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安徽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经济学家”受到更多的并不是被敬佩和景仰，而是作为一个贬义词，被人嗤之以鼻。有人更是放言“中国合格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作为一名经济学教师，我能感受到人们对于经济学家的愤怒，也深为经济学家们深感悲哀。但愤怒和悲哀之余，中国合格经济学家这个问题仍然困扰着我。
大学参加工作后在党校教经济管理类课程，出于教学需要读了很多名家的文章。因缘际会，也有机会认识了一些学界朋友。在北京攻读博士期间，也有幸见识了不少学界的大腕。这些年反复思考，思前想后，觉得中国并不缺乏经济学家。如果要从中间选出自己最佩服的几位的话，那么这个名单至少应该包括顾准、张培刚、茅于轼、白南生。
曾记得第一次翻阅《顾准日记》时心灵上所受到的强烈的震撼，作为改革开放最早、最深刻的探索者，我们不能不面对顾准。而顾准对中国社会、文化和制度的反思，对于我们这个民族走出历史周期率而言更是要认真思考的。张培刚先生则以《农业与工业化》闻名于世，并被誉为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茅于轼先生谦谦君子，创办了天则经济研究所，并且亲身参与扶贫试验，尽管诸如“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之类说法引起一些社会争议，甚至一些人的围攻谩骂。但那些围攻谩骂茅先生的人，不知道他们又为这个社会，为穷人做了哪些呢？白老师是我博士阶段的导师，作为发展组的成员，曾参与并推动过农村改革，在那场风波中，他尽到了一位正直善良的学者的责任，并为此付出了代价。此后他专注于学术研究，就农民工问题做了很多研究，就连很多国际第一流学者对于他的研究也深表钦佩。
第一次注意到张培刚这个名字印象中是在高中时无意中从一本杂志上看到的，那是很为张先生的经历感叹不已，大学阶段学习发展经济学时再度了解到了张培刚。参加工作后因需要准备一些专题课，我邮购了张培刚教授的两卷本《农业与工业化》，并在做硕士论文时反复研读。2003年夏在海南的一个学术研讨会上，遇到了张培刚先生的学生、华中科技大学的汪小勤老师，并从她那里更多地了解到了张培刚先生。
我有一年去华中科技大学，并计划去拜访一下张老。汪小勤老师建议我和张老联系一下。张老在电话中说他当时身体不太好，结果也就没有去成。在人民大学攻读博士期间，白老师为我们开设《实证研究方法》课程时，也曾向我们不止一次提到张先生，并建议我们好好读读《农业与工业化》。如今我也到了大学并成了一名大学教师，在读书会上也要求学生认真读读《农业与工业化》，同学们读了以后反响很好，并觉得自己收获很大。尽管张先生已经离我们而去，但他的思考仍在启迪一代又一代中国经济学人。同样应指出的是，张先生不仅在学术上成就斐然，在学生培养上同样也取得很有建树。在他的努力下，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教育走在了全国前列，并成为国内发展经济学研究重镇。他的不少学生已在政界、商界、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
我们生活在一个极端浮躁的时代，人们甚至把金钱作为衡量成功与否的标准。但与张先生不同的是，我们仍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比张老的命运好多了。作为学界后辈，在研读《农业与工业化》时，在感叹张先生命运之坎坷时，我也在扪心自问，自己又传授了学生什么？为社会贡献了什么呢？我们对得起自己的学生，对得起社会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