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武汉大学校史上著名的“四个一”学生，他是国民政府时期的庚款留美公费生，他是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他是迄今为止华人经济学家中哈佛大学经济学科最高荣誉——大卫·威尔士奖唯一获得者，他是世界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人，他还是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科的创始人之一，在85岁的高龄时成为博导，并在93岁高龄领衔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工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研究……他是谁？他就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的张培刚教授。
一 家境贫寒子弟到武汉大学的高材生
1913年7月10日，张培刚出生在湖北省黄安县（即今天的红安县）八里湾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五岁半时，他进入私塾就读，并于一年后转入当地的启人小学。少年时期的他一边刻苦耕读，一边随家人从事各种农活。这使得张培刚深深体会到农村、农民生活的困苦和农业劳作的艰辛与不易。因此，早在幼年时候，张培刚心中就萌发了改善农民生活，改进农耕劳作技术，并彻底使广大农村摆脱几千年来的贫穷与落后的面貌的志愿。1925年春，还不满12岁的张培刚小学毕业。于是，张培刚只身告别家乡，进入当时由董必武任校董兼国文教师的私立武汉中学学习。聪颖的天资加上不辍的苦读，在武汉中学期间，张培刚的成绩始终名列前茅，深受老师和同学们的喜爱。1927年春，他转学到湖北省第一中学。在这期间，武汉正处于全国大革命的中心，日益高涨的革命浪潮，使张培刚受到反帝、反封建的洗礼。1929年春，初中刚刚毕业的张培刚跳级考入国立武汉大学的文科预科班，成为当年武汉大学唯一录取的文科预科生，并于次年顺利地进入武汉大学经济系学习。
张培刚进入武汉大学经济系学习时，适逢武汉大学迁址珞珈山。新建的武汉大学充满着朝气，校风淳朴，特别是师资力量极为强大，集中了如周鲠生、杨瑞六、皮宗石、任凯南等一大批国内知名的教授。老师们教学不仅认真，而且各具特色，令求知若渴的张培刚受益匪浅。算上预科一年半的学习，到1934年6月本科毕业时，张培刚在武汉大学度过了5年半的美好学习时光。正是这5年半的学习，为张培刚的学术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虽然是文科预科生，可是由于张培刚对数学有较好的天分和极大兴趣，数学基础十分扎实。也正是因此，虽然在报考文科预科班时跳级一年半，张培刚仅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即完全赶上课程进度。事实上，良好的数学基础，对张培刚后来在哈佛大学轻松而顺利的完成学业也是大有裨益。
教授英语课程的主要有三位老师。三位老师讲课俱认真而得法，对学生要求也极其严格。他们不仅要求学生大量阅读如莎士比亚、富兰克林等著名作家的经典文章，而且十分强调作文和修辞。虽然张培刚和同学们对每两周一篇作文的要求感到多少有点“敢怒不敢言”，不过，十年后的1940年暑期，当张培刚在昆明参加清华庚子赔款留美公费考试时，发现作为重头戏的英文，一上午只考一篇作文时，内心不由钦佩几位英文老师的高瞻远瞩。在阅读英美经典名家的作品时，张培刚特意把弗朗西斯·培根的名句“Readingmaketh a full man;and writing an exact man”翻译成押韵的中文——“多读使人广博，多写使人准确”。从那以后，张培刚一直将这两句话作为自己的“求学座右铭”。
国文课教材以古文为主，然而亦有白话文章。一次国文课作文的题目是“论文学之创作与模仿”，张培刚觉得这是一个大而重要的题目，洋洋洒洒写了几千字，文中还特别表达了作者自己对胡适之先生的“不模仿古人”不赞成的看法。张培刚写道：“今人有好的，我们固然应该学习和模仿；但古人有好的，我们也应该学习和模仿”，“不能因古而弃善，亦不能因今而扬恶”云云。那时胡适之早已是国文之大家，然而张培刚依旧获得了全班的最高分，并获得国文老师的公开夸奖。从这些，大致能看出当年武大风气之开放。
当时大学一年级时的主要基础课，除了数学，英文，国文、以及论理学（也称逻辑学或名学）外，还需选修一门第二外语和一门理科课程。张培刚选择法语作为第二外语，并且还自己选了德语作为第三外语。大学时代打下的良好的外语基础，以致张培刚在前中央社会科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时，不仅能阅读有关的专业法文书刊，而且还撰写了几篇关于法文书刊的书评，并发表在所里主编的《社会科学杂志》上。后来，张培刚在完成哈佛大学博士论文的过程中，参考了大量的法文、德文文献，其语言基础想必也是大学时打下的。
至于理科课程，张培刚选修的是生物。由于武汉大学当时有一个传统，即有关的系都是派最好的老师给外系的学生讲授基础课，因而，虽然只是一门选修课，张培刚依然从其中获得了对以后做学问大有裨益的知识。如1941年张培刚在哈佛读研究生时，就发觉熊彼特（Joseph A.Schumpeter）教授在解释“资本主义”的形成和特征时，就曾借用过生物学上的“突变”（mutation）一词。
