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什政府已经将它在2004年大选的胜利看作人民授权它把自由市场的政策进一步推向极端。它在发出信号决心取下套在美国工业上的铰链、取消那些限制往水，身体和空气中排放危险品的规定。不过虽然刚刚在国内得到鼓励，布什政府和它的企业伙伴仍然要跨国大西洋看欧洲联盟的总部布鲁塞尔的脸色。美国工业长期以来的通行做法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自从柏林墙的倒塌以来，欧盟一直在稳步地从贸易促进者转变成为老练的有实力来推行自己的政策的地区强权。这样一个转变是在美国的公共雷达监视下进行的。在过去的十年间，欧盟成员国将管理和推行政策的权威移交给布鲁塞尔，这些领域包括环保规定到食品安全，会计标准，电信政策，和公司合并监管等等。结果占美国出口市场最大份额的在欧洲做生意的美国公司很快意识到“老欧洲”正在获得新的世界权力。
就在今年，诸如化工产品，汽车，化妆品等美国生产商已经面临欧盟的规定被迫做出选择：要么按照远比美国标准严格的欧盟标准事先进行毒性筛选测验，要么冒承受欧洲市场损失的风险，而拥有四亿五千万人口的欧盟现在比美国人口还多。在此过程中，欧盟正踏进长期以来被看作神圣不可侵犯的禁区里，在挑战美国单边决策的专横和傲慢并由此给美国公司和消费者带来巨大影响。
前里根政府的商务部官员和《流氓国家：美国单边主义和良好意图的缺失》（Rogue Nation: American Unilateralism and the Failure of Good Intentions）一书的作者克莱德•普罗斯托维茨（Clyde Prestowitz）说“美国人在经历让人震撼的变化，其他选手在制订自己的标准，他们有力量让自己硬起来。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REACH，你会发现的
去年夏天，美国人在忙着应付日益糟糕的伊拉克危机和如火如荼的总统大选时，美国化工行业被欧盟环保署的计划所困扰，要求完成拟订的《关于化学品注册、评估、授权与限制制度（REACH制度）》（REACH--Registration, Evaluation and Authorization of Chemicals）的细节。对5000亿美元的化工领域来说，REACH带来了化学品规定的一场革命---推翻了通行几十年之久的美国制订的标准。
1976年，美国国会通过《有毒物品控制法案》（Toxic Substances Control Act TSCA）要求新研制出的化学品在注册使用前需要经过测试，规定在1979年法律生效时实行。该法案（批评者戏称为有毒物品讨论法案（Toxic Substances Conversation Act）的问题是当今市场上80%的化学品是在1979年以前研制出来的。但是欧洲当时跟从美国的做法，因而该法案成为事实上的全球通用的标准。现在不行了。REACH是第一个努力要获得大约3万种在美国和全球市场上存在的没有经过对人体和环境进行有效的毒性测试的化学药品在环境方面的数据。
这些药品包括一系列毒性很强的事实上由TSCA认可投放市场的物品如工业用溶剂如乙基苯据说能导致神经损害，重金属如镉，一种许多油漆和工业陶瓷中加的成分能够造成肾损害和一系列塑料副产品如“呋喃”是导致阳痿的致癌物质和内分泌中断。很多这类化学品已经在美国人和欧洲人的血液中发现高度集中沉积。在去年六月布达佩斯召开的世界卫生组织会议上，世界野生动物国际披露在欧盟高级官员的血液中有44中危险化学品，包括当时的环境委员会专员（Environment Commissioner）马格特•沃斯特隆（Margot Wallstrom），现在欧盟执行机构欧盟交流委员会（communications for the European Commission）的副主席。
根据REACH起草人之一，现在是欧洲委员会赴美国代表团驻华盛顿的环境顾问罗伯特•当克斯（Robert Donkers）的说法，这个拟订的法案是意识到大量消费者使用的一系列化学品包含的毒性所知甚少的结果。“欧洲有巨大的政治上的焦虑，我们发现消费者使用的产品如小孩尿片和玩具中的软化剂释放出致癌物质。可是消费者和政府部门都没有被告知那些产品或别的产品的化学成分以及它们是怎么造成衰竭损坏的。这种状况需要彻底改革。”
