心观点是：“官僚特权阶层的存在必然使社会主义发生变质；苏联官僚特权阶层是苏联发生剧变的决定性社会力量。”
关于官僚特权阶层的弊害，黄宗良教授将其概括为排他性、虚伪性、保守性、垄断性、贪婪性和颠覆性，认为官僚特权阶层与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相比，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共产党没有任何与整个阶级不同的特殊利益的原则，常常打着为“国家”、“民族”和“全民”的利益服务的旗号，自觉不自觉地以维护官僚统治集团的利益和特权为行为的重要标准。它通过普遍的自上而下的委任制度使民主选举流于形式，垄断着党、政、军、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权力，建立了历史上任何统治集团无法比拟的对全国从上到下的严密的统治网，早已由名义的“社会的公仆”变成“社会的主人”，从社会地位、生活方式、价值观、人生观等方面同广大人民群众格格不入；而当苏联模式难以维持时，官僚特权阶层中的一部分人会“乘社会转轨之机放手利用权力肆无忌惮地掠夺和侵吞国家和社会财富，形成新俄罗斯人这个新的权贵阶层，革除旧体制的弊端变成了整个地抛弃社会主义制度”。②
关于官僚特权阶层的产生原因，黄宗良教授认为，它是产生于苏联模式的种种弊端之上的，是由苏联模式其他弊端的“合力”所致。具体说，政治上，苏共对权力的垄断和控制是形成和维护官僚特权阶层的根本前提。苏联式的一党制使党权高于一切、决定一切，从而使一些官员有可能滥用权力谋取权势集团的利益。经济上，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下的劳动者同生产资料仍处于分离的状态，而由于指令性计划经济下的决策权集中在管理者阶层手中，管理者阶层通过合法的和非法的手段占有、侵吞和挥霍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因而演变成了“官有制”。思想上，苏共以个人崇拜为特征的对意识形态的严密的全面的控制使苏联管理者阶层失去舆论的监督。在维护党的威信、领导人的形象、社会主义的利益的旗号下，把宣传舆论工具导向维护少数人的特权，掩盖其损伤、背离社会主义的真相。③
正是由于上述弊病，在苏联模式下通过国家和政党的强力来推动现代化的做法尽管在其初期显示出了优越性，但由于官僚特权阶层的全面垄断，导致普通人难以分享现代化的成果，加之官僚体制的日渐僵化所带来的效率低下，苏联模式做的蛋糕越来越小，且越来越被官僚特权阶层占有。以至于人民越来越反感苏联模式，而官僚特权阶层中一部分人乘机摆脱了苏联体制对他们的唯一束缚——在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下，尽管官僚特权阶层能够通过权力垄断来占有和享有生产和生活资料，却无法将其变成私有财产留给下一代，而且官位是不能世袭的——成为新社会的寡头。
二、“中国模式”与苏联模式是“一个主义、两种模式”的关系
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苏联模式曾经被当做是社会主义的唯一样板，受到万般膜拜。新中国成立后也曾经在“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的口号下，移植了苏联模式。最终的结果是，苏联模式在苏联东欧国家以失败告终了，而脱胎于苏联模式的“中国模式”却在21世纪显示出了巨大的生命力。“中国奇迹”原因何在？在黄宗良教授看来，“中国模式”的成功就在于通过革命从各方面逐步消除苏联模式的弊病，而保留了苏联模式中符合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的成分。
早在2003年，黄宗良教授就用“一个主义、两种模式”来点明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苏联模式与“中国模式”的联系和区别。他认为，“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两个不同阶段，在他们的理论指导下产生的是两种不同的社会主义模式”，而“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毛泽东领导时期的中国的社会主义模式，总体上说是搬用了苏联模式”。④
黄宗良教授把“中国模式”对于苏联模式的超越总结为以下方面：在政治上，不搞苏联式的一党制以及名义上的联邦制实际上的单一制，而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国家结构单一制和民族区域自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及新时期出现的基层自治制度。经济上，中国模式放弃了斯大林的通过“残酷的阶级斗争”强化无产阶级专政来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做法，摆正了社会主义建设中政治和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的关系；改变了单一的公有制，转向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将指令性的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外关系上，摒弃了“一国社会主义”、“两个平行市场”的理论，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和平发展的道路，永远不称霸，不做超级大国，不把自己的社会制度、社会发展道路、意识形态强加于人。文化上，从苏联模式的以个人崇拜为主要特征、以书报检查制度为主要手段的文化一元主义、思想垄断主义转向倡导主旋律、提倡多样性，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以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为根基来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⑤
