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益于改革开放，中国正在变得强大，而与此相伴随的，却是贫富悬殊、社会不公和创新动力的严重不足。无疑，中国的当务之急，一是尽快弥合社会对立、推动社会整合，二是寻找并激发新的现代化动力，尤其是调动广大民众的生产和创业的积极性。立足于更加全面更有深度的改革开放来解决上述问题，显然是正确的选择，而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基本理念，则将最大限度地弥合人们思想观念上的对立，凝聚共识并提振精神。

然而，中国的事情往往处于两难之中，在一个大的方向和原则之下，在具体做法上可以大相迳庭甚至趋向两极。而其吊诡之处，恰恰在于在中国成功做事的“逻辑”的确不同于在西方成功做事的“逻辑”，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华民族有着完全不同于其他民族的另类“人性”。“性相近，习相远”，自然历史条件的颇大差异、后发国家所遭遇的外部挑战，使得我们这个长期由儒释道所主导的多元一体的超大规模的“文明体”，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必定表现出复杂性和特殊性。

为此，笔者特别要就目前被我们许多人视为最大最重要的软实力或发展动力的民族认同、爱国主义和新权威，进行辨析。

应当说，民族认同、爱国主义和新权威这些符码及其所蕴含的情感和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有益于社会的整合，推动社会前进及文明复兴，我们也应当在更加开放和开明的环境与心态下，开掘和发挥传统中优秀的思想资源，与吸取于世界的优秀理念和文化知识融会贯通，借以培育和提升我们民族的思想和文化素养，并转换为类似新教伦理的道德和精神元素。

然而，笔者认为，这些符码的作用是有限的，更不是惟一的，因为第一，如“民族”这个现代概念运用于中国本身就会带来一定的问题，如过于突出民族的差异，就会增加中国56个民族认同“中华民族”这一形成于近代的概念的困难，所以有学者主张用“国族”替代民族；第二，社会越来越开放、多元，重新同质化既不可能，也有害无益；社会的整合除了需要政府权力的运用，更要通过市场体系、法治、各种共同体和文化来实现；第三，民众个体的劳动或工作动力，直接源于他们为自己和家庭谋福利，尤其是处于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商贩为了过上好日子，会吃苦耐劳、早出晚归，如果感觉自己的利益受到了损害，即使他是高级公务员，也会消极怠工。第四，将这些符码关联在一起成为主旋律，并排斥当代人类基本的价值与现代交往理性，它就不啻为一把双刃剑，除了正面的作用，还会造成负能量，即在强化整体主义的同时，鼓动起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当着国内外发生某些事件或形成某种氛围时，这样的主旋律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就不好预期了。

中华民族理当振兴，传统文化也应当传承并创新，这在根本上是中国人自立自为的需要、精神和道德提升的需要，是为了社会秩序的重建，也是为了人类的福祉和未来。着眼于此考虑中华文明复兴，才是现实的，也是高远的，诸如包括在儒释道和近代启蒙与革命传统中的仁者爱人、众生平等、道法自然、知白守黑、家国情怀、天下意识、和而不同、公平正义、自由人权等等具有久远而普遍价值的思想和理念，才能真正被我们重视并发扬光大，朝野上下才能形成广阔胸襟和现代交往风范。

如果只是从某种功利的角度理解并看待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与国家认同，真正优秀且符合现代社会的思想资源，就难以进入我们的视野。至于将“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的传统意识变成“霸主轮流干、明年到我朝”，那不是重蹈了我们一向坚决反对的帝国主义的逻辑吗？实际上，民间或半民间所谓“雄主”“雄起”的心理和想法是我们过去受虐心理的反弹，而忘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非但不是一个世纪前，也不是冷战时期了。

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化时代，在共生共荣越来越成为国际政治大趋势的情势下，各民族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以截然分开了，确立自己的主体性，没必要将别人变成客体；树立自己的自信与自尊，也不可能通过不相信或不尊重别人来达到。进而言之，文化的多样化恰恰是以承认并尊重人类基本价值为背景，符合时代要求的民族认同也只能是开放的。

当然，我们也不要太天真，以为人人都是善者仁者，我们自己身上还有恶呢！意识到恶才有向善的必要与可能。更不要以为“中国如一人、天下如一家”，各家过各家的日子，各族有各族的利益；且民族代替不了家庭，人类也代替不了民族。对于个人来说，家与国这两类共同体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过去人们常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人与人的提防尚且不可无，何况充满利益竞争的各个国家？老美不是连它的德国盟友都要监听吗？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国家之间毫无共生之说、诚信可言，如西方世界内部毕竟通行公共游戏规则，有违于这些规则，偷偷摸摸地搞潜规则监听盟友，不止要说出原因，要道歉，还要保证下不为例的。

