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中蕴藏着丰富的社会整合思想。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学者怀揣阶级意识整合的理想，拒绝工具理性和文化产业的社会整合方式，主张用否定性哲学、独特的审美艺术活动和正确的生活方式来抵制功能化的世界。哈贝马斯的交往整合方案突出了政治公共领域中公共舆论和法律在规范政治权力方面的作用。霍耐特的承认理论为个体的自我实现、平等对待多元文化群体、社会的有机团结提供了切实的伦理基础。总的来说，规范性整合是整个法兰克福学派发展的特色和方向。这种整合思想在欧盟一体化、新社会运动、身份政治、文化冲突与宗教包容、全球治理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引导作用。然而，当今逆全球化形势凸显，民族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处于上升趋势，右翼民粹主义和极化政治兴起，这些都对这种社会整合思想提出了现实的挑战。
社会整合是当代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因为现代社会建立在法律、道德、文化等各系统分化的基础上，现代的个体和群体在社会整合的过程中遇到了各种分裂因素的影响，如社会的个体化、多元文化主义、民粹主义和极化政治的日益显现。如何在后传统的社会中，在尊重公民权利、平等对待多元文化群体的基础上，保持社会的团结和稳定，是西方社会面临的紧迫任务。而法兰克福学派向来就有重视社会团结的传统。无论是霍克海默、阿多诺等第一代学者对整体社会的批判，还是哈贝马斯基于交往实践的社会整合方案，或者是霍耐特的相互承认理论，都为社会整合议题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一、拒绝工具理性的社会整合方式， 依靠批判和新审美实践实现拯救
“社会整合”概念最早是由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提出的，是指社会不同的要素、部分结合为一个统一、协调的整体的过程及结果，也可以被称作社会一体化。它是与社会分裂、社会解体相对应的社会学范畴。根据整合类型的不同，涂尔干将社会整合分为“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两种类型。机械团结是指通过压制和惩罚而表现出来的团结，是建立在个体相似性基础上的社会凝聚力。这种社会团结越有活力，个体的人格和个性就越遭到压抑。有机团结是指以劳动分工为基础、建立在个体差异基础上的社会团结。“一方面，劳动越加分化，个人就越贴近社会；另一方面，个人的活动越专门化，他就越会成为个人。”1当然，在今天看来，涂尔干在一百多年前提出的这些论断未必站得住脚，但他至少提出了社会分化与整合、社会团结、集体意识、功能等核心概念，并探索了社会整合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在20世纪30—60年代，以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学者在探寻革命的阶级意识衰落、社会整体化、消费主义兴起等社会现象的过程中，从批判和否定的视角提出了他们的社会整合思想。当然，他们的社会整合思想不是来自涂尔干，而是来自卢卡奇和马克斯·韦伯。卢卡奇提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现象和阶级意识问题。韦伯则认为，现代社会朝着一种工具理性化的方向发展，而且这种形式理性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这些都深深地影响了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学者的批判思想。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就指出，现代个体受启蒙理性的影响，不得不在自我持存的工具理性的统治下变成同质的、受集体监控的、顺从的人。他们认为：“凭借大生产及其文化的无穷动力，个体的常规行为方式表现为唯一自然、体面和合理的行为方式。个人只是把自己设定为一个物，一种统计因素，或是一种成败。他的标准就是自我持存，即是否成功地适应他职业的客观性以及与之相应的行为模式。”2也就是说，在经济系统的迫令下，在科学技术理性的统治下，人们不得不遵从这种职业分工及其所要求的“技术装置”3。如此一来，在生产系统的科学化、理性化、机器化的条件下，劳动者变得“软弱无力”,与现实的感性世界相脱离，无法辨别社会压迫的真实情况，也毫无反抗和革命的阶级意识。
