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历史学的学科分类中，几乎没有欧洲那种以问题为主体、涉及多国多边关系的国际关系史（international history），有的只是美国外交史（U.S. Diplomatic history）。当国际关系史在欧洲已经成为各大学历史系和政治系的必修课时，美国学者还在为外交史这个史学界"后娘养的孩子"的学科地位，（stepchild，语出哈佛大学教授Charles S. Maier 1970年代末为美国史学家参加国际历史学家大会准备的文章Marking Time: the Historiograph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后收录在Michael Kammen主编的美国代表团论文集 The Past Before Us: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Wri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0）究竟是属于美国国史(national history)还是属于国际关系史而争论不休？（参见Michael Hogan and Thomas Paterson, eds., Explaining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N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
对美国外交史学者的狭隘视野，欧洲学者也批评挖苦之能事。在生前一篇出色的学术综述中，英国著名国际关系史学家、英国科学院院士、苏塞克斯大学教授克里斯多佛·索恩（Christopher Thorne）毫不客气地指出，美国学者的外交史写作充满了"地方主义"的狭隘气息，一切以美国为主，形成了"美国与XX国"（The United States and XX paradigm）的美国外交史写作范式。他甚至建议美国对外关系史学会（the Society for Historians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SHAFR）应该改名为美国国际关系史学会(the Society for the United States Historians of International History)，其会刊外交史(Diplomatic History)则改名为国际关系史评论(Review of International History)。（参见Christopher Thorne, " After the Europeans: American Designs fro the Remaking of Southeast Asia", Diplomatic History, Spring 1988）顺便提一句，索恩虽然以研究亚洲太平洋地区国际关系见长，但是，最令学界敬佩的，是他不断超越自我的探索精神，是他不遗余力地追求国际关系研究新方法和新领域的热情。在学术界日益专门化，各学科间画地为牢的潮流中，这位牛津大学培养出来的通才，却反潮流而动，试图打通历史学、国际关系和社会学之间的人为篱笆，建立一种一般学者连想都不敢想的国际关系的历史社会学（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Sociology），"将国际关系引入历史社会学，把社会学引入国际关系史，由此，他开拓了一种独一无二的社会探究方式（mode of social enquiry）"（参见，Jan Aart Scholte, "New Border Crossing: Christopher Thorne and International History", The SHAFR Newsletter, June, 1994）。1992年他因病去世，年仅58岁。索恩的英年早逝曾引起了大西洋两岸外交史学者的一片哀悼之声。他的著述和史学思想理应受到我们更多地关注。
实际上，在索恩尖锐批评的前后，美国的一些有识之士也认识到问题的所在。这其中以两位研究美国与东亚关系而著名的外交史名家、哈佛大学教授入江昭（Akira Iriye）和北卡罗来纳大学教授韩德（Michael Hunt）最为突出。1978年和1988年，入江昭先后出任过美国对外关系史学会主席和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其主席演讲题目分别是"文化和权力：作为跨文化关系的国际关系"和"历史的国际化"。无独有偶，韩德在1990年担任美国对外关系史学会主席时，也发表了以"美国外交史的国际化"为题的演讲。入江昭和韩德对索恩的回应绝非偶然，前者的日裔背景，后者早年在亚洲中东生活经历，让他们对美国的世界领导角色以及不同文化国家对美国的反应有着独特的理解。在一篇论述美国外交史学的长篇论文中，韩德对美国的外交史学进行了宏观的梳理，概括出以注意研究精英决策的现实主义学派、注重美国国内经济背景的新左派和注意地区文化背景的国际主义学派。而他最欣赏的就是最后一个学派（Diplomatic History, Winter，1992）。在此之前，他就倡导过跨文化研究（intercultural perspective），提出学习和借鉴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注重传统的语言训练和文化把握。
