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培刚是中国近现代经济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是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其学术思想活动明显分为新中国成立以前的早年时期和改革开放后的晚年时期，且思想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本文不拟对张培刚进行全面分析与评价，只选取他早年几个被误读、被忽视的问题进行探析，以期为认识其学术思想提供一得之见。

一、关于《农业与工业化》

《农业与工业化》是张培刚于1945年在哈佛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1947～1948年间以中文方式发表了一部分。1984 年中文全译本出版后，被认为是发展经济学的经典文献。张培刚本人还发表《农业国工业化理论概述》一文对该书进行了权威解读，后解读的主要内容又被写进发展经济学教材。然而该文的部分内容似与《农业与工业化》的原意不符，有些甚至可能造成误读。笔者拟对可能误读的两个问题进行探析。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并不讨论《农业与工业化》以及《农业国工业化理论概述》中经济发展理论本身，仅仅是探讨“概述”与原著这两者的不一致处，探讨这两者的不一致主要是说明张培刚的思想从早年到晚年有一个发展与变化的过程。

1.关于《农业与工业化》有没有提出“农业对工业化四大贡献理论”

在《农业国工业化理论概述》中，张培刚指出“早在20世纪40年代，我在本书即《农业与工业化》里，就已经比较全面而系统地从食粮、原料、劳动力、市场、资金包括外汇等5个方面，提出并阐明了农业对工业化以及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和巨大贡献。基于这种认识，我当时已经把农业看做是工业化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必要条件。”张培刚主编的《发展经济学教程》指出张培刚在20世纪40年代中叶最早提出了“农业四大贡献”理论。这些说法是否符合实际我们可以从《农业与工业化》的原文进行比较。

张培刚在《农业与工业化》原文里讨论了有关农业与工业的三种关系，即1农业与工业2农业改良与工业发展3农业与工业化。第一种是指农业与工业两种产业的静态的一般相互依存关系，第二种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农业改良与工业发展的动态关系，第三种是指农业在工业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工业化对农业的影响，三组概念既有联系，更有区别。

首先，关于农业与工业的相互依存关系。他将生产活动分为五个部门，即农业、工业、运输、商业、银行和其他经济服务行业，五个部门之间都具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他特别研究了农业与工业这两个部门的关系。农业是指“生长性”的初级生产部门，包括一切形态的农场经营工业是指制造及机械生产部门，包括手工业。他认为，农业与工业之间有四种联系因素，即粮食、原料、劳动力、市场。所谓联系因素，意味着是一种平等的相互依存关系，他也提到粮食、原料、劳动力主要是农业主动向工业提供，然而，工业也向农业方面的粮食、原料、劳动力提供了市场，这两方面是相互依存的平等关系。因此，不能把张培刚提出的农业与工业的四大联系因素等同于他提出了农业对工业有四大贡献，更不能进一步衍生为他提出了农业对工业化有四大贡献的观点。

其次，关于农业改良与工业发展。张培刚将农业改良及改革认为是农业的机械化和农场经营的大规模组织。根据前述农业与工业的相互依存关系，认识到工业化过程中两部门的发展仍然是相互影响的，他说“工业的发展和农业的改革是相互影响的，而这两部门的活动总是相互依存的。但是我们也要承认，两者相互影响的程度决不相同。在产业革命以前的一段时期里，农业改革曾经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但产业革命以后，工业发展对农业的影响显然大于农业对工业的影响。”他进而明确指出工业化过程中，工业的发展是农业改革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他说“因为农场机器、化学肥料，以及其他为现代耕种所必需的设备和工具，都必须由现代工业来提供。而且，只有当人民的收入由于工商业的发展而获得相当大的增加之后，才可以提高虽然是以渐减率提高对农产品的需要并刺激农业的改良。”这就指出了现代工业在技术和市场方面对农业发展的深刻影响。但仅仅有工业的发展还不足以引起农业的改革，农业改革还需要运输的改良和农场的合并，以及土地的重新分配等条件。