我们可以看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并不认同涂尔干所言的社会分工导致有机团结的观点。后者认为，劳动越分化，个人越贴近社会，个人活动越专门化，他的“个人性”就越强。而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看来，劳动分工的专门化、职业化只能导致劳动的异化，劳动者的“个人性”不会变得更强，而是变成“单纯的类存在”4。他们如此描述这种工作情况：“他们在强行统一的集体中彼此孤立。桨手们不能彼此交谈，他们相互以同一节奏扭连在一起，就像在工厂、影剧以及集体中的现代劳动者一样。”5在这种强制的集体性中，个体变得原子化、愚笨、冷漠，毫无个性和主体性。所以，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眼里，这样的社会就是一个建立在同质个体基础上的整体社会，是依靠现代工具理性建立起来的总体社会，是通过强制而形成的“机械团结”。
面对这样的社会病症，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学者给出的良方是什么?社会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将个体较好地融合进整体?他们提出了大致相同的方案。首先，在总体上拒绝这个交换价值和商品形式占据生活各个领域的社会。霍克海默、阿多诺和马尔库塞等人都以“大拒绝”和“批判”的态度对待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这体现在霍克海默、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中，也反映在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爱欲与文明》以及弗洛姆《健全社会》《逃避自由》等作品中。他们通过批判共同表达了如下观点：一个文明健全的社会需要照顾到个体的真实需要，需要尊重和培育个体的差异性和创造性，不能以单一的工具理性、技术社会、统一的物质消费需求来覆盖与支配整个社会。
其次，他们怀揣革命的理想，但发现无产阶级已发生分化，物化意识已占据社会主流。卢卡奇曾将拯救的希望寄托在能将历史发展的主客体统一起来的无产阶级意识上。霍克海默在给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确立批判理论的方向时，也想通过跨学科的经验研究，对大众顺从集权统治的现象展开一种社会心理分析。通过经验性考察，阿多诺对无产阶级的革命解放实践并不乐观。他认为，一方面，客观的力量——整体社会——过于庞大，物化意识又深入人心，占据了主体的心灵；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内部产生分化，无产阶级内部也存在着剥削。由此，原先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两极分化结构已经让位于一种以中产阶级为主的多元阶层结构，这就导致依靠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来解放整个社会的道路走不通了。6
再次，他们主张人们要有清醒的认知，在哲学上贯彻否定辩证法。既然现代性的总体性是不合理的、压迫性的和“恶”的，那么阿多诺倡导通过新的认知观念抵制错误的思想形式。在他看来，这个错误的思想形式就是传统哲学的同一性原则或黑格尔所主张的肯定性辩证法。传统哲学总是主张主客体的同一，或者认为概念可以最终把握到非概念之物。正如黑格尔在其“否定之否定”的辩证环节中所肯定的，概念最终会和物、对象在思想中达成和解。阿多诺认为，这种同一性原则就如同资本主义社会的交换原则一样，具有强制性和压迫性。个体只能顺从这种同一性。在他看来，改变这种错误认知的条件就是运用否定辩证法。也就是说，要认识到，“所有概念，包括哲学概念，都涉及非概念，因为概念自身是现实的要素……非概念，作为概念中介表现自身的东西似乎来自内部，与概念领域相比，它具有优先性”7。换言之，面对概念的同一化强制，要想到其非概念，转向非同一性，这就瓦解了同一性的逻辑。这也是后来批判理论传统中的“内在批判法”,亦即在当下的理性概念中寻找和发现其内在矛盾或概念所忽视的现实物的其他潜能，从而在非同一性的视角下，看到“一个差异的、有质量和使用价值的”8人性化世界。
最后，主体可以依靠一种独特的文化实践和正确的生活方式来抵制这个功能化的世界。与卢卡奇、韦伯重视美学实践一样，阿多诺非常看重主体力场中的美学经验。在他看来，“只有凸显艺术无目的性的美学，人们才可以塑造和维持一种批判性的主体性。美学对手段—目的理性形式，即物化自身的根基破坏越多，美学就越能够提供与社会相关的‘真实内容’”9。也就是说，美或艺术作品中的无目的性可以让我们抵制这个工具理性化的世界。这里的“无目的性”并不是说审美是与现实世界无关的纯然活动，而是指这样的审美超越了物化和商品交换原则的算计目的，是真正与我们的生活世界相关的文化活动。因此，针对资本主义社会文化产业从上到下对顾客的整合，阿多诺倡导一种与大众文化不同的、独特的、自律的审美艺术活动。当然，阿多诺也不是完全的理想主义者。他知道，仅仅依靠一种新文化、新艺术并不能改变现状。他说道：“如果强调文化足以祛除人的野蛮，脱身于蒙昧状态，脱身于长久的暴力压制，那么文化是败落了。只要文化缺乏符合人的尊严的生活的前提，它就无法做到这一点。”10所以，在强调新文化的重要作用的同时，阿多诺回到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基础，指出我们必须首先改变这个被剥削和奴役的错误世界，从而“在人最为密切的关系中确立一种正当生活的模式……必须创造出解放了的、和平的、人彼此团结的生活”11。也就是说，只有在实现社会平等、正确生活的基础上，我们才能依靠新文化实践进行社会整合，重建社会的有机团结。
