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2=4，4+2=6，6+2=8，再加8等于16……圣灵，我们跪拜于你”，这是1940年的西班牙，佛朗哥夺取政权之后不久，学校里就教这种东西。在给孩子们灌输知识的同时，将有关“圣灵”的思想一并灌输进去。佛朗哥政权支持传统宗教，它因此自认为取得某种神圣性质，它转身就这样教导社会——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都来自这个政权的核心，而不是别的地方。
这个细节来自西班牙导演维克多·艾里斯影片《蜂巢的幽灵》，1973年公映。这个时间表明执政30多年的佛朗哥已经垂垂老矣，一场新的社会变革正在来临。这部影片也被认为是帮助促进了那样一种气氛，推动了民主改革的进程。迄今这部影片被认为是西班牙电影史上的代表之作。随着时间的推移，电影界对这部影片的评价也越高。2003年，人们甚至为这部影片诞生30周年举办了庆祝活动。
这是一部以小女孩的视角拍摄的影片，“一个在沉默和谎言中成长的故事”，导演本人在2000年说道。当时严厉控制的西班牙社会，不允许人们将事情说透，不会将谎言背后的真相释放出来，而是将一切都捂得严严实实，密不透风，于是，这位叫做安娜的小女孩开始了自己的探索和冒险。
她的好奇心被一部叫做《科学怪人》的影片激发出来。这是1931年出品的美国片，根据雪莱夫人的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而拍摄。一个流动电影放映队在乡间的礼堂，将这个怪物带到了小女孩面前。当银幕上的怪物杀死博士的女儿，安娜在黑暗中陷入困惑和极度惊骇。据导演后来讲，这也是这位扮演安娜的小姑娘第一次看到这部影片，摄影机如实地记载了这位天才小演员的真实反应。小演员的本名也叫安娜，因为这部影片，她成为西班牙电影的象征。
姐妹俩深夜在卧室烛光下的对话，是故事发展的关键。姐姐告诉安娜：幽灵没有身体，人们不能杀死他们。妹妹问，没有身体怎么穿衣服呢？怎么与他说话呢？姐姐答：“如果你是他的朋友，就能随时跟他说话，闭上眼睛，呼唤他。”这场动人的谈话，在安娜眼前打开了一个不可测量的世界，树立起对那个看不见的世界的信心。姐姐还说那个人就在附近不远，“他就在那儿，在井旁边的那所屋子里”。
这带有一点恐怖片的味道，导演说：“佛朗哥政权本身就是一个恐怖故事。”当语言和交流成为禁忌，人们便觉得有一堵墙始终挡在自己与世界之间，有重要的东西被阻隔在视线之外。安娜逃课独自去了这个井旁边的空房子。空旷的苍穹之下，幼小的身影在井边转来转去，往这口废弃的井里扔石头，水波起来了却没有声音。她从空房子的一个门进去，从另一个门出来，连影子也没遇着。影片中安娜的探索成了一个隐喻。这种美学也许还是“佛朗哥式”的，有话不能直接说出来，只有通过隐喻来传达。
父亲带姐妹俩挖蘑菇，教她们辨别什么是好的蘑菇和有毒的蘑菇，而这个社会也需要重新回到基本的善与恶、是与非的界限。坐在黑暗电影厅里的观众，能够模模糊糊感到这里面不同寻常的东西，与之产生共鸣。寂静是这部影片的一大特色，心灵的声音只有当周围的喧嚣平静下来之后，才能够听到。安娜在一片寂静中继续冒险，用她的目光去测量、去分割周围的世界，建立起有关它们的尺寸和细节。小女孩乌亮的眼睛，喜欢被影评人拿来同西班牙著名画家戈雅的肖像做比较。
安娜终究要探索到她不该遇到的真相，她的心灵要去往自己要去的方向。有一天，空屋子里真的来了怪人，那是逃跑中的共和军战士，跳火车下来的。小女孩将自己书包里的苹果给了他。让已经成为封锁对象的共和军士兵，作为失败者在影片中成为同情的对象，这应该是这部影片本身的冒险所在，背后是人们对那段历史重新反思的强烈要求。在这个意义上，这部影片可以看作是西班牙的“解冻电影”。
士兵被发现和被打死，小女孩躺在床上不吃不喝。她发现父亲的怀表，也许正是士兵拥有的那只。父亲是否参与了某桩罪行，她不能确认。她的心灵受伤，在受伤中她在生长。影片中有一个细节，是安娜和姐姐一同趴在铁轨上，倾听远方疾驶而来的火车。这个当然可以被视作另一个隐喻——倾听黑暗中未来的声音，辨认行进中的脚步声。成长中的小女孩本身也即是未来的象征。安娜的受伤和倾听，正是西班牙的受伤和呼唤。
影片中的1940年，正是导演艾里斯出生的年头，其中有许多他个人的回忆，他家也曾藏匿了一位神秘客人，家人不允许他与客人接近。
二