REACH规定，那些被认定含“致癌物质，诱变剂，生殖毒性”的化学品必须在十年内从市场上取消。按照EPA（环保局）自己的标准，就意味着高达1400种的化学物品受到波及。对其他化学品，REACH建立了不同层级的毒性测试---随着数量和风险的增加，测试也变得越来越严格。这种禁止和限制也适用于制成品中的化学品。REACH鼓励研制替代对人类健康产生潜在的或者有无可更改的危害威胁的化学品。新的欧洲化学药品管理局将在赫尔辛基负责这项工作。
REACH的规定表明化学品管理基本哲学的剧变，扔掉了美国人“证明有罪之前是无辜”的假设，代之以举证责任强加给化学品生产商要求他们证明其产品是安全的，也就是所谓的“预防原则”。REACH还额外要求毒性数据必须公开在新机构的网站上刊登出来。这样，原本紧紧控制在化学公司手里的测试结果一下子让全球各地的公众和管理者都能自由地得到。这样一个情景让美国的化学品生产商预感麻烦的来临。
一个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健康保护专业人士联盟“无害健康保护”的执行主任夏洛蒂•布罗迪说“化学工业吓坏了，美国人可不愿意做世界的二等公民。如果欧洲人使用的玩具中的化学品是没有危险的，我们也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在使用包含同样化学成分的玩具。” 有了REACH，欧洲人拔了头筹。化学工业展开了强烈的游说行动,采取和布什政府相平行的政策以便在它成为法律之前让该法案胎死腹中。
元月下旬，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签署著名的侮慢欧洲盟国的说法“老欧洲”。在国务院 “老欧洲”引起人们的恐慌：表达对REACH法案的警告的意见书草稿在雾谷流传。到了三月初，国务院资助化工行业主管访问雅典以游说当时占据欧盟主席席位的希腊人反对REACH。四月29日，国务卿鲍威尔发了一份长达7页的电传给所有欧盟成员国的美国使馆宣称REACH “可能成为贸易和改新的障碍”会造成美国化学品生产商数百亿美元的出口损失。电传说REACH的预防原则是有问题的,击中欧洲和美国对于潜在的环境危害的法规思路的差异的核心。
国务院的语调和末日来临的预测强调REACH 会对大部分出口到欧盟的产品(去年超过1500亿美元)带来消极的影响,反映了化工领域的主要游说机构的意见和美国化工协会对REACH的立场。国务院声称REACH “根本无法实施,将干扰全球贸易，对研制革新产生消极影响。”6月份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泽奥利克（Robert Zoellick）重申递交给位于日内瓦的世界贸易组织技术壁垒委员会仲裁要求。
但是这些主张遭到欧盟的强烈的质疑。十月欧盟在提交给世界贸易组织的反诉中宣称在此后11到15年时间里实施REACH的费用达到35-65亿美元，但是这些费用随着更安全的替代品的出现，就可以被仅仅和健康有关的替代品在未来30年中产生的利润全部抵消—它们估计节省的化学品将达到600亿美元。
罗伯特•泽奥利克（Zoellick）对REACH的反对促成参议员法兰克•洛腾伯格（Frank Lautenberg）和詹姆斯•杰福兹（James Jeffords）要求他提供在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仲裁要求前咨询的人员的细节。他们在10月19日写给泽奥利克的信中说“我们感到担心，你们的报告炮制向世界贸易组织提交的仲裁要求，反映美国工业一小撮利益集团没有事实根据的成本增加顾虑，却根本没有真正考虑这些政策实施可能带来的健康和环保方面的利益。”但是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对此质疑的答复。
据和我谈论的欧盟官员描述，实际上访问长达一周，代表团成员来自美国商务部，美国贸易代表，国务院，和美国化工协会。4月份，当时的环境委员会主席沃斯特隆（Wallstrom）向在弗吉尼亚州夏洛特斯维尔（Charlottesville）开会的欧盟和EPA（美国环保局）官员抱怨说REACH已经成为“巨大兴趣和游说”的对象，但是她坚持说改革现行的体制的“共识”是非常强烈的。游说活动还在继续：10月美国驻欧盟代表和澳大利亚代表发出共同的呼吁要求加拿大，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的驻欧盟代表开会研究在欧盟贸易伙伴间针对REACH 的“协调的范围”策略。欧洲议会的议员被邀请参加美国澳大利亚策划的见面会好让后者能表达对REACH的反对立场---这是美国明显地介入欧盟内部政策辩论的例子。
