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几乎现时代的关于“人”的最流行的概括，一批经过精心打扮的伪装的利己主义者，被这个时代生产出来。客观上，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不是个人成就的结果，而是社会的产物。

世道易变，我们不能用道德去评判这种现象，而应该探究这一社会事实的土壤何在。

现代社会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机器隐喻，社会学家对社会的理解往往源自于物理学思维。概言之，社会是一个机器装置，社会中的每一个部分和每个个体则是零件。每一个社会系统都处在特定的结构位置，都发挥着其独特功能，而每个人亦无法离开系统而存在。

曾几何时，机器所具有的精细、准确，被认为是现代性的表现。韦伯就用理性化来概括传统社会的现代转型。

客观上，现代化的过程就是理性扩张的过程。官僚化主导了国家机器。“国家”本身变成了一个由一系列技术和制度所构筑的机器装置，一切与“人”有关的统治形态都被看作是需要被改造的，“法治”战胜了“人治”。

哪怕是那些与社会生活重叠的共同体组织，也逐渐被官僚化，一种按部就班的、切事化的组织风格，取代了那种非正式的、人格化的治理实践。

更重要的是，日常生活也逐渐被市场理性所殖民化。人情、面子、互惠等社区原则，逐渐被算计、势利和交换所取代。

因此，理性化的牢笼总是随着理性化扩张而来的。当我们想象社会是按照效率原则建立的一套精致的运作系统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将个人当作机器零件，将一切可能影响机器精准性的感情、信任、认可等都视作威胁。

如此，个人和社会永远无法统一。

事实上，无论是个体主义的社会还是集体主义主义的社会，都是理性支配的社会。只不过，在集体主义的社会中，人们强调个人安于本分，甚至于为大我牺牲小我，是一种社会进步。

乃至于，“螺丝钉”精神一度是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而在个体主义社会中，人们强调“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追求自己的利益天经地义，甚至有利于社会机器的高效运转。

以今日社会机器的精密程度，个人的自私自利的确很难再挑战抽象社会的宰制。

这倒不一定是因为社会本身会发育出一套基于法律、道德的惩罚机制，而在于现代技术已经足以将绝大多数人的绝大多数行为都规制于机器之中。

概言之，个体就是零件，且是一个可以随时可以替换的零件而已。反过来，倒是个体必须充分发挥零件的功能，否则就没有存在的理由。

这些年来，无论是政府机构，企业还是别的社会组织，都在加大力气精致编织理性的牢笼。

这个牢笼，是通过KPI考核来实现的。

上至国家，下到单位，乃至到每个家庭和个人，都围绕着各种各样的KPI精心运作。国家有中长期规划、五年规划、年度规划，企业有年度、季度目标，基层单位则要开周会、早会明确工作任务。社会都是按照实现给定的KPI来运作的，只要进度表能够作出完美的曲线图，就算成功。

至于说完成质量如何，是否真促进了社会进步，那倒是不重要的。

以至于，个人已经被抽象为一个个数字，个人的价值、意义、情感等等，都可以通过数字符号来标识。

学生表现好不好，不在于老师和同学对其日常生活表现的评价，而是由考试成绩、活动、奖励等转化而来的绩点来规定的。

当一些欠发达地区还在学习引进政府绩效考核和评估制度，设置了一个极其粗糙的百分制来激励基层工作效率时，发达地区已经在使用千分制，事无巨细考核基层，力图通过“干部战斗力指数”对每个干部的工作表现进行数字画像。

在一个粗糙的社会中，多数人是“率性而为”，无论是努力还是颓废，都是出于本心，其行为和内心高度一致。也因此，工作是有价值的，喜恶分明。

但在一个精致的社会中，多数人都被数字所指挥，他们看似都积极努力，为着哪怕是一丁点的进步而精心算计，但内心的迷惘和颓废却不可抵挡。

更麻烦的是，精致的系统已经脱离的社会实际而有了自我再生产的能力。

就比如KPI考核和绩点计算，其本意是为了更好地评价一个人的工作实绩，但围绕着数字的生产、评价、运用等，几乎成了一个庞大产业。乃至于，人们的工作并不是为了追求实绩，而是为了让数字更加好看。

也正是在这个系统中，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产生了。

客观上，越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其被系统控制的程度就越深。他们是可以获得系统的反馈，获得表面上的成功，但如果社会系统本身就在空转，这种成功也会变得脆弱不堪。

在早期现代性产生之时，社会还不够精致的时候，人们已经预见到了理性化扩张的不可遏制，以及在理性支配下人类生活的异化问题。很可惜的是，信息社会的一系列技术和发明，并没有缓解早期现代性的困境，反而是将理性的牢笼越扎越紧。

在这个意义上，寄希望于通过现代技术来实现人的解放并不现实，现代社会更需要的是回归生活本身的价值。

一切和精心设计和计算无关的，瞬间的冲动、持久的感情、自然的交往、看得见的善良、不自觉的信任，都无比珍贵。

原文发表于《南风窗》2022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