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是张培刚先生一百周年诞辰，有多家媒体向我约稿，请我以轻松一些的笔触，写一下怀念这位大学者的点滴往事。这让我很感动，在喧嚣而且信息爆炸的今天，在先生离去两年之后，除了我们这些学生之外，依然还有许多沉静的思考者记着他。
答应写这篇小文章时，我正在办理到哥伦比亚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的各种手续，北京到纽约路途遥远，行李一再精简，书籍因为比较重，只好带上Kindle，然后加上放在床头、喜欢经常翻翻的七八本书籍，其中就有张培刚先生的代表作《农业与工业化》。这本书的各种版本我基本都有，这一次带的是中信出版社2012年的英文版，前面有张五常先生的序言以及张培刚先生的自序，很适合对照阅读。我到哥伦比亚大学后，在图书馆检索文献时，还专门查阅了经济发展理论的一些早期文献，看到张培刚先生这篇论文在当年出版后被经济学界特别是发展经济学界频繁引用的盛况。
作为大师级的学者，张培刚先生对发展经济学的开创性研究已被学界广泛关注，《农业与工业化》这本代表作，我也是来来回回看了许多遍，在经济发展理论的巨大贡献外，张培刚先生在治学和为人方面，也有许多令人深受教益的地方。我曾多次参加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基金会主办的研究成果奖的评选，目前这个奖项已评选了四届，评选的成果保持了相当高的学术水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各位评委都以很强的责任感来参与这项专业评选，都强调这个奖项一定要与张培刚先生在发展经济学界的学术地位相称。在第四届的评奖现场，我在想，为什么张培刚先生已经过世了，这些国内外的知名学者还在百忙中专门抽出如此多的时间，以如此专业严谨认真的态度来参与这个公益性的奖项的评选？我只能将其归结为发展经济学领域的研究者对张培刚先生的学术地位、为人治学的高度认可和推崇。
张培刚先生成长和求学的时代，正是全球特别是中国经济社会大变革、大动荡的时代，可以说是千年未有之变局，张培刚先生从湖北鄂东农村红安走出来，先是在国内接受系统的教育，大学毕业之后即参与了当时的中国农村经济调查和研究工作，然后有机会走出国门，在哈佛大学接受系统的经济学训练，完成了《农业与工业化》的写作，在相关国际组织工作一段之后，又回到中国，在中国社会的大变革大动荡中，与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经历了异常坎坷的人生历程。
这些大时代的大变革，中国的文化传统与海外的系统学习，在张培刚先生身上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他乐观开朗、从容顺变的处世观。他经常提起一副对联：认真，但不能太认真，应适时而止；看透，岂可以全看透，要有所作为。这种以出世心态做入世事业的态度，其中既有中国传统智慧的痕迹，相信这些传统智慧也帮助他度过了许多人生中的艰难时刻；同时，这副对联中也有奋发有为的乐观，是那种看透了生活的本质还依然热爱生活的乐观。这种达观，使得他在80岁高龄时还可以重新出发，在改革开放之后重新开始带研究生，我们在校读书时，因为在读的研究生少且条件简陋，张培刚先生指导的经济方向的研究生要么是在各个学科的老师家中上课，要么是在一间被隔成两半的图书室中上课，张培刚先生就是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带出了一大批学有所成的优秀学者。
正由于此，央视《大家》节目中播出的张培刚先生的专题节目以及广东一家知名媒体的专访，虽然写得都非常生动，但我觉得还没有得到先生的神韵。《大家》中的张培刚先生显得悲怆而哀怨，广东那家媒体的采访则以一个涉世不深的年轻人的视角，有些悲情地渲染先生的研究经历。这与我们接触的张培刚先生有很大的差异，因为在我们印象中的先生是开朗乐观的，即便是“文革”中的坎坷经历，从更广泛的意义上，也使他更为深切地感受国家经济社会的种种方面。张培刚先生过世后，我们从各地赶回武汉，询问在校的老师，张先生在过世前有什么遗言或者交代需要我们做的事情，学校的老师告知，张先生进手术室之前很轻松地同家人和老师说，“进去手术一下就出来，你们不要着急，我推算我至少要跨过104岁的。”
在治学方面，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他作为一个经济学者的使命感，这种使命感并不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而是更多地体现在研究的选题、方法和重点上。最近耶鲁大学的经济学家罗伯特·席勒获得201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有一次提及对他和耶鲁的一大批经济学家影响深远的詹姆斯·托宾的使命感，托宾亲身经历了大萧条，他认为经济学家的使命，是要尽可能避免类似大萧条这样冲击人类福祉的危机再爆发。