总之，在武汉大学五年半岁月的学习，为张培刚日后考上庚款留学生并从哈佛大学顺利完成学业且写出开创性的博士论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首先，如果不是大学期间打下良好的英文基础，1940年暑期在昆明和重庆同时举行的清华庚款公费留美生考试中，就难以获得优异的成绩、从而中榜的。其次，如果没有英、法、德三种外语的基础，哈佛期间就无法充分利用哈佛图书馆的大量阅文献，也就难以写出发展经济学开山之作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再次，在其它基础课程方面如中、英文语法、逻辑体系、达尔文学说进化思维等等，不仅与《农业与工业化》撰稿，而且与张培刚终生的学术写作，都具有深切的关联。
二 学术道路上崭露头角
1934年张培刚以优异的成绩从武汉大学毕业后，即被选送到当时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从事农村经济的调查研究工作。时任所长陶梦和十分重视社会调查，反对泛泛空论。因此，在该所工作的6年时间中，张培刚深入农村进行实地考察和调查，足迹遍及河北、浙江、广西、湖北等数个省份的乡镇和农村，积累了许多实践经验，并相继撰写了《清苑的农家经济》、《广西食粮问题》、《浙江省食粮之运销》、《中国粮食经济》4部著作，发表了40多篇农村经济、货币金融等方面的论文。这些著作和论文的发表，使得当时的张培刚即已成为圈内知名的中青年经济学者。不仅如此，多年深入农村的实地调研，使张培刚积累了大量有关中国农村的第一手资料，并对中国的现实国情有了独到而清晰的认识，这些对其日后撰写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及其整个学术生涯都很有裨益。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关于农业国工业化问题的思考，也早在这个时期即已进入张培刚的脑海。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在探讨中国经济的发展道路时，国内学术界曾经展开过一场究竟应“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的争论。前者主张复兴农业，而后者则主张大力发展工业。后来又有学者提出“第三条道路”——在农村兴办乡村工业，因为城市现代工业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难以发展起来。针对这种情况，1934年秋，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张培刚撰文“第三条道路走得通吗？”，指出发展城市工业固然不易，然而发展农村工业也绝非易事。在文中,张培刚特别提出“……我们要做到工业化，不但要建设工业化的城市，同时也要建设工业化的农村。”由此可见，《农业与工业化》这篇论文，虽然完稿于20实际40年代中期，但其思想酝酿却应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初中期。
此外，张培刚在研究所工作的几年间，从多次对中国农家经济和粮食问题的系统调研中，获得了几个有助于日后学术研究的重要认识：第一，所谓“南人食米，北人食麦”的说法过于笼统。饮食结构主要取决于经济状况，南人中小贫困家庭，仅食用少量米谷，杂粮等则占较大比重；北人贫苦家庭除小量小麦外，杂粮所占比重亦较大；第二，不能由于我国有些年份米粮进口较多，就认为我国粮食无法自给。洋米进口较多的原因，在于为当时交通运输条件所限，大米富裕的川、湘等地，余粮运至上海等地资费过高，难以同洋米竞争；第三，无论是农民买方还是卖方市场，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市场均不存在完全竞争；第四，经过几年的实地调研，特别是广西粮食问题的调研，张培刚初步形成食粮与经济活动的区位化理论。在较为落后国家，粮食生产不仅决定了人口的分布，而且粮食生产的地域分布还决定着粮食加工业及相关手工业的区位及其形态和活动。
四十年代初，张培刚在哈佛念研究生时，曾选修了张伯伦（EdwardH. Chamberlin）教授的“垄断竞争理论”课程和被誉为“美国农业经济学家之父”的布莱克（JohnD. Black）教授的“农业经济政策”研讨课。凭借对中国实际的了解和掌握，张培刚在课堂上指出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市场无论如何也不会是完全竞争市场，相反，正好用张伯伦教授的寡头垄断理论来解说。同学们听完张培刚的解释后，无不膺服。张伯伦和布莱克教授也是连连点头称是。约一年后，在撰写博士论文时，张培刚便将这一重要而新颖的观点写进《农业与工业化》的第二章第四节。
这期间，张培刚还分别应千家驹和竺可桢之邀在广西大学和因战乱迁至广西的浙江大学短期任教。综合张培刚的学术生涯来说，在研究所工作的6年时光对其日后学术上的影响是深远而意义重大的。比如，虽然张培刚早在幼年时就萌发改善中国农村落后面貌的志愿，但真正对这一问题开始有比较成熟的思考，却是从在研究所工作的这段时期开始的。此外，张培刚日后很多富有洞见的经济思想，也俱源于这个时期的实地调查研究和对中国实际国情的熟稔。正如张培刚的弟子们所言，或许正是这种深入的生活、贴近农民的调查研究，丰富了张培刚的见识，强化了他关注中国农村与农业经济的使命。
