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莱布尼茨，作为“西方近代大陆理性主义哲学的最大代表和集大成者”，其认识论思想的独创性不仅体现在他关于认识起源、认识途径和真理问题的思考上，而且还体现在他对语言的哲学思考上，表现在他关于“普遍字符”和“综合科学”的天才设想和“普遍代数学”的系统构建上。莱布尼茨的普遍代数学有着非常宏大而高尚的旨趣，不仅意在“摧毁巴别之塔”，而且意在谋取“人类普遍福利”。其基本程序在于：（1）“以数学为蓝本发明普遍字符”；（2）“以数学为蓝本改进推理演算”；（3）“以数学为蓝本构建综合科学”。莱布尼茨的语言哲学既不同于罗素的摹状词理论和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也不同于奥斯丁的言语行为理论，而是一种独树一帜的理性主义语言哲学。莱布尼茨在语言哲学方面的天才设想“即使今天还依然是一个大有开发价值的宝藏”。
关键词：莱布尼茨；普遍字符；综合科学；普遍代数学；理性主义
莱布尼茨，作为“西方近代大陆理性主义哲学的最大代表和集大成者”，[①]其认识论思想的独创性不仅体现在他关于认识起源、认识途径和真理问题的思考上，而且还体现在他对语言的哲学思考上。现在，当人们谈论语言哲学的时候，人们便会立即想到理想语言学派或日常语言学派，想到罗素的摹状词理论、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和奥斯丁的言语行为理论等，一句话，人们很自然地把语言哲学同这样那样的经验主义联系起来。但是，殊不知语言哲学还有另外一种形态，这就是理性主义的语言哲学。而在理性主义的语言哲学中，莱布尼茨无疑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莱布尼茨的理性主义立场不仅鲜明地表现在他关于认识起源、认识途径、真理问题的思考上，而且还特别鲜明地表现在他的语言哲学上，表现在他关于“普遍字符”和“综合科学”的天才设想上。因为他的设想的根本目标在于把向来奉为理性学问楷模的数学的原则和方法在更高的层次上比较严格、比较彻底地移植到科学和哲学中，并建立起一个涵盖人类知识各学科领域的理性主义大系统，亦即他的所谓的“普遍代数学”。
一、“摧毁巴别之塔”与构建“普遍代数学”
古代小亚细亚地区流传着一个著名的关乎我们到我们现在所讨论的语言哲学的典故，叫“巴别塔”。这个典故说的是，诺亚藉着方舟躲过特大洪灾后，三个儿子都人丁兴旺，其中雅弗成了北方民族的始祖，闪成了闪族人即希伯来人的祖先，而含则成了迦南民族及亚非一些民族的始祖。他们的后裔在迁移流动中来到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的示拿平原，打算在这里建造一座通天的高塔，以便传扬人类的名。上帝对此非常愤怒，于是变乱了人们的口音，使他们彼此不通，建塔工作只好半途而废。由于该塔由于人们的语言“变乱”而不能竣工，故而被称作“巴别之塔”。因为“巴别”也就是“变乱”的意思。[②]这个典故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下述三点。首先，是语言的意义或价值。语言或言语是人们交流思想的必不可少的工具。人类的语言统一了，人类就能够统一行动，就没有什么干不成的事情。其次，语言或言语的混乱是人类的大敌。如果人类的语言或言语混乱了，人类就将一事无成。第三，人类倘若要恢复自己的力量和尊严，第一件应当做的事情就是在语言或言语方面“拨乱反正”：澄清语词的意义，重新表达和把握宇宙万物的规律。这是人类必须履行的最有尊严的一件事情，一件在一定意义上是反上帝之道而行之的大事业。
真正说来，人类对语言或言语的一切研究工作，包括语音学、语义学和语形学的研究，都属于这类伟大的事业。就莱布尼茨所在的时代而言，随着认识论问题在哲学中的地位的不断突出，随着近代认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语言学或语言哲学的问题越来越受到哲学家的关注。洛克在《人类理智论》中不仅以整整一卷的篇幅专门讨论了语词问题，而且他还把整个认识论，乃至整个哲学都称之为“标记之学”。他把人类理智所能达到的三大独立的知识领域概括成“物理学”、“实践之学”和“标记之学”。在洛克看来，物理学关涉的是“事物的本性，以及其各种关系和作用的途径”，实践之学关涉的是“一个人在追求一种目的时所应做的事情”，而标记之学所关涉的则是“达到和传递这两种知识的途径”。这就是说，在洛克看来，语言问题既是一个关乎认识论的大问题，又是一个关乎人类所有知识领域或科学领域的大问题。不仅如此，洛克还从社会学和生存论的角度来理解和诠释语言哲学的巨大意义，将语言视为人类“组织社会的最大工具”。他在《人类理智论》专论语词问题的第三卷一开始就从人的社会性的高度精辟地指出：“上帝既然意在使人成为一个社会的动物，因此，他不仅把人造得具有某种倾向，在必然条件之下来同他的同胞为伍，而且他还供给了人以语言，以为组织社会的最大工具，公共纽带。”[③]由此也就不难理解洛克何以要用自己的主要精力来撰写《人类理智论》以及用整整一卷的篇幅来专门讨论语词问题了。而且，由此我们也不难窥见洛克构建其认识论体系的勃勃雄心：他之所以要要构建这样一种新的类型的“论理学”，其目的不仅在于帮助人们认识自然，而且还在于帮助人们改进社会。这也表明，洛克在写作《人类理智论》时是有极强的使命感和社会承担意识的。
