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史学，可以称之为“纪念史学”。就是在某一个重要历史事件发生、或某个历史人物诞辰（去世）的整数年份里，在政府或某个社会集团的赞助或支持下，历史学界或大众媒体大张旗鼓地展开研究或纪念活动。其长处是普及了历史知识，也让一直在象牙塔青灯黄卷下工作的历史学者得以纷纷登场，告诉民众自己的价值。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共和的价值、中山先生的伟业、中共的伟大、光荣、正确，通过学者的著述、媒体的放大、影视的渲染，得到前所未有的普及，为广大民众所认知。共和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帝制，中共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因此，再怎么纪念都不为过。
不过，我们还是要放远眼光，从将共和与建党放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下考察，或许会有更深刻的认识。共和与帝制相对，但漫长的中国历史中既无共和的概念，更无共和的实践，它完全是个来自西方世界的舶来品，中山先生也是在西方文化和思想的浸淫下认定了共和的价值，走上了反清的道路；现代政党同样来自西方，过去的中国只有依靠血缘、地缘、宗族、职业联系形成的“会党”，从来没有出现过以强有力的意识形态为信仰和纽带的现代政党，“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当然也送来了十月革命得以成功的关键组织因素：有严格组织纪律和统一意识形态的列宁主义政党。
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但共和之初并没有带来人民期望的民主、自由和稳定。失望之余，孙中山也效法苏俄，并在苏俄的帮助下参考布尔什维克党的样式，改组了国民党。从这个角度看，现代中国两个最主要的政党均是“以俄为师”。从世界政党史的角度来看， 中国政治精英的这次仿效非常成功，真正做到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避免了“橘过淮为枳”的制度移植。因为，中共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党，拥有八千万党员；国民党也老店新开，咸鱼翻身，在一度丢掉台湾执政地位后，重新执政。而它们所效法的布尔什维克党，早在二十年前就关门打烊了。1991年8月23日，在部分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发动“8·19政变”失败后，民选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乘机下令限期解散机关、企业和军队中的苏共组织。次日，苏联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并建议苏联共产党中央解散。就这样，一个经过一次国内战争、一次世界大战考验的一度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政党顷刻间倒下，没有遗嘱没有墓志铭，更没有送葬者。
因此，从世界政治历史来看，今年同样也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份。不过，世界舆论关注的不是苏共解体二十周年，而是两件彻底改变战后世界政治格局大事的二十周年：1991年10月3日，分裂了四十五年的德国重新统一；两个月后，12月25日，已经成为光杆司令的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联总统的职位，克里姆林宫上的苏联镰刀铁锤国旗落下，代之以俄罗斯的三色旗，存在六十九年的世界第一大国苏联正式解体，分裂成十五个国家！二战的最大战败国统一，二战最大的战胜国分裂了，如此鲜明的对照是历史的必然，还是时代的讽刺？苏联解体已经二十年了，但是，对于苏联解体基本原因的讨论乃至争论却从未停止过，不仅在俄罗斯是如此，就连中国学术界也是如此。概括起来，有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一是体制说：僵化的斯大林体制导致苏联解体。但它没有很好地说明，为什么这个体制延续了六十年，偏偏在戈尔巴乔夫时期难以为继了，陆南泉等人所著《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新华出版社，2010） 是这一解释的力作；二是“个人说”：戈尔巴乔夫是苏联解体的“罪魁祸首”，李慎明主编的《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是这一看法的代表。这一说法不仅有“英雄史观”之嫌，而且它也无法说明，为什么没有戈尔巴乔夫的其他东欧国家也发生了巨变？