三 考上庚款留美公费生
1940年春，其时研究所已经从广西迁至云南昆明一年有余，从同在昆明的西南联大里传出激动人心的消息：停顿几年之久的清华庚款公费留美考试，第五届将于该年8月在重庆和昆明举行。张培刚当时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出国深造的大好机会，遂决定报考“工商管理”门。按照招考简章，报考该门的需考科目除英语外，尚有经济学、货币与银行、劳动经济、成本会计及工商组织与管理等5门专业课。
“庚款留学”是美英等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退还”《辛丑条约》强加给我国本已多付的巨额赔款(即“庚子赔款”，简称“庚款”)，用于培养留美、留英中国学生的特殊留学活动。1933-1943年间，共举办了六届庚款留美考试；庚款留英考试则在1933-1947年间共举办九届。无论是庚款留美考试还是庚款留英考试，皆是民国时期最著名、同时也是竞争最激烈的公费留学考试。后来的事实证明，当年通过庚款留学考试而到国外深造的学人中，尔后皆成为各领域之翘楚。如留英、留美公费生中涌现出了如钱学森、杨振宁、彭桓武等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也有钱钟书这样的国学大师，黄家驷这样著名的外科学家，以及建筑学家梁思成等。
第五届清华庚款留美公费考试计划招生16名（包括林森奖学金一名）。每一个科目招收一名，其中绝大多数为理工科门类，文科只有两名——经济史科目一名，工商管理科一名。张培刚报考的是工商管理科。由于相对理工科目文科类招生数较少，故文科类方面的竞争相对更激烈。而且，那时张培刚早已离开大学5，6年之久，在研究所主要是从事农业和农村问题的研究，与所报考科目相关性皆不大，这就更增加了考试的难度。
要想顺利通过考试，就必须对几门专业课从头开始复习。于是张培刚向研究所请了长假，并托付朋友从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图书馆，借阅国内外知名教授有关上述专业课程的专著、教材或杂志论文二百多册，一方面选择性通读，同时择其重要者精读并作详细笔记。至八月，在云南大学笔试。英语同五门专业考试，连考三天。张培刚至今记得当时英语考试是一个上午写一篇作文；五门专业考试则仅对“劳动经济”略有印象。
考试结束后，研究所已迁至四川境内，张培刚不愿前往，只想留在昆明等候发榜。同时，准备撰写专著《中国粮食经济》一书。这样一直待到1941年4月获得消息，已然中榜。不日，就接到清华大学的正式通知，告知已被录取“工商管理”门。这样，张培刚就成为武汉大学历史上考上清华庚款公费留美的第一人, 当然，也是该次考试所录取的仅有的两名文科类考生之一。
1941年7月,张培刚从云南出发,经重庆飞到香港,再转乘邮船抵达美国旧金山,又乘火车经长途跋涉到达美国东部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进入哈佛大学学习工商管理。张培刚的中榜，并不是无端的。一方面，张培刚早年即在武汉大学打下了扎实的英语和经济学基础。比如大学时期对英语作文的训练，无疑对他在庚款留学英语考试中帮助极大。此外，良好的经济学基础，使之能够在五、六年之久没太接触的专业课经过考前复习后，理解和掌握变得轻而易举。另一方面，虽然在研究所的几年没有太多地接触留学考试中的需考专业科目，但是实地的考察和调研，以及沿着学术道路的“渐行渐远”，对张培刚顺利通过考试也必定不无裨益。
四 哈佛岁月与大卫·威尔士奖
1941年9月中旬，张培刚进入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工商管理学院学习工商管理学科。学习的课程则包括时间研究、产业组织、运销学以及采购管理等。张培刚印象最深的是“案例教学”这种独特的教学法，使他不仅较快深入了解美国等现代工业社会的具体情况和特点，也通过参观工厂和农场而加深了课堂上的感性认识。
虽然在工商管理学院学习了包括暑假在内的三个学期，但张培刚始终在思考的是像中国这样经济落后的农业国家如何才能实现工业化的问题，而非仅仅可以使个人致富的工商管理。于是一年后的1942年秋，张培刚便由工商管理学院转到文理学院经济系学习经济理论、经济史和农业经济等课程。当时哈佛经济系名师云集，可谓盛极一时。如与凯恩斯齐名的以“创新理论”蜚声国际经济学界的熊彼特(J.A.Schumpeter)，以“垄断竞争理论”闻名的张伯仑(E.H.Chamberlin)，被誉为“美国农业经济学家之父”的布莱克(J.D.Black)和“美国凯恩斯”的汉森(A.H.Hansen)等。此外还有诸如厄谢尔(A.P.Usher) 、哈伯勒(H.Haberler)和后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里昂惕夫(W.W.Leontief)等大师。在哈佛期间,张培刚师从这些蜚声国际经济学界的大师，深入学习和研究了当时世界最前沿的经济学理论。