总之，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学者批判、否定和拒绝这样一个被工具理性主宰、充满物化意识的整体社会。他们觉察到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发生了变化，不再坚持和诉诸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看到资本主义的统治和压迫是全方位的、整体的，号召人们对当前的社会整合及其同一性逻辑要有一种清醒的认识，主张用否定辩证法和主体的审美活动来抵制这个错误的世界。他们从批判和否定的视角告诉世人，这种建立在强制和压迫基础上的社会整体或“机械团结”是非人道的；社会应该是一个尊重人性、包容多元性和异质性、鼓励创造性的世界。
二、哈贝马斯的交往整合方案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问题的转变，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学者的社会批判理论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哈贝马斯集中思考的问题是，在当前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面对经济系统和行政管理系统的整合压力，日常生活世界中的人们如何去抵制和调整?显然，哈贝马斯延续了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学者的批判主题，但与前辈不同的地方在于，他放弃了整体批判和革命的立场，主张在“改良”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以激进民主化的方式探讨当代西方社会的整合方案。他说道：“应当在社会整合的不同资源之间，而不是国家权力之间，建立起一种新的力量均衡关系。目的不再是‘消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官僚统治体制，而是以民主的方式阻挡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式干预。”12面对金钱和行政权力的“暴力”,哈贝马斯主张运用和贯彻“社会团结”这一整合力量。通过梳理和分析，我们发现哈贝马斯的社会整合方案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聚焦政治公共领域或市民社会的公共舆论。哈贝马斯早在其博士论文《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就探讨了一种并非由公共权力机关而是由私人通过相互交流、探讨公共事务形成的公众舆论的作用。哈贝马斯发现，在国家与市民社会、公共权力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存在着一个半私半公的“政治公共领域”,它由市民社会中的私人组成，探讨着公共事务，形成了一种批判的公众舆论。这个由受过教育的商人、学者、教士、官员、医生、法官和教师等组成的公共领域成为资产阶级法治国家的组织原则。哈贝马斯充分肯定了这个公共领域在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整合作用。他提出：“资产阶级法治国家建立了作为国家机器，因而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从而在制度上保证法律与公众舆论之间的联系。”13但是，随着大众传媒和消费社会的兴起，以及自由资本主义国家向福利型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哈贝马斯认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结构发生转型，即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相互融合，使得传统的政治公共领域发生崩溃。批判的公共领域被大众传媒操控，变成一种私人化的、被操控的领域，人们无心讨论政治，只关心某种共同的生活方式。而福利国家为了给国民提供一种实质性保障，承担了更多社会义务，开始干预和介入私人的社会生活，甚至家庭这样的私密领域也丧失了许多私人特征。14如此一来，“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这两个环节之间的界线又一次消失了。公众的批判意识成为再封建化过程的牺牲品”15。也就是说，传统的公共领域不再发挥批判和监督的舆论影响作用，从而“公共性原则再也不能证明统治的合法性”16。从此，哈贝马斯就开始探寻如何重启这种公共性原则在调节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的作用。
