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9日-12日，对中国未来5年乃至10年至关重要的一次会议--十八届三中全会成功召开。应当说，从本届政府执政以来，民间各界就对此次全会寄予厚望，这其中更是少不了那些关注和思考这个国家走向的知识分子。于是，我们会看到在会议公报和决定相继发出后，（自）媒体上就出现了各种解读的声音和文章。
无疑，全会是一次关于改革的会议，以至于不少人将其同35年那场开启改革开放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相提并论，当然，也正是因为改革是其主调，从筹备到召开，会议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众所周知，在当下中国，民间对改革的态度大抵不过三类，一类从根子上就否定改革，认为邓小平及其继承者主导的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是错的，是“邪路”，正道是回到毛时代，这类人概称“文革派”；一类则认为改革走到今天，已经变质，而且现存的体制问题也不是改革所能解决得了的，宣称“改革无望”、“改革已死”，唯有推倒从来才有未来，是谓“革命派”；还有一类，主张在既有执政集团主导下，自上而下推动改革，认为这在当前仍然是一个最不坏的选择，我将其称之为坚定的“改革派”。
在众多“改革派”中，政治学者吴稼祥的观点可谓色彩鲜明，不论是他对新一届领导班子的看好，还是对中国未来改革的乐观，都颇具争议。对于外界的普遍质疑，吴稼祥会有什么回应？他的“看好”和“乐观”又是基于一个什么样的判断？
“组织化传播”正在侵蚀中国
与很多学者不同的是，吴稼祥在80年代曾以官员身份深度参与了当时的改革设计，并且为此付出了失去多年自由的代价，如若不是因为当年那场政治运动，以他的资历，在执政党内谋一个较高的职务应不成问题。也正是因为有了这层经历，吴观察中国政治的视角独特，他将当下舆论上的不少公共事件和争议视作政治博弈的结果。
他认为，当下的中国缺少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知识分子，很多知识分子都是收贿发言。在这儿，吴所批评的当然不是知识分子一般层面的问题--“为稻粱谋”的犬儒化，他的立论乃是基于当下中国复杂的政治格局。在吴看来，中国的改革进程中一直存在着保守派和改革派两派的博弈，而且保守派的力量异常强大，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们曾一度让两任主张改革的总书记失去政治生命，最后甚至将邓小平逼至“裸奔”境地（指“南巡”）。到了今天，两派的博弈依旧存在，博弈之激烈程度也是不输80年代，而且，借着互联网等新技术，保守派阻挡破坏改革的手段更加丰富隐蔽。
在吴稼祥看来，今天互联网上尤其是微博上的不少公共知识分子都是在进行派系发言，而且“左派”“右派”之中都有。左边以一套守旧僵化的意识形态话语反对改革，右边则用另一套完全背离国情的似是而非的理论抹黑乃至彻底否定改革，最后形成左右夹击改革派的态势，这种企图在舆论上给改革制造麻烦的举措，借由微博等新兴传播媒介，近年在互联网上愈演愈烈。吴认为，不少增加社会暴戾之气的公共事件及其讨论是保守派政治势力蓄意为之，是一种组织化的信息，进行的是组织化传播。抬高那些负面评论，一传十十传百，进而达到全面否定此次三中全会改革指向的目标，“组织化传播”同样渗透到了此次全会。
改革需要执行机构 成立国安委不是集权
在公报特别是决定发布后，有一种质疑声音极具代表性，那就是认为此次改革实质上是一场集权改革，更有甚者，称之为维稳式改革，而在众多改革举措中，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诟病最深。
对于这种质疑，吴稼祥则是很不以为然，他认为，那些批评当前改革是集权改革的人，是既不懂中国政治，又没弄明白理论上的集权本义。在他看来，集权有两类，一类是社会权力被政府吸纳，就是说，社会、经济和文化三中权力完全被政府给收了，另一类则指的是，政府的权力被党吸收，地方的权力被中央吸收。而无论是国家安全委员会，还是全面深化改革小组，都只不过是执行协调机构，现在机构尚未成立，就有人说是在集权，这显得比较滑稽。
另一方面，国安委这样的机构在全世界来讲，应该说是一个通例，为什么民主国家能设立，我们就不能设立，这是显明的双重标准。全面深化改革小组更是如此，在中国的改革进程中，改革机构层级越高，就说明改革的真实度越高，而一旦改革机构没有了，改革也就相应停滞了。此次改革小组的设立，应该来讲是对80年代改革的一种复归，足见新一届执政班子重启改革的决心，吴稼祥这样分析道。国安委也好，改革小组也罢，他们的成立实际上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中国版的“组阁制”，目标只有一个，协调推动中国改革，他继续补充说。
习李是百年难见的改革组合
对于外界对新一届领导班子改革理念和改革能力的质疑，吴稼祥也是给出了有力的回击，他认为，这些质疑以及与之伴随的抹黑完全站不住脚。他认为，习近平和李克强都是一百年来所能遇到的最好的“大大”，他们自身的独特经历及其知识积累，决定了他们是启动新一轮改革的不二人选。
至于当前对媒体和互联网的管控，吴稼祥认为是一种暂时现象，是为了让那些进行“组织化传播”的“大V”有所收敛，是不会持续很长时间的，没必要因为这个原因，而对改革不乐观。而且，看一个人是不是真改革，不能仅仅看他说了什么，更重要的是看他做了些什么，不能因为某一篇讲话就否定一个人的改革特质，因为，在中国，很多时候，真正要做的是不能够拿到台面上说的，说了的也未必就真的会去做，政治家在处理政治事务时不能像普通人那样讲究心口一致，这方面的教训在执政党的改革历史上并不少见。
最后，吴稼祥还说，只要不是收贿式的发言，不管是对改革的期待，还是对改革的焦虑，都是可以理解的，而且这么多人都关注改革，寄望改革，本身就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在一群心怀改革理念，具备改革能力的领导集团带领下，中国未来9年的改变是值得期待的。
作者:袁训会
《财经文摘》2013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