1943年冬，张培刚获得了哈佛硕士学位,并取得了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资格，面临博士论文的开题。这时张培刚面临着一个选择：就中国农业经济或粮食问题撰写有关论文，驾轻就熟，可以轻松完成论文；或者实现从小就立下的志向,探索贫穷落后的中国如何走上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由于早在国内时张培刚就已发表过农业经济或粮食问题的专著和多篇论文，选择前者的话，顺利完成博士毕业论文就相对容易得多。而在贫穷落后国家的工业化问题上，当时世界上几乎没有一本著作或一篇论文系统地涉及。出于对祖国的赤子之情，实现自小心中的抱负，在商得论文指导教师布莱克和厄谢尔的同意后，张培刚决定将《农业与工业化》作为论文题目，啃“立足中国，面向世界，从发展历史上和经济学理论上，系统的探讨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如何走上工业化道路”这块硬骨头。
博士论文题目确定后，为了能够方便地查阅书刊资料，通晓5种外国语的张培刚申请到哈佛大学图书馆里不足 6平方米的空间，花了将近一年半的时间，翻阅了大量德文、法文、英文等历史文献和统计资料，仔细阅读了有关英、法、美、日、苏等国自“产业革命”以来各自实行工业化的历程的书籍。又花了9个月的时间，于1945年10月完成了20多万字的《农业与工业化》的英文论文稿。在这篇论文中，张培刚对当时存在的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局部均衡分析方法和区位理论分析方法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并通过改进和取舍，建立了自己独特的方法论体系，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农业与工业在工业化进程中的相互依存关系，并对不同时期和不同因素对工业化过程的影响以及这一动态演进过程中农业生产和农业技术变化的过程及条件进行了详细分析，为工业化理论和战略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模式。这年冬天，张培刚顺利地通过了论文答辩，获得了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关于这篇论文的产生，张培刚总结说：如果没有国内外大学这些老师们的教导，如果没有我青少年时期在农村的亲身经历和生活感受，没有武汉大学毕业后走遍国内数省、先后6年的实地调查，特别是如果没有一颗始终炽热的爱国之心，我是写不出《农业与工业化》这篇博士论文的。
从1941年9月进入哈佛到1945年12月博士论文答辩通过，张培刚一共在哈佛度过四年时光，除开最初在工商管理学院的一年，从进入经济系就读到博士毕业，张培刚只花了三年时间。这么快就获得博士学位，毋庸说华人学者，就是美国本土经济学家，恐也不多见吧。博士论文答辩通过不久，布莱克和厄谢尔即要求张培刚参加“大卫·威尔士奖”(DavidA.Wells Prize)的角逐。为隐去真名，张培刚将论文作者临时改为“PeterChandler”,并上交送审。1947年，张培刚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获得了哈佛大学1946-1947年度经济学科最佳论文奖和“大卫·威尔士奖”。当年与他同获威尔士奖的还有后来证明为20世纪新古典经济学集大成者的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P.A.Samuelson)。上世纪20年代，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大师陈岱孙先生也曾与后任哈佛大学经济系主任的张伯仑竞争过该奖，可惜最终与之擦肩而过。“威尔士”奖是哈佛大学最高奖，被经济学界享有极高的地位。张培刚因此成为全球华人经济学家中唯一获得威尔士奖者，也是迄今为止华人经济学家中获奖级别最高者。
张培刚八十寿辰时，曾作为张培刚留美指导老师的陈岱孙以九十之躯，亲笔来函道贺。函中写道：“……曾将我的论文推荐给‘威尔士奖金委员会’参加评选，但可惜在最终决定时，奖金为我的同班爱德华·张伯伦的《垄断竞争理论》博士论文所得……得悉培刚同志的论文于1947年获得此奖时，我觉得十分高兴。高兴的是终于看到了有一个中国留学生跻身于哈佛大学经济系论文最高荣誉获得者。……”。
五 一腔热血献祖国
博士论文答辩通过后，1946年2月，张培刚接受了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驻纽约办事处的聘请，成为该委员会的专门委员。1948年，应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之邀，张培刚从美国回到母校武汉大学担任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其时，除张培刚外，韩德培、吴于廑也在武大任教。由于他们三人均在哈佛大学留学，且凭籍东方人的智慧和超群的毅力而赢得广泛尊敬，并称“哈佛三剑客”，美名盛极一时。
1948年，张培刚应聘担任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顾问兼研究员。期间，由于一心想在中国把理论付诸实践，张培刚婉拒了他的两位指导老师布莱克和厄谢尔希望他留在哈佛大学任教的邀请，并于1949年2月再度回国，重执武汉大学的教鞭。那时，张培刚已是委员会中位居第四的高级官员，月薪也已达到600美元。他怀着一颗火热的爱国之心，一个幼时的梦，一个为之一生奋斗不息的抱负而再度回到祖国。若干年后，张培刚回忆道：“我那时心里不快活，国家这个样子，将来怎么样，前途茫茫，我以为那个时候正当受苦，中国穷，国家有难，我回来是共赴国难的。”然而，令张培刚没有想到的是，“第二次回国揭开的竟是他日后近三十年曲折人生历程的序幕”。