第二，运用交往行为和交往理性方案实现新的社会整合。传统公共领域的崩溃造成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危机。也就是说，在福利国家家长制的行政干预下，人们开始质疑自由主义代议制民主的合法性。公众丧失了政治参与的热情和政治忠诚，忽视公共利益，对政治冷漠。被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的人们出现了“认同危机”。福利国家试图运用行政手段来创造“意义”和文化的合法性，但是并不成功。在哈贝马斯看来，我们只有依靠交往行为，即语言的沟通交流行为，通过论辩达成理性共识，才能形成一种“后传统的认同模式”,才能以此为基础形成政治系统的合法性基础和社会整合的动力源泉。这就是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方案。言语者通过语言这个沟通媒介实现互动。在符合语言沟通的真诚性、真实性、正确性原则的条件下，交往行为者可以从各自的生活世界出发，将自己的洞见，即有关客观世界、社会世界、主观世界的认识，带到共同的语境中来，通过交流、沟通、论辩，实现相互理解和达成共识，以促成个体与共同体的认同和整合基础。
自20世纪70、80年代提出交往理性方案以来，哈贝马斯就一直在扩充这个方案和扩大其运用范围，并为它的建制化做出各种努力。最初，这个方案被用来形成价值共识和社会规范，集中体现在生活世界的理性化过程中。或者说，哈贝马斯早期主要将其运用在政治公共领域或市民社会中，主张资本主义法治国家在保障形式民主的前提下，要进一步扩大民主化，落实公民公众的交往权利，以便非正规的公共领域也能发挥参政议政的作用。后来，哈贝马斯将其扩大运用于整个社会系统的分化和整合中，指出以金钱为媒介的经济系统和以权力为媒介的政治系统，不但与生活世界分离、对立，而且还各自相互隔离，没有交流，更谈不上高层次的社会整合。“所有功能系统都形成它们自己的社会图景。它们不再拥有一种共同的语言，可以让它们用同样方式向所有系统表征社会的统一性。”17各子系统都有其专门的语言，拒绝或不愿意公众介入。为此，哈贝马斯主张通过法律，但不是实证的法律，而是“合法之法”18,来实现系统和生活世界的交往循环。通过建立一种反思性的合法程序，或将谈判和交流系统法律化，哈贝马斯主张公民公众有条件也有理由公开讨论那些功能系统失调的问题。专家的商谈必须同民主的意见形成和意志形成过程相联系。他说道：“一种高度复杂的社会的整合，是无法以系统家长制主义的方式、也就是绕开公民公众的交往权利而实现的。”19只有通过法律的语言，日常语言才能在全社会范围内实现循环。
哈贝马斯的交往整合方案不仅从道德规范领域发展到法律建制化层面，还在21世纪初进入宗教领域。哈贝马斯纠正了自己早期忽视宗教有社会团结作用的认知缺陷，认为宗教也可以在当下的政治公共领域发挥作用。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哈贝马斯又将交往整合方案运用在民族国家范围之外的欧盟和全球治理层面。在“复合的社会能否建立理性的同一性”“能否建立超民族国家的政治公共领域”“欧洲国家能否建立一部宪法”等存在争议的问题上，哈贝马斯都表现出了一贯的乐观主义态度。他认为：“一定条件下市民社会可以在公共领域中赢得影响，可以通过它自己的公共意见而对议会组织(以及法院)造成一定效应，并且迫使政治系统转到正式的权力循环。”20
第三，强调公众对政治决策的平等参与，重视生活世界中私人领域提供的有活力的意见和意志力量。哈贝马斯主张一种自下而上的、通过交往行为兼顾多元利益的、利用公共舆论来影响政治决策的社会整合方式。在他看来，这个方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分化的、多元的、解魅的生活世界，或者说，适合乌尔里希·贝克所描述的“社会个体化”时代。因为现代的社会整合既不能依靠暴力和行政手段，也没有传统的既定标准和先验的原则作参照，而只能在主体间性的视角和基础上，依靠交往行为创造一种新的社会团结方式。在资本主义早期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结构中，只有有财产、受过教育的人，甚至是有特权的、享有一定地位和身份的人才能参加讨论，而现在的政治公共领域或市民社会面对的是全体公民。这种公民承担着双重角色：一方面，他是私人生活世界的主体、当事人，以自我为中心；另一方面，他是公共领域的参与者，需要站在他者的视角，就公共事务发表意见。哈贝马斯所提倡的商谈民主或审议民主，是将所有的民众都包含在内的、有效兼顾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利益诉求表达的民主。而且，在这种商谈、审议的民主整合方式中，哈贝马斯非常重视私人的意见和意志力量通过公共领域发生的作用。比如，他认为，“公共领域是一个预警系统，带有一些非专用的、但具有全社会敏感性的传感器”21,“政治公共领域已经无法构成一块这样的共振板”22,“‘市民社会’继承了整个社会之社会性整合的卫士的角色”23。正因为处于政治公共领域或市民社会中的人们可以针对当今世界的移民、难民、宗教冲突和文化包容、恐怖主义、欧盟治理、右翼民粹主义兴起等问题，提出新鲜、有活力的意见或做出反抗，从而以公众舆论的影响力来调节国家和社会的政治决策，哈贝马斯才赋予公共领域以社会问题的传感器和共振板的角色。关心民众生活世界的问题，重视私人领域提出的意见和商讨形成的公共意志力量，也是哈贝马斯社会整合方案的一大特色。