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二十年，但由于历史的因缘，不仅俄国的历史学者，就连中国的学术界，在讲述和讨论苏联亡国史时，难免会涉及民族情感和政治敏感。或许，下面这本冷战史大作《美国、俄国和冷战 1945-2006》（以下简称《冷战》），可以从国际史的角度解释苏联解体的国际背景和制度因素。作者沃尔特·拉费伯尔是美国康奈尔大学历史系的荣休教授，美国外交史学中 “新左派”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这一流派的主要学者来自于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因此也叫威斯康星学派。它兴起于反战运动如火如荼的1960年代，坚持从美国国内因素特别是经济因素来解释美国的对外政策，以揭露、批评美国外交特别是战后外交的扩张本质为己任，挑战为美国官方政策辩护的正统学派，因此又有修正派之谓。它也不同于凯南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外交史学，后者虽然对美国外交政策也持强烈的批判态度，但更多的是从权力政治角度批判，认为美国的外交太受民意和民心的影响，过于追求道德主义与合法主义。
《冷战》初版于四十年前越战正酣的1967年，此后，不断更新再版，补充了越战结束、美苏缓和、冷战结束和反恐战争等新的内容，2006年已经出到了第十版，成为美国大学冷战史和美国战后外交史课程最畅销的一本教材。这样一本在美国新保守派看来有着“反美偏见”（anti-American bias）的作品，作为教材居然行销四十年，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本书的巨大价值。它在很大程度上回答了美国学生心中挥之不去的疑惑：一个伟大的国家为什么会那么迷信武力，随意地使用武力，结果不仅给自己，而且也给其他国家的人民带来了不可估量的生命和财产损失。
作为一个严肃的学者，在解释苏联外交行为时，拉费伯尔采取了同样的研究路径：从苏联制度和内政来解释这个庞大帝国的外交行为和最后命运。我们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伟大理想，特别是为所有反法西斯国家和人民所接受的罗斯福的“四大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和免于匮乏的自由，曾经燃起人们对战后世界多么美好的憧憬！联合国、布雷顿体系（国际货币基金会和世界银行）、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等国际制度框架的建立，似乎为实现“天下一家”的理想提供了可能。但是，战争结束不过两年，美苏变友为敌，“铁幕落下”，欧洲一分为二，中国内战，冷战开始，理想破灭！是谁引起了这可恶的冷战？对这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民众需要一个简单的答案。两大阵营的对抗，透射到了学术界，成为政治正确的一种表态。苏联解体后，斯大林成为替罪羊，不仅保守的美国学者这样说，饱受斯大林体制之苦的俄罗斯学者也这样认为。以斯大林晚年对周围所有人的猜忌及其1930年代对政敌残酷无情的清洗为根据，结合现代西方精神病学，斯大林被戴上“妄想狂”的帽子。在几乎是这样“一边倒”的论战中，作者坚持了他四十年前的看法：美苏对抗的基本背景来源于这两个国家扩张的历史，以及美国对苏俄世界革命理想的深深恐惧。在此背景下，斯大林1941至1946年的外交政策是一种正常的现实主义路线，而不能以“妄想狂”来一言以蔽之。“如果他和其他苏联人的确对西方深怀猜疑，这也是现实使然，而不是出于妄想。因为1917到1920年，西方派遣成千上万的军队涌入俄国；在三十年代，西方拒绝与苏联合作；1938年西方试图把希特勒的祸水引向斯大林；西方多次在第二战场问题上食言；1945年，西方还试图进入那些斯大林认为对苏联安全至关重要的地方。”（第17页）作者这样讲，并不代表他赞赏斯大林的做法，他对后者并无好感。在书中，他两次重复赫鲁晓夫的回忆，来说明斯大林不受限制的权力所带来的傲慢：对不愿意合作的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斯大林宣称：“我动一动小指头，铁托就完蛋了。”（第67、147页。无独有偶，在最近披露的有关“文革”中高级领导人被整肃的材料中，毛泽东也说过完全一样的话。）