与此同时，中国并没有如剧变后的俄罗斯和东欧国家那样，全盘接受西方那一套社会发展模式。政治上，中国没有采用多党制和三权分立制；经济上，中国没有实行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没有实行全面私有化，强调市场的决定作用，但不搞“市场万能”，重视“看得见的手”的宏观调控作用；实行的是渐进改革，等等。总而言之，中国模式的优势就在于保留了一个强大的政党和强有力的国家政权在推动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时下很多人认为，政府应该越小越好，中国改革就是应该朝着这个方向进行。果真如此吗？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如何保持独立、继而赶超发达国家是所有落后国家仁人志士的梦想，尽管学术界发明了“后发优势”、“比较优势”等概念来提振人心，但很遗憾的是，照搬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模式的落后国家基本没有成功的先例，绝大多数国家进一步沦为了资本主义的附庸。“依附论”、“核心—边缘”理论也因此产生。在后发国家中有两个例外，一个是苏联，一个是中国，二者都拒绝盲目“追随”西方模式。然而，苏联模式由于执政党官僚化而最终失败了，中国模式正在探索和完善之中。摆在中国面前的难题是，既要保证国家和执政党的强大权力，又要避免因国家权力、政党权力失去约束带来的弊害，把遏制官僚特权阶层的形成作为党政建设的首要任务。时下，吴敬琏等学者奋力疾呼要让中国的改革避免陷入权贵资本主义的风险，归根到底仍旧是这个话题。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提出“绝不允许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壮士断腕、刮骨疗毒”的原因。
三、解决中国模式面临矛盾的关键在于妥善处理好“发改稳、党民法、马中西”三个三者关系
正是怀着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高度责任感，黄宗良教授不仅深刻地剖析了“中国模式”面临的问题，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问题的若干想法。
在黄宗良教授看来，“中国模式”当前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其中也存在许多问题。而中国正处在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国现代化的征程能否持续，概括来说要依赖于正确地认识和理解以及妥善地处理好“发改稳(发展、改革、稳定)、党民法(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马中西(马克思主义、中国国情和传统文化、西方先进思想文化)”三个三者关系，⑥因为任何一场成功的、伟大的改革必然是建立在多数人享受改革成果、继而支持改革的基础上的。邓小平早说过：“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如果中国模式发展到最后，像苏联那样只是让占人口极少数的一个官僚特权阶层受益，那么改革就将是失败的。
三个三者关系中，最根本的还是政治关系，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如何建立一个高效而廉洁的政府的问题。只有“政通人和”，中国发展才会长兴不衰。用《从苏联模式到中国道路》一书中的“锻造廉洁政府”这个标题来概括中国模式的改革道路首要任务是非常恰当的，只有政府廉洁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只有有效率的政府才能造福人民。阿克顿有句名言，“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但是管得越少的政府越好吗？有所作为的政府就必然是腐败的吗？廉洁的政府必然是无所作为的吗？时至今日，中国的反腐败斗争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但是除此之外，是否更应该进行制度上的设计？作为被世界公认的反腐利器“财产申报和公开”制度在中国该怎么使用？这些问题都是黄宗良教授长期以来思考的，而最终结果就是书中若干发人深省的观点。例如：
——1998年即提出中国社会已出现了“权力腐败”，其重要原因是权力缺乏制约和监督，因此建立和健全权力制约机制应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中心和关键。用现在的眼光看，这种观点并不新鲜，但在当时确实也需要一点勇气，因为那时中国很权威的政法专家公开警告说权力制约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表现。
——我们这种国家要准备长期“带癌存活”，既不必谈癌色变，也不能讳疾忌医或掉以轻心，必须进行长期、坚持不懈的斗争。毛泽东和后来党的领导人一再提出要警惕、不允许出现的既得利益集团，也是使苏共丧权亡党的官僚特权阶层，就是这种恶性肿瘤。
——官员财产公示是绕不开的治腐的最有效途径。根据外刊2009年的一次党建座谈会上报道，在官员财产公开问题上，97％的官员持反对态度而90％的网民赞成的现象发人深省。针对这一现象，黄宗良教授提出要从这两个90％的问题展开党建思路的论点，同时提出既要坚决又要讲政策策略的问题。没有对百年来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系统把握和深刻了解，是提不出这样的观点的。
——提出中国政治体制的模式应该是“适度的集权+有序的民主”，而且中国政治模式的转型应该是渐进的过程。黄宗良教授对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民主方向从不动摇。他不同意“权威主义”的主张；又清醒看到中央必须有权威，必须要有适度的集权。他提出不能像当年不少共产党那样，放弃民主集中制。
——党性和人民性是统一的。没有党的正确领导，群众只能进行自发性的活动；党的正确性又是建立在人民性之上的，离开人民性的“党性”、“先进性”实际上是宗派主义的派性。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不少错误常常是民众以“自发”的行动首先起来抵制和纠正的。因此，社会主义政党必须把群众路线看做是党的生命线。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成也在此，败也在此。