三、霍耐特的承认整合机制
如果说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与第二代学者的社会整合思想之间有一个从拒绝工具理性宰制到重视交往理性、从革命到改良、从系统的功能主义到规范性整合的转型的话，那么以霍耐特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学者则延续了第二代学者的社会整合路径，从规范性整合居于社会整合的首要地位这一前提出发，主张一种个体或共同体之间相互承认的社会整合机制。
霍耐特在《分裂的社会世界》一书中回顾和反思了法兰克福学派发展史中的社会整合思想。他首先指出，青年霍克海默与其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都想探究工人阶级不断地被整合进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体系从而导致主体顺从资本主义统治体系的整合机制问题。通过政治经济学、心理学和文化理论的多学科研究，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工具理性向度或生产主义是上述问题的症结所在。霍耐特认为，以霍克海默、阿多诺为代表的这种思想还囿于一种封闭的功能主义的解释，完全忽视了个体或共同体在通过规范性整合来实现社会自身的再生产方面的作用。24通过梳理法兰克福学派的“核心”和“外围”人物的整合思想，霍耐特指出，以弗里德里希·瑙曼、奥托·基希海默、本雅明为代表的外围人物却意外地开拓出一条不同的社会整合思想路径。瑙曼、基希海默研究了不同政治力量通过相互妥协或博弈产生的社会的宪法秩序，而本雅明针对大众文化做出了不同于阿多诺的解释。在霍耐特看来，对于前两者来说，“社会整合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不是径直通过社会功能命令无意识地完成的，而是通过社会团体之间的政治交往而完成的”25;而对本雅明来说，“正是社会阶级的文化斗争本身决定了社会的整合力量”26。也就是说，法兰克福学派早期的外围人物已经敏锐地注意到社会交往的规范性结构在社会整合方面的作用，但鉴于当时的形势，他们还没有将这种宝贵洞见普及开来，也没能使社会研究所的研究框架突破功能主义批判的路径。
真正重视社会互动和规范性结构在社会整合中的作用的是哈贝马斯。他对政治公共领域的重视、对社会行动的话语主体间性的关注、对系统与生活世界二元整合框架的阐释，都体现出批判理论的一种新向度。哈贝马斯不再局限于历史的功能主义解释，而是认为现代社会已经分裂为按照目的理性组织起来的功能体系以及由交往构成的行动领域。如前所述，哈贝马斯对生活世界通过交往理性实现社会整合的力量持有相当乐观的态度。作为哈贝马斯的学生，霍耐特延续了老师的立场，认为与系统整合相比，社会整合或规范性整合居于社会再生产的首位。霍耐特与哈贝马斯不同的地方则在于，他认为规范性整合不能停留在语言交往行为中，不能只诉诸一种商谈民主的程序主义模式，而必须有针对性地提升到一种相互承认的平等原则。只有建立起整个社会相互承认的政治伦理和社会条件，才有可能真正实现社会融合和团结。为此，霍耐特提出了其独有的“承认整合思想”。
重视和强调规范性整合的作用，无疑是霍耐特的基本立场，但他不是康德式的批判理论家。霍耐特在《自由的权利》的导论中一开始就明确反对那种“脱离社会分析”并“固定在一种纯粹规范性原则”27基础上的政治哲学。他认为，任何一种有关正义的社会批判理论都应建立在对社会现实的分析和对社会化主体的期望的考察基础上。在20世纪60—80年代，霍耐特就注意到各种新社会运动正风起云涌。女性主义群体、种族群体、生态主义群体、性少数群体、宗教群体等亚文化群体都在努力争取一种获得平等承认的社会地位。与早期关注物质生产和经济收入不同，现代人对个体或群体的生活方式的敏感性增强，他们受不了自己作为某一群体成员在社会方面遭受蔑视、羞辱等不平等对待，为此他们发起了各种新社会运动和身份政治运动。霍耐特的承认理论就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产生的。他继承了黑格尔在耶拿时期提出的主体间相互承认的思想，并结合众多社会理论家的思想资源，提出了一种后传统的自我认同和团结方式。他认为，传统的主体要么在主客二元论的意识哲学范式内寻找自我同一性，要么在主体间抽象的语言交往行动中建构自我认同，完全忽视了道德主体的现实经验内容。通过考察新社会运动和被蔑视群体的道德体验，霍耐特认为，后传统的自我认同首先需要一种相互承认的社会环境和政治伦理。