莱布尼茨尽管在哲学路线方面与洛克很不相同，但是在以极强的使命感和社会承担意识来从事语言哲学研究方面与洛克相比，却是一点也不逊色的。莱布尼茨把研究语言哲学、摧毁“巴别之塔”、发明“普遍字符”、创建“综合科学”当作自己一项极其重大的使命，并为之奋斗了一生。一如他自己所说，他早在孩提时代就陷入了对诸如此类问题的反思，不久就萌生了创造“人类思想字母”的“灵感”，作出了“令人惊奇的发现”：“必然会创造出一种人类思想的字母，通过它们组成的联系和词的分析，其他一切都能被发现和判断。”[④]后来他的这一天才发现由于他的学位论文《论组合术》于1666年的出版而公诸于世。1674年，他于旅居巴黎期间又写出“论普遍性的方法”一文，开始把他所要建立的普遍科学称为“字符”，并突出地强调了这种“字符”的普遍意义，指出“由于它是字符，它给语言以词，给词以字母，给算术以数字，给音乐以音符。”[⑤]1677年，他接连写出了《通向一种普遍字符》，《综合科学序言》及《关于物和词之间的联系的对话》等多篇论文，比较系统地表述了他自己的有关设想。此后，他又相继写出了《逻辑演算诸法则》（约1679年）、《关于知识、真理和观念的默思》（1684年）、《发现的技术》（1685年）、《论哲学和神学中的正确方法》（约1686年）、《人类学说的前景》（1690年以后）、《论智慧》（约1693年）及《数学的形而上学基础》（1716年）等一系列论文，对他的普遍字符和普遍科学的设想作了更为具体更为详尽的阐述，特别是在《逻辑演算的诸法则》、《论智慧》、《数学的形而上学基础》中，相当具体地讨论了逻辑演算的一些基本概念和基本法则。需要指出的是，莱布尼茨之所以毕生“坚定不移”地从事于普遍字符和普遍科学的反思，不仅在于他之视普遍字符为完善人类理智的最伟大的工具，还在于他始终怀有一个高尚的道德动机，这就是对“人类普遍福利”的“热望”。他在《综合科学序言》中发誓：“如果上帝给我以足够的时间，我的志向之一就是去完成这个方案。因为我一心信奉的宗教向我确保，上帝的爱在于获得普遍福利的热望，而理智又教导我，没有任何东西能像理智的完善那样对人类的普遍福利作出更多的贡献。”[⑥]
莱布尼茨想要创建的普遍字符或综合科学，就其最本质的内容讲，无非是超数学地运用数学原理、准则和方法，质言之，就是把数学的原理、准则和方法推广到数学范围以外的人类知识的全部领域。莱布尼茨曾经斩钉截铁地指出：幸福依靠科学，科学依靠论证，论证依靠数学。其所以如此，原因就在于“论证的技术迄今仅仅在数学中才能找到”。[⑦]这又是因为在现有的各门理性学问中“唯有数学本身带有对自己的检验”。[⑧]在数学中，当人们提出一个错误原理时，我们甚至无需检查甚至了解其论证，只需通过简易的试验，通过简单的演算就可以指出其错误。而在自然科学中，这种检验就相当困难，至于在形而上学中，这种检验则简直不可能。那么，为什么唯有数学本身能带有自己的检验呢?莱布尼茨给出的回答是：唯有数学是一门基于数字、符号和计算的科学。这一点，他在《综合科学序言》中讲得很明确：“我们务必注意到，这些在数学中防止推理错误的考察和实验，并非由事物自身所构成，而是由我们事先用以代替事物的字符所构成。”[⑨]既然如此，我们就不妨设想：如果我们在自然科学、形而上学、伦理学、神学、政治学、法学、医学以及人类知识的所有其他领域都严格地采用数学一类的原理、准则、符号和方法，则所有这些科学岂不就都有数学推证的简易性和确定性了吗？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莱布尼茨将数学引进认识论，引进哲学方法论，借以构建他的“普遍科学”或“普遍代数学”。
与洛克在构建“标记之学”时顾虑重重的情况不同，莱布尼茨对于“摧毁巴别之塔”、发明普遍字符、改进推理验算、创建普遍代数学抱着非常乐观的态度。1677年，他在《通向一种普遍字符》中近乎盲目乐观地写道：“我所提供的这一新的方法，并不比任何其他程序包含更大的困难，也不过于远离熟悉的概念和通常的书写方式。它也不比当前早已花费在讲课和各门百科全书方面需要更多的工作。我相信有几个经过挑选的人，在五年内，就会完成全部的工作，而他们在任何情况下，只要两年功夫，就会精通这个在实际生活中最必需的学问，那就是，按照一个确实可靠的计算方法，掌握道德的和形而上学的命题。”[⑩]后来，在《人类理智新论》中，针对洛克的悲观情绪，明确提出了“摧毁巴别之塔”全在于我们自己的观点。洛克认为，文字的缺陷在于其“意义含混”，而意义含混的原因又在于下述四点：（1）当语词所意指的观念非常复杂时；（2）当组合成一个新观念的诸多观念在自然中并无联系的时候；（3）当文字的意义所参照的标准不容易认识的时候；（4）当语词的意义和实在本质并不确切相同的时候。[11]莱布尼茨虽然也承认干这样一番事业有一定困难，但他还是非常坚定地回应说：关于这四种缺点，“我要对您说，先生，这些全都是可以补救的，尤其是自从发明了书写以来，并且这些缺点只是由于我们的忽略才得以继续存在的。因为意义是靠我们来确定的，至少在某种学术语言中是如此，并且靠我们同意来摧毁这巴别之塔（detruire cette tour de Babel）。”[12]莱布尼茨的上述“方案”虽然由于上帝没有给他安排足够的时间（尽管也不止五年）而未能完成，但是他的这一天才设想和他在这一方面所作的坚忍不拔的努力，其实就是现代数理逻辑或符号逻辑的滥觞。罗素在其《西方哲学史》中曾经称赞莱布尼茨，说他是“数理逻辑的一个先驱，在谁也没认识到数理逻辑的重要性的时候，他看到了它的重要。”并强调说：莱布尼茨对数理逻辑很有研究，“他的研究成果当初假使发表了，会重要之至；那么，他就会成为数理逻辑的始祖，而这门科学也就比实际上提早一个半世纪问世。”[13]作为当代数理逻辑和语言哲学的一个主要代表人物，罗素的这个评论是值得重视的。
二、普遍代数学［1］：以数学为蓝本发明普遍字符