在武汉大学执教的几年，张培刚一直担任着经济系系主任之职，并在新中国成立后兼任武大总务长和代理法学院院长。然而，正当张培刚准备放开手脚，施展自己的抱负时，历史却和他开了个玩笑。1953年，模仿苏联模式，我国开始实施有计划、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与第一个五年计划相适应，大学按照苏联模式，为设立专业性院校而展开轰轰烈烈的院校调整。在这种大形势下，当时的高等教育部决定在华中地区筹建一所以培养机械工业和电力工业建设人才为主的重点工学院——华中工学院（后改名为华中理工大学，即今天的华中科技大学），学院主体则为武汉大学、湖南大学等高校的机械系和电机系。
1953年5月20日，中南高等教育管理局通知成立华中工学院建院筹备委员会，并聘任查谦、朱九思、张培刚等分别为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和委员。当时，张培刚正在北京中央马列学院学习，按计划还需学习一年半。接到调令后，张培刚就任华中工学院筹备委员会委员兼基建办公室主任。这一纸调令，从此就改变了张培刚的人生轨迹。正如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张培刚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中文版前沿结语部分的评价：
“他（张培刚）怀着一颗赤诚爱国之心，满腔报国之情，两度回到祖国，可是在极“左”路线的指导下，又囿于一所多科性工学院，他却没有机会结合经济学专业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这当中，包括近10年盖房子、搞基建等总务行政工作；逾10年的政治课教学工作（实际上在这段时间政治运动连绵未断，经常上山下乡从事体力劳动，改造“世界观”）；紧接着10年的文化大革命，受审查、挨批判，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
他怀着报国富民的理想回到祖国，然而残酷的现实却使他报国无门。……流光易逝，年华似水。从他大学毕业后，近70个春秋，沧海桑田、风云变幻，给他造成了从35岁到65岁整整30年的空白时光，这是一段比金子还宝贵的时光！”从35岁到60岁，该是人生多么宝贵的一段时间啊！对张培刚这样的学问大家而言，这段时间的宝贵程度岂不知又更甚常人多少倍？！担任华中工学院基建主任时，由于常年在工地上的劳作，加上心情又不好，张培刚患过肺病，留下了钙化点。1957年，全国范围的反“右”整风运动展开，张培刚在自我反省中说，自己搞基建是不务正业，于是华中工学院把张培刚调到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然而，作为政治教师，得首先接受教育，所以张培刚又被下放到湖北红安县的苏建公社劳动。虽然当年的公社早已不复存在，但村里的老人依旧记得那个“带个眼镜有点知识的农民”白天可以用难以驾驭的独轮车推着几百斤的粪到田地劳作，晚上在水塘边的大枫树下教村民识字的情形。
长期艰苦的体力劳动，加上不间歇的思想改造，一度让张培刚怀疑自己过去的所学到底是不是有用。“文革”的爆发，将张培刚推向更深的灾难，他甚至被冠以“战争贩子”的罪名。极具讽刺意味的是，70年代，当年与张培刚同获“威尔士”奖的萨缪尔森和发展经济学的后起刘易斯纷纷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张培刚依旧在重复着20余年的体力劳动和思想改造。又30余年后的2007年，有记者问张培刚回国后是否为错失了太多太多的东西而后悔时，张培刚说：“许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中国有句老话，子不嫌母丑啊！对回国这半个世纪，我并不后悔。个人命运的沉浮是难以驾驭的，是社会历史规律导致的。……我的人生感悟，关键在于，‘需有所作为’。”这是何等有哲理的话语，又是何等的豁达与坦荡啊！从不为回国而后悔，一颗爱国的拳拳赤子心尽显矣!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教授说：“中国多少年才出现一个张培刚，但是欠他的太多啦！”
六 世界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
发展经济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的意义上来说，凡是研究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经济发展问题的理论，都可以算是发展经济学。依此定义，远至亚当·斯密（AdamSmith）1776年的著作《国富论》，中至熊彼特1912年的《经济发展理论》，近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内生增长理论，都属发展经济学的范畴。本文所说的发展经济学，或就经由张培刚开创意义上的发展经济学，则是狭义意义上的发展经济学，其主要任务是研究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如何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的问题。这里的“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严格来说，应该是“产业化”，这样就应该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农业（代表第一产业）和工业（代表第二、三产业）两方面的机械化和现代化，其特点则在于强调农业与工业相互支撑和协调发展。从以上的描述可以看出，广义的发展经济学和狭义的发展经济学的区别有以下两点：其一，研究对象的范畴不同，前者研究对象可以为任何国家和地区，而后者研究对象则是针对农业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其二，前者从一般意义上研究经济发展，而后者则是从比较和借鉴的意义上来研究农业国或经济落后国的经济发展问题。