以上论述表明张培刚虽然认识到工业化过程中农业改良与工业发展的相互影响，但强调的重点是工业发展对农业改良的影响，几乎没有研究农业改良对工业发展的影响。他针对和批评的主要是“农业可以不依赖工业也可以单独发展的主张”，这一主张在中国的代表就是“以农立国”派。

最后，关于农业与工业化。农业与工业化的关系是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全书的主题。农业是社会生产的一个部门，工业化是指整个社会经济转变的过程，这两者的相互关系包含农业对工业化的贡献，以及工业化对农业的影响。

他重点研究了工业化对于农业生产和农场劳动的影响。至于农业对工业化的作用和贡献，指出了三点第一，“因为对粮食需求的收入弹性低，所以在工业化达到使人民获得一个合理的生活水准时，农业的地位将不免要略形下降。”农业人口会下降，但农业产量还会升高。第二，“在中国工业化过程中，农业将只扮演一个重要而又有些被动的角色。在理论上和历史上，我们知道任何重要的并遵循科学耕作途径的农业改良，都必须以基本机要部门的工业发展为前提。”这就是说，农业改良要以工业化的进展为前提，因此，农业在工业化过程中只能是被动的角色。第三，“农业可以通过输出农产品，帮助发动工业化。……中国农产品输出的扩张性很可能是不大的。所以发动工业化的资金，看来大部分必须从其他的途径获得。”以上三点，只有第三点勉强提到农业对工业化的贡献。张培刚思想的核心是第二点，他在《农业与工业化》结论里再次指出，中国“工业化的激发力量必须在农业以外的来源中去寻找。这就是说，在未来经济大转变过程中，农业只能扮演一个重要但比较被动的角色，而要使工业化得以开始和实现，还须另找推动力量，特别是在社会制度方面”。

综上所述，张培刚虽然提出了农业与工业之间有粮食、原料、劳动力、市场四种联系因素，但不等于他已经提出了农业对工业化有四大贡献的观点，因为联系不等于贡献，工业不同于工业化。那么，我们能否认为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四种联系的思想实际包含有或可引申为农业对工业化四大贡献的思想呢 问题是，张培刚在讨论农业或农业发展与工业化的互动关系时，明确强调了工业化对农业发展的重要作用，至于农业发展对工业化的贡献和影响，他两次指出农业只能扮演一个重要但比较被动的角色。因此，他在《农业与工业化》里重视的是工业化对农业的影响和作用，并不重视农业对工业化的作用和贡献。有位美国的书评者当时就指出张培刚也许太强调必须先开始工业化，后才能进行农业改良。

对于如何认识农业在工业化过程中地位和作用， 中国学术界在1920～1940年代进行了三次“以农立国”与“以工立国”的论争。“重工”派的吴景超提出“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主张以工业化来带动农业的发展，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的中心思想就属于此 派。“重农”派的梁漱溟提出“从农业引发工业”。 张培刚批评和反对的就是此派。“工农并重”派的谷春帆等人主张工农业平衡发展。谷春帆于 1945年指出“工业之建设，应当与农业改良随同而来。使农业方面增加之购买力，成为工业化之资本。农业省出之劳动力，成为工业劳动。移出种植粮食之土地，种植工业原料，或出口农业产品。而稍后俟工业产品成熟之时，则又以农业上增加之购买力，维持工业生产之市场。”谷春帆在此比较完整地提出了农业对工业化的四大贡献，即 产品贡献 食品、原料 、市场贡献、要素贡献资本、劳力、外汇贡献。在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里还没有类似的表述。

2. 关于《农业与工业化》的工业化定义有没有重视发展农业的思想

晚年张培刚认为，他在《农业与工业化》里的工业 化定义比其他学者所用的定义和解释要宽泛得多，更重视农业的发展，能够防止和克服那些惯常把“工业化”理解为只是单纯地发展制造业，而不顾及甚至牺牲农业的观点和做法的片面性。 他的工业化定义是“独特而全面的工业化定义”。上述说法是否符合实际， 我们仍可以从《农业与工业化》的原文进行比较。