作者只是以自己的方式来叙述冷战的开始，指出双方如何在互相猜忌与不信任中一步步走上了冷战对抗之路。但通观全书，其基本的思路还是比较明确的，那就是美国有更多的资源和更强的实力，因此占据更大的主动权和灵活性，对冷战进程中拥有更大的影响。由于存在冷战以及后来的热战（朝鲜战争），美国决策者得以说服原来犹豫不定的国会，增加更多的国防预算，承担北约的领导责任，派美军常驻德国，主导欧洲的安全结构，遏制苏联威胁，美国开始成为一个“国家安全至上国”（national security state） 。这一遏制战略的结果，虽然增加了美国的财政负担并纵容了国内麦卡锡主义的政治迫害，但也让苏联的国际环境更为困难，将有限的财力投入无限的国防开支中。苏联不得不调整政策，斯大林的死亡使调整成为可能。赫鲁晓夫在党内激烈的权力斗争中胜出，并在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上，发表了揭露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作者对此的评论颇为精辟：“他用来驱除这个独裁者的幽灵是剃刀，而不是切肉的斧头。”赫鲁晓夫强调“错在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而不是共产党体制本身。他也小心翼翼地保护党和军队免受斯大林罪行的牵累，但是却并没有保护群众和知识分子。在国内事务上，他努力加强他个人的权力，放松斯大林加之于经济上的限制，在不至于诉诸恐怖手段的情况下确保对社会的绝对控制。”因此，“反斯大林是有限度的，特别是当它威胁到了党和赫鲁晓夫权力的时候”（第146、156页）。
在国际上，赫鲁晓夫开始和缓与西方的紧张关系，与美英等国达成协议，从奥地利撤军，恢复了后者的独立。在欧洲冷战格局基本固定后，他改变了从意识形态来判定新兴国家政权性质的成见，向一些东南亚和中东等地的新兴国家提供援助，开始与美国争夺第三世界。“苏联人将拆除斯大林设置的屏障，开进毗邻的高速公路，进入尚未投入冷战的第三世界。”（第147页）这一进程最有戏剧性一幕就是1962年赫鲁晓夫将导弹运至并部署在古巴，导致冷战中最大一次核战争危机。已经把赫鲁晓夫内外政策视为修正主义的毛泽东对此有一个颇为精辟的评论：“从冒险主义开始，以投降主义结束。”美国的行径的确霸道无理，它可以策划入侵古巴的猪湾事件，可以把导弹部署在土耳其对准苏联，可以使用U-2飞机飞越苏联，却不允许苏联在它的后院部署导弹。赫鲁晓夫的冒险决定，有太多的个人因素，据说这一念头来源于赫氏在黑海海滨的一次度假。他突然意识到，在黑海另一边的土耳其境内，部署着美国的导弹，他遂对手下说：“我要放个刺猬到美国人的裤子里。”这个刺猬就是部署在古巴的导弹！后来，连苏联的一位高官都骂道：“如果斯大林还活着，他会悄声无息地完成每件事情，但是，这个笨蛋却四处声张威胁……迫使我们的敌人增强了他们的军事力量。”（184页）
外交上的失败，国内经济的停滞不前，最终导致赫鲁晓夫在1964年10月下台。勃列日涅夫等人利用赫氏在黑海度假的机会，召开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决定剥夺他的权力。面对现实，赫氏气呼呼地冲着昔日的战友和助手说了句大实话：“你们今天能罢免我，也多亏了我创建的宽松体制！”显然，这句话给勃列日涅夫等人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那就是绝不能重蹈覆辙！勃列日涅夫结束了有限的非斯大林化，重新加强国内控制。“质疑政府政策的知识分子，被逮捕、流放，或者被宣布为‘精神错乱’。”因为在勃氏看来，“我们正处于一场经久不息的意识形态战争中”。 缓和是为了减轻与西方在军事和政治上的敌对，对付毛泽东革命的中国，但意识形态的偏离是绝对不允许的。当1969年捷克 “布拉格之春”出现偏离共产党领导的苗头时，勃氏毫不犹豫地以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名义，动员华沙条约军队，将坦克开进了布拉格。