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1930-2019）教授于2019年2月10日去世。消息从波士顿传来时，北京正下着白雪。
麦克法夸尔出身英国贵族家庭。1953年毕业于牛津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1955年，获哈佛大学远东区域研究硕士学位；1981年获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政治学博士学位。他是英国著名中国研究杂志《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创刊主编。1974年至1979年为英国议会下院议员。他的政治立场中间偏左，在撒切尔夫人赢得大选后，即回到学术界。1984年应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11）教授之邀，回到哈佛大学，一直担任那里的教授。其中，1986年至1992年，他两次担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麦克法夸尔著述宏富，其中包括与费正清共同主编的两卷《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这两卷厚书在中国有多种译本，并多次重印。在他的个人著作中，以《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和《毛泽东最后的革命》最为重要。二者相互衔接，实际上构成了完整的毛泽东时代研究，或者用国内的话说，是新中国前三十年的系统研究。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合计三卷，第一卷和第二卷出版于1974年和1983年，第三卷出版于1997年，合起来近1700页，是标准的学术巨著。正如书名所示，作者并不认为 “文革”的起源是单一的，但认为这些起源中，1956年所发生的两件大事最为重要：农业合作化的完成和苏共二十大的召开。“文革”实际上是这两件大事所引起的一系列事件的最终结果。在此主题下，三卷著作对于1956-1966年间大事小事有细密的观察和评论。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部出版时， “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大陆尚不具备研究“文革”的条件。麦克法夸尔教授将“文革”最重要的起源置于1956年，可谓开创性意见。中国改革开放后，处理“文革”历史遗产成为无可回避的现实问题。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经过广泛的讨论和反复斟酌，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一重要文件也视1956年为关键年份，认为此后的十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这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这份文件起草过程中不大可能参考麦克法夸尔教授的书，但这种不约而同以1956年为分界时间表明，麦克法夸尔教授1974年的创见有其深度和洞察力。
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三部曲中，第三卷资料来源最为丰富，学术见解也更为成熟，是最为重要的一卷。这部著作出版不久，即于1999年获美国亚洲研究学会列文森奖（Joseph Levenson Book Prize），汉语学界也公认此书为当代中国研究力作。与第三卷相比，前面的两卷尚未达到理想状态，中共党史专家胡绳先生甚至称之为“臆测颇多”。不过，这两卷书反而在中国广为流传，影响最大。原因是求实出版社和河北人民出版社在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先后推出两种中译本，读者无数。当时中国尚未加入国际版权公约组织，两种译本的中译和出版事先均未征得作者的同意。由于中译本将作者写为“麦克法夸尔”，麦克法夸尔在大陆也就只好是“麦克法夸尔”了。其实，他的中文名字是“马若德”，“若德”对应Rod，“马”则来自 MacFarquhar。与“费正清”一样，这是优雅得体的中文名字。但《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前两卷广泛流传， “麦克法夸尔”的名声要比“马若德”大得多。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三卷英文本出版后，麦克法夸尔教授非常关心中译本何时能够与大陆读者见面。他见到从大陆来的访问者，常常问起这件事。开始听到的回到是某次重要会议之后就会出版，慢慢地这样的话也听不到了。不过，三卷大书的中译本（包括前两卷译本的修订）已经由新世纪出版社于2012年出版。
作为“文革”研究的主要开创者，麦克法夸尔教授1988年春季应哈佛大学校方之邀，开设了名为“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课程（注册号码为“外国文化48”）。在此之前，无论中国还是西方的大学，“文革”虽在课堂上涉及，但只是其他科目内容的一小部分。而麦克法夸尔教授的这门课，标志着“文革”成为通识教育的一项独立内容。这门课程开出后，受到哈佛大学学生极大的欢迎。据当时的教学助理丁学良教授回忆，哈佛大学本科生当时6000多人，要求上这门课的学生即近千人，正式注册修习的学生为830人左右。教学助理队伍即有22人之多。麦克法夸尔教授连续讲授这门课20余年，是哈佛大学校史上的传奇性经典课程。他也因这门课程得到哈佛大学教学方面的最高奖项。受惠于这门课的学生形形色色，其中包括日后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外交官和商业人士。
在哈佛大学课堂上以英文讲授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会遇到形形色色的困难，其中一个困难就是缺乏现成的教科书。于是，麦克法夸尔教授与学生一起，筛选文献，择其要者翻译为英文，印发出来供学生们参考。为了解决教科书的问题，他还放弃了《文化大革命的起源》那样的鸿篇巨著写作计划，与瑞典学者沈迈克（Michael Schoenhals）合作，于2006年完成了《毛泽东最后的革命》(Mao’s Last Revolution)一书。这本书文笔优美，是国际上通行最广的“文革”通史教科书，在短期之内还看不到有别的著作能够代替它。
顾名思义，《毛泽东最后的革命》视“文革”为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革命，这与《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判断一致，也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纂的《毛泽东年谱》中所记载的毛泽东晚年谈话呼应。不过，历史决议和毛泽东晚年谈话只是原则性的判断，《毛泽东最后的革命》则作为一个指导“文革”研究的方法论原则，对此有深入具体的展开。这与党史作品通行的原则同意、具体事实并不深究大为不同。
《毛泽东最后的革命》虽是教科书，但旁征博引，同时也是一部学术著作。其中广泛利用了汉语文献成果，这与另外一位作者沈迈克的贡献分不开。沈曾与麦克法夸尔教授共同主持哈佛大学的“中国文化大革命”课程，对汉语文献有良好的判断力，并能够用中文写作。两位作者通力合作，提高了这部作品的质量。在该书引用的汉语文献中，国防大学王年一（1932-2007）教授的思想贡献最为重要。王先生是我国 “文革”研究的开拓者和世界级权威，他1988年出版的《大动乱的年代》一书现在还在不断重印，是大陆了解“文革”的首要读本。作为同行，麦克法夸尔教授曾邀请王年一教授客座访问哈佛大学。王先生想去而终于未能成行。为准备《大动乱的年代》英文本，王先生按照国际学术规范对全书进行了精心修订补充。《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一书多处引用了他的修订稿。不过，大陆重印《大动乱的年代》时，并没有利用这些修订，大体只是1988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初版本的重印。
在“中国文化大革命”课程之后，麦克法夸尔教授还在哈佛大学开设过“比较革命史”课程。不过，选课的人不多，麦克法夸尔教授意兴阑珊，也就不再开课。虽然不再开课，他还积极参加各种讲座和研讨会，提出各种往往不容易回答的问题。这种活到老、学到老、研究到老的风度令人难忘。他所设计的比较革命史课程虽然没有继续下去，对中国学者来说，可以看作亟待开展的重要研究课题。
麦克法夸尔在担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期间，发起专门项目，帮助初到海外的中国人适应美国的生活。对此，薛龙（Ronald Suleski）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五十年史》（The Fairbank Center for East Asian Research at Harvard University: a Fifty Year History, 1955-2005）一书对此有简明扼要的记载。作者薛龙曾担任费正清中心主任助理，为写作此书大量访问当事人，广泛使用哈佛大学档案，所以这本书虽系个人著作，却有费正清中心“正史”之称。这样来说，麦克法夸尔教授帮助中国人的业绩也是“正史有载”的。曾经访问过哈佛大学的中国学者中，很多曾得到他的教育和帮助，这在中国学人中有口皆碑，不去细说。
麦克法夸尔教授以其不懈的努力革新了世界对一个重要领域的看法，又以其正直、善意和洞察力得到学生、同事和朋友发自内心的尊敬。他的去世令人黯然神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