张培刚在《农业与工业化》里指出 “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可以被定义为一系列基要的‘生产函数’ ProductionFunction连续发生变化的过程。这种变化可能最先发生于某一个生产单位的生产函数， 然后再以一种支配的形态形成一种社会的生产函数 而遍及于整个社会。‘基要的’ Strategical生产函数的变化能引起并决定其他生产函数的变化，对于后者  我们可以称为‘被诱导的’ Induced  生产函数。从已经工业化的各国的经验来看，这种基要生产函数的变  化，最好是用交通运输、动力工业、机械工业、钢铁工业诸部门来说明。”

理解张培刚工业化定义的重点和难点就是他用引号强调的三个关键词 “生产函数”、“基要的”生产函数、“被诱导的”生产函数。

为了进一步说明前述定义，张培刚又指出 “如果我们将所有的生产部门———制 造业、采 矿业及农业———分为资本品    Capital   goods    工业及消费品 Consumption goods 工业，显而易见的，这些基要的生产函数大都与资本品工业相关联。同样显而易见的，差不多所有的农业经营，以及一部分制造工业如纺织工业、制鞋工业，都是属于消费品工业的范围。依照这种分类，农业经营如同任何其他消费品工业一样，必定要同样受基要的生产函数的影响和控制。只有依照这种解释，在我们的定义下的工业化才可以将制造业的工业化及农场经营的工业化都包括在内。

从上段论述可知，张培刚“基要的生产函数”大致是指劳动、资本、土地这些基本生产要素之外的技术变化进步引致的生产变化，它与工业生产中的资本品生产相关联。“被诱导的”生产函数是指“基要的生产函数”决定并引起变化的其他生产函数，它与包括农业经营的消费品工业相联系。农业与“被诱导的”生产函数相联系，说明张培刚的工业化定义并无重视农业发展之意。那么，张培刚的工业化定义包括了“制造业的工业化及农场经营的工业化”，其是否有更重视农业发展的意思呢结合全书分析，张培刚的意思是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基要的生产函数以及与其联系的资本品工业起决定作用，被诱导的生产函数以及与其联系的农业等产业是被动的。而工业化的结果则是既会实现工业的工业化，也会实现农业的工业化。张培刚强调的是工业化驱动和导致的农业现代化的结果，而不是重视农业发展在工业化过程中的作用。

张培刚还指出，他以“基要的生产函数”对工业化进行定义强调的是技术因素，与着重资本或劳动的其他定义不同，因此，在生产要素及其组合方面，他的工业化定义重视的是基要技术进步的作用，而有不太重视资本和劳动的倾向。在产业政策方面，他认为基要的生产函数大多与资本品工业相关联，这就特别强调了资本品工业的重要性，因而又有不太重视与“被诱导的”生产函数相联系的消费品工业和农业作用的倾向。由此可知，其工业化定义是一个独特的而有明确倾向的定义。

张培刚工业化定义的倾向性还贯穿于《农业与工业化》全书。比如，提出发动并定型工业化过程最重要的有五个因素人口资源或物力社会制度生产技术企业创新管理才能。其中，企业创新管理才能和生产技术为发动因素，资源及人口为限制因素，社会制度则既是发动因素，又是限制因素。显然，他在提出的发动工业化的五个因素中强调了技术进步，却没有资本形成，这是与其重视技术却不重视资本因素的工业化定义的逻辑相一致。又比如，前已指出，他两次提到在中国工业化过程中，农业将只扮演一个重要而又有些被动的角色，工业化的激发力量必须在农业以外的来源中去寻找。这也是他把农业与被诱导的生产函数相联系的工业化定义紧密相关。

综上所述，《农业与工业化》将工业化定义为一系列基要的生产函数连续发生变化的过程。这一定义强调了基要技术进步的作用，而有不重视资本和劳动的倾向。强调了资本品工业在工业化过程中的重要性，又有不重视消费品工业和农业作用的倾向。根据这一定义，农业作为与被诱导的生产函数相联系的传统产业，它是难以为“一系列基要的生产函数连续发生变化”做出贡献的，它的发展恰恰是被动地需要依靠工业化的。因此，张培刚的工业化定义是独特的，其明显的倾向性就很难说它是全面的，它重视的是基要技术进步和资本品工业生产，并没有重视农业发展的思想。