前面已提到，早在少年时期，张培刚就立志改善农民生活，彻底改变农村贫穷的面貌与落后的生产方式。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的6年中，张培刚也始终不忘思考中国的工业化问题。后来在哈佛读书，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将结束的前两三年，张培刚想到大战后中国必将面临如何实现工业化这一复杂而迫切的历史任务，觉得已经有必要系统地探讨农业国工业化的问题。当时的情况是，几乎没有一本对农业国工业化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专著。张培刚决定走一条前人不曾走过的路径，从历史和理论上系统探讨农业国工业化的问题。
张培刚花了9个月时间来撰写《农业与工业化》这篇论文，答辩通过则仅用了一个小时。正是这篇博士论文，奠定狭义发展经济学的基础。也因此，张培刚被誉为世界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该论文于1949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并于1969年再版，1951年在墨西哥被翻译成西班牙语，对拉丁美洲影响深远。2002年为纪念张培刚90大寿，香港花千树出版社重印了该论文。论文的中文版于1984年由华中工学院出版社出版，2002年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重印。
这篇论文可以说是第一部试图从历史上和理论上比较系统地探讨农业国工业化，即农业国家或经济落后国家，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的学术专著。它对农业国家如何进行工业化提出了许多重要论断，最早建立了自己的、适合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模式。无论在方法论上，还是在具体理论结论上，该论文都为当代发展经济学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其理论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政策推论，经受了实践的考验，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其中有些理论直到20世纪60年代，70年代，甚至80年代，才为西方经济学界所逐渐认识。
关于《农业与工业化》在南美影响深远的一桩轶事，说的是1956年盛夏，两位智利大学教授，一下飞机就嚷着要见一位叫“Pei-kangChang”的学者。这可难住了几位外事人员，因为他们将“Pei-kang Chang”听成了“背钢枪”。后来，经过北京大学严云庚的提示，才知道是武汉市华中工学院的张培刚。张培刚当时正在华中工学院搞基建，于是临时借了一间制图室会见两位智利经济学家。当智利经济学家说明他们相与张培刚讨论《农业与工业化》书中的“工业化”等问题时，由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加之人心惶惶的阶级斗争和每天忙于砖瓦泥石的生活，张培刚所作的只能是连声说着“Iam so sorry!”两位外国教授只好带着不解的迷惑和失望离去。
1979年，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W.A. Lewis）由于“在经济发展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研究，深入研究了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经济中应特别考虑的问题”而于1979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事实上，真正对发展问题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上做出开创性研究的应该是张培刚。张培刚的发展理论比起刘易斯的要早上十年。即便如此，相较于刘易斯的理论，张培刚的工业化理论也有过之而无不及。譬如刘易斯把实现工业化与发展农业对立起来，主张只能依靠牺牲农业来发展工业。张培刚则认为，农业发展本身就是工业化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而要把农业工业化作为工业化的重要环节，把农业和工业作为整体来发展。后来刘易斯反思道：“过去我太重视工业了，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看来这是错误的。”
