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现代文明建构在历史叙事上非常复杂，我们之所以要强调德意志现代文明之路，是因为德国是现代文明当中二传手的二传手，是极特殊的后发现代国家。某种意义上来说，现代文明起自英格兰，18世纪启蒙运动时在法国生根，到了德国则是通过法国二传手，再借助于拿破仑的铁和血推广而来。德国对拿破仑的铁血是欢呼的，这一点非常特殊。对于现代德国的哲学精神做出最重要的、最决定性贡献的黑格尔特别强调，这是“马背上的世界精神”，也就是说他是欢迎拿破仑去摧毁神圣罗马帝国的。
但另一方面，德意志的民族认同尤其是民族文化认同是非常强烈的。这当然跟德国在欧洲晚近阶段的崛起是有关系的，这跟它的地理位置可能也略有关系，因为地处中欧。后发国家需要动员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才足以凝聚国家的资源，凝聚国家的民气和精神世界，由此才能够进入迅速崛起的轨道。但是在越后发的现代国家，民族主义动员就越困难，因而国家建构现代文明的紧张感是越来越强。如果说法国是想通过一场大革命来解决一切问题，从而建构起现代文明，那么对德国来讲，一方面他们欢迎“马背上的世界精神”，但另一方面他们没有法国革命的社会基础和革命热情。
同样作为启蒙运动的领袖，德国启蒙运动的干将们基本上不会以付出财产和性命为代价，绝对不会出现像伏尔泰那样在欧洲各国到处奔命的人，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法国的启蒙运动领袖在建构现代法国文明的时候，是有流血和付出财产代价的精神，而德国似乎没有。所以对于德国来讲，建立现代文明是一场艰巨的拉锯战。这个拉锯战的发生前提，是当时的德国人在开怀拥抱现代文明。因此说现代文明来自英国，在欧陆鼎盛于法国，最后生根于德国，这其中的历史因缘比较复杂。
但是德国人没有能力去迎接自己成为“马背上的世界精神”这个时代的到来，或者说这个时代到来得更为晚近，可能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或者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才有了“马背上的世界精神”，但这个时候德国的现代建构已经在畸形化的道路上告一大半段落了。因为发动一战的时候，德国已经成为第二波现代工业文明兴起中最重要的工业国家之一（第一波中只有单独的英国这一个国家完成工业化，第二波中则有是亚洲的日本，欧洲的德国，美洲的美国）。从这个意义上讲，很难说它对现代文明的理性阐释和理论阐释在这个时候能够跟进，相反它已经畸形化。德国的这样一种现代转折，催生我们在描述历史现代转折的德国故事之余，去思考这背后的三个宏大建构问题。
第一是德国民族主义的动员问题。有研究认为，德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或者说现代国家兴起以前，即使在兴起以后，德国的历史可以说三个帝国的间隔史，所以说德国史是一部帝国史。神圣罗马帝国建立于962年，到十三世纪时神圣罗马皇帝正式落地封号，1806年帝国宣布崩溃。这个帝国是一个怪胎，人们的基本总结很简单：它既不罗马也不神圣。原因在于，这一帝国在历史演变中经历了重大的转变，即新教传统的兴起。在这个意义上说，德国人对现代文明有很伟大的贡献，可以说忽略德国就是忽略现代文明。
但是现代文明兴起的宗教因素如果太过浓厚，或者跟世俗力量较量占有太多的优势，它就不见得是现代文明兴起的一个好事。相反的是，宗教因素会对世俗国家兴起产生巨大的掣肘。可能有对这一段历史了解的朋友不服气，认为英国就是在国教兴起的过程中开辟了现代文明，虽然与天主教的竞争导致了很多斗争，但为什么就没有产生跟德国同样的结果？但是不要忘了，在欧陆，天主教和新教的斗争就残忍性、持续性和复杂性而言，要远远超过英格兰。而事实上，对于后来导致神圣罗马帝国崩溃、尤其是哈布斯堡王朝解体的那场战争，人们称之为宗教斗争，因而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宗教战争的结果。因此宗教和文化的因素介入到了德国的现代国家兴起过程中，这发散为一种社会效应，使得宗教和社会文化成为现代德国动员的重大要素。后来在德国兴起的民族主义，成为凝聚德意志民族的最重要来源。
第二是德国以哲学的方式对现代文明进行论证的问题。一般来说，历史形态的民族主义和文化形态的民族主义表面上看没有多少排斥性，但在德国这种排斥性非常强烈。这种强烈的排斥性促发了德国在建构现代文明中的第二个精神形态，即以哲学的方式对现代文明进行论证。如果说法国的现代文明是在“马背上”产生的，是在“马背上”推向整个欧洲和世界的，那么德国人则是在哲学的精神世界上对其进行凝聚和充分阐释的。无论是康德、费希特、谢林还是黑格尔，都对现代文明进行了阐释。
