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心灵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竞赛，两股巨大的力量和两个截然相反的对外立场在较量搏杀。其结果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决定中国是否成功地变为有能力和世界其他国家建立真正建设性和持久关系的国家。

一方面，中国的经济革命帮助它成为世界上充满自信的贸易动力，一个更加负责任的全球权力经纪人，甚至是给人安慰的军事存在。另一方面，中国仍然受困于过去屈辱的历史和深藏人们心底的受害者情结，促使它把国内问题的怨气倾泄到国外去。

主要的问题是中国能不能摆脱这个古老心理障碍的拉扯，摆脱长期以来所关注的20世纪不堪回首的软弱，缺乏安全感，和羞辱，让它能够用新的世界观，甚至对过去敌人的全新认识指导其行动。

反日示威是这个综合症的临床表现，中国遭受到的屈辱和伤害让这个伤痛更加强烈。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生活水平的提高，在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得到尊重，人们希望中国人和他们的领导人找到办法超越死者的羁绊。然而，即使“中国奇迹”的光环耀眼于世界，中国人似乎不愿意把受害者情结的阴暗感情抛之脑后。

中国的领导人不愿意采取全新的建立在自己巨大成就之上的国家范式（国家统一，国际贸易强劲，全球影响力不断增强），相反紧紧抓住历史上的受害者范式不放如“东亚病夫”被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列强如日本瓜分。被压迫和被剥削的痛苦记忆萦绕在许多中国人的心头，就像强光熄灭过后很长时间仍然残留的余象一样。

日本人占领中国尤其让中国人尤其感到屈辱和丢人，因为日本人是亚洲强国，而不是西方列强。而且，像中国一样，日本也是信仰儒家思想的社会，19世纪和20世纪的许多中国改革者指责儒家文化阻碍了中国的发展和现代化步伐。

当然，日本确实占领了中国，犯下惨绝人寰的罪行，而且至今没有真诚地赔偿和道歉。然而，中国继续在事件过去60年之后纠缠不休能得到什么好处呢？冒着疏远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和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的风险值得吗？

首先，煽动和鼓励民众对日本的仇恨给中国共产党领袖强大和有利的工具凝聚国内的支持，因而使其统治合法化。同时，示威表明中国作为弱者不可避免遭到欺负，剥削和羞辱的经历的不平等地位。这个心理显示即使中国的城市摩天大楼鳞次栉比，广告牌琳琅满目，五星级酒店闪烁耀眼，中国要真正理解和欣赏自己的成就和地位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确实，中国人被袭击和侮辱时集体愤怒的爆发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1998年美国误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后，以及美国间谍飞机在太平洋上空和中国飞机相撞后，中国领导人都允许如果不是煽动的话，大规模反美示威游行。与此受害者情结相一致，外长李肇星指责日本没有为自己的罪行道歉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好像他不是外交部长而是心理部长似的。

当然，中国受害者心理和要求伤害者赔偿的愿望是值得同情的。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和许多其他国家一样，都有一种两极对立的性格。毛泽东革命的很大部分感情动力来自外国列强对中国欺凌的不平等和屈辱意识，这个革命热情从来没有合适地埋葬掉。正如毛泽东画像从来没有被从天安门城楼上取下来一样。所以他的革命的元素依然存在于中国的机构，思维方式，以及对外交往模式。就像被抑制的基因，时不时就要突然爆发一下。

受害者角色对中国人来说太熟悉了，甚至可能还有点喜欢，因为他提供了一种方式来解释中国的问题。但是它也是危险的，因为它来自中国过去的软弱而不是现在的强大。日本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早就过去了，整个世界都在叩中国的大门。中国最不需要的就是继续陷于历史的泥沼中。

译自：“China’s Victimization Syndrome” by Orville Schell

http://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schell10

译者简介：吴万伟，武汉科技大学外语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