欧盟的建议以前从来没有招徕这么大的批评声浪。美国化学工业，像美国的其他工业一样越来越明显的发现布鲁塞尔的存在成为必须，他们得学习新的方法对这个管理机构施加影响，该机构有三个商会，25个国家，20种语言，其中竞选造势，施加压力，诱惑的大合唱不是都热情接受的，到了竞选之际，就是不合法的。美国化学工业协会的高级顾问乔•梅希尔说“关于新的议会，新的程序，新的政党，我们要学习的东西很多。”
游说活动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起了反作用。它的最重要影响是造成在欧洲议会对REACH的最终表决从二月推迟到最早要到明年夏秋之交。但是通过看来是不成问题的---几乎有十年在制订和支持REACH在议会已经成为跨越党派界限的共识。欧盟的罗伯特•当克斯说“现在的问题不是会不会通过而是什么时候通过。”议会听证会将在元月19日开始。欧盟现任主席荷兰已经承诺在听证会开始之前，促成部长理事会对REACH讨论的政治协议。
来自布鲁塞尔的政策现在威胁长期以来推行的美国工业的模式这个事实表明跨大西洋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转变。美国化工协会的梅希尔评论说“我们从前是和个别国家打交道，我们关注比如法国，当然在此没有贬义，我们并没有真正注意西班牙在做什么。现在欧盟作为一个有管理权威的整体对我们来说是个新生事物。”
化妆品工业的翻新
每天早晨，全美各地成千上万的妇女平均要使用9种“个人护理”产品。有罐装的，有瓶装的，有娇嫩的刷子等各式各样的美容和护理工具和用品即所谓的化妆品。这些产品的消费者可能认为有人监督厂商确保她们每天与身体亲密接触的产品中不含可能对人体有害的毒性物质。她们可能错了。美国的食品药品管理局(FDA)或者任何别的政府部门并没有监督管理化妆品生产中的成分。1938年的“食品药品化妆品法案”建立了化妆品成分管理的特别宽松模糊的标准。但是今年早些时候，环境工作小组将7400种个人护理用品的成分和疾病控制中心和其他医疗卫生机构确认的有害化学品进行对比，发现几十种不同型号的护肤品，防晒膏，指甲油，睫毛膏等个人护理品含有已知或怀疑可致癌的，发生诱变的，造成内分泌失调的物质。
化妆品行业这种随心所欲缺乏约束的情况将发生改变。欧盟成员国向欧盟理事会提交计划要制订新的指导原则就是所谓的“化妆品法案”即将于2005年的2月生效。该法案要求将欧洲所有化妆品和个人护理品中怀疑能够引起人体危害的成分悉数驱除。该法案的影响已经在世界各地都能感受到。
美国的主要化妆品管理机构就是行业本身的“化妆品盥洗用品及香味用品协会”（Cosmetic, Toiletry and Fragrance Association CTFA）。实际上，只是意味着一年开几次化妆品原料评估会（Cosmetic Ingredient Review board CIR)（主要由大学里的毒性学家组成，由该协会支付报酬）审阅现存的有关成分的资料向该行业提出些建议而已。根本没有要求该协会的成员公司对委员会的安全和健康建议做出回应。
在过去的三年里，化妆品原料评估会（CIR）建议至少19种成分要从个人护理用品中驱除，包括煤焦油，染发剂里和理发师膀胱癌高发率有关，硼砂，有时候也叫硼酸，和睾丸发育问题有关，在为婴儿涂的Desitin 尿片皮疹软膏里就有这东西。CIR建议这些东西不能用在婴儿或受伤的皮肤上。碘丙基丁基氨基甲酸酯，一种在动物测试中的诱变剂，用在南岸防晒霜CIR建议不要用在试图成烟雾状的产品中。乙氧基乙醇乙酸纤维素用在指甲油中，CIR建议用在化妆品中是不安全的。根据环境工作小组的说法，食品药品管理局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要求驱除这些有害物质，或其他大量危险成分。
去年春天，一个由妇女和环境健康的非政府组织“安全化妆品运动” （Safe Cosmetics Campaign）向250家在美国销售个人护理用品的企业发出呼吁要求他们实行欧盟的化妆品指令的健康要求，采取其他行动确保对有毒物质更严格的控制。当然，这个运动收到65家公司的回应有支持有抵制。露华浓（Revlon）雅诗兰黛（Estee Lauder）引用CTFA对欧盟的官方反应回答说：3月25日，CTFA声明化妆品法案“表明欧盟在化妆品成分管理哲学上的一场不必要的改变。”