在国内，勃氏继承苏联发展的一贯做法，不是靠创新而是靠资源和劳动力的更多投入来增加GDP，虽然在1970年代初，它的煤炭、钢铁和水泥产量已经超过了美国，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产国，但是国家财富的四分之一左右投入到军备，投入“困难重重的古巴和越南的无底洞”。结果，人民的生活并没有改善， 1970年代的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大幅攀升，人口红利不再。这种粗放的增长自然不可能持续，GDP的增长从勃氏上台初期的百分之五下降到了1979年的百分之零点八。 如果苏联人生活在斯大林时代那种完全封闭的环境下，这样的体制或许还可以苟延残喘。但是，为了换取西方对东欧边界的承认，苏联同意东西方人员和信息的自由交流，多年的“欧安会”达成一个原则性的《赫尔辛基总协定》。面对主管意识形态领导人的担忧，主张和解的苏联外交领导人则称：“我们才是我们房子的主人。”但是，他忘记了，家长打孩子也是违法的，现在，对任何异议者的镇压都让苏联在国内外变得理亏，苏联官员后来承认：该协定“逐渐成为持不同政见者和自由化运动的宣言，这一事态发展完全超出了苏联领导人的想象”。作者认为：“苏联的解体已经在此埋下伏笔。”（第229页）
此时，终身制的领导人垂垂老矣，毫无生气。美国苏联问题专家布热津斯基向新任总统卡特介绍苏联时刻薄地说：“在列宁时期，苏联就像一场宗教复兴，斯大林时期就像一个大监狱，赫鲁晓夫时期像一个马戏团，而勃列日涅夫时期就像美国的邮局。”（第239页）苏联人自己的政治笑话也在传递着同样的信息：苏联三代领导人同坐一列火车，火车突然停驶，领导很气愤，后果很严重。斯大林建议枪毙工程师，赫鲁晓夫提出原谅机组人员再给他们一次机会，而勃列日涅夫则认为，最好是拉下窗帘，权当列车仍在平稳行驶。在这样自欺欺人的氛围中，老人政治最终寿终正寝。1982年勃列日涅夫死在任上，后来的两位继任者在短暂的执政后，也重复了“以身殉职”的命运，短短四年时间，这个国家的三个一把手终老任上，为现代政治所仅见。论资排辈，现在该轮到资格最老的葛罗米柯外交部长了。七十九岁的葛氏毕竟是见过大场面的外交家，他推辞不就，表示不要让世界再看到苏联病夫治国的笑话了，并提议由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总书记。所有人都相信，就像丘吉尔拒绝成为葬送英帝国的首相一样，戈氏绝对无意成为结束苏联帝国的总书记。相反，他希望通过改革成为苏联中兴的英雄，但是，他最终被自己激发起来的力量所吞没，和它一起下沉的还有那个存在了六十九年的帝国。如果说戈氏犯了事与愿违的错误的话，那就是他和他的改革派战友太自以为是了，自信他们能够代表和反映人民心声，控制改革的步伐和节奏。正像一位苏联官员感慨说：戈氏“试图改革那些不可能被改革的事物”。多少值得世人安慰的是，这个不乏革命和战争传统的国家，以一种和平、甚至过于平淡的形式解体，缺少希腊悲剧中的悲壮。因此，哲人以赛亚·伯林把解体视为“投降”：“此前，从来没有一个帝国在没有经历战争、革命或者入侵的情况下投降的例子。”（第286页）
与目前西方大多数冷战著述不同，在讲述冷战故事的时候拉费伯尔并没有用一种胜利者的口吻。而且，在他的笔下，没有了苏联后的世界并没有变得更加安全，反而出现了更多的地区冲突；在前苏联地区，人民的生活也没有明显的改善，政治发展也在向集权而非自由方向发展。“结论绝非必然是，冷战结束后的地球变得更安全。9·11事件已经向美国人明白地展示了这一点。”最后，他借用美国神学家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 理性（我们头脑中的法律）和非理性（我们人群中的法律）的概念，概括了美苏冷战的教训：“如果世界人民不以‘他们的头脑’解决由于经济的、政治的、环境的、核武器的以及恐怖主义问题的萌芽引发的日益增长的无序和分裂，那么他们会容易诉诸尼布尔所称的‘我们人群中的法律’——这不仅由冷战的历史所昭示，还由9·11后的冲突所凸现。”（第350页）
这本著作最大的问题是名不副实：苏联（俄国）的内容最多只占十分之一的篇幅，叙述框架和主体是美国的外交史，而非美苏关系史。大概是为了营销的关系，作者继续使用了这个四十年前的书名。另外，中译本删除了原书的索引，代之以译名对照表。实际上，只要举手之劳，在对照表后注明原书页码，将该页码作为编码放在书中，就可以了。就此而言，这个新译本还不如198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本书第三版中译本《美苏冷战史话》更为读者着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