莱布尼茨在语言哲学或普遍代数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虽然比较零碎，但归结起来不外以下三个方面：以数学为蓝本发明普遍字符，以数学为蓝本改进推理演算，以数学为蓝本创建综合科学。
在莱布尼茨的普遍代数学或“数学—哲学”体系中，普遍字符也叫做普遍字母、普遍符号、普遍语词和特征数字，它们同普遍语言或综合科学的关系是一种构成系统的元素与由元素构成的系统的关系。莱布尼茨常用人类思想的“字母”与人类思想的“字母表”、人类思想的“密码”与人类思想的“密码学”来表达这种关系。莱布尼茨他在《综合科学序言》中讲“那些表达我们全部思想的字符将构成一种能写能说的新语言”。[14]他在《关于物和词之间的联系的对话》中讲：如果没有符号，“思想就不能存在”，[15]更是直截了当地点出了普遍字符或普遍符号在普遍语言或综合科学中的元素地位和基础作用。既然如此，发明普遍字符或普遍符号就成了莱布尼茨创建“数学—哲学”系统工程中的一项基本工程。而在这方面他所提出的主要设想及其所作的主要工作有如下述：
首先，莱布尼茨强调了普遍字符或普遍符号的抽象性和普遍性。在传统逻辑里，推理的基础在判断，判断的基础在概念，而在莱布尼茨的“数学—哲学”系统里，普遍字符或普遍符号虽然也“不远离我们熟悉的概念”，但似乎当有更高程度的抽象性和普遍性。莱布尼茨在《通向一种普遍字符》中讲“建立对所有观念都适用的特征数字”，“我们的字符能把所有的问题简化成数字”。[16]他在“综合科学序言”中讲“那些字符”“表达我们的全部思想”。[17]他在《人类学说的前景》中讲“全部人类知识都能通过字母表的字母表达出来，我们可以说，凡是懂得字母表的用法的人就能认识一切”。[18]这就是说，莱布尼茨所要发明的文字和符号，不只有别于仅仅表示个别事物的记号，而且也有别于传统逻辑中所谓的概念。因为他要求这些文字或符号“对所有的观念都适用”，能够“表达我们的全部思想”，亦即“表达人类的全部知识”，不仅适用于算术、代数，而且也适合于自然科学、形而上学、伦理学、神学、政治学、法学、医学以及人类知识的所有其他领域。换言之，这样的文字或符号必定具有相当程度的形而上学性质，这是普通的逻辑概念所无法比拟的。
其次，莱布尼茨强调了普遍字符或普遍符号的精确性和明确性。莱布尼茨在强调普遍字符或普遍符号当具有更高的抽象性或普遍性的同时也十分强调它们当具有更高的精确性和明确性。正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他在讨论普遍字符时提出了对一切对象指派其确定的“特征数字”、“用数字表达各种真理和推断”以及“把所有的问题简化成数字”的设想。寻求知识和概念的确定性本来是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的一项根本目标，但是在莱布尼茨看来，由于先前的理性主义哲学家没有认真地坚持“数学的严格性”，未曾用数字来表达真理，结果便半途而废，即使通常认为是“用数学方式来写作”的斯宾诺莎也不例外。
再次，莱布尼茨强调普遍字符或普遍符号的灵活性或可置换性。莱布尼茨在《人类学说的前景》中，特别是在《关于物和词之间的联系的对话》中具体地讨论了普遍字符或普遍符号的灵活性或可置换性，明确指出“这些可以被调换或相互替代而不致损害推理”。他还进一步解释说：“在这一方面，字母表的各个字母有时是有用的。”[19]应当指出：普遍字符或普遍符号的灵活性或可置换性在莱布尼茨的整个“数学—哲学”系统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为它直接关涉到普遍符号间的关联性、一致性、可共存性（即相容性）、可传性、系统性和谐和性，此外，它同推理演算也不无关系。
第四，同普遍字符或普遍符号的灵活性和系统性相关联，莱布尼茨还提出了表示“关系”的符号问题。他认为符号不仅有表示一类事物或对象的功能，而且还有表示诸对象之间的关系的功能。他在《关于物和词之间的联系的对话》中曾以发光这个词为例来解说语词或符号的这种功能。他说：发光（Lucifer）这个词是由词干光（Lux）和产生（fero）合成的，但这个合成词肯定对它们有一个“限定的关系”；实际上，这种关系是由发光、光、产生所指的“诸对象之间特有的一种关系”。莱布尼茨还讨论了一些关系符号如“大于”等。他提出的关系符号扩大了符号之间的联系性和统一性，从而扩大了逻辑演算的可传性。
第五，莱布尼茨提出和考察了符号的级别问题。莱布尼茨虽然未曾系统地论述过符号的级别问题，但他在有关讨论中也曾涉及到它。他对“符号”曾有过种种不同的说法，如字、文字、词、语词、字母、数字、特征数字、算术符号、代数符号等，至于这些符号间的关系，他的说法前后也很不一致。例如他在“通向一种普遍字符”中一方面讲要创造出一种“人类思想的字母”，另一方面又讲“我们的文字能把所有的问题简化成数字”。[20]再如，他在“综合科学序言”中讲“用字符表达我们的全部思想”，[21]而在“发现的技术”中又讲“用数字表达各种真理和判断”。[22]现代数理逻辑学家有人把非符号的事物叫做0级符号，把表示0级符号的符号叫做1级符号，把表示1级符号的符号叫做2级符号。莱布尼茨在自己的“数学—哲学”系统中尽管没有使用这些术语，关于符号等级的意识想必他还是有的。
第六，莱布尼茨虽然强调以数学为蓝本发明普遍字符，但他的普遍字符不仅在应用范围上（如上所说）不限于数学，而且在意涵上也与表示数量的算术符号和代数符号不尽相同。莱布尼茨在《通向一种普遍字符》、《论哲学和神学中的正确方法》、《人类学说的前景》及《数学的形而上学基础》等论文中都曾强调过这一点。例如，他在《通向一种普遍字符》中在强调“数量可以说是一个基本的形而上学的形式”的同时，又指出：“可是有许多东西，即凡是不受力或动力影响的东西，并不能加以估量；任何不可分割成部分的东西也难以度量。”[23]他在《人类学说的前景》中更明确地指出：“代数的最大的优点是字符的艺术这一唯一的实例，后者用途不限于数字或量值。因为如果这些字母表明许多点时，我们可以构成某一种计算或运算，它完全不同于代数，但仍然具有和代数同样的优点。”[24]