2006年由墨西哥导演吉尔莫·德尔·托罗拍摄的《潘神的迷宫》，与这部影片的风格气质颇有相似。墨西哥曾经是西班牙的殖民地，佛朗哥掌权之后实行大肆搜捕镇压，许多西班牙人跑到了原先的殖民地寻求庇护。1964年出生的导演称西班牙内战对他有不小的影响，在他的周围人当中，包括参与这部影片制作的人员当中，就有不少西班牙流亡人士或他们的子女。
影片同样采取了一个小女孩的视角，她叫奥菲利亚。她所面临的世界也是一分为二，一半是现实的，另一半则是想象的。而这部影片中的想象世界，是以看得见的方式出现的，即魔幻的方式。奥菲利亚在两个世界之间穿梭来往。导演本人曾用“童话”来形容这部影片的类型，但其中暴力血腥的镜头，令影片在美国放映时被评为R级，即17岁以下观看需有人陪同。
故事背景也是上世纪40年代初期的西班牙。奥菲利亚随再婚的母亲，前往继父所在地的军营。继父是佛朗哥的一名上尉，驻扎在西班牙北部山区，任务是“剿匪”——消灭共和军的残余部队。此人生性残暴，滥用权力，虐杀无辜，将他的兵营弄成一个地地道道的地狱。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女管家，一位干练的高个子女人，竟然是共和军游击队的卧底。兵营的医生是她的同情者。他们将抗生素偷偷弄出来给山上游击队的负伤者，这点小小的缝隙更让人感到透不过气来。
比起可怕的人间世界，奥菲利亚踏入的魔幻世界更加令人欢迎，真正的妖怪远远没有那位上尉来得恐怖。每回奥菲利亚被那只蜻蜓般的精灵带走，尽管不知去向，但是却让人感到有足够的信任和放心。那位有着一双长长挂角的农牧神（潘神）是这样自我介绍的：“我的老名字只有风和树能念出来，我是高山和森林和大地。”扮演这位农牧神的演员需要化妆5个小时，比那位科学怪人每天化妆3个半小时还要麻烦。
在魔幻世界里，奥菲利亚需要经受考验。仅仅是因为吃了两颗不该吃的葡萄，她几乎失去了魔法的保护。这些历险，与现实世界正好有一种匹配：当奥菲利亚在树洞中艰难行走寻找那只癞蛤蟆时，地面上凶残的上尉正在带人追踪森林里逃亡的游击队员。奥菲利亚相信可能的世界，相信正义、善良；上尉除了崇尚凶残，别的什么也不信。现实世界本身的分裂，是影片拥有两个世界的根源。
某种意义上，这部影片有点像那部意大利电影《美丽人生》。那位带着儿子进集中营的父亲，为了保护儿子的心灵不受伤害，一再对孩子说这是游戏。同样，在残酷阴郁的现实世界面前，奥菲利亚拥有一个魔幻的世界，她沉浸其中，有着别样的目标和经历。然而与那部意大利影片不同，这部影片中的魔幻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两条线最终搭在了一起，有一个互相交叉的结局。
上尉的儿子诞生，奥菲利亚的母亲去世。牧羊神让奥菲利亚抱走同母异父的弟弟，需要这个新生儿的鲜血完成最后的仪式，从此奥菲利亚便能重新回到她原先父母的王国，当她的公主。虽然条件诱人，但被奥菲利亚严词拒绝了。她不能用无辜者的鲜血去染自己的宝座，哪怕只是无关性命的两小滴。她决定牺牲自己，保护弟弟，即使他是暴君上尉的亲生骨肉，也不能用来为另一个加冕仪式做祭奠。
奥菲利亚的做法出乎意料，然而这有可能是一个真正的开端。一个新的起点——真正能够打开新的空间和通向未来的道路，它必定不能延续旧世界的罪恶，不能沿袭旧世界的逻辑以及偏见。它需要引进一些新的维度，新的做法，需要从没有开始过的地方开始，当然也是最为艰难的地方，才能够获得新生。
父亲上尉赶到，夺路而逃时在迷宫边上遇见了游击队。绝望中他将婴儿交给了已经归队的前女管家，同时把自己手上的怀表留下。这块表的表面上有裂痕，是上尉的父亲留下的，同时留下了他父亲战死的时间。他希望自己的儿子也能够记住自己死去的时间。他所得到的答复是，不会告诉他的，甚至不会告诉你的名字。
在很大程度上，一个新的世界需要与从前的世界之间打隔断，造成某种阻隔。这不是为了遗忘，而是为了未来。这就是为什么新生儿不能知道父亲的名字。他不会因为是父亲的儿子，拥有那样的血统，便需要承担父亲的罪恶，负责将某种仇恨延续下去。
这位新生儿与奥菲利亚是同一位母亲所生。奥菲利亚死去的父亲应该是共和军即对方阵营的。两个孩子一个脉络所系，而父亲则分为两个势不两立的阵营，这种状况难道还不应该结束吗？导演后来在接受访谈时说道：人们在讲述这段历史时，经常是“黑就是黑、白就是白”的二分法，实际情况比这复杂得多。
