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的颠覆

我以为余华的小说具有一种颠覆性─阅读余华的小说有如身不由己地参加一场暴乱,你所熟悉和习惯的种种东西都被七颠八倒，乱成一团，连你自己也心意迷乱，举止乖张。我们越是仔细读余华的小说，就越为这种渗透於字里行间的颠覆性感到震惊，因为它不仅占据着小说的内容意义层面和敍述层面，而且活跃於读者的阅读行为之中。换句话说，余华似乎要用他的小说颠覆长期形成的，几乎是人人都已习惯的小说─读者之间相互作用方式，并从这种颠覆中使他的写作行为获得更深一层的意义。在这方面最典型的应该是《一九八六年》和《现实一种》这两个中篇小说。

这两篇小说写了两个读来令人发指的故事，而且，不仅故事本身很残忍，更令人惊异的是余华的敍述是那样从容不迫，那从容中也渗透着一种残忍。《一九八六年》主要讲的是一个疯子怎样自我戕害，依次在自己身上施行墨、劓、剕、宫等古代酷刑的故事。由於疯子是在十年动乱中被迫害而精神错乱的，又由於这个疯子是个知识分子（可能是一位历史教员，这一点小说有所暗示），因此这故事意味深长。读者可以依照自己的理解从中读出各种意义来，例如那场大动乱并没有真正成为历史，成为过去, 它还活在千百万人的个人无意识之中，像躲入丛林中的猛兽（小说中的疯子正是由於没有力量制服它而被猛兽吞噬，从而成为一个意义深远的象徵）等等。但是，问题在於余华讲述这样一个故事的时候，其敍述的重心并不是故事，而是故事中那些读来不由人不为之战栗的场面和细节，例如:「他将钢锯搁在膝盖上，仰起脑袋朝四周看看，随即大喊一声:『剕』！皮肤在狂叫声里被锯开，被锯开的皮肤先是苍白地翻了开来，然後慢慢红润起来，接着血往外渗了。锯开皮肤後锯齿又搁在骨头上了。他停住手，得意地笑了笑。然後双手优美地摆动，『沙沙』声又响了起来......」这样的描写如果只是一处两处，那本来也没什麽，类似的情况我们在过去的某些小说中也可以见到，然而在《一九八六年》里，余华却把它贯彻始终，成为他的敍述的一个最显着的特色。这一特色实际上已经不止是「特色」，而是余华的小说敍述的一个基本要素，它和其他一些要素结合在一起，形成余华特有的一种敍述方式。这种敍述方式又在《现实一种》中进一步被发挥，被推向极致。

《现实一种》讲的是一个兄弟之间互相复仇的故事，这个故事曾在社会上流传一时，虽然像一切复仇的故事一样，其中不免有对人类心灵深处那些可怕的黑暗的描写和揭示，但故事本身并不含有更特别的意义。然而经余华演述，这个故事不仅和其他各种复仇故事完全不同，获得了自己的独特的面貌, 而且使读者在阅读中获得一种惊心动魄又疑惑不安的特别的阅读经验。因此，显然重要的不是故事本身，而是演述故事的方式。

余华是怎样做的呢？首先，余华的演述态度比在《一九八六年》 中更为冷漠。一个孩子无意中杀死了另一个比他更小的孩子，这已经是一件很残忍的事，而余华在敍述这件事的时候竟完全不动声色，字里行间中我们丝毫感受不到作者的情感色彩，更不必说他对此事的道德评判。不仅如此，作者还明显地有意歪曲、夸张那孩子在此事中的无知态度，例如小说中这样描写：「他的堂弟正舒展四肢仰躺在地上。他走到近旁蹲下去推推他，堂弟没有动,接着他看到堂弟头部的水泥地上有一小摊血。他俯身下身去察看，发现血是从脑袋里流出来，流在地上像一朵花似的在慢吞吞开放着。而後他看到有几只蚂蚁从四周快速爬了过来，爬到血上就不再动弹。只有一只蚂蚁绕过血而爬到了他的头发上，沿着几根被血凝固的头发一直爬进了堂弟脑袋，从那往外流血的地方爬了进去。他这时才站起来，茫然地朝四周望望,然後走回屋中。」在实际生活中这自然是不可能的，孩子再无知也会被血吓得大哭起来。顺便要说的是,《现实一种》中的其他几个人物，也都被余华写成是一些几乎没有内心情感生活、机械地遵照本能和习惯「茫然地生活着的愚人」。这完全是反现实的（竟有评论者认为此篇小说「完全是一种冷峻的写实手法，直通人物生活形态、社会氛围、心理图谱的真实」─那现实主义真是「无边」了）。但使人感兴趣的倒不是这种反现实的描写怎样使小说成为一幅冷酷无情的、梦魇式的图画，以及这图画可能产生的意义，而是这给余华的敍述提供了一种方便。这样的人物和图景，使余华可以创造一种前所未有的敍述态度和敍述方式。在《一九八六年》和《现实一种》中，这种敍述主要表现为一连串的残忍的意象的流动和组织。在这些意象中，时间和空间又被做放大处理, 形成一种类似电影中的「高速摄影」的效果。这种效果又反过来使得余华的敍述变得格外富於刺激性，使读者在阅读中不能不产生在以往的阅读中未曾经历过的迷惑和混乱─余华对此一定感到满意，我们似乎看到他站在一旁偷偷地发笑。