莱布尼茨在其《论哲学和神学中的正确方法》中曾对他作出这种强调的动机作出过说明：这就是“建立真正的和必然的实体概念”。因为在他看来无论如何不能把“物质的实质”仅仅归之于有量的规定性的“广延”，而为了完成“物质的概念”，我们就必须“对广延或多样化的概念”加上仅有质的规定性的“力”的概念或符号。[25]这或许是莱布尼茨的“数学—哲学”既超越传统逻辑又超越现代数理逻辑的优点。
第七，莱布尼茨的“数学—哲学”既超越传统逻辑又超越现代数理逻辑的另一个优点在于他注重和强调了普遍字符或普遍符号同事物及其关系的“亲属关系”。莱布尼茨曾十分详尽地讨论了这一问题。一方面他强调了普遍符号或普遍语词的人为性质，指出像“圆”或“椭圆”、“发光”这些词（普遍字符）显然都是人类和数学家造出来的，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强调这些词或普遍字符都同对象或对象的关系有一种“相似性”或“亲属关系”，并把这种亲属关系或相似性看做“真理的基础”。他在《关于物和词之间的联系》中曾突出地强调了这一点。他说：“即使文字是如此独断，但在应用和联系中，仍然有确定的而不是独断的某些东西，那就是，在它们和事物之间存在着一种亲属关系，使得在所有不同的文字之中的限定的关系习惯于表达同样的事物，这个联系是真理的基础。因为它说明何以不管我们使用什么文字，结果都是同样的，或者至少我们发现的结果，在限定的方式中，彼此是相当的和相符的。”[26]他由此而得出的结论是：真理既存在于思想之中，也存在于事物之中，既存在于我们自己的本性中，也存在于事物的本性中。
三、普遍代数学［2］：以数学为蓝本改进推理演算
莱布尼茨的“普遍代数学”或“数学—哲学”系统的第二项基本工程是以数学为蓝本改进推理演算。这是一项同发明普遍字符或普遍符号密切相关且以之为基础的极其重要的工作。他在许多篇论文中都曾讨论过推理演算或逻辑演算问题。例如，他在“综合科学序言”中不仅提出了“幸福依靠科学，科学依靠论证”的著名命题；在“逻辑演算诸法则”中枚举和证明了逻辑演算的一些基本公理；在“论智慧”中具体地讨论了运用科学原理的技术，特别是关于恰当推理技术和发现尚未了解的真理的技术，并把掌握这些技术视为智慧的根本表征；在《数学的形而上学基础》中集中讨论了比数学分析更为广泛的分析技术，即逻辑演算技术。我们可以把他的有关主要观点概述如下：
首先，莱布尼茨提出了推理即文字变换或符号演算的思想。他在“通向一种普遍字符”中曾提出过在把所有的问题简化成数字后进行“数字计算”，建立一种算术静力学的设想；在“综合科学序言”中又提出在数学中寻找“论证技术”的问题，并强调说：“所有依靠推理的探究都要通过字符的变换和某一种演算”。[27]应当强调指出的是：莱布尼茨所谓文字变换或符号演算并非是霍布斯推理即计算思想的简单重申。霍布斯的确在莱布尼茨之前就非常明确地说过“我所谓‘推理’是指计算”的话，[28]但霍布斯的所谓推理即计算无非是讲一个命题中主项与其诸谓项间的加减关系，而莱布尼茨的所谓推理即字符变换或符号演算则包含着远为深广的意涵，它不仅是一项证明的技术，而且还是发现的技术，不仅是一项发现真理的技术，而且还是一项发现错误的技术。
其次，莱布尼茨制定了一套“恰当”推理的技术。在莱布尼茨看来，恰当推理的技术，作为“智慧”的一项基本内容，实际上是一种“应用”科学原理的“技术”。他认为这套技术主要由下列准则组成：首先，要避免武断和偏见，只承认不容置疑的事物，只把事物本身包含的东西归之于事物。其次，如果无法达到确信或不容置疑，我们在等待更大的启发时必须满足于可能性。莱布尼茨认为，凡是从“仅仅可能的原理”中推演出来的东西，都保留着其来源的某种“不完善性”。不仅如此，我们还应当区分各种可能性或概然性的程度，凡是推演出来的东西的可能性或概然性都比作为其根据的可能性或概然性更少确定性，从而我们对之确信的程度应该更低一些。最后，从一个真理推断出另一个真理时，我们必须不间断地保持一定的链条。这是因为，我们之所以能够确定一个链条，只是由于我们能够确定其每个个别的环节都有完善的材料构成，从而能够扣住前后两个邻近的环节。同样，我们之所以能够确定判断的精确度，也只是由于问题是完善的，其中不包含任何可怀疑的东西，其形式由一个众多真理的连续不断的环节所构成而没有任何中断。例如，A等于B，B等于C，以及C等于D，因此A等于D。这就是说，决不能把前提中所没有的东西放到结论中去。这也就是著名的“莱布尼茨定律”。这无疑是避免“蒙面人谬误”（masked man fallacy）的一项有效措施。
第三，莱布尼茨不仅制定了一套“恰当推理的技术”，而且还制定了一套“发现的技术”。莱布尼茨认为这套技术主要由十项准则组成，其中最主要的有下列三项。首先，为了认识一个事物，我们必须考察它的全部先决条件，包括先决条件的先决条件，最终达到通过事物自身才能理解的若干性质的考察，即达到所考察事物的“完全的知识”。其次，“完全的知识”的标志是被考察的事物必须是能被计算的，并且不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即它的出现不能被事先预见。莱布尼茨非常乐观地认为，完成一个对诸多个体事物的分析是十分困难的，但是，要完成我们对所需要了解的诸事物的先决条件的分析却并不是非常困难的。这是因为，“我们一经发现命题的证明之后，真理的分析就完成了。常常是，对事物的分析一开始，就足以使我们分析出或完全认识到被认识的事物的真理。”[29]最后，我们必须经常从最一般的最简单的事物开始探究，也就是从那些易于进行实验和计算的事物开始探究，循序渐进，直到最后用完整的顺序和完全彻底的组合或综合由因推果地说明事物的根源。