1982年，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钱纳里来华讲学时几次提到张培刚，他强调说，你们都以为刘易斯和舒尔茨是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实际上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是你们中国人，是张培刚先生。经济学家何炼成教授回忆他1986年访美的经历时说，哈佛大学一教授在座谈会上说，张培刚才真正是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刘易斯、舒尔茨的理论比他提出的要晚好些年……。张五常在《农业与工业化》重印英文版序言中写道：发展经济学谁是始创者一直有两种说法，一说是洛克斯50年代提出的发展中国家资本理论，这是现在的主流，但是实践已经证明是不行的；另一种就是我们的张培刚大哥的农业工业化理论，如果早采纳这种观点，那么很多问题早就尘埃落定了。而在国内经济学界，正如经济学家厉以宁所言，张培刚是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这一点是没有争议的。
不管怎样，张培刚是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的观点，应该是毋庸置疑的。然而，这又有多重要呢？张培刚的农业国工业化的理论正在和将来仍会指导和帮助中国以及像中国一样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向工业化和繁荣富强的道路上昂首阔步，难道不是对其发展经济学理论的最好诠释和证明吗？！
七 “老牛奋蹄”又一春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张培刚也得以重返了近30年的学术舞台。已近古稀之年的张培刚，以老牛奋蹄的精神，通过著作、讲学、频繁地参加国际国内学术活动，书写他发展经济学研究的第二个春天。
1978年5月，张培刚被借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参加我国第一部《政治经济学辞典》的编纂工作，负责主编近30万字的“外国经济思想史”部分。第二年秋回到原华中工学院，担任社会科学部主任。1982年至1983年初，张培刚由于积劳成疾，卧床数月。为使《农业与工业化》中文版尽快面世，他利用这段时间，花了近十个月的时间逐字逐句审阅和修订先前已被其弟子翻译的初稿。
1981年，华中工学院为张培刚教授专门成立了经济研究所。他不顾年迈体弱，又开始投入到这所工科院校经济学科的开办和建设当中，先后担任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学院院长、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等职位。由于在哈佛期间，张培刚是在修读三学期的管理学尔后攻读经济学学位，他深知经济学与管理学之间的巨大区别。于是，在他的倡导下，1994年华中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一分为二，分别成立经济学院和管理学院。1998年，经过张培刚十多年的艰苦拼搏，华中理工大学经济系申请的博士点终于批准下来，研究领域是发展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和工商管理学，这年张培刚已经85岁了。
在张培刚看来，改革开放以来的岁月，是他一生中最好做学问的时光之一。抱着补回自己失去的黄金30年，张培刚辛勤耕耘，笔耕不辍。1980年和1986年，张培刚和厉以宁合作撰写的著作《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微观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分别问世。这两本书不仅成为我国系统介绍西方宏微观经济学说的权威，而且在深化人们关于企业经营管理和国民经济管理的理论认识上及对我国经济管理的参考和借鉴之处均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发展经济学方面，针对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西方经济学家越来越多的认为发展经济学已走向衰落，“已濒于死亡的困境”的情形下，张培刚力挽狂澜，指出应建立新型的发展经济学。张培刚认为，只要世界上有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学就是大有可为的，根本谈不上死亡或濒临死亡。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原因在于传统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过窄和研究方法的不当。1989年张培刚撰写《发展经济学往何处去——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刍议》、《建立发展经济学的几个问题》，提出创建新型发展经济学的思路：一、扩大研究范围，重点研究发展中大国，包括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二、改进研究方法，应从经济、社会、历史、政治及文化等方面来进行综合研究；三、必须结果各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四、必须注重经济体制问题。为进一步阐述新型的发展经济学，张培刚和弟子们还特地撰写了专著《新发展经济学》，于1992年出版，1999年增订版出版。