在霍耐特看来，主体间的相互冲突是一种为了获得相互承认而进行的道德斗争。他把实践的自我关系分为三种承认关系。第一种是建立在家庭、友谊等亲密关系中的“爱”的相互承认原则；第二种是建立在法律中的消极的相互承认关系，即保障每个个体都是自由和平等的；第三种是伦理共同体中体现为“团结”的相互承认关系。霍耐特认为，只有在爱、法律、团结的相互承认模式的基础上，个体才能充分实现自信、自尊、自重，才能建构一种后传统的自我认同。同理，各种社会群体只有通过不断的道德斗争，才能在制度和文化基础上建立起新的相互承认形式。28而对称、平等的相互承认关系不仅有利于个体的自我认同和自我实现，而且还促使集体成员形成一种群体自豪感或荣誉感，促使“每一个参与者在这一价值境域中学会在同等程度上承认他者的能力与特性的重要意义”29。这就是现代“团结”的意义。每个个体都感受到了社会的重视，即自己的能力和特性得到他者的承认，这是现代社会达到团结的必要条件。
纵观霍耐特在规范性整合道路上的推进，我们就会发现，他不满意哈贝马斯交往整合方式的抽象性、形式化、一元的正义论特点。他试图坚持批判理论的传统，主张经验性与规范性的统一。三种承认模式可以建立一个多元的正义论构想。虽然二者都认为法律的整合功能是有限的，都注意到“团结”“影响”等媒介在社会整合中的作用，但他们的社会整合思路还是有区别的。如果说哈贝马斯注重的是政治公共领域的民主化建制对社会整合的作用的话，那么霍耐特则重视重建一种平等对待的社会自由、一种相互承认的政治伦理。这种差异也许跟代际差别有关。哈贝马斯的时代更多关注的是忽视差异性的平等诉求，而霍耐特的时代则要求在平等的基础上关注他者的差异性。在当今个体化和多元主义的时代，如果社会整合止步于法律权利和形式上的平等，则肯定不能满足现实主体的需要。“因为，他们不仅激起被动的宽容，而且还激发了对他者个体性和特殊性的切实可感的关怀。”30也就是说，现代西方社会主体需要的不仅是形式上的法律权利平等，而且是真正的、积极的平等对待，是个体无论在何时何地都不会感到羞辱的社会环境和氛围。
四、相关争议和分析
法兰克福学派三代学者面对不同时代的社会病症，提出了各具特色的社会整合思想。卢卡奇及法兰克福学派早期人物致力于革命的“阶级意识整合”问题，如今这一问题让位于改良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团结和整合”问题。在后革命时代，他们的批判理论在人道主义的基础上，坚持以人为中心，尊重个体的差异性、个体性，又主张通过交往实践或相互承认来促进社会的团结和融合。他们以“重建规范性”为核心的社会整合思想在欧盟一体化、新社会运动、身份政治、文化冲突与宗教包容、全球治理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引导作用。然而，当今逆全球化形势凸显，民族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处于上升趋势，右翼民粹主义及极化政治兴起，这些都对法兰克福学派的规范性整合思想提出了严峻的现实挑战。下文仅对几个相关的重要问题进行阐释和分析。
(一)经济系统整合与社会整合的关系问题。
正如霍耐特所注意到的，关于广义的社会整合思想，法兰克福学派内部一直存在两派观点。一种是以受马克思主义影响较大的霍克海默、阿多诺为代表的经济系统整合派。他们主张以经济系统的功能作为解释社会再生产和融合的主要因素，而忽略了政治妥协、文化等因素的规范性整合作用。后来与霍耐特进行“再分配，还是承认”争论的南希·弗雷泽也属于这一派。这一派的观点虽然也承认规范性整合的重要作用，但还认为，与马克思所强调的物质再生产和经济系统对社会整合的决定性作用相比，规范性整合还是处于次要的地位。以哈贝马斯、霍耐特为代表的规范性整合派则正好相反，认为规范性因素，如道德实践领域的学习、法律、伦理、文化等，都有着独立的发展逻辑，它们在社会整合中具有更加重要的地位。在这两种社会整合方式中，何者更重要?两派学者就此展开了讨论和相互批评。比如说，霍耐特将传统批判理论归结为一种历史功能主义解释，认为它们对当代社会现实已经失去解释力；而弗雷泽批评霍耐特将所有的社会冲突还原为一种文化承认，忽略了经济领域的再分配对承认原则的重要制约作用。纳维·弗鲁默比较了阿多诺与霍耐特的整合模式后，认为“阿多诺的整体观抓住了当代不自由或社会统治的本质，资本主义统治和文化操纵已经让道德实践批判领域没有什么空间了”31。两派都承认经济系统整合和社会整合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作用，争议就在于何者更为重要。
当然，社会批判理论内部的争论不是抽象的理论思辨，而是着眼于当代资本主义现实。从整体上看，法兰克福学派的可贵之处就是在肯定了经济系统整合作用的基础上，突出了主体间的规范性因素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整合作用。这些规范性因素可以是法律、道德、伦理、政治舆论、宗教等。他们敏锐地觉察到当代西方社会的不公正主要源于系统(包括经济系统和行政管理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来自个体和群体的自主性、多样性被压抑，从而主张通过话语沟通的民主化建制、相互承认的政治伦理，重建社会的规范性因素和有机团结。从过去50年的历史实践来看，这种社会整合机制是保持现代西方社会团结、和谐与稳定的重要方式。
(二)有关“一”与“多”的关系。