第四，莱布尼茨不仅制定了一套恰当推理的技术和发现的技术，而且还制定了逻辑演算的一些基本法则。他把逻辑演算的一些基本公式或基本法则称作“公理”。他认为这样的公理主要有七条。它们是：A包含B且B包含C，所以A包含C（公理1）；QB包含B或QB是B（公理2）；对一个项的双重否定是对它的还原：不是非A是A（公理3）；非真是假（公理4）；如果一个结论是诸前提的结果，而那个结论是假的，则诸前提中之某一个将是假的（公理5）；如果B是真的，那么QB不是C是假的（公理6）；如果B是C是假的，则QB不是C是真的（公理7）。[30]
第五，提出了一系列命题连接词。命题连接词是我们用简单命题组合复合命题进行逻辑演算（命题演算）的一项基本工具或基本媒介，因而也是莱布尼茨推理演算设计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现代数理逻辑中这种命题连接词主要有五个，即“非”（否定词，由它可以从A作出非A），“且”或“与”及“和”（合取词，由它可以作出“A且B”或“A与B”或“A和B”），“或”（析取词，由它可以作出“A或B”）；“如果——则”（蕴涵词，由它可以作出“如果A则B”或“A蕴涵B”），“等于”或“等价于”、“等值于”（等值词，由它可以作出“A等于B”或“A等价于B”、“A等值B”）。令人惊奇的是，即使从莱布尼茨的《逻辑演算诸法则》中所论列的七项公理及其证明中我们就可以看出，莱布尼茨早在十七世纪末叶就已经发明和运用了这些命题连接词。例如，莱布尼茨从公理1 直接得出的第一格的原始式中就有“B不是C，A是B，所以A不是C”以及“B不是C，QA是B，所以QA不是C”，显然是用了否定词。而公理4、公理5、公理6和公理7更是明显地用了否定词。无怪乎现代数理逻辑学家要把莱布尼茨看作自己的理论先驱。
第六，拓宽了逻辑推理的范围。我们知道传统形式逻辑囿于一种狭隘的主谓式命题结构，把任何语句都分析成“A为B”或“A是B”的形式，这就大大地缩小了逻辑的应用范围。莱布尼茨由于把数学中的关系词如“大于”、“小于”、“包含”、“等于”等引进了判断和推理中，这就大大地扩充了逻辑推理的范围及其可传性，从而得以建立起一切必要的推理链条。例如，我们在前面提到的“A等于B，B等于C，以及C等于D，因此A等于D”以及“A包含B且B包含C，所以A包含C”等都是明证。
第七，深化了逻辑推理的意涵。莱布尼茨把关系词或关系符号引进逻辑推理不仅拓宽了它的范围，而且也深化了它的意涵。他在讨论量度时曾经指出，在量中有许多不同类的关系，例如，在两条直线间的使它们的总和完全等于一个不变长度的关系，而在两条直线之间，也能存在这样一种关系，那就是它们平方的和的平方根等于一个常数线：x2+y2=a2。就前面一种关系言，会有无限多的直线的对子“x+y”能够满足x+y=a的条件，就后一种关系言，它同样会有无限多的对子满足这个等式的值。莱布尼茨在这里谈的是否同现代数理逻辑中的“变元”或“函数”有什么直接关系对我们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莱布尼茨从中发现了它们的形而上学意义，从中“导出”了他的“连续性定律”。[31]这样看来，莱布尼茨从代数中借用过来的“关系”概念获得了一种远远超出通常数学概念所有的形而上学意义，即矛盾同一的意义。这样的关系概念是现代数理逻辑所或缺的也是它无法解释的。
四、普遍代数学［3］：以数学为蓝本构建综合科学
莱布尼茨认为，一旦我们发明了普遍字符或普遍符号，一旦我们有了一套逻辑演算的规则和技术，我们就可以以数学为蓝本建立起涵盖人类知识所有领域的“综合科学”或普遍科学。
这里我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建立这样一种普遍科学或综合科学的可能性问题。莱布尼茨对此似乎毕生持守一种相当乐观的态度。他在《人类学说的前景》中曾经指出：既然我们能够发明所有的普遍字母，既然我们能够依照一定的规则制定出一个字母表，则我们就一定能根据字母表“计算出人类所能表达的真理的数目”，我们就能“确定可能包含所有可能的人类知识的一部著作的规模，在人类知识中会有的能被认识、书写或发现的一切，甚至比这些还要多”。[32]
这样看来，莱布尼茨对人类认识能力的至上性毫不怀疑，他对人类知识的前景的乐观估计一点也不逊于弗兰西斯·培根。当年培根曾夸口说，只要通过一两代人的努力就可以发现全部自然规律（他称之为“形式”），现在莱布尼茨则进而宣布：“我相信有几个经过挑选的人，在五年内，就会完成全部工作”，他甚而夸口说只要上帝给他安排足够的时间，即使他一个人也可以单独地建立起这门“综合科学”。
接着而来的是建立综合科学的方法问题。数学方法无疑是莱布尼茨建构综合科学的一个基本方法，但是莱布尼茨从来没有把自己的“新方法”局限于数学方法，更没有把自己的“新方法”归结为数学方法。他在《综合科学序言》中声明说：“真正的方法，就其整个范围来说，对我一直是一个完全未知的东西。……我认为，即使在数学自身中，这种方法也是非常不完善的。”[33]莱布尼茨曾一度将自己的方法称作“组合术”。他断言：“有一种组合的计算，其中成分不是一个集体，而是一个由个别组成的总体，那就是，其中组合的东西除了替换而外，并不结合在一起”。[34]他的这样一种新技术或新方法不仅不是一种简单的数学方法，“数学的大部分完善的方法”反而是从他所创造的这种新方法或新技术中“借用”来的。他强调说：“整个代数不过是量的组合科学的一个应用，是属于形而上学的或普遍字符的抽象学说的一个应用。”[35]莱布尼茨强调自己不囿于数学方法，其意图是不难理解的。因为数学的符号，即便是算术和代数的符号，是不可能完全适用于包括伦理学、神学在内的精神科学的，更不适用于完全没有量的规定性的“单子”以及莱布尼茨的以单子论为核心内容的形而上学的。由此也可看出，莱布尼茨不遗余力地寻求和建立新的推证技术，甚至把连续律和矛盾同一的思想引进到自己的方法论中决非偶然，这是由他决意建立涵盖人类知识全部领域的勃勃雄心所驱使和推动的。