余华为什麽要这样做？

实际上，余华为此付出相当大的代价。不少的读者读过 《一九八六年》和《现实一种》之後都感到气愤甚至厌恶。他们恼怒地发出疑问：怎麽可以这样写小说？为什麽要写这样的小说？这种疑问不仅使余华的小说成了一种可疑的东西，而且丧失了众多读者。但我想余华对此大约不会後悔。因为作家本来就想以这种敍述来冒犯读者,他本来就企图破坏读者们的正规的阅读。可以说作家的目的，就是向在漫长的「阅读」活动中形成、被一代又一代人认可的那种正规的阅读习惯挑战。或许有人会问：什麽是正规的阅读？我以为那主要是一种优雅的阅读，在这种阅读活动中，读者无论读什麽东西（悲剧、喜剧、闹剧）都会在整个过程中享受一种崇高感，或者换句话说，这种阅读以追求崇高为最终目的。人类的阅读行为本来极为丰富多彩，千千万万人在千千万万次「阅读」中都有各自不同的经验。但在阅读中追求崇高感这一点却把人的阅读活动串连起来。其结果是人们在阅读中，形为一种可以称之为「优雅」的阅读态度。而《一九八六年》和《现实一种》（特别是後者）却恰恰不能使人在阅读中处於优雅的心境中，读者面对的是对一连串残忍的行为的不动声色的冷酷敍述。这种敍述使阅读一开始就处於一种不习惯、不适应的困境之中，而余华不仅对读者的这种困难不加帮助，反而以其特有的敍述使阅读的困境愈趋严重，直至阅读的终结。读者在这样的阅读中不仅不能得到崇高感的满足，而且像一条落入网中的鱼一样处在不断的危机之中。如果他最终不能度过危机而和作家达到某种沟通，那麽他只能在两种选择中择其一，或者晕头转向，或者大光其火。

然而，如果我们不固执自己的阅读习惯，如果我们愿意和作家合作尝试一种新的阅读态度,《一九八六年》和《现实一种》其实并不难读，两篇小说中的深意（这深意要在放弃优雅的阅读过程中实现）也不难解─余华不过是要通过对阅读行为的捣蛋, 使读者在阅读中对自己深信不疑的种种信念产生疑问而已。应该说，这对中国的读者尤其有针对性。如果说「期待视野」是一切阅读行为的一个必需条件，我想由於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中国读者的「期待视野」不能不有自己的独特处：无论是那经历几千年发展形成的审美标准，无论是由漫长的作品链条所串连成的阅读历史所构成的大的阅读背景，也无论是作品和生活之间的复杂的相互作用对阅读的深刻影响，其中不无渗透着中国人独有的伦理道德意识。从传统戏曲的秦香莲，到今天改革文学中的英雄人物李向南，其实都是充满封建思想因而与今天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完全不和谐的艺术形象，然而他们却受到千千万万广大观众和读者的由衷的热爱和欢迎。这或许是对中国读者的「期待视野」怎样受道德完善这一追求所控制的一个最有力的说明。

回顾一下新时期文学的许多具有「轰动效应」的作品，其轰动的原因，还是由於满足了中国广大读者的道德期待。《现实一种》与《一九八六年》正是反其道而行之。这两部作品所特有的敍述，不仅不能满足读者的道德要求，而恰恰是在读者的阅读行为 中破坏这种道德要求─归根结柢这是引诱读者对自己的道德观念产生疑问。例如《现实一种》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充满残杀而相互残杀者又毫无道德感的梦幻世界。这本来就是一种巨大的心理冲击。而我们在阅读过程中又被余华的敍述，把心中的道德感一次次切割得支离破碎；小说读毕不由得有一种空空荡荡的心境─我以为这是一种真正的颠覆。或许余华在这条路上走得过远了, 或许这样做有种种隐患。但余华的这种做法本身就有很大的象徵意义。它说明在我们这样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里，新一代人对传统道德的反感、怀疑厌恶究竟到了何等程度，也说明旧道德对中国人的约束又脆弱到何种程度。《一九八六年》和《现实一种》, 不妨看做是一种愤怒的呐喊。不过这呐喊不是直接隐含於文本中的，而是通过对优雅的阅读的破坏而暗示出的。但无论如何，就对文学发展自身而言，这种颠覆行为是前所未有的（但也有更早的尝试者，如莫言，他在《红蝗》的某些段落中明显是有意在调侃并激怒读者，结果招来一片责怪和气愤），我们不能不给予关注和注视。

《一九八六年》和《现实一种》不过是个例子，它们不能代表余华近两年的整个创作倾向。余华也不过是个例子，他不能代表1987年以来新崛起的一批青年作家的创作倾向。但我有这样一个感受，他们似乎在不约而同地颠覆我们文学中许多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从而使文学发展呈现出一种不同以往的全新面貌。

1988年9月24日《文艺报》

作者：李陀，生於1939年，内蒙古莫力达瓦旗人。原名孟克勤，曾用笔名孟辉，杜雨。着名作家、理论家，文学批评家，电影编剧。着有短篇小说《重担》《光明在前》《带五线谱的花环》《香水月季》《不眠的春夜》《雪花静静地飘》，评剧剧本《红凤》，电影文学剧本《李四光》《沙鸥》。主编《中国寻根小说选》《中国实验小说选》《中国新写实小说选》《中国前卫艺术》《七十年代》等，为《今天》特约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