其他主要的生产商比如（L\'Oreal）, （Liz Claiborne） and （Gillette）回应说他们已经开始重新阐述他们的产品以便符合法案的要求。（the Gap ）和 （Alberto Culver）公司表示如果发现包含欧盟有关健康方面危险成分的话就做出相应的改变。天然产品公司如（艾凡达Aveda）, （Custom Aesthetics）和数不清的小公司声称他们已经符合欧盟的规定。有些最大的公司如联合利华（Unilever）还没有回应，宝洁公司（Procter & Gamble）坚持说它要继续其按市场情况制定产品的政策。但是在秋季安全化妆品运动开始在报纸上刊登广告表明化妆品中可能的身体危害时，露华浓（Revlon）态度转变，表示愿意遵守欧盟严格的新标准。
乳腺癌基金会项目主任詹尼特•奴德曼（Janet Nudelman）说“我们要求公司为它们的化妆品的安全负责。”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公共安全鼓吹者不是向华盛顿而是向布鲁塞尔—欧盟现在是个拥有跨大西洋影响的力量，远比我们自己的FDA严格厉害的机构求助。
汽车的生命
尚•丁格利（Jean Tinguely）是个瑞士雕塑家以华丽的机械创作闻名，拥有呼呼飞转的轮子和齿轮的庞大机器设计好自我毁灭。他的作品在欧洲的艺术院校广泛传播，在美国展出相对少一些，表现出一种刺耳的难以忍受的完美，一个每一个机械装置中的加速器：它的死亡。就像汽车，也许还要稳步发展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但是终究有一天这些齿轮和曲轴就像丁格利（Tinguely）的机器一样自我毁灭。接着会发生什么呢？
每年欧美各国有1500万吨的报废汽车扔在废品场，田地边，郊区汽车路任其生锈危害环境。这些汽车里的许多成分含有毒性成分，包括金属像铅，汞，铬，镉，据说能造成实验动物的神经损害和癌症。座位和方向盘上的塑料从来不会分解。汽车和他们的配件被扔下来侵占田地，沥滤进入土壤毒害地下水。没有任何办法阻止它们。
大西洋那边，欧盟已经实施有点哲学味道的标题的工程“车辆生命终止指令”。从2006年开始，欧盟生产和销售的汽车必须由至少85%的可循环材料制成，到2015年，这个数字要上升到95%。该指令还禁止有毒重金属如镉的使用，要求生产商负责回收生产的车辆。按照欧洲理事会车辆管理负责人（Rosalinde van der Vlies）的说法，欧洲，日本，和韩国的汽车生产商预料到新的要求已经开始调整他们的生产过程。
对美国的汽车生产商，这个指令成了历史性的挑战。美国的汽车公司基本上不向欧洲出口产品，因此美国生产商没有什么直接的压力要迎合欧洲的标准。但是美国三大汽车公司的任何一家都和欧洲市场有相当密切的联系：福特公司有它的欧洲福特生产设备并拥有在英国的捷豹（Jaguar）生产线。通用汽车公司拥有德国欧宝（Opel），瑞典萨伯（Saab）而且在英国有自己的贴有（沃克斯豪尔Vauxhall）标签的汽车生产线。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DaimlerChrysler）由德国生产商戴姆勒奔弛（Daimler-Benz）公司控股。
麦肯锡管理咨询公司（McKinsey & Company）的汽车工业分析家格伦•默瑟（Glenn Mercer）说没有迹象表明这些改革由美国的母公司或子公司着手实施，也没有采取认真的努力开发研制替代美国汽车上的有毒化学品。这些汽车的最终处理的责任的概念在美国就像来自另一个星球的信息一样不予理睬。
格伦•默瑟评论说“每次你开车，你就做出了决定要污染。每一辆车，你就要决定：你是否按照欧盟的要求按控制的条件下处理它？是否找到了化学品的替代品，由于成本增高价格上升造成销售的打击？或者任它们留在车里，让它们15年里危害环境？到现在为止，美国采取的是第二种做法---根据双重标准采用双重生产模式。
欧盟管理模式的核心是van der Vlies所说的“生命周期分析”：评价消费者产品的从生产到灭亡的整个周期的实际成本。车辆生命终结指令就是为了保证这些成本由生产者分担---使它们有动力研制开发可持续使用的替代品。
