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万伟 译）

来到露天平台上放松休息，我就听见他们在一英里外向这里飞奔而来，伴随着摩托车轰鸣，喧嚣和尖叫，他们就像世界末日到来般疯狂，毫无疑问，开放的酒吧“生来就野蛮”正好呼应他们空虚的头脑。这些人是纤维素添加剂（Benefiber）叛逆者，永远的青春期天使，挑战技术的异教徒，这些骑哈利（Harley）摩托车的家伙给没有减音套的发动机加速的样子让人人都恐怖得要死，就像他们是《飞车党》（The Wild One）中的青少年一样让人讨厌。顺便说一下，白兰度(Brando)和他的黑人叛逆者骑的是“胜利”（Triumphs)摩托车。这是爷爷奶奶管教的方式吗？

有人称它是病态，不管你给它贴上彼得潘综合症、装嫩综合症还是永远的青春期等标签，都显示这些人拒绝长大或者没有能力长大，不愿意按年龄的要求约束自己的行为。最近经常有人描述这种现象，但是没有一本比戴安娜·韦斯特（Diana West）的新书《成年的死亡：美国的发展停滞让西方文明衰落》的描述更彻底。该标题可能有点夸张的味道，但是韦斯特令人信服地指出大孩子是不能成为合格公民的。比如，我的祖父一代能够欣赏圣保罗大教堂的意义，当他写到“我长大成为男子汉的时候，要把孩子气的东西全部抛掉。”但是现在我们会认为出生于希腊塔尔苏斯（Tarsus）的保罗是让人讨厌的、喋喋不休的道德说教者。毫无疑问，共和党人也是如此。怎么来解释这个年代意识形态的转变呢？

韦斯特刚开始谈论了青少年的出生, 大约发生在世纪中叶某个时候的历史事件。在二战前，成人和儿童之间有一个清晰的分界线。进入青春期后，多数孩子因为生活所迫走出校门，挑起生活重担，作为交换，他们得到食宿，家人可以在冬季到来时免于饿死。(这就是在南伊利诺斯的小农场的祖父母的经历，据我所知，这在当时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很自然，青少年很少有可观的可支配收入，因而也不存在类似于少年市场的东西。所有这些在1950年代发生了改变。因为更多的青少年留在学校继续读书，有些还要上大学，期待他们找活干，帮助补贴家庭收入的情况越来越少了。战后的财富不仅逐渐增加，也让孩子们的可支配收入大量增加,因而购买杂志和喷发胶的青少年引起好莱坞和麦迪逊大街（Madison Avenue）的注意。年轻人的文化被商业化、资本化、机构化，一夜之间整个低俗文化围绕少年颓废者成长起来。

但是普通大众仍然远远没有认识到长大意味着太多的限制性，实际上最了解这个变化的不是父亲。即使在1950年代中期，像《无缘无故的反叛》（Rebel Without a Cause）之类的电影仍然描写青少年寻找父亲的影子，而且没有讽刺的意味。但是到了60年代后期，十年之久的无故反叛仍然在运行。左派知识分子指控他们的父母有种族歧视、性别歧视，指控种族隔离、贫穷、战争、殖民主义、越南战争以及整个“空调恶梦”。这个成熟的过程不仅过于限制性，而且似乎让人类变得更加黑暗和丑恶。只有年轻人仍然没有被西方文明的原罪所污染。60年代一代人的审美观念可以概括为“我的一代”的摇滚赞歌的老调“希望我在长大前死掉”或者言论自由运动的口号“不要相信30岁以上的任何人。”

虽然年轻人文化取得胜利，传统的成年人美德如“克制和荣誉，耐心和责任，洞察力和智慧，冷静，端庄稳重，彬彬有礼”以及了解什么时候说什么话的智慧等被看作过时、落伍的老脑筋。即使那些影响自由民主的美德---比如粗犷倔强的个人主义也被激进化或者幼稚化。随着野蛮的花朵成长为“我世代”，青春期的最糟糕的过分行径成为社会主流，反叛成为时髦。自我迷恋成为新的宗教。在一代人过后，曾经被看作反社会的行为（如即刻的满足、任性、愤怒、自恋、依赖他人、操纵他人、破坏规范）反而成为社会可以接受的行为。