遗憾的是，他们的呼吁虽然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和重视，但是，在美国外交史的学术研究和写作中，索恩批评的"美国与XX国关系"范式依然是一统天下。这从每年《外交史》春季号上刊登的美国对外关系博士论文题目总揽，就可见一斑。
在这些博士论文中，绝大多数题目都是视野狭小的"美国对XX国政策"，而从这些作者的名字又可以猜出来，大多数作者是外国人，也就是来自论文题目所研究的那个美国政策的对象国。显然，在掌握对象国语言、了解对象国文化、研读对象国文献方面，他们拥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在很大程度上，这个状况的形成与美国史学人才的训练方法和学术环境有关。博士论文的要求是基于第一手文献的原创研究，而在可利用的文献方面，美国外交档案之丰富，管理之先进，接触之简捷，使用之方便，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比拟。因此，考虑到起码的机会成本，如果博士论文选择外交史题目，不论是在美国史领域，还是外国史专业，都会选择与美国政策相关，而且往往是美国为主的双边关系的题目。实际上，不仅在美国，就是在中国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比如，作为中国最早的国际关系史和美国史方向的博士，时殷弘和任东来就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中美关系史的题目。
从目前美国外交史学界的现状来看，国际史仍然还是学者们所追求的一个高贵梦想而非真正的现实。对美国学者来说，要建立真正的国际史决非一蹴而就的事业，仅仅是掌握和精通一门非西方语言，就不知要耗费多少的时间和精力，甚至可能是毕生的心血，因此，对每个个体而言，国际史的实践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反过来，非西方学者也是如此。显然，国际史的构建绝非个体努力所能实现的目标，一个比较可行的办法是各方、特别是各国学者取长补短，相互合作，发挥各自的语言和文化优势，对一个共同的课题，在完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进行平行或合作的研究。在这方面，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国际冷战史项目（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CWIHP），就是成功的典范。在过去的十年中，它利用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等财团的资助，组织曾经是相互对立的东西方国家以及南北方国家的众多学者，共同发掘冷战铁幕两边的外交档案和口述资料，对冷战起源、中国内战、中苏同盟、朝鲜战争、波匈事件、古巴导弹危机、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安哥拉冲突和冷战结束等重大冷战课题进行了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史研究，其多视角、多中心、多层次、多国档案文献、多国学者合作的跨文化和跨学科特点，打破了美国学者一度垄断的单向度冷战研究，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全景式国际冷战史。
国际冷战史的主要倡导者是美国外交史的掌门人之一、原俄亥俄大学教授盖迪斯（John Gaddis）。盖迪斯以研究美国对苏冷战的遏制战略一举成名。虽然他以研究美苏关系见长，但他却根本不通俄语。不过，他擅于扬长避短，大量借鉴国际关系和战略学理论，并自觉地把它们应用到外交史研究，再加上他研究的美苏关系是当时的"显学"，因此，其在美国外交史研究中的权威地位很快得到确立和巩固。在入江昭和韩德倡导外交史的跨文化研究方法的同时，盖迪斯则不遗余力推动跨学科研究法(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参见Gaddis, New Conceptual Approaches to Stud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Diplomatic History, Summer，1990）因为在以往对传统外交史的批评中，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除了上面提到的视野狭窄，只关注双边关系，而在双边关系中，又忽视美国政策对象国文化历史及其对美国反应这样的批评外，还有就是批评外交史学者坚持外交史的人文学科特性，不注意研究方法，不善于向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学及其分支国际关系学的学习。
与需要多种语言的跨文化研究法相比，美国外交史学者在跨学科，特别是利用政治学理论方面，取得的进步则更为明显。这种鲜明的对比显然与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的世界领先地位，以及美国博士培养中注重理论和方法的训练有关。有人专门统计和分析过《外交史》杂志从1977年创刊到1991年为止所有论文的引文，发现这些论文大量地引用政治学著述，外交史业已发展成为不折不扣的"跨学科方法史"（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但在利用外国文献、参考外语论著方面，这些论文却差强人意。（参见The SHAFR Newsletter，Dec., 1992）
