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南开国政系韩召颍的电邮，告知冯承伯先生在10日去世，悲痛心情难以自制，不禁潸然泪下。我虽非冯先生的亲灸弟子，但是，他却是我最尊敬的一位老师，也是我最佩服的一位学者。在我成为学者的道路上，冯先生一直是我的榜样。我无法为他送行，只能以这篇小文，来表达我的哀悼之情。
第一次见到冯先生是在1983年的冬天，那时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美国研究所（系）读硕士。当时，我东北师大历史系的业师，已故的丁则民教授来京参加《中国大百科全书》世界史卷美国史部分的词条审稿会，住在出版社包租的酒仙桥宾馆。我去看他，他便把我介绍给也来审稿的冯先生。那时，冯先生刚从美国进修回来，受我的导师杨生茂委托，代他前来审稿。我们未及深谈，但他和蔼可亲的态度，言谈举止中所表现出来的友善和睿智，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丁先生对冯先生大加赞赏，嘱我有机会好好向冯先生求教。
1985年秋天，我到南开跟杨先生读博士，与冯先生接触的机会就多了，每次与他漫谈，都是一次精神的盛宴，因为与一些死抠书本的专家不同，冯先生兴趣极为广泛，是个学有专长的杂家，古今中外，人文社科，都有所涉猎。这显然与他父亲冯文潜老先生的言传身教有关，冯老先生早年在欧美游学十年，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冯先生的母亲黄老夫人，虽然是家庭主妇，但也是博闻强记，知书达理。记得有一次，我去看冯先生，他不在家（当时没有电话，拜访也就没有事先约好），就和八十多岁的黄老夫人聊了一个多小时。因为老人家没有记住我的名字，只对冯先生说有学生来访，但冯先生猜到是我，“只有任东来才这么能聊”，这是他后来碰见我说的话。实际上，也是老夫人能聊，我只是奉陪而已。
我刚到南开时，冯先生负责接待美国Temple大学的富布赖特教授James. Mandell。为了帮助我们这些新来的研究生适应美国教授的授课，在后者开设的“美国社会经济史”课上，他带头作了开始几节课的口头翻译，给几位英文系毕业的研究生作榜样。两相比较，我不得不佩服冯先生精湛的英语理解力和语言天赋，要知道冯先生没有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他的英语能力大概是中学的基础加上1981-1983年在美国的进修。1988年，冯先生主持了中美学者“美国总统制讨论会”，面对美国第一流的政治学者，其娴熟的英文运用能力，引领讨论的卓越技巧，柔中有刚的发言提问，举重若轻的国际会议组织能力，赢得了所有与会者的一致好评。此后，我参加过国内举行的众多国际学术会议，但似乎还没有见到一个拥有像冯先生这样综合能力的学者。
我在南开期间，冯先生的研究兴趣已从美国外交史转到了社会经济史，并具体研究费城和天津的城市发展道路比较。因为冯先生是历史系的副主任，当历史系设立博物馆学专业，他又义不容辞地投入到这一新领域。这固然是职务行为，不过，我猜想更与他追求新知的天性有关。1987年前后，他陪南开当时的校长母国光教授来宁，我陪他参观南京的博物馆，他说自己在美国期间，一有机会就参观博物馆，并告诉我这样一个故事：在芝加哥参观博物馆时，一个义工为他做了一个单位时间的全程讲解，其渊博的学识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一问，原来这个义工是一位大学教授，每周固定一个单位时间来做义务讲解员，几十年如一日。这个故事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后来我到国内外任何一地，都要去博物馆，并且尽可能参加义工带领的tour。 现在，有外地和海外朋友来宁时，我带他们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南京的几个博物馆。我对太太说，等我退休后，就去博物馆作义工。我太太说，那要到中国的博物馆也推行美国式的义工制度。