我接触的每一个欧洲外交官都很认真地坚持说欧洲的新一代环保指令不是把欧洲的意志强加给美国。在布鲁塞尔欧盟机构工作了15年的西班牙驻旧金山总领事Camilo Barcia Garcia-Villamil评论说“欧盟现在已经增强了决定能力。如果美国公司想在欧洲市场变得活跃起来，他们必须遵守欧洲的规定。我们不是要推销自己的标准，我们只是要求到欧洲做生意的外国公司尊重我们的标准而已。”这是跨大西洋关系中全新的外交语言---虽然它的颠倒的说法让战后美国决策者一代非常熟悉。
华盛顿的经济战略研究院院长克莱德•普罗斯托维茨（Clyde Prestowitz）“从经济上来说，欧洲与美国并驾齐驱，我们再也不能命令人家干这干那，我们得和人家协商。”
老欧洲的新权力
1977年亨利基辛格是福特总统国务卿时，他有名的让人沮丧的问题“连接欧洲的电话号码是多少？”现在，这个地区的号码是32-2，这个本来欧洲小国的省会城市布鲁塞尔的区号现在成了国际性大都市，有来自欧洲各地的操不同语言，受到良好教育的欧盟工作人员忙碌其中。
欧洲联盟的起源是个1951年德国和法国间签订的简单的“煤炭和钢铁协定”为了促进战后重建中起重要作用的关键物资的贸易。在此后的冷战时代，融合成一体的欧洲得到美国的支持作为防止德国重新扩张的一个限制同时作为防止苏联扩张的关键的西方堡垒。
这个协定后来发展成为共同市场，最后成为当今欧洲的政治经济权力中心欧洲联盟。历史上第一次一个超级大国出现了，不是基于民族主义的野心也不是基于军事力量而是基于自愿将民族志向和抱负交给跨国权力中心。它的设计师们非常清楚欧盟从通常的政治历史进程中偏离：1985-1994年间担任欧洲理事会目光远大的主席杰克-德劳（Jacques Delors）常常轻松愉快地指欧盟的演变是个“没有明确认定的政治目标。”
在对外关系上，欧洲人继续有麻烦用同一个声音讲话---正如针对美国入侵伊拉克时欧洲表现出的分裂一样。但是对内部问题，欧盟代表欧洲说话---正是来自布鲁塞尔的主动措施发出了跨越大西洋的强有力的信号。贸易法律专家，波士顿大学法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大卫•维斯（David Wirth），曾经代表美国进行关于臭氧耗尽的蒙特利尔协议谈判，说“在当今欧洲，我们看到和美国完全不同的管理行动的焦点。在战后历史上第一次在推动世界市场前进。”
确实，美国工业的广泛领域已经感受到来自一个融合的市场的力量，感受到不同的环保标准和消费者保护标准。比如，微软公司今年早些时候因为“不正当竞争行为”被欧盟罚款四亿九千七百万美元。通用电子（General Electric）的长期以来计划接收Honeywell在2002年被欧盟的竞争委员会（Competition Commission）卡住，现在成为公司通向合并的关键的第一站。
欧盟政治非常复杂，议会和任何别的地方的议会一样是个吵闹的民主机体。最近有关新的欧洲司法委员会主席提名的争吵涉及对妇女和同性恋者的极端看法表明继续在分裂欧洲的政治和社会摩擦仍然存在，对大部分美国媒体来说是个一闪而过的风暴表现出沾沾自喜的恩赐态度。这些发展紧跟着六月份的欧洲议会选举的脚跟而来，这场选举戏剧性地改变了议会的组成，增加了十名原来都是受前苏联影响的新成员国，他们派代表团参加会议。有50%的当选欧洲议会议员从来没有在布鲁塞尔工作过。但是这些变化并不是迹象显示干扰或改变现在欧盟机器运转的管理政策。
既然欧洲有了电话号码，美国急于让欧洲融合的激情开始冷却。曾经担任欧洲理事会驻华盛顿代表直到2002年，现在是布鲁塞尔欧洲政策中心主任的弗雷泽•卡梅伦（Fraser Cameron）“白宫在问让欧洲用一个声音说法是不是一个好主意。”
弗雷泽•卡梅伦（Cameron）指出在世界范围内美国和欧盟仍然是对方最大的贸易伙伴，相互间的纠缠和关系是深厚的，持久的。但是随着欧洲成为自主性很强的政治力量，问题就来了，正如他所说的“为什么美国人就不能和欧洲人采用同样的标准呢？”
这样一个根本的问题常常通向其他方向，如美国制订世界环保健康的全球标准。问题的答案击中了布什政府最欣赏的说法的核心，那就是我们，只有我们才是自己国家命运的主人。
译自：“New Power for \'Old Europe\'” by MARK SCHAPIRO [ December 27, 2004 issue]
http://www.thenation.com/docprint.mhtml?i=20041227&s=schapir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