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绪贻先生即将迎来百年华诞，作为一个多年来经常聆听先生教诲、备受先生提携的晚辈学人，我衷心地预祝先生生日快乐！过去三十年来与先生交往的点点滴滴，此时也涌上来心头，成为一种美好的回忆。

一

知道刘先生的大名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当时是东北师大历史系七八级学生。我和七七级学长王旭等人参加了业师丁则民先生的美国史课外学习小组，打算毕业时报考美国史研究生，从事美国史研究。当时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成立不久，刘先生是副会长兼秘书长。与会长黄绍湘先生、副会长杨生茂、丁则民先生相比，那时刘先生的学术影响似乎稍逊。作为学生，我们熟读了黄先生的《美国通史简编》、杨先生主编的《世界通史•近代史》和丁先生有关美国史学史的论著。而刘先生当时的论著，在我印象中，只有几篇有关黑人民权斗争的文章。我大概在丁先生面前表达过自己的疑惑，丁先生告诉我刘先生解放后长期从事工会领导工作，直到六十年代中期才回到学校，组建武汉大学的美国史研究室。

一直到1984年6月美国史研究会第四次年会（成都）上，我才第一次见到了刘先生。在与会的三位老先生（黄、刘、丁）中，刘先生最为年长，但精力却最为旺盛，看上去最多只有六十岁。这不仅是我的印象，而且众多第一次见到刘先生的与会者都有这个感觉。大家知道刘先生已经年逾古稀后，都觉得不可思议。尽管先生给我留下了和蔼可亲、精力充沛的印象，但因为刘先生是会议的组织者和学会的领导者，我还是茅庐未出的研究生，与先生接触很少。不过，会议期间，我却和刘先生带来开会的两个硕士生何宏非和赵林成为了好友，一起浏览成都附近的名胜。我后来听说，在刘先生的精打细算下，这次会议只用了学会200多元钱。现在看来，这简直就是奇迹。会后，我顺江而下，在武汉大学校园内逗留了几天，去刘先生的府上拜访。

八十年代开始，刘先生“厚积后发”，开始了其最旺盛的学术创造期，著、编、译三管齐下，数百万字的作品问世，令人应接不暇，让我们大饱眼福，受益匪浅。1988年6月，我在南开博士毕业，应恩师杨生茂先生之邀，刘先生和丁先生莅临南开，参加我的论文答辩。刘先生对我的论文表示了赞赏，同时也指出论文在学术史回顾上的不足。因为中美关系史在建国后最初的三十年基本上是帝国主义侵华史的一部分，为了政治上反美的需要，国内出版了不少揭露美帝侵华的小册子，我感到学术意义不大，在论文中除了提及刘大年和卿汝辑所著的两本较为严肃的《美帝侵华史》论著外，其余一概不提。刘先生认为应该尊重历史，特地手抄了整整一页纸的有关书目，包括详细的版本信息供我参考。看到书目，想到先生的认真态度和严谨作风，我一时感动莫名。

二

1988年从南开毕业后，我南下到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任教。1990年11月，研究会第六届年会在洛阳和郑州开会，我再次见到了会议组织者刘先生。虽然先生依然是精力旺盛，看不出任何老态，但却感到先生不是非常开心。因为当时知识界的整个气氛都比较沉闷，也就没有多想。后来才知道，因为有人把刘先生有关新政式资本主义的新观点上升到意识形态之争，导致学会主管单位的干预，迫使刘先生不情愿地将自己一手创建的研究会秘书处交出了，从武大搬到不那么愿意接手的南开大学。