关于普遍科学或综合科学，莱布尼茨谈得较多的另一个问题是它的“巨大的效用”问题。他在《通向一种普遍字符》中曾满怀信心地说：“一旦人们对最大部分的概念建立起特征数字，那时人类将会拥有一种新工具，它提高智能的能力，远胜过光学工具之加于人眼，而理智之优越于视力，将和显微镜及望远镜之取代视力一样。它的用途之大，犹如给水手以指南针，它比星座带给所有在海上从事调查和实验的人的用途更大得多。”[36]接着他在《综合科学序言》中又重申和强调了这一观点，并且不无夸张地宣称：“这是人类心灵的最高成果”，“这种语言肯定是理智的最伟大的工具”。[37]具体说来，从我们掌握的材料看，莱布尼茨认为普遍科学或综合科学的“巨大效用”主要有下述几点：
首先，由于普遍科学或综合科学能够提供出“惊人的简易方法”，所以人类凭藉它可以极大地提高和完善自己的理智，以致在最短的时间内释读宇宙的“密码”，掌握最必需的学问。莱布尼茨在《通向一种普遍字符》中指出这种普遍的语言和文字既然包含发现新命题的技术，又能包含对这些命题的批判的考察的技术，因而它们将会起到像计数的算术符号和计量的代数符号一样的作用，只要通过由它组成的联系和词的分析，我们就可以“发现和判断一切”。因此，掌握了它们就等于掌握了打开“宇宙最深奥的秘密”的合适的钥匙，就可以释读宇宙的全部密码，认识在我们的理智中隐藏着的“全部深奥的秘密”。[38]他甚至强调说：“我所提供的这一新的方法，并不比任何其他程序包含更大的困难，也不太远离熟悉的概念和通常的书写方式”，一些人“在任何情况下，只要两年功夫，就会精通这门在实际生活中最必要的学问。”[39]后来他在《人类学说的前景》一文中更是乌托邦式地说道：既然全部人类知识都能通过字母表的字母表达出来，那么我们便可以说：“凡是懂得字母表的用法的人就能认识一切。”[40]
在莱布尼茨看来，普遍科学或综合科学的另一个“巨大的效用”在于它可以打破民族语言的界限，成为一种适用世界各民族的语言。例如，莱布尼茨在《通向一种普遍字符》一文中，就曾宣称：“在‘普遍语言’或‘文字’中，各种各样的概念和事物都能用一个合适的顺序加以组合，借助于它，不同民族的人才有可能相互交流思想，把一种外来语的书写符号译成他们自己的语言。”[41]
普遍科学或综合科学的第三项“巨大效用”在于它不仅能够使我们的所有推理演算获得跟算术和代数一样的无比精确性和明晰性，而且它还是“校正我们推理的唯一途径”。[42]莱布尼茨认为我们的推理之所以往往错误，我们之所以对我们推理中的错误长期熟视无睹，我们之所以对许多问题争论不休，我们之所以缺乏校正推理的工具和手段，根本的问题就在于我们所使用的语言缺乏明晰性和精确性。既然如此，一旦我们掌握了普遍字符或普遍科学，我们的推理演算就能够获得和在算术及代数中同样的明晰性和精确性，我们就能够像在算术和代数中那样拥有检验我们推理演算的简易手段，从而获得校正我们推理的唯一途径。因为在莱布尼茨看来，一旦人们运用了普遍字符，则任何种类的不合逻辑的推理都无非是一种“计算的错误”；这样，所有的争论，甚至两个哲学家之间的争论，也不会比两个会计之间的争论有更大的必要性。因为当人们将要争论时，只消他们拿枝笔，坐在计算桌旁，相互说一声：“先生，让我们来演算一下吧！”是非便立时澄清。这也就是他所谓“通过笔墨解决问题”。[43]
普遍科学或综合科学的“巨大效用”从根本上说来就在于它的内容本身，质言之，就在于它不仅是一套恰当推理的技术和发现的技术，而且还是一套唤起和提高人们识别能力和预见能力的技术。正因为如此，莱布尼茨也把普遍科学或综合科学称为“智慧”之学。他在《论智慧》一文中就曾把“智慧”定义为“所有科学原理以及应用它们的技术的完全的知识”。[44]而且也正是在这一篇论文中，莱布尼茨把拥有“事先预见”事物出现的能力看作“完全”认识事物的根本“标志”，断言：如果我们地被考察的事物有了“完全的知识”，我们就“不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即它的出现不能被事先预见。”[45]
在莱布尼茨看来，促成哲学和宗教神学的内在和谐也是普遍科学或综合科学的一项“巨大效用”。如前所述，促成哲学和宗教神学之间的和谐一向是莱布尼茨从事哲学研究的一个根本目标，但是他认为为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从根本上“革新”托马斯·阿奎那以来的神学，把数学引进神学研究中，“在神学研究中扮演数学家的角色”。[46]在他看来，笛卡尔虽然提出了上帝存在的证明，但由于他没有坚持“严格的科学性”，终究没有把他的哲学和神学协调起来。而他则由于坚持了恰当的推理技术，不仅从物体的体积、形状而且从物体的运动中推证出了“实体的真正的和必然的概念”，得出了“物体是延伸的活动力”的思想，这就不仅解决了“圣体共存”说中的“同一物体在几个地方”的难题，而且也解决了“化体”说中的“几个物体在一个地方”的难题，同时也就从根本上论证了作为“力”的目的因及万物终极因的上帝的存在，从而从根本上实现了哲学和神学的内在的和谐，促成了“人类心灵的持久的宁静”和人类的“普遍福利”。[47]
六、莱布尼茨语言哲学的理性主义实质及其历史地位
如果说莱布尼茨的语言哲学有什么特征的话，则它的最本质的特征便在于它的理性主义。