我甚至认为，在更为根本的意义上，决定一个学派的关键，已经不再是哪一个具体问题上的立论和侧重，而是更为深刻的人文和社会关怀。因此，张培刚先生对我们影响更为深远的，是一个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我想，正是这样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才使得张培刚先生在年轻时就投身到农村经济调查的第一线，也促使年轻的他在博士论文选题时就选择农业与工业化这样一个当时还并不热门但是对整个发展中国家具有深远影响的重大选题，这种使命感和责任感也是他在80岁高龄还带博士生的重要动力来源。这种使命感和责任感，直接决定了他在经济研究上的一些偏好，例如，张培刚先生始终强调从经济现实出发的研究特点，以及对各种纷繁复杂的经济分析工具为我所用的客观态度。一项经济研究是否有价值，一个重要的研究选题的提出，必须要立足于对于经济现实的大量了解和感受的前提下，这可以使经济研究不仅仅停留在书房中的paperwork,而是需要对现实经济真实状况的深刻洞察。
在张培刚先生走出国门求学和研究的全球经济学界，无论是分析方法还是研究成果的影响力，发达国家始终占据支配性的优势地位，这有多方面的原因，例如发达国家的经济上的相对强势地位，主要文献绝大多数以英文完成等，这种状况实际上一直持续到现在，充其量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从一系列研究成果看，张培刚先生的态度，一是以开放的心态主动接受和了解这种现代分析体系和方法，并且达到这种分析和研究的前沿，而不是盲目采取抱残守缺的封闭心态；同时，他又是以立足于现实经济问题、特别是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现实经济问题为导向的，这就使得他不是盲目仰视现代西方分析方法、为了发表论文而发表论文，而是让这些分析方法和框架接受经济现实的检验。这种开放而且务实的研究态度，对一大批学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同其他大师级的学者一样，张培刚先生对于治学的专业和严谨，也受到许多学界同仁的称道，其中与张培刚先生有过长期研究合作的厉以宁教授，在央视《大家》节目中谈到张培刚先生时说，几十年风风雨雨的研究历程中，张培刚先生有个特点，就是他不乱说话，要说就说持之有据的话，或者他就保持沉默。我认为这个评价真的体现出张培刚先生和厉以宁教授几十年研究合作中形成的相互了解和相互欣赏。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关于张培刚先生在经济发展理论和发展经济学的奠基者地位，学界已经广有论述，因此本文特地尝试从我们所了解到的张先生为人与治学，写一点文字，以此来缅怀先生，纪念张培刚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张培刚先生过世时，我第一时间得知这个沉痛的消息并在微博上发布，并一直在微博上发布和转发缅怀张培刚先生的文字，一直到张先生入土为安。当时许多报刊约我写一点怀念文字，但是因为内心感怀莫名，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落笔，反复犹豫之下，也就没有专门撰文，只是与一部分热心的同学一道，专门为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基金会募集了一点资金，设立了“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奖讲座”等。
我也曾与几位朋友一道分别在四川和贵州组织捐建了两所小学，希望从农村出来的张培刚先生撰写校名，但张培刚先生当时年事已高，提笔写字时手抖得厉害，只好作罢，未曾想这竟成为难以弥补的遗憾。
现在，在张培刚先生百年诞辰之际，在纽约的夜晚，匆忙之间写下这些粗糙的文字，记下我对张培刚先生的一些追忆，以感恩先生的教诲，并与各位朋友分享。■
2013年10月11日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高级访问学者。)
来源: 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