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基金会庆祝建会30周年之际，我曾著文记述与张先生的师承关系（参见:朱玲，2022，《传承张培刚》，https://mp.weixin.qq.com/s/J-_cnLtaJ8y8ajYFXYgSXw）。时隔不久，读到西北大学何炼成老师的自述，知晓他也曾在武大聆听张先生讲课（参见：朱玲，2022，《仁者何炼成》，https://mp.weixin.qq.com/s/C5OHTnarPhuK5zDPumlTKQ）。一位课题组伙伴看了我纪念张先生的文字，随即讲述了一段与张老的书信来往。为了纪念张先生诞辰110周年（1913-2023），我便将亲身经历、阅读和访谈得来的信息加以整理，集结如下。
一、播种现代经济学
何炼成老师回忆，他于1947年考入武汉大学经济系。四年间，张培刚先生的教学改革让他耳目一新：第一，直接用英语讲授现代经济学；第二，使用国际通行的原版教科书和参考书；第三，启发式教学，广开讨论言路，鼓励独立思考。四年的武大本科教育将何炼成的知识带到了国际前沿，既为他打下扎实的现代经济学基础，又赋予其专业英语阅读和交流能力。这不但使何炼成远行西北后很快从众多青年教员中脱颖而出，而且把张先生讲求科学与民主的风格带到西北大学，进而惠及诸多西大学子。想来，当年的武大经济系校友大多也因受教于张先生而把同样高贵的学术精神传承下去、播撒开来。一位名师的“桃李满天下”，不正是如此景象吗？
30多年后，我的硕士导师曾启贤教授特邀张培刚先生从华中工学院来武大，为1978届经济系研究生启蒙微观经济学（参见：朱玲，2022，《武大教授曾启贤》，https://mp.weixin.qq.com/s/JXwVvlzk5GXvLSja0ErVYg）。彼时的张先生虽然不再像他刚从哈佛大学归国那样意气风发，却经历坎坷竟然童趣盎然。他讲课深入浅出、生动活泼，例如用连吃四五碗热干面的感觉，讲解边际效用递减的道理；又用湖北省以往填湖种粮的后果，说明什么是资源配置不当。每每边讲边写，板书大方美观，笔画入木三分。说到精彩之处抬手就作图，曲线坐标勾勒迅速，还不用米尺圆规。每逢下课我都觉得意犹未尽，怀疑时间增添了加速器。如今想来，张先生那时已年近七旬，依然以饱满的热情播撒现代经济学的种子，着实令人感念不已啊！
二、奠基融入中国故事的发展经济学
1978年，我进入武大不久便听曾启贤老师提起，他的硕士导师是张培刚先生。张先生的博士论文曾获1946-1947年哈佛大学经济学专业最佳论文奖和威尔士奖金，论文还因富有创见而列入《哈佛经济丛书》。待我1981年毕业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才知晓张先生曾在本所的前身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过。1934-1941年间，张先生一方面参与整理研究所的保定调查资料，一方面到河北、浙江、广西和湖北的乡村城镇做补充调查。六年间撰写了《清苑的农家经济》、《广西粮食问题》和《浙江省粮食之运销》3部专著，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还在多种刊物发表论文40余篇。这些工作，为他在哈佛大学写作博士论文积累了丰富的思想材料。
我读张先生的博士论文，印象最深刻之处首先在于，70多年前他已精准地提炼和列举了农业国转型的条件或曰发展的要素（人口和经济规模及构成、资源种类和数量及地理分布、社会制度安排、技术创新和应用、企业家进取精神等等）。张先生尤其强调，落后国家的经济崛起在于城市和乡村社会都发生工业化。工业化不仅是制造业的机械化，还包括农业和基础设施等行业的现代化。其次，在与其他发展学说的比较中，我不禁惊叹张先生的思想穿透力。他睿智地阐明，发展的要素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和环境下可有不同的组合，此时恰当彼时未必如此。那些把中国的发展路径视为异类的理论家，多半缺少这种动态思维，或者以为发展实践非白即黑，忘记了灰色地带存在的可能性。(参见：Pei-Kang Chang,1949,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可以说，张先生的洞见之所以直到今天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正在于他的思想融入了中国观察与自己的亲身体验。
三、为中国改革开放与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农村经济改革扩展到流通领域。时任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与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的杜润生先生意识到，统购统销制度改革必将触及城里人的利益，改革的阻力可能随即增加，农村第二步的改革一定要触及城市的体制。如要推进农业生产资料销售改革，就要考虑重构国家一类统销物资（化肥和柴油等农资）的供应制度，这必然会牵涉到供销社体制的改革。此后的改革进程中，农村与城市的利益会不可避免地扭结在一起。
据杜老的部下蒋中一研究员回忆，杜老虽然直感继续推进改革需要协调城乡关系，但深感理论储备的不足。因此要农硏室的研究人员读书学习。他们最先学习的是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接着阅读钱纳里有关发展计划、结构变化和发展政策的书。正在此时，杜老看到了张培刚先生的著作，既惊喜又兴奋：“中国的经济学家在发展问题上做出了这么出色的理论贡献！”于是授意时任联络室副主任的王岐山去查：“张培刚是谁？”。很快得以确认，张先生在华中工学院（现名华中科技大学）任教。
当时中央农研室只有一本张培刚的书，杜老便要求下面的年轻人轮流阅读。指示读过之后召开讨论会，还让王岐山把大家的想法综合上报。认真研读之后，王岐山命蒋中一给张培刚先生写信，希望他参加农村改革，并表示中央农研室为张先生创造从事农村研究的条件。1986年4月-5月，蒋中一以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联络室的名义，先后给华中工学院院长办公室和张先生写信表示：第一，给予张先生下乡调研的方便。第二，委托张先生主持战后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战略研究，农研中心为此拨付一笔课题经费。第三，希望张先生参加农研中心组织的政策研讨会。
张先生对于农研中心的邀请给予了积极回应，不但基于科研成果为农村改革与发展提供政策咨询，而且多次赴京参加研讨交流。上世纪80年代末，他还到京西宾馆参加农研中心组织的多学科研讨会。这段故事也足以说明，张先生怎样脚踏实地地践行他的毕生追求：“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开放式地借鉴人类文明的成果，探索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大国，如何转变为工业强国的可行途径”。
（2023年7月16日，北京）
作者：朱玲（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