这样一来，历史的进步就被收缩为一种精神运动过程，因而就变成了“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合理的就是存在的”。人们把这种精神阐述为既革命又保守的德国精神。按照这种精神，合理的就必然存在，那么既然“马背上的世界精神”已经到来，德国是不是就应该欢迎由英格兰创造的现代文明体系？但实际上德国人是不欢迎的。黑格尔是最保守的国家主义者，他虽然颂扬君主、颂扬日尔曼、颂扬普鲁士的政治业绩，但他也强调德国应走向现代政治轨道。只是他更强调这是绝对精神的演变过程，更关键的是，他认定当绝对精神的历史演变到德国时，日尔曼精神体现了人类的最高水平。据此，黑格尔得出的结论是，世界历史将进入德国时刻。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说法。
德国反映出的这个问题实际上非常严重，因为它要在自己的民族历史上登顶于人类历史的峰巅而排斥性地领先于全世界。德国人的三大帝国记忆非常深刻，直到今天德国人也没有忘怀自己在“世界历史上的德国时刻”（这是黑格尔那一代人所特别强调的）。可以说，作为一个本来比较落后的国家，德国没有像法国那样通过一次浪漫革命解决现代问题，没有付诸于可靠的社会经济变迁和社会阶层分流，而是通过精神（如康德和歌德的自由主义传统）的不断演变而进入到法国状态和英国状态。因此说德国人是内敛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德国的现代文明是一种“闷骚”型的现代文明。
第三个形态需要注意和关键的地方在于，德国现代政治的浪漫化非常强。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的高峰出现在英国和法国，但是浪漫主义真正开启于德国，德国对浪漫主义的理论阐述最为系统。德国的浪漫主义文学有《少年维特的烦恼》，其中凄婉和美妙的情感在英法浪漫主义文学里是找不到的。诗歌是浪漫主义文学尤其是诗化哲学中的典范，而德国的歌德、席勒、诺瓦利斯、施莱格尔兄弟等在诗歌的成就上都达到了巅峰。而这种巅峰在德国的重要性还不仅仅是它的文学形态，而是这种文学形态转变为一种哲学形态。魏玛一代催生了影响现代德国文明建构最关键的一代学人。
这一代学人分流为两支：一支在魏玛德国后期进入到纳粹德国时，成了纳粹德国最重要的理论家。其中最有名的当然就是哲学家海德格尔，其次是研究政治法学的施密特，他们奉行的都是典型的浪漫主义的政治哲学。后者设想出了一个抽象意义上的“人民”，支持国家、与国家同进同退的“人民”。但历史上哪里存在这样的“人民”？美国联邦党人说的很清楚，“人民”是分阶层、集团、机构，甚至分官僚集团的，这些不同的“人民”分别出场、经过竞争才达成了所谓“人民的共识”。然而德国不是这样，德国从来是把“人民”当作一个抽象的概念，要么一起出场，要么一起退场。但是事实上没有这样的人民，所以施密特提出的问题都是假问题。
另一支学人的影响也非常大，影响至今，那就是二战时期移民到美国的德国学者。左派中有1968年学生运动中的“三M”之一马尔库塞。马尔库塞极左，他强调弗洛伊德式的性革命带来的社会总体革命的重要性，因而强烈呼应1968年学生的彻底造反。这样的极左学人还很好辨认，但更关键的是，进入学界的还有像阿伦特这样相对靠右的共和主义者，而列奥·施特劳斯则是来自极右翼。这样的一些人与施密特有过激烈的辩论。他们对现代文明的清算性立场，带有非常强烈的德国浪漫主义情怀。
我们要特别强调的是，浪漫主义情怀有它完全不可替代的价值。相当于说，资本主义给我们带来了丰腴的物质生活，但现实人生非常无聊，而德国现代文明中的浪漫主义则给我们提供了“人的存在”思考的诗意情景和哲学话题。在这一点上，我们要高度肯定德国的现代文明为我们做出的伟大的哲学反思性贡献，以及这种技术批判之下对技术的一种虔诚的崇敬，这是德国精神中十分矛盾的一点。现代德国人的工匠精神是最强的，以至于人们认为德国根本不是浪漫文化的代表，认为德国人跟东方的日本人一样看起来过分严肃。
但是人们没有料到德国人灵魂中的骚动感是极强的。一旦他们投身于精神世界，一方面他们在技术上非常厉害，稳居世界最前沿，另一方面他们灵魂里的浪漫气息对现代社会精神的影响，不是通过马克思、韦伯这样的德国人来影响的，而恰恰是通过黑格尔、海德格尔这样的人（他们对资本主义抱有无比的仇恨）来影响的。
最奇怪的是，像马尔库塞、阿伦特和列奥·施特劳斯这样的人（他们移民到美国是因为受到德国人的迫害，虽然是日尔曼人迫害犹太人，但也算是德国人的自我迫害），尽管美国人非常宽怀地接纳了他们，但是他们把对德国刚刚冒头的资本主义的仇恨移植到了美国，把美国批的狗血淋头。这不是一般的矛盾性问题，而是德国人在现代文明中自觉分裂性的问题，这是其他国家无法模仿、无法学习的。你无论学习它分裂中哪一个侧面，都足以让你倒大霉。可以说，作为一种分裂性的现代文明，德国随时随地在叩击任何一个想迈入现代门槛的现代人的心灵和现代民族的心灵。
（本文为任剑涛教授在闲谈系列“德意志的现代文明之路”活动上的发言，经嘉宾本人修订，标题为编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