再回到我们自己。中国有今天，拜改革开放之赐，闭关锁国和与他人对着干，绝对无益于我们的发展，--当然，这里的所谓“闭关锁国和与他人对着干”，不是类似满清或文革时期的所做所为，而是指我们思想上和精神上由于害怕被别人“演变”，自觉不自觉地画地为牢、党同伐异与上纲上线。

如果思考的更深一些，就要特别考虑一下我们至今引为重要思想资源的黑格尔主义，那就是针对“社会分裂”的大一统式的“调和”或“和解”。在黑格尔那里，调和的根本力量及最高境界，既非市场的逻辑，也不是人民的民主或自治，而是作为绝对精神之体现的（日耳曼）君主立宪的国家和国王。黑格尔如是说：“国家是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东西，因为它是实体性意志的现实，它在被提升到普遍性的特殊自我意识中具有这种现实性。这个实体性的统一是绝对的不受推动的自身目的，在这个自身目的中自由达到它的最高权利，正如这个最终目的对单个人具有最高权利一样，成为国家成员是单个人的最高义务。”“国家高高地站在自然生命之上，正好比精神高高地站在自然界之上一样。因此，人们必须崇敬国家，把它看作地上的神物”；“国家的各种权力固然必须加以区分，但是每一种权力本身必须各自构成一个整体，并包含其他环节于其自身之中。”又说：“王权，即作为意志最后决断的主观性的权力，它把被区分出来的各种权力集中于统一的个人，因而它就是整体即君主立宪制的顶峰和起点。”“国家人格只有作为一个人，作为君主才是现实的。”（见《法哲学原理》）

黑格尔还斥责离开“君主”的“人民”思想是“混乱”的：“人们近来一谈到人民的主权，通常都认为这种主权和君主是对立的；这样把君主的主权和人民的主权对立起来是一种混乱思想，这种思想的基础就是关于人民的荒唐观念。如果没有自己的君主，没有那种正是同君主必然而直接地联系着的整体的划分，人民就是一群无定型的东西……因为在人民中出现了这种同组织和国家生活相关联的要素，所以这种人民不再是在最一般的观念上叫做人民的那种没有规定性的抽象。”--我们知道，黑格尔还曾说中华帝国的人民不过是一大串“零”，只有皇帝是一个实数，因为只有皇帝一人独立自由。黑格尔罗列的属于“世界历史”进程的四种王国，依次是“东方王国”（原则上指印度而非中国）、“希腊王国”、“罗马王国”，最后则终结于“日耳曼王国”。

为什么英国和美国没有产生这种推崇国家和国王的哲学？除了历史的文化的原因，从社会的角度说，是因为后者的现代化是内生的，有基本上正常的健康的社会分化及整合，而包括德国在内的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往往离不开先发国家的挑战与压力；由于外力的作用，后发国家的社会分化就容易导致社会的对立和分裂，甚至形成阶层或党派之间你死我活的敌对性关系，于是就要借助强力实行统一。否则，没有国家的独立和统一，现代化运动也很难正常展开。而一旦靠强力统一起来，本来就缺乏自组织性的社会，又要失去生机和活力，现代化运动也只好靠国家自上而下地发动和规划了。例如，没有俾斯麦这样的“铁血宰相”，可能就没有19世纪德国的现代化运动，至少不会那么顺利。

中国传统社会是皇权加官僚专政的大一统的整体主义，后来由于列强的挑战和入侵陷入动乱和内部分裂，于是，借助某一国外势力夺取并保持国家权力，实现整个社会的稳定和秩序，就成为最大的政治。这也许是我们一直以来对黑格尔哲学情有独钟的深层原因，而不在于它是马克思主义的来源之一，因为面对包括君主立宪在内的国家，马克思没有任何好感，如其所言：“民主制是君主制的真理，君主制不是民主制的真理”；即使民主国家，马克思也仍然认为不过是形式上而非实质的，国家总是瘤子或赘物，人类的自由和解放，根本上在于国家回归社会。因而，人的普遍的自我实现不是在理想的国家中，而是在社会中。

我们离这样的社会当然还很遥远，也不要再指望通过“人民公社”的方式直线式到达。但是，致力于现代社会的发育和社会自组织能力的增强，为此让市场的逻辑充分起作用，让人民结成自治和自律的组织，显然是符合马克思的思想，也是适应民众要求和时代潮流的。

如果说我们过去看重黑格尔主义事出有因，可以理解，那么，在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已经开展了三十多年，如今正在自觉地借助市场、法律和各种文化要素从事社会建设，从传统的不是分裂就是集权一统，转向正常的社会分化和有机整合的当下，倒是真应当好好地反思这一哲学的问题及寻求超越之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