二、关于《清苑的农家经济》

《清苑的农家经济》是张培刚在陶孟和的安排下，整理由陈翰笙主持的保定调查材料而成的一篇重要论文。因写作背景的复杂，发表方式与研究方法等方面有不少含混难解之处，笔者对此进行一些梳理与解析。

1．关于《清苑的农家经济》的发表方式

张培刚的晚年回忆以及1980年代后有关他的简历均认为《清苑的农家经济》193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是其第一本专著。笔者认为此说不确，理由如下第一，张培刚于1937年6月指出“保定调查由作者整理《清苑的农家经济》一文，载《社会科学杂志》7卷1、2期及8卷1期。”此处明确指出《清苑的农家经济》为一论文。第二，1948年，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在介绍张培刚论著目录时，专书 即专著 列有他美国刊行的英文油印本和即将出版的博士论文，《清苑的农家经济》却分上、中、下三篇列入论文类。第三，民国时期，张培刚均将《清苑的农家经济》作为论文引用。第四，《商务印书馆图书目录 1897 ～1949》收录有张培刚著《广西粮食问题》和《浙江省食粮之运销》两书，却没有收录《清苑的农家经济》。 第五，《民国时期总书目 经济 1911 ～ 1949》收录有《清苑的农家经济》上、中、下三册，它们为《社会科学杂志》论文的抽印本，抽印本在期号、页码、排版等方面与原论文一致。由此可知，《清苑的农家经济》是发表在《社会科学杂志》上的论文，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又发行了该杂志论文的抽印本，它并不是商务印书馆于1936年正式出版的专著。张培刚的第一本专著为商务印书馆在1938年出版的《广西粮食问题》。

2． 关于陈翰笙为何不认可张培刚整理出版的保定（清苑）调查

1930年夏，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陈翰笙与北平社会调查所合作进行了保定 清苑县  农村调查。 1931年王寅生等著《兵差与农民》、1933 年陈翰笙著《现今中国的土地问题》，两文发表了保定调查的部分资料。调查完成后，陈翰笙等人离开中央研究院，调查材料就没有及时全面整理和出版。1934年，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陶孟和所长即安排张培刚接手全面整理与分析这批材料。1936年 3月～1937年3月，张培刚著《清苑的农家经济》在《社会科学杂志》上分三期连载，该文共213页，字数超过10万，是对保定农村调查的较全面整理和分析。保定农村调查是陈翰笙等主持的重要的深度的农村调查，《清苑的农家经济》的出版，保留了他们调查的大量一手材料。让人难解的是，到1984年，陈翰笙等人仍认为保定农村调查材料一直未及出版。那么，陈翰笙等人到底是不知道，或者是不认可张培刚的整理与出版笔者认为可能性较大的是后者，因陈翰笙等人期待的整理和张培刚的实际成果有诸多不同。

首先，前已指出，保定调查的原始材料由陈翰笙等主持，而全面整理出版却由陶孟和安排张培刚完成，其间人事的变迁，可能是陈翰笙不认可张培刚整理的原因之一。然而，张培刚的整理得到了参加调查的韩德章和张稼夫的协助和支持，韩德章为北平社会调查所成员，而张稼夫为陈翰笙领导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可见，陈翰笙等人仍是支持张培刚的整理的。

其次，张培刚只整理了韩德章、张稼夫负责的材料，舍弃了钱俊瑞、张锡昌负责的部分，即整理了分户调查11村1775户中的3村500户、分村调查72村中的24村，那么，部分材料能否代表全体就成为疑问。然而，张培刚对所选500户和24村的所有调查项目都进行了整理，并经过数次实验，“证明用三村五百户计算所得的结果和用全体村户计算所得的结果相差无几”。?因此，只选择了部分材料进行整理恐怕不是陈翰笙等人不满意的主因。