因为研究美国的移民问题，冯先生又涉猎社会学。为此，他还一度代理过矛盾重重的社会学系主任。到1995年11月，我在广州中美关系史的会议上遇到他时，他已经是南开的图书馆馆长。这个位置曾经是已故的冯文潜长期担任过的工作，父子先后出任同一图书馆的馆长，这在中国图书馆历史上，也可以传为佳话了。他当时颇为兴奋地告诉我：“我现在掉到网络中了。” 真是令人诧异，要知道那时网络刚刚兴起，还是新鲜玩意儿，特别是年轻人的新鲜玩意儿，一般人最多用网络来收发电子邮件。冯先生却可以自豪地说，“掉到网络中了”，成为信息社会的弄潮儿。考虑到他当时已经是六十有二的老人，这样的气概无人可比。最重要的，冯先生不是一般年少的“玩家”，也非只说不练的“票友”，而是基于深刻洞察和理性认识的真正专家。在“美国的信息社会理论与中国的现代化”这篇提交会议的论文中，冯先生的见解极具前瞻性。他从中国现代化的高度来讨论信息化的重要性，并将信息化提高到与工农业现代化并列，“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高度。“具体说来，一方面要使产业信息化，另一方面则必须使信息产业化。”在介绍美国“自然增长”和日本“政府干预”这两种信息发展产业战略之后，冯先生认同了某些学者的看法，就是结合中国实际，走“跨越式的发展道路。”并具体指出“跨越铜缆搞光缆，跨越模拟通信搞数据通信，跨越‘单媒体’搞‘多媒体’。眼下当务之急是，加快与国际网联网Internet连接，实现与国际高速公路接轨。” 今天看来，这些都是真正的先见之明，简直就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科学预言！
此后，冯先生全身心地投入到图书馆信息化建设的工作中，最终练就成为中国图书馆信息化建设的一个领军人物。记得在南开读书时，针对大学里各系科的图书资料室相互封锁，借阅困难，使用不便的问题，我曾请教过冯先生，国外大学是如何处理的。他当时以哈佛大学图书馆为例，指出解决之道在于中心馆统一编目，分馆则专题收藏。冯先生1997年退休后，为克服中国大学图书馆小而全，弱而散的体制性痼疾，便致力于天津市属高校的网络信息化建设工作，为实现文献资源的共建、共享、共用而四处奔走。2001年，以其对图书馆事业的热爱和对网络技术的娴熟，年近古稀的冯先生受聘天津市高校数字化图书馆建设管理中心主任。2003年，我在天津见到他问及他的健康时，他说“很不好，一身是病”，但话题转到目前的工作，他便兴致勃勃地告诉我，他正在负责天津市属高校“数字化图书馆建设”项目，每天都要去办公室上班。去年8月，我再次来南开开会，同时为杨生茂九十华诞祝寿。得知冯先生身体欠佳，我特地去先生府上拜访。冯先生比我三年前见他，苍老了许多，给人的感觉是大病初愈。他告诉我，年初动完心脏手术后，修养一阵便去上班，结果头一天就被工作人员发现脸色不对，立即送医院，检查发现是中风前兆。就这样，他才停止了工作，全身心修养。因为我当时从冯老先生的母校格林奈尔学院回来，谈及那里的变化。冯先生告我，他也去过该校，并找到一些有关他父亲的文献。为了不打扰他休息，我坐了半个多小时就告辞了。没有想到，这竟是我最后一次向他讨教的机会！直到我看到冯先生治丧小组发布的其生平介绍时，才了解到他为之最后献身的工作是多么的出色！2006年，他创立并领导的天津高等教育文献信息中心荣获教育部CALIS“十五”建设突出贡献一等奖。
在结束这篇悼念短文时，我还要对冯先生的在天之灵，就一个我们之间发生的、我从来没有对人说起过的故事，轻轻地说一声对不起。1988年春天，我下决心去南京大学任教时，时任南开副教务长的冯先生，在事先没有告知的情况下，爬了六楼，来到我的宿舍，希望我重新考虑自己的去留，并表示留校后，可以立即通过校际交流，去Swarthmore学院进修一年。我一直生活在学校，书呆子一个，没有任何生活经验，可谓年少不更事，居然当场就回绝了，没有采取更为委婉的方式。直到我人到中年，才觉得自己是多么的不通事理人情。好在大人不记小人过，冯先生以及其背后的杨先生，此后在学术和生活上一直关心、鼓励和帮助我。人生的命运的确往往就在一瞬间，如果我当时答应了冯先生，而且得到了去Swarthmore学院的机会，最终很可能会像我众多的朋友和同学那样，利用1989年后难得的机会，成为了学术移民，也没有办法直接为南开作贡献了。
在专业化日益将社科人文学术搞得四分五裂，相互割据的时代，冯先生以求知和兴趣为导向的学术趋向，无疑于鹤立鸡群。这大概是冯先生直到退休，也没有成为所谓“博导”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相比较众多“一驳就倒”的“博导”，冯先生则是一位真正的博学之士，一位超越学科的篱笆，摆脱了名利的重负，获得了学术真谛的学者。以冯先生的天赋、勤奋和能力，只要在自己涉猎的任何一个领域，稍加深入，他就可以成为历史学、社会学、博物馆学或图书馆学任何一个领域中的“博导”。但是，在他这样学者的内心中，求得新知比徒具虚名更为重要，探索和开拓新的领域，比固守陈说旧论，获得更多的精神满足。
冯先生，安息吧，天国中一定会有更多的新知任你探索，因为上帝一定会把你用心血建好的数字图书馆送给你。
2007-1-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