法兰克福学派三代学者的社会整合思想中始终存在着“一”与“多”、融合与排斥、团结与分化的辩证张力关系。霍克海默、阿多诺处理的是极权统治下的同一性原则对个体、群体的压抑；哈贝马斯关注的是后习俗时代的多元文化主义社会如何形成理性的同一性；霍耐特则主张被排斥、被蔑视的个体和少数弱势群体应该得到平等对待、相互承认。所以，他们的社会整合思想总是被读者轻易地与身份政治及其背后的多元文化主义关联起来。表面上看，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家们更重视“多”而忽略了“一”。实际上，通过介入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争论，哈贝马斯、霍耐特都明确表示，健康的“多”的关系要以“一”为基础。例如，哈贝马斯在指出涉及不同种族、民族、宗教、语言等的多元文化和不同生活方式应得到平等包容的同时，强调了共同的政治文化的重要性。“多元文化主义在承认一个政治社会中永远都会存在着若干文化群体的同时，也要求确立一种共同的文化……所有文化群体的成员将不得不接受一种共同的政治语言和公约，因为它们可以有效地促使人们参与资源竞争、参与保护集体和个体的政治利益。”32而霍耐特在仔细分析身份政治的背后诉求时，也发现“‘身份政治’诉求仍然是在为平等的法律对待而斗争的规范框架内”33。这种共同的政治语言和公约就是法治国家、政治公共领域中的交往自由、解决冲突的民主程序、人人生而平等，或者用弗朗西斯·福山的话说，就是“信条身份”34。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整合思想既反对压抑个体性和差异性的极权社会，又反对要求差别对待的激进身份政治，而主张一种良性的、民主的、坚持政治底线的多元文化的平等共存。
(三)关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在过去的70年里，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整合思想对德国在战后重建道德规范、塑造民族认同、扩大民主化、促进欧盟一体化、解决文化和宗教冲突、推动移民融入、提出全球治理构想等现实问题上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哈贝马斯甚至被誉为现代德国的“牛虻”,是德国甚至整个西欧地区的“道德指南针”。但是，当今世界形势发生很大转变。逆全球化思潮兴起，民粹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抬头，“西方国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产业资本与国际金融资本、城市知识精英与右翼民粹保守社会群体、传统白人与有色人种、反移民反难民的白人种族主义者与全球主义者和进步主义者的对立”35。西方社会的分裂和政治对立达到了战后以来前所未有的水平。前期积累下来的社会宽容、族群平等、民主进步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损害。连哈贝马斯所看重的公共舆论领域也被党派挟持，加之社交媒体和互联网的推波助澜，使得公民的价值观发生严重冲突，整个社会的团结和稳定遭到很大的破坏。在这种情况下，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整合思想还能发挥作用吗? 确实，通过和平商谈进行规范性整合的路径在当下欧洲甚至全球层面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哈贝马斯对此也忧心忡忡。他在近几年的公开发言中，谈到希腊债务危机对欧元区及政治一体化基础的破坏，谈到西方社会的民主危机在于政治精英们没有将政治公共领域中的合理性力量予以落实，致使底层民众放弃选举，甚至被重新动员为一种民粹主义力量。他看到，一方面，互联网新媒体的去中心化具有解放性潜能，但另一方面，内容上的平等也成为极端右翼的温床。这一切使得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整合路径所诉诸的制度和平台都被弱化了，难以发挥以往的社会团结和政治整合的功能。在俄乌冲突爆发之际，有人批评哈贝马斯通过对话解决外交冲突的和平主义策略已经成为僵化的教条。国内有些学者也认为，“交往理性的社会整合功能不应该被高估”36,或者认为，“哈贝马斯的共同体……仍然只是一种思想实验，而非真正的现实共同体”37。
哈贝马斯当然清楚这些来自现实主义者的责难。他认为：“理想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就在于……是否可以用法律对政治权力进行规范性控制?”38哈贝马斯无疑对这种康德式的理想主义整合路径有信念。虽然他也知道这种整合方式在面对资本和政治强权时是脆弱和无力的，但他坚信，如果想和平地解决各种社会冲突和矛盾，如果想既尊重个体、群体的自主性，又要保持社会的团结和稳定，那么规范性整合就是一种最好的选择。面对当前的困境，这种整合方式所能诉诸的就是重建民主制度和重构政治公共领域。哈贝马斯呼吁扩大不同层面政治公共领域的参与者，不仅是精英，还有许多大众，都要参与到商谈政治中。针对新媒体去政治化的离心功能，哈贝马斯主张通过宪法进行改革，认为矫正错误的媒介结构是宪法的要求，呼吁政府监管数字媒介平台的信息内容，只有如此，包容性的公共领域和商谈性的公共舆论才能真正发挥社会整合的作用。