第三，张培刚《清苑的农家经济》采用了陈翰笙按阶级进行的农户分类法，将农户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五类，而农户分类是农村调查不同派别区别的核心。正如钱俊瑞指出“在农户分类上，我们用的是富农、中农、贫农、雇农以所处经济地位来划分。他们却是用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等，以经营形式来划分。这两种不同的分类方法，决定了揭露还是掩盖阶级矛盾的根本问题。”倘农户分类方法一致，则张培刚的整理理应得到陈翰笙的认可。但问题是，张培刚是否真正认可陈翰笙的阶级分析方法呢？1935 年，张培刚在其家乡进行了一个小型调查，该调查按照租佃关系将农户分为地主、纯自耕农、自兼佃 农、纯佃农。 这与陈翰笙的农户分类明显不同。

1945 年，张培刚在美国写的一篇英文文章指出“清苑的农户被分成了5组地主、经营地主、自耕农、佃农和雇农。”1930 年保定农村调查的同样数据，张培刚在该文中却采用了按经营方式的农户分类。从表一可知，按阶级分类统计和按经营方式分类统计使用的材料一模一样，而农户类别却有了变化，除地主、雇农不变外，富农变为经营地主，中农变为自耕农，贫农变为佃农，这就造成同样资料的不同解读甚至误读。以上两例说明，张培刚并未真正认同陈翰笙的方法，他之所以在《清苑的农家经济》采用了阶级的农户分类，可能主要是因为这批材料是陈翰笙主持的结果而迫不得已使用之。

由于张培刚并不完全认同阶级分析方法，在材料分析和结论方面，他与陈翰笙就有很大不同，比如陈翰笙制作了“保定土地分配表”，发现“保定的贫农与雇农，平均每家不到7亩地。所以65.2%的农家只有耕地的25.9%，反之，11.7%的地主与富农，却有土地41.3%”，强调的是保定农家土地分配的严重不均。

张培刚制作了“各农家所有田亩次数表”，发现“94%的农家，每户所有田亩都是在一亩到五十亩这一组级”，强调的是保定农村土地所有权表现出小额的与分散的中小农特征。又比如张培刚和陈翰笙均认为保定农村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五个阶层之间有很大的经济地位差别，陈翰笙的主要结论是“大地主是促成农村崩溃的主要因素”，张培刚却认为农村五个阶层的经济地位是流动的，经济地位的差异仅仅影响他们各自的盈亏。由此可知，尽管张培刚采纳了陈翰笙的阶级分类法，但在材料的论述方面却相差甚大，张培刚的整理就很难得到陈翰笙等人的认可。

第四，《清苑的农家经济》在研究主题和内容的选择上又采用了卜凯J．L．Buck《中国农家经济》的方法，特别是采用了深受卜凯影响的韩德章《河北省深泽县农场经营调查》里的方法，韩德章此文被钱俊瑞称为“卜凯教授所著的《中国农场经济》的‘具体而微’的承绩。”韩德章为张培刚的同事和朋友，张培刚在《清苑的农家经济》中多处提到韩德章的讨论和帮助。在文章名称、结构和分析方法上，《清苑的农家经济》与《河北省深泽县农场经营调查》、《中国农家经济》有着清晰的借鉴和模仿关系。他们的重点都是关注和分析农家的农业经营的效益和家庭收支的盈亏。在1920～1930年代，调查研究中国农村经济主要有两派一派以金陵大学美国教授卜凯J．L．Buck为代表，主要关注农家经营和农耕技术一派以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陈翰笙为代表，主要关注农村生产关系和土地问题。《清苑的农家经济》主要采用了陈翰笙等人对立营垒的卜凯等人的方法，这是它不被陈翰笙等人认可的主要原因。

张培刚《清苑的农家经济》既采用了陈翰笙的阶级分析方法，又采用了卜凯的农家经营研究方法，整理保存了北方以自耕农为主的典型农村资料，这就使它具有特殊的学术价值。

三、关于经济制度的论述

1945～1948年，张培刚先后发表了六篇研究经济制度的论文，这些文章分析了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弊端，提出了加强国家干涉的“管制性的双重经济制度”论。他的这些重要思想尚没有引起学界重视，六篇论文中的四篇没有收进他的文集。有鉴于此，笔者拟对张培刚的经济制度思想进行初步探析。