莱布尼茨语言哲学的理性主义特征或实质在我们刚刚讨论过的莱布尼茨与洛克的论争中即可以明显地看出来。例如，洛克强调特殊名辞或专名在人的认识活动或认识过程中的在先性和基础性，而莱布尼茨则强调一般名辞在人的认识活动或认识过程中的在先性和基础性。其中显然有一个认识的起源问题或认识途径问题，有一个在语言哲学中是坚持经验主义的认识路线还是坚持理性主义的认识路线的问题。再如，在本质的规定性以及名义本质与实在本质的关系问题上，洛克强调的是事物的内在结构或内在组织，而莱布尼茨强调的是事物的可能性，洛克强调的是基于感觉经验的事物的名义本质，而莱布尼茨强调的则是为人的理性所理解和把握的事物的实在本质或可能性。在这里，莱布尼茨的理性主义立场也是极其鲜明的。最后，在讨论实体的名称问题时，莱布尼茨虽然区分了数学的立场和物理的立场，但是，即使从物理的立场看问题，莱布尼茨还是把事物的“内在本性”规定为种差的本质内容。这一点从莱布尼茨关于人的定义的诠释中是不言自明的，即使从莱布尼茨关于一般自然事物的定义的诠释中也是如此。因为，莱布尼茨在谈到一般自然事物的定义时虽然突出地强调了事物的“外在标志”，但是莱布尼茨对“外在标志”的这样一种强调并不意味着事物的“内部本性”不重要，而是在于一般自然事物的“外在标志”与其“内部本性”的一致性。
莱布尼茨语言哲学的理性主义特征或实质更其鲜明地表现在莱布尼茨的语言哲学本身的基本内容和内在结构上，表现在他的“普遍字符”和“综合科学”或“普遍代数学”上。莱布尼茨的语言哲学或普遍代数学固然重视逻辑演算，但是构成其基础和要素的却是他的“普遍字符”。而莱布尼茨的“普遍字符”无疑是同莱布尼茨的基于直觉或反省的“原初的理性真理”相对应的东西。一如在真理观方面，我们可以把莱布尼茨所说的各种真理还原为基于直觉或反省的“原初的理性真理”一样，在语言哲学方面，我们同样也可以把莱布尼茨所说的包括形而上学、伦理学、神学在内的综合科学还原为各种简单的普遍字符。无怪乎莱布尼茨有把普遍字符视为真理基础的说法。不难看出，莱布尼茨的语言哲学或普遍代数学是一种典型的基础主义和还原主义，而莱布尼茨的贯穿其语言哲学或普遍代数学的基础主义或还原主义正是他的理性主义哲学或理性主义认识论的一种表现形式。
莱布尼茨的以理性主义为本质特征的语言哲学在整个人类语言哲学史上的地位无疑是极其重要的。因为他的这样一种形式的语言哲学本身向我们表明，语言哲学的存在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不仅有经验主义的语言哲学，而且还有理性主义的语言哲学。那种把经验主义的语言哲学视为唯一形式的观点是狭隘的，是不符合实际的。毫无疑问，构成现当代语言哲学主流的的确是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维也纳学派的逻辑经验主义、蒯因的新实用主义以及牛津学派，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把这样一种形式的语言哲学绝对化，更不能因此而根本否定其他形式的语言哲学的存在。事实上，语言哲学一如其他哲学的分支学科一样，其存在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而且事实上，各种形式的语言哲学也正是在同其他形式的论争中而不断地向前发展的，一如近代理性主义的语言哲学是在同近代经验主义的语言哲学的论争中不断向前发展，莱布尼茨在同洛克的论争中把理性主义的语言哲学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一样。
从我们业已谈到的看来，莱布尼茨的语言哲学思想，他的普遍字符和综合科学的设想，其内容是十分宏富的。他的这一设想固然如罗素所说是现代数理逻辑的滥觞，但是罗素的这一评价绝对没有穷尽莱布尼茨关于普遍字符和综合科学设想的历史意义。诚然，在莱布尼茨的上述设想中，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出一种盲目的乐观，都表现出一种唯有青年人才容易滋生的幻想，然而这一切正如后来康德在讨论先验理念时所说，这是一种出于人类天性的“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幻想”，它充分表达了人类对自己所拥有的现存知识进行更高综合统一的自然本性和不可压抑的强烈欲望。我国当代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先生把思维科学看做是一个由多学科构成的有机联系的多层次的整体、现代科技的大部门，并把它分为工程技术层、技术科学层、基础科学层和哲学层四个层次。谁能保证他的这一思维科学巨系统的设想以及当代的人工智能系统研究同莱布尼茨的“综合科学”的设想毫无关联呢?如果说莱布尼茨的有关设想充满着种种乌托邦，那么在他那个时代当他想用代数的演算技术改进传统的三段式推理时，他的同代人不是也可能把他的设想看做乌托邦吗?而且当他发明二进制算术原理时，人们不是也有理由把那看做乌托邦吗?然而时至今日，人们不是把莱布尼茨尊为数理逻辑的创始人和“计算机之父”吗？如果再考虑到莱布尼茨关于普遍字符和综合科学的有些论著还未曾整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便可以不无理由地说，莱布尼茨的普遍字符和综合科学的天才设想即使今天还依然是一个大有开发价值的宝藏。