总之，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主张的整合路径有别于马克思基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分工的消除和国家的消亡而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的思想。在某种意义上，法兰克福学派所强调的这种规范性整合，是对马克思通过占有生产力而实现个人发展与社会整合的思想的补充和发展，能为我们化解社会冲突、整合多元性因素、建构和谐社会提供某种借鉴和参考。
【注释】
1[法]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敬东译,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91页。
2[德]霍克海默、[德]阿多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5页。
3同上书,第26页。
4同上书,第34页。
5同上。
6Naveh Frummer,“Negative Freedom or Integrated Domination?Adorno versus Honneth,” European Jounal of Philosophy,Vol.28,No.1,2020.
7[德]阿多诺:《否定辩证法》,王凤才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14页。
8Peter E.Gordon,Espen Hammer and Max Pensky eds.,A Companion to Adorno,Wiley Blackwell,2020,p.229.
9Ibid.,p.231.
10转引自[德]施威蓬豪依塞尔:《阿多诺》,鲁路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02页。
11转引自上书,第210页。
12[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序言第21页。
13同上书,第90页。
14参见上书,第183页。
15同上书,第185页。
16同上书,第205页。
17[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童世骏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426—427页。
18同上书,第425页。
19同上书,第437页。
20同上书,第461页。
21同上书,第445页。
22同上书,第427页。
23同上书,第90页。
24参见[德]霍耐特:《分裂的社会世界:社会哲学文集》,王晓升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0页。
25同上书,第37—38页。
26同上书,第43页。
27Axel Honneth,Freedom's Right:The Social Foundations of Democratic Life,Polity Press,2014,Introduction,p.1.
28参见[德]霍耐特:《为承认而斗争》,胡继华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101页。
29同上书,第133页。
30同上书,第134页。
31Naveh Frummer,“Negative Freedom or Integrated Domination?Adorno versus Honneth,” European Jounal of Philosophy,Vol.28,No.1,2020.
32[德]哈贝马斯:《包容他者》,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68页。
33[美]弗雷泽、[德]霍耐特:《再分配,还是承认?——一个政治哲学对话》,周穗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4页。
34[美]福山:《身份政治:对尊严和认同的渴求》,刘芳译,中译出版社2021年版第162页。
35周穗明:《多元文化主义的困境及其演进前景——以法国为例》,载《国外理论动态》2021年第3期。
36王晓升:《从实践理性到交往理性——哈贝马斯的社会整合方案》,载《云南大学学报》2019年第6期。
37杨礼银:《哈贝马斯社会整合理论中共同体的三个基本层面》,载《哲学研究》2019年第10期。
38[德]哈贝马斯:《分裂的西方》,郁喆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9年版第130—131页。
原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2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