这种不由自主的发展是解放性的，但它决不会有尽头，即使你做了第二次的臀部修复手术。婚姻是为50岁的人准备的，里面有各种责任，理性，抵押贷款和孩子。即使你已经60岁仍然能够穿得像10多岁的孩子，穿（No Boundaries）牌牛仔裤和色情明星体恤衫，或者如果有钱的话，做除皱美容手术（Botox）拉皮手术，腹部抽脂整形术等。接着你需要做的就是把剩下的头发扎成马尾巴小辫，戴上哈里（Harley）摩托车头盔出发了。

永远的青春期对于左派知识分子和政客是个非常有用的东西。他们可以利用青春期心态大举破坏西方社会的“腐败”根基。在2004年《标准周刊》（Weekly Standard）的封面故事中，约瑟夫·爱波斯坦（Joseph Epstein）提出了类似的观点：

政治正确和我们时代的这么多政治时尚---从学术界的性别主义到文化研究到酷尔理论---只能糊弄年轻人，也就是说，这些人被灌输一种思想要去寻找一件事，唯一的事情：我的老师，或者这个政客，或者公共发言人是否说了冒犯我或者任何其他受害者群体的成员的话？恐怕只有年轻人才觉得值得把注意力集中在寻找冒犯的话，不管真正的冒犯或者想像中的冒犯。

如果放任不管，青春期思维甚至侵入公司董事会。安然公司从前的员工说“安然公司的麻烦就在于里面没有任何成年人。”

为了说明问题，韦斯特提供了一些让人担心的，或者应该让人感到担心的统计数据。怎么解释18-49岁的成年人观看卡通频道的时间比看CNN的时间多这个事实，或者在孩子般的成年人（kidults）中流行玩具和影碟游戏这样让人讨厌的东西？而且，存在更加明显的证据显示青春期的延长：散漫的、儿童般的时尚（我们星期天最喜欢的衣服是军用货运短裤和网球鞋）模仿青少年的俚语和粗话。但是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如果和20多岁30多岁的年轻人不愿意承担成人责任，不愿意履行自己的承诺（为游手好闲的父亲和过分宽容的母亲树立榜样）等严肃的社会问题相比更不值一提了。或者想想当我们的文化开始变得和漫长的高中生聚会类似，不断被“孩子气的疯狂”打断。

永远的青春期的一个主要后果是美国人变得越来越自我迷恋，越来越被宠坏了，无法理解我们面临的众多挑战。韦斯特写到“处于无领导的状态，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养成了不包含价值的，不带判断的世界观，在多元文化主义下达到成熟，这个削弱力量的条件让西方实际上没有力量主张自己的利益，没有力量认识到或者谴责罪恶，或者抵抗侵略。”

韦斯特最后严厉警告说永远的青春期将让我们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尤其是在自信的，咄咄逼人的政治伊斯兰进攻面前。难怪它的批评家支持它，暗示要认识到和对抗西方文明的威胁，就需要充满自信的成年人，不成熟的狂热的环保主义者和赤裸的和平示威者承担不了这个工作。《纽约时报》的威廉·格里姆斯（William Grimes）贬低韦斯特的书，题目是“像孩子那样着装，恐怖分子就赢了。”可以理解的是，韦斯特的批评家感到窘迫和尴尬，没有人喜欢被人指责说自己的世界观太过幼稚，尤其是当统计数据和研究报告证明支撑这个说法的时候尤其让人感到不安。

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将继续设想和平、富足、完全平等的列农（Lennon）般永远无法实现的梦想。在这样一个乌托邦世界中没有边界、没有宗教、没有法西斯分子、没有资本家、没有圣战者、没有让我们多数人忙碌的工作，但是他们不得不生活在现实世界里，不得不养家糊口，不得不一天工作9小时。一般来说，他们要按自己的年龄做适当的事。

韦斯特没有鼓吹返回到战前的黄金时代，但是她确实为我们开了药方，要加大老式的成年人价值观的注射剂量，以增强免疫力。就像父母或者祖父母在眼前，韦斯特用让人听起来充满新鲜感的语言警告说我们需要长大，需要严肃对待生活，最好在退休年龄到来前做到这些。

译自：Forever Young By Christopher Orlet

The Death of the Grown-up: How America's Arrested Development Is Bringing Down Western Civilization

By Diana West

(St. Martin's Press, 272 pages, $23.95)

http://www.spectator.org/dsp_article.asp?art_id=12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