1．关于张培刚提出的五个经济制度概念

张培刚在六篇论文中分别提出了统制经济、社会主义的设计、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双重经济、管制经济等五个有关经济制度的概念，那么，这五个概念所指为何到底哪一个更能代表张培刚的经济制度思想呢？在《福利经济原理———统制经济之理论的分析书评》中，张培刚论述和肯定了勒纳A．P．Lerner提出的“统制经济”制度。勒纳的“统制经济”是对应于“放任经济”的概念，不等于“社会主义”和“集产主义”，“统制经济可存在于集产制，亦可存在于资本主义制，而且只有实现统制经济，始可兼存资本主义制与集产制之长，而去二者之短，放任主义与社会主义亦可因施行福利经济之原则而得到调和，所以从经济政策理论的立场上来看，基于福利经济的统制经济制度是最适宜的经济制度”。因此，张培刚介绍和肯定的勒纳的“统制经济”制度是一种区别于苏联社会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的第三种经济制度。

在《论“正统学派”对于经济学的新看法》中，张培刚三次提到“社会主义的设计”。他认为，实施凯恩斯理论需要社会主义的设计，即政府举办事业，救济失业。福利经济学研究的经济资源得到最适宜的分配和利用与社会主义的设计很接近。“老牌正统学派向所理想的境界，很明显地只有藉政府的力量，实行社会主义式的设计，才能达到。正统学派阵营里的人，兜了一个大圈子，到头来，慢慢和社会主义者的看法相接近了。”因此，他的社会主义的设计是强调国家干涉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在《论经济学上两大准则———效率与公平》中，张培刚三次提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他认为，社会经济要达到生产最有效率，只有实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如要达到分配公平，同样只有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如要将效率与公平结合，更要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可见，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张培刚理想的经济制度。他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要求各社会成员收入均等和克服资源和生产工具为少数人所独占，说明他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接近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论国营事业的价格政策》和《价格政策与计划经济介绍苏联的价格制度》两文中，张培刚指出经济制度可划分为三种“一为自由经济，又一为全盘的计划经济，再一为兼具自由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双重经济，或直称为‘双重经济’，我国现行经济制度属于第三种，苏联者属于第二种，至属完全自由经济者在今日实不易见，比较接近的要算是美国。”张培刚提到的“双重经济制度”是一种兼具自由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混合经济制度。

在《管制与国营之理论的基础》中，张培刚认为，“管制与国营”是政府比较积极的一种经济政策，政府对于人民的经济活动，可以采取完全不管的放任，也可以采取完全集中管理所有资源的计划，“在这两个极端的中间，政府可以采行种种方式不同的经济政策，管制与国营是靠近后一个极端的，所以是比较积极的”。可见，他的管制经济是接近苏联计划经济的一种混合经济制度。

综上所述，张培刚在前三篇文章提出的统制经济、社会主义的设计、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三个概念偏重于学理的探讨，他的理想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后三篇文章提出的双重经济、管制经济直接论述了中国的经济制度，“双重经济”强调中国实施兼具计划经济和自由经济的一种新制度，“管制经济”强调中国的这种制度更靠近苏联，将二者结合，即为“管制性的双重经济制度”。总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张培刚理想的经济制度，强调国家干涉的“管制性的双重经济制度”体现了张培刚的中国经济制度思想。

2．关于双重经济制度下的双重价格制度

对于“管制性的双重经济制度”如何运行，张培刚探讨了其核心部分———价格制度。他认为双重经济制度下的价格制度有着与单一价格制度不同的特点和运行机制。

首先，双重经济制度下存在双重价格机制。张培刚认为，中国是一种兼具自由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双重经济”制度，在自由经济制度下，市场价格是指标，它决定于供求关系，同时又影响供求关系。在全盘的计划经济制度下，价格是一个比例尺度，成为货物和生产资源分配的计算单位。在双重经济制度下，价格要兼具这两方面的功用。因此，“双重经济”制度下有两种价格共同作用，它们之间配合和调整的好坏事关双重经济制度的成败。张培刚实际上已经指出了在双重经济制度下，可以并存两种价格制度，即价格双轨制。