四、发展中国模式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破产，新自由主义碰到危机，人类文明发展为中国人提出了新任务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将向何处去备受世人瞩目。歌颂“中国模式”的人很多，而唱衰“中国模式”的人也很多；希望中国越来越强大的人很多，而大谈中国“威胁论”的人也很多。到底该如何看待“中国模式”的世界意义呢？
黄宗良教授是以十分自信的心态，从动态和比较的角度去看“中国模式”的。
首先，“中国模式”是一种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模式。它充分证明了社会主义尽管经受了苏东剧变的曲折，但仍旧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人类历史的发展并没有像福山等人所说的那样走向终结，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并不是人类社会的终点。同时，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制度都应该是常新的，应该是符合各国国情的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不同的时期、不同国度的社会主义者尝试着给出过不同的答案。但是，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始终存在一种倾向、也是造成最大负面影响的倾向，即教条式地从书本中的条条框框去理解社会主义，并且把这种“社会主义”当做是唯一的社会主义模式而强加给他人。结果，自己出了问题也害了别人。如今，“中国模式”尽管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这当然不是说，我们可以宣布‘最后的胜利’，也不是说，我们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⑦。要知道，每个国家的历史传统、发展程度不是也不可能是一样的，因此，各个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理念的方式也不可能一样。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看法要宽泛一些。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把现代国家为了消除社会中不平等、不人道的现象所做的很多努力看成是社会主义的因素，而不是机械地拿一些条条框框尤其是从苏联模式继承下来的条条框框来对照，把很多美好制度的创设权拱手让给资本主义，贴上资本主义的标签加以拒绝。“中国模式”未来的成功关键就在于自我革新。“中国模式”应该是开放的，而不是僵化的。“中国模式”的优越性正是在于它敢于大胆地、积极地去学习和采纳其他发展模式的有益成分，为我所用；在于它敢于试错。拒绝“试错”而夜郎自大，最终结果必然是失败。苏联模式的失败、欧洲模式的衰落，无一不与模式僵化有关。
其次，“中国模式”是不同于西方发展模式的一条道路，尤其是对于后发国家来说，“中国模式”提供了很多可以借鉴的经验。尽管在新自由主义思潮主导世界的背景下，“华盛顿共识”被盲目地吹捧为后发国家应该遵循的“金科玉律”，但是拉美、东欧和俄罗斯的经验表明，“华盛顿共识”常常失灵。“中国奇迹”的出现恰恰在于没有陷入“华盛顿共识”的陷阱，在于它植根的是中国历史土壤和现状，在于它的中国基因。正如黄宗良教授在书中写道的：“中国的道路、‘中国模式’的产生绝非偶然，它不仅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170年、中国共产党建立以来90多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60多年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的结果，也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为中国对人类作出更大贡献提供的历史机遇和提出的历史任务。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失败了，西方新自由主义危机迭起，人类社会的发展往何处去？中国共产党人有条件交出我们较好的答卷。”⑧
黄宗良教授关于苏联模式与“中国模式”的关系还有很多其他精彩的论述和真知灼见，在此不一一赘述，因为角度不同、知识背景不同等都会引发人们的不同解读，但最重要的是，他提出的“中国模式”与苏联模式的关系命题是需要人们去注意和认真研究的。简单否定“中国模式”与苏联模式的历史联系是历史虚无主义，看不到“中国模式”对苏联模式的超越和“中国模式”存在的问题则是唯心主义在作怪，而主张全盘西化、全面否定“中国模式”是另一种乌托邦主义。如果全盘西化能够解决问题，那么留给中国知识分子的任务就简单了!“中国模式”的成功需要的是集合众力在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来探讨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所谓“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是中国模式发展的必然道路，也是黄宗良教授倡导的理论工作者为学的道路，更是我们年轻一代应该继承的精神。用黄宗良教授的一句话说就是，知识分子要学会“自用其才”。
注释：
①③④⑤⑦⑧黄宗良《从苏联模式到中国道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94-395页，第142页，第26页，第37-38页，第388页，第388页。
②黄宗良《从苏联模式到中国道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43页；黄宗良《官僚特权阶层问题与社会主义的命运》，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02年第1期。
⑥黄宗良《从苏联模式到中国道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序言第6页；黄宗良、项佐涛《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三组关系——中国共产党领导改革开放的重要经验》，载于《新视野》2014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