在一个意义上，我们不妨将当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看作是对莱布尼茨语言哲学思想的一个历史回应。我们虽然惊喜地看到，在这一历史回应中，人们不仅在许多方面推进和完善了莱布尼茨的思想，而且在许多方面，比莱布尼茨向前走得更远，然而，一如《莱布尼茨哲学：形而上学与语言》一书的作者本森·马塔斯所说：至今，“莱布尼茨的雄心勃勃的计划更多的还依然只是个梦！”。[48]但是，只要有梦在，就有梦想成真的时候。
（本文原载《武汉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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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阅段德智：《莱布尼茨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14页。
[②] 《创世记》11：1－9。
[③] 洛克：《人类理解论》下册，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383页。
[④] 莱布尼茨：《莱布尼茨自然哲学著作选》，祖庆年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2－3页。
[⑤] 莱布尼茨：《莱布尼茨自然哲学著作选》，第42页注。
[⑥] 莱布尼茨：《莱布尼茨自然哲学著作选》，第14页。
[⑦] 莱布尼茨：《莱布尼茨自然哲学著作选》，第11页。
[⑧] 莱布尼茨：《莱布尼茨自然哲学著作选》，第11页。
[⑨] 莱布尼茨：《莱布尼茨自然哲学著作选》，第11－12页。
[⑩] 莱布尼茨：《莱布尼茨自然哲学著作选》，第11—12页。
[11] 洛克：《人类理解论》下册，第463页。
[12] Die philosophischen chriften von 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5, hrsg. von C. I. Gerhardt, Hildsheim: Georg Olms Verlag, 1978, pp. 317-318. 莱布尼茨：《人类理智新论》下册，第378页。
[13] 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马元德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29、124页。
[14] 莱布尼茨：《莱布尼茨自然哲学著作选》，第13页。
[15] 莱布尼茨：《莱布尼茨自然哲学著作选》，第17页。
[16] 莱布尼茨：《莱布尼茨自然哲学著作选》，第5、7页。
[17] 莱布尼茨：《莱布尼茨自然哲学著作选》，第13页。
[18] 莱布尼茨：《莱布尼茨自然哲学著作选》，第40页。
[19] 莱布尼茨：《莱布尼茨自然哲学著作选》，第39页。
[20] 莱布尼茨：《莱布尼茨自然哲学著作选》，第3、5页。
[21] 莱布尼茨：《莱布尼茨自然哲学著作选》，第12、13页。
[22] 莱布尼茨：《莱布尼茨自然哲学著作选》，第21页。
[23] 莱布尼茨：《莱布尼茨自然哲学著作选》，第1页。
[24] 莱布尼茨：《莱布尼茨自然哲学著作选》，第39－40页。
[25] 莱布尼茨：《莱布尼茨自然哲学著作选》，第36、35页。
[26] 莱布尼茨：《莱布尼茨自然哲学著作选》，第19页。
[27] 莱布尼茨：《莱布尼茨自然哲学著作选》，第12页。
[28] 北京大学哲学系西方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5年，第61页。
[29] 莱布尼茨：《莱布尼茨自然哲学著作选》，第45页。
[30] 莱布尼茨：《莱布尼茨自然哲学著作选》，第48－49页。
[31] 莱布尼茨：《莱布尼茨自然哲学著作选》，第59页。
[32] 莱布尼茨：《莱布尼茨自然哲学著作选》，第41页。
[33] 莱布尼茨：《莱布尼茨自然哲学著作选》，第10页。
[34] 莱布尼茨：《莱布尼茨自然哲学著作选》，第40页。
[35] 莱布尼茨：《莱布尼茨自然哲学著作选》，第58页。
[36] 莱布尼茨：《莱布尼茨自然哲学著作选》，第5－6页。
[37] 莱布尼茨：《莱布尼茨自然哲学著作选》，第14页。
[38] 莱布尼茨：《莱布尼茨自然哲学著作选》，第1－3页。
[39] 莱布尼茨：《莱布尼茨自然哲学著作选》，第5页。
[40] 莱布尼茨：《莱布尼茨自然哲学著作选》，第40页。
[41] 莱布尼茨：《莱布尼茨自然哲学著作选》，第2页。
[42] 莱布尼茨：《莱布尼茨自然哲学著作选》，第22页。莱布尼茨说道：“校正我们推理的唯一途径是使他们象数学家的推理那样明确，使得我们能一眼就找出我们的错误，当人们发生争论时，我们只不过说：让我们计算一下，立即就会看出谁是对的。”
[43] 莱布尼茨：《莱布尼茨自然哲学著作选》，第12－13页。
[44] 莱布尼茨：《莱布尼茨自然哲学著作选》，第43页。
[45] 莱布尼茨：《莱布尼茨自然哲学著作选》，第45页。
[46] 莱布尼茨：《莱布尼茨自然哲学著作选》，第31页。
[47] 莱布尼茨：《莱布尼茨自然哲学著作选》，第37页。
[48] Benson Mates, The Philosophy of Leibniz: Metaphysics & Language, New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1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