其次，国营与民营事业有不同的价格形成机制。张培刚说“私营事业以经营单位为构成之主体，每单位各自为政，损益各自负责。所以每一经营单位必以获得最大利润为目标，为达此目的，它可以自由抬高或压低价格，有时维持价格不变，而自由扩缩生产。”而国营事业的价格形成机制不同第一，“在中央全盘计划之下，国营事业集所属各经营单位为一整体，其所求者使整体的限界社会收益与整体的限界社会成本相等”。因此，国营事业允许个别单位亏损。第二，“国营事业的各企业间及各经营单位间，产量依于预定计划，常有一定价格亦因一方面关系国营事业各组成分子间的预算，另方面关系民营事业的生产计划，不能剧然变动。所以国营事业的价格政策较有固定性”。第三，应学习苏联计划价格制定的经验，即在产品成本之外，政府根据国家政策的需要，利用利润率和转手税的不同，灵活制定各种价格。由上所述可知，张培刚认识到在双重经济制度下，民营事业的价格形成与资本主义制度一样，单个企业依据利润最大化原则自由定价，灵活伸缩，而国营事业的价格形成却与苏联计划经济制度相仿，中央经济设计局依据社会福利最大化原则统一制定国营企业的价格，价格制定后保持稳定。

最后，国营企业的价格政策引导和控制着民营企业价格的制定。张培刚认为，国营与民营两种不同的价格之间有互抬、互压、竞争或相辅的关系，其中，国营企业的价格政策处于主动地位，它引导和控制着民营企业价格的制定。1国营企业控制了独占和垄断行业，“让人民经营竞争性的事业，则透过价格的关系及供给的配份，政府可指示和转移人民经营事业的路线。”“政府若掌握着交通运输、采矿、甚至机械等业，当可利用这几种事业的机要性，以指示民营工业，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2国营企业掌握重工业，让人民经营轻工业，政府可利用国营企业的价格政策作为指导和管制民营的工具。因为重工业多为“锁钥工业”，在整个社会的产业结构中居于首脑地位，而轻工业居于附属地位，政府可利用重工业品的价格来鼓励或抑制某些轻工业品。3国营企业价格的相对稳定还可以减缓民营企业的价格波动，以至于缓和经济危机。

张培刚在1940年代研究了双重经济制度下的双重价格制度，1980年代，中国经济学界又提出和讨论了价格双轨制。这两次研究虽然背景和内容有诸多不同，但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发展来看，张培刚可能是中国最早研究价格双轨制的经济学家。

TheＲesearch in Several Questions of Pei Kang Chang's Learning and Thinking

SUN  Da-quan

School of Economics，FudanUiversity，Shanghai 200433，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has researched several questions of Pei Kang Chang's early learning andthinking，which were misunderstood and    ignored before． This paper argues three points first，in  the    book of 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Pei Kang Chang emphasized that theindustrialization had driven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not to mention“the four contributions of agriculture on  industrialization  theory．”Also his definition  of  industrialization had  not  emphasized  on  the  thinking  of  developing  the  agriculture．   Second，The  Farm  Economy  of  Qingyuan  was  a longer  paper  of  Pei  Kang  Chang，and  was  not  his  first  treatise．   Chen  Han-seng  did  not  accept  the  Ｒesearch  in Qingyuan Pei Kang Chang had arranged and published，andthe reason was that Pei Kang Chang had mainly used the J．L．Buck's  studying  method  in  farm  economy，who  was  on  the  opposite  side  of  Chen  Han-seng．   Third，Pei  Kang Chang  had  emphasized  the  research  on  the  economic  system．   He  pointed  out  that  China  should  establish  the“dual controlling  system  of  economy，”and  the  dual-pricing  system  existed  under  the  dual  system  of  economy．   Perhaps  he was  the  earliest  economist  who  made  search  into  the  dual-pricing  system  in  China．