在盖迪斯之前，研究欧洲外交史的美国老一辈学者克雷格（Gordon Craig），就已经在呼吁把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学有机地结合起来，1982年他出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时发表的演讲就是"历史学家与国际关系研究"。而且，他还身体力行，与在斯坦福大学的同事、著名国际关系学者乔治（Alexander George）合作出版《武力与治国方略》（Force and Statecraft），作为政治系和历史系国际关系史的教材。该书是目前见到的把外交史与国际关系理论结合的最佳著作，目前已出版了第3版（1995）。由于有意识地借鉴和使用国际关系学的概念方法，加上扎实的史料功底和出色的文笔，外交史学者的一些研究成果不仅在史学界，而且也在政治学界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例如盖迪斯对冷战结构的理论研究，来自英国、现在耶鲁大学任教的肯尼迪（Paul Kennedy）对全球力量结构变迁的宏观探讨，弗吉尼亚大学教授勒夫乐（Melvin Leffler）对国家安全战略极为精致的分析，等等。因此，他们的论文也常常出现在《外交》（Foreign Affairs）、《对外政策》（Foreign Policy）和《国际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这样一流的国际关系期刊上。
与外交史学者有意识地借鉴和使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概念和方法相对照，国际关系学者也广泛地以外交史为素材，构建自己的理论和分析模式，他们所取得的学术成就看上去比他们外交史同行的跨学科探索更为引人注目，这在现实主义主义学派那里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一现象毫不奇怪，因为作为20世纪30年代才出现、60年代以后才发展成熟并独立为一个单独学科的国际关系理论，其思想资源主要就是三个方面，从古希腊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到英国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再到普鲁士兰克的《世界史》的外交史传统，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到意大利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再到英国霍布斯的《利维坦》的政治学传统，以及从法国博丹的《国家论六卷》到荷兰格老秀斯《战争与和平法》再到近代海牙和平会议的法律（国际法）传统。
作为现实主义主义学派最有影响的学者，摩根索（Hans Morgenthau）、基辛格和凯南（他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外交史学者），无一不是从外交史中汲取养分，区别不过是前两位从欧洲列国复杂的争霸史中寻求共性，后者从美国相对简单的外交史中分析个性。此外，关注世界政治的国际经济专家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和关注国际经济的国际关系学者吉尔平（Robert Gilpin），分别从1930年代的大萧条，近代霸权战争的历史中，推倒出了领导权（霸权）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性。新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大师沃尔兹（Kenneth Waltz）的理论创新，更是深深得益于他对《伯罗奔尼撒战争》这一外交史不朽名著的研读。而对国际关系的微观研究产生过极大影响的《决策的本质》（Essence of Decision），则完全是缘于哈佛大学政治学家艾利森（Graham Allison）对古巴导弹危机这一外交史课题的创造性研究。这一外交决策理论的不朽著作1971年出版第一版时，有关古巴导弹危机的决策文献除了若干回忆录外基本阙如，但是，作者严谨的逻辑、极具启发性的模式和周全的分析，却弥补了文献的不足。在各方外交档案解密公布后，其基本结论和分析框架依然站得住脚，因此，在30年后，该书经过修订后出版了最新的第二版，并受到广泛的好评，由此，不能不让人承认理论的魅力。
外交史学者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应用，国际关系学者对外交史的解析，以及它们之间的良性互动，成就了一大批同时为这两个学科所接受和学者及其著述，证明了跨学科的魅力。不过，不论是外交史，还是国际关系理论，其主要角色依然是国家（国家组织）及其行为，因此，并没有真正的学科超越和学科创新。如果外交史在新世纪还需要新的生长点的话，甚至是学科创新的话，那么，索恩、入江昭和韩德等人所倡导的跨文化研究与国际关系的历史社会学无疑是一个非常值得努力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