着眼于未来——很难说这个反思角度仅仅来自电影导演，它更加扎根于西班牙民族和解、民主转型的历史进程。1976年，一位年轻的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38岁），选了一位年轻的首相（苏亚雷兹，42岁），碰上了一位年轻的反对党领袖（冈萨雷斯，34岁），他们的历史负担相对较少，思想比较开阔。这年年底，西班牙全民公投通过了“政治改革法”。首相苏亚雷兹将这个结果称之为“常识的胜利”。
我们谈论的上一部西班牙影片里也有一只怀表。这让人想到，是不是这位年轻的墨西哥导演在向他的西班牙前辈同行致敬。这部童话影片（成年人的童话）获当年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
三
看了一些与西班牙内战及政治有关的电影，包括那部比较有名的《13朵玫瑰》。以1939年8月份在马德里的东方公墓13名左派女孩遭到枪决为题材，她们几乎都是20岁左右的姑娘，还有未成年者。但是电影本身的思想与手法平平，有点像那部《拉贝日记》，或者像1982年拍摄的《白玫瑰》，远不如2005年的同样题材的那部《希望与反抗》来得深刻，其中所包含思想内容一直能够穿透到当下。最后不得不承认，有几部以儿童为主人公的影片，更加令人印象深刻。
是不是因为儿童的单纯，更能够比照出一个残忍失常的世界？还是对于内战这种复杂的事情，成年人仍然缺乏足够的智慧来反省应付？抑或，在佛朗哥专制时期，这是一个禁区，而在改革开放之后，又有其他更多的问题找上门来，无暇顾及？有历史学家形容驰名世界的西班牙大导演阿尔莫多瓦（1951—），“以电影的手法，令人信服地完成了对一个拼命弥补失去的时光、忙乱而又自觉的现代社会的概括”（托尼·朱特《战后欧洲史》）。
《饲养乌鸦》是西班牙大导演绍拉1976年初上映的一部影片，对于绍拉中国观众更加熟悉他的那部《卡门》。出演这部片子的小女孩，也是出演《蜂巢的幽灵》中的那位安娜·托伦特。事隔两三年，她仅仅长高了一点，仍然灵性美丽，不过这回她扮演的是一个晦涩的角色，还叫安娜。
她在佛朗哥军官的幽闭家庭中长大，虽然物质条件充裕，然而在一个控制封闭的环境里，人们过得无聊压抑。她的母亲热衷于追究丈夫每晚的去向，夫妇之间来来回回都是老一套吵闹的说辞，令家中孩子能够熟练地背出，甚至乐于扮演。母亲忧郁而死之后，父亲仍旧花心并莫名其妙地死在床上。这一切都被小安娜看在眼里。她与她的姐妹们在这样的环境中被塑性，因而她们本身也变得冷漠反常。目睹父亲去世，小安娜去冰箱拿东西给喂养的小豚鼠吃，幻觉之中看见了母亲，竟然没事一样笑了起来。最终她拿起枪对准了她憎恶的姨妈。这是父亲遗留下来的杀人武器，她天然地接受了这一切。她没有别的资源、别的思想起点。
这是一部难得的政治心理片：某种政治气氛、政治遗产通过小女孩的心理而呈现出来。影片的片名取自一则西班牙谚语：“你饲养的乌鸦，长大以后会来啄你自己的眼睛。”言及这部影片，需要将这篇文章的标题稍作改动，换成“倾听未来中的黑暗”。未来并不是平等地朝向每个人开放，对某些人来说，他们没有未来。
另外一部片名为《没有最后一课》（又译《蝴蝶的舌头》，2000）拥有一种自我反省的力量，导演是乔塞·路斯·奎尔达。一个小村庄里男孩莫曲遇上了一个有自由思想的老师。老师已经快要退休了，但还是一如既往地饱含热情。他称呼年幼孩子为“您”，为课堂上不妥的事情亲自上门道歉。他带领孩子们在洒满阳光的大自然中学习知识，教孩子辨别蝴蝶以及蝴蝶细长卷曲的舌头。面临日益逼近的右翼势力，他在退休典礼上演讲：“只要让一代西班牙的孩子在自由中成长，便没有人再夺去他们的自由，拿走这笔宝贵的财富。”
佛朗哥的军队占领时，大肆拘捕进步人士，白色恐怖来临。在恐惧的巨大压力之下，人们的面孔扭曲变形。他们惊讶地发现，步出牢房的最后一位正是这位受到全镇人民爱戴的老师，他即将与一群人被押赴刑场。但是有人很快反应过来，为了自保，莫曲的妈妈先是叫丈夫骂这位老师，父亲为此涨红了脸。妈妈又让小莫曲骂。小莫曲看着老师身上仍然穿着裁缝爸爸做的衣服，不知出于什么心理，他也开始高声骂起来：“无神论者，红鬼子，红鬼子。”老师的脸上显出迷惑、惋惜、深长的复杂神情。小莫曲童年的天空坍塌，他的生命从内部被撕裂。在我国，对于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们来说，这一幕肯定不陌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