参考文献：

（1）张培刚《农业国工业化理论概述》，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上卷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初探》，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页。

（2）张培刚主编《发展经济学教程》，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536页。

（3）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武汉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4年，第249～250、24～68、122～123、2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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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OrlinJ．Scoville，“BookＲeviews，AgricultureandIndustrialization，Pei-kangChang，LandEconomics25．4Nov．，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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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张培刚《农业国工业化理论概述》，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上卷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初探》，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5页。

（10）张培刚主编《发展经济学教程》，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76页。

（11）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武汉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4年，第71～72、236、85页。

（12）张培刚、谭慧《〈农业与工业化〉的来龙去脉》，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上卷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初探》，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5页。

（13）《张培刚经济论文选集》上卷，长沙湖南出版社，1992年，第298页。

国立“中央”研究院编《国立“中央”研究院概况》，1948年，第269页。

（14）《张培刚经济论文选集》上卷，长沙湖南出版社，1992年，第42、106、141、143、150、298页。

（15）商务印书馆编《商务印书馆图书目录1897～1949》，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51页。

（16）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经济1911～1949》，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534页。

（17）1930年，保定为清苑县属的一个区，为县治所在，当时的调查村均归属于清苑县。参见史志宏《无锡、保定农村调查的历史及现存无、保资料概况》，《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3期。

（18）王寅生等《兵差与农民》，见冯和法编《中国农村经济论》，上海黎明书局，1934年，第377～384页。

（19）《陈翰笙序》，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一辑，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年。

（20）张培刚《清苑的农家经济》上，《社会科学杂志》北平第7卷第1期，1936年3月，第3～4、1～6页。

（21）钱俊瑞《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成立前后》。《〈中国农村〉论文选》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6、7页。

（22）张培刚《成庄村的农家经济调查》，《中国经济评论》第2卷第10期，1935年，第25～26页。

（23）张培刚、廖丹清《二十世纪中国粮食经济》，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86、388页。

（24）陈翰笙《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陈翰笙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37、38页。

（25）张培刚《清苑的农家经济》上，《社会科学杂志》北平第7卷第1期，1936年3月，第11、12页。

（26）《陈翰笙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44页。

（27）张培刚《清苑的农家经济》下，《社会科学杂志》北平第8卷第1期，1937年，第120页。

（28）韩德章《河北省深泽县农场经营调查》，《社会科学杂志》北平第5卷第2期，1934年6月。

（29）《钱俊瑞选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45页。

钱俊瑞《评陈翰笙先生著〈现今中国的土地问题〉》，《〈中国农村〉论文选》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

（30）参见谭慧编《张培刚经济论文选集》上，长沙湖南出版社，1992年。又见《张培刚选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

（31）张培刚《福利经济原理———统制经济之理论的分析书评》，《思想与时代》遵义，1945年第39期，1945年1月，第43页。

（32）张培刚《论“正统学派”对于经济学的新看法》，《经济周报》第3卷第1期，1946年7月。又见《张培刚经济论文选集》上卷，长沙湖南出版社，1992年，第263～269页。

（33）张培刚《论经济学上两大准则———效率与公平》，《武汉大学经济学会会刊》，1947年。

（34）《张培刚经济论文选集》上卷，长沙湖南出版社，1992年，第270～272页。

（35）张培刚《论国营事业的价格政策》，《经济评论》第2卷第3期，1947年10月。张培刚《价格政策与计划经济介绍苏联的价格制度》，《经济周报》第5卷第18期，1947年。

（36）张培刚《价格政策与计划经济介绍苏联的价格制度》，《经济周报》第5卷第18期，1947年，第7页。

（37）张培刚《管制与国营之理论的基础》，《中央银行月报》新3卷第5期，1948年5月。

（38）张培刚《论国营事业的价格政策》，《经济评论》第2卷第3期，1947年10月，第4、5～6页。

（39）张培刚《价格政策与计划经济介绍苏联的价格制度》，《经济周报》第5卷第18期，1947年，第7～8页。

（40）张培刚《论国营事业的价格政策》，《经济评论》第2卷第23期，1947年10月，第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