到90年代，随着东西部沿海地区经济的腾飞和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差距愈拉愈大，张培刚反复向人们讲解他的“牛肚子理论”，为中（西）部的崛起提供理论基础。“牛肚子理论”源于文革期间张培刚所亲身经历的一件事。1971年，张培刚被下放到湖北咸宁农村放牛。一日，一头大牯牛陷入泥沼。眼见大牯牛即将完全陷入，张培刚等几人拽头的拽头，拉尾巴的拉尾巴，可就是无济于事。后来有人想办法，拿木棒托住牛的肚子，把牛从泥沼中拉扯了出来。这件事给张培刚很大的启发。在他看来，中国就像这只大牯牛，上海与江浙像牛头，四川重庆等西部就像牛尾，而广大中部地区则是牛肚子。所以，必须既抓沿海开放，同时实行中部崛起，才能带动西部开发，进而促成整个国家经济起飞。
2006年，已是93岁高龄老叟的张培刚和弟子们一道，申请到一项国家重大社科基金项目——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工业结构优化升级研究。开题报告会上，张培刚戏言自己是“人老心不老，前进不停止”。2007年，张培刚再度协助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成功申请到西方经济学国家重点学科。无论是85岁当上博导，还是在93岁时领衔国家重大社科基金项目，除张培刚外，估计是绝无仅有的。当真谓，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张培刚在经济学领域辛勤耕耘，虽历经坎坷，仍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果。作为一个老师，张培刚也早已桃李满天下。如今，张培刚的弟子遍布海内外，俱已成长为各条战线的骨干和精英。从国家最高智囊团的发改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到学术研究前沿的著名院校，再到经济生活中关系国计民生的各行各业，皆可看到张培刚弟子的足迹。张培刚对年轻一辈的不遗余力的培养，由此可见一斑。张培刚常言，中国未来的发展，还是要靠年轻一辈的。改革开放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创造了一个新的春天，为张培刚农业国工业化理论的实践提供了一个春天。于张培刚，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则是其学术研究的新的春天。
八 结语
从1913年出生到2009年，张培刚已近期颐之年。九十多年的风风雨雨，是一个学术大师的人生际遇，更是中华民族历经的沧桑。
幼年时代的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使张培刚切身体会到中国农民的艰辛与不易。大学毕业后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几年，正值内战和抗日战争的开始，遍及半个中国的实地调查与研究，使张培刚更深切地了解中国农村的凋零与农民生活的疾苦。哈佛求学，为实现心中多年来帮助中国实现工业化的梦想，张培刚撰写了以“农业与工业化”为题的博士论文。两度回国，共赴国难，却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新中国，在人生的黄金30年里，寂寂无闻。远离学术，每天放牛、种地和基建。到了晚年，再次回归学术，宝刀犹不老，研究正当时。更有从教六十余载，桃李芬芳遍天下。
张培刚一生坎坷，学术生涯也未能幸免。早在60多年前，张培刚就以在哈佛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奠定了发展经济学的基础。然而，当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在西方已经如火如荼地展开的时候，张培刚每天面对的却是泥沙、土石和牯牛。当西方发展经济学“兴盛一阵之后，已开始衰落”之时，张培刚又力挽狂澜，提出建立新型的发展经济学。当张培刚开创发展经济学的时候，发展经济学的理论不为国人所重视。当张培刚步入耋耄之年，其发展经济学理论却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并被实践所广为应用。
张培刚一生坎坷，却不改其心性，永远都是那么乐观，那么豁达，那么的充满着希望。他会颤颤巍巍的带着曾孙去吃麦当劳，也会满不高兴孩子气的抱怨一生相濡以沫的夫人谭慧女士因担心他的身体而不让他与人长时间的交流。他会讲话时耷拉着脑袋，也会在话语里穿插进许多“讲话千百遍，首照讲稿念”式的幽默。他会很执拗的赌气，也会像孩童一样温顺的听从夫人谭慧的建议。
纵一生坎坷，赤子之心和经世济民的梦想一直没有改变。纵一生坎坷，乐观心性不减。这就是，一代学术大师，世界发展经济学奠基人，张培刚先生的“写意”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