1991年，刘先生从武汉来南京参加我的同事蔡佳禾的博士论文答辩，我有幸去码头亲自接他。1998年夏，刘先生来中美中心参加中美关系史讨论会。以刘先生的资历和身份，本不需要撰写论文就可以参会，但他还是和他义务指导的本科生林婕合写了《第一批官费留学生与中美文化交流》一文，并在会上宣读。在这次会议上，88岁高龄的刘先生和89岁高龄的苏州大学张梦白教授（也是美国史研究会顾问）成为讨论会最亮丽的“风景线”。会后，我和吴耘请刘先生吃了顿便饭，吴耘对刘先生的“年轻”已有耳闻，但见到刘先生后还是有些吃惊，特别是刘先生红光满面、脸上皱纹极少、几乎没有什么老年斑。于是，便向刘先生请教“驻颜术”，刘先生也不厌其烦，向她传授了脸部按摩术。刘先生还向吴耘问起她在大学外语部的一位同事，这位女老师原来在武大工作，后随丈夫调到南大。刘先生说认识她是因为“文革”前刘先生和她在教授俱乐部“共舞”过，我这才知道，刘先生年轻时能跳交谊舞。刘先生还告诉我们，抗战前他曾在国民政府军需学校读过半年书，这个学校就在南京市中心的新街口一带。

刘先生是非常细心的人，这次便饭后，刘先生送我书、照片或贺卡时，题签总是“东来贤伉俪”，让我和吴耘倍感亲切。吴耘也在这次会面之后预言，刘先生会实现中国人最美好但也最难实现的祝福，“长命百岁”，因为他有着惊人的记忆力、良好的胃口和对美好事物持久的兴趣。

三

我不知道1998年的南京会议是不是先生最后一次到外地开会，但至少我再没有在有关学术会议上见到他。就先生的身体而言，外出旅行和开会当没有问题，但一般的会议组织者是不敢邀请九旬老人与会的。在成为“90后”以后，先生学术生命非但没有结束，而且成为知名的文化和社会批评家。针对社会上愈演愈烈的腐败、思想领域中封建糟粕在复兴儒学的旗号下卷土重来以及专制主义以“统一思想”为名宰制学术和文化的丑恶现象，刘先生怒不可遏，拍案而起，高举理性和启蒙的大旗，以自己多年积累的社会阅历和智慧，撰写众多文化和社会评论，重新回归了六十年前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在六十多年前，刚刚从美国归国不久的刘先生，以社会学家特有的敏锐，在《观察》等当时著名的时政杂志发表了数十篇社会和文化评论，传播新知，批判封建文化，倡导民主自由。这些评论至今读起来依然让人浮想翩翩，正因为它们的现实意义，2001年，武汉出版社将先生1948年发表的评论集结为《黎明前的深思与憧憬》一书出版。2006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翻译出版了先生的硕士论文——《中国的儒学统治：既得利益抵制社会变迁的典型事例》。六十年前的两部旧作，能够在21世纪重新出版，而且，作者依然笔耕不停，这在国内外都可谓是绝无仅有。

刘先生的勇气和敏锐，让我们这辈学者自叹不如。我虽然在2000-2005年也撰写和发表过大量报刊评论，并一度是《南方都市报》的专栏作者，但涉及的议题几乎全部是国际事务和学术界的“茶杯里的风波”。对先生的敬佩，让我一有机会就向先生表达自己的敬意。2006年11月，我再次来到武汉。先生依然住在我22年去过的房子，当年的“高知宿舍”已经相当陈旧，原来的左邻右舍也大多搬走。但先生书房依然充满阳光书香满屋，窗外的绿树已长大成林。已经转到政治系的原研究会副秘书长谭君久教授，驱车带我和刘先生去一家雅致的茶餐馆，吃了匹萨饼。两年后，学会第12届年会在武大召开，借机祝贺刘先生95岁华诞。在会议结束时，先生柱着拐杖，走过几个山坡，来和与会代表道别，这叫大家颇为感动。当时我们已经坐上去饭店参加晚宴的大巴，很多人赶忙下车与先生话别。车开了以后，先生站在那里，向我们招手，此情此景，历历在目。是年底，在一位学生的帮助下，先生和师母周老师拍了几张纪念照，其中一张他们带着圣诞老人的帽子，印着” How Are You” 的英文字，非常可爱。我想，所有收到这组照片的晚辈都会为两位95老人的健康和开朗而高兴。

刘先生即将迎来百岁华诞，这已经是生命的奇迹。但是，更大的奇迹在于，这位百岁老人依然思维敏锐，笔耕不止。

在祝福老人的同时，我对先生羡慕不已，希望自己也能够“像他那样生活”，“长命百岁”！

2012-1-7南京

（本文系作者提交本书编辑委员会编《庆祝刘绪贻教授百岁华诞论文集》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