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难想象，如果是在印刷品而不是互联网（特别是微博）时代推出《第七天》，余华会招致如此一边倒的骂声，因为印刷品时代的文学批评是专业的，更是延后的、审慎的，而互联网时代的文学批评（如果还算是文学批评的话）却是一场即时性、去反思、相互依赖、彼此感染的全民狂欢。1更难想象，如果没有互联网时代突如其来、铺天盖地的降临，《第七天》会呈现出一种由互联网源源不竭地编织和传布出来，“浅薄”、“粗糙”到令人沮丧的程度的“新闻串烧”样态，以至那些认定文学远比新闻宽广、博大的人们不得不遗憾地宣判，“从前那个包裹在牛仔裤里的充满紧张感和血肉感的余华在这里崩裂了”2，他像收藏家一样精心搜集的案例和事件，“只是大海表面的泡沫和漂浮物”3。所以，互联网时代这一此前时代的人们做梦也不会梦见的“新天新地”，才是《第七天》及其引爆的一系列故事的真正背景，我们必须本着“新天新地”赋予我们的全新经验和眼光，去观察、体悟、描述、反思我们所置身的时代，并由此评估此前时代在我们体内积淀下来的审美和伦理惯性的适用度，否则，我们就是一群刻舟求剑的傻瓜。
一、“所见的”和“所想象的”
如何表现现代性发轫以来不断喷涌而出的崭新现实，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恍如一次次魔鬼作法，既足够光鲜、魅惑又那么阴邪、残酷的超级现实，一直是摆在中国作家面前的巨大难题，因为现实如此彪悍、决绝地超过了他们，压扁了他们，他们无法穿透现实深深的厚度，无力克服由厚度带来的异己感。你看，早在印刷品、蒸汽机时代，“新感觉派”作家就被飞速向前的现实重重甩下，成了一群pierrot（带着快乐面具的孤独丑角），pierrot除了以爆裂的气球、拗断的火柴梗、断弦的小提琴之类哀怨、落寞的意象来自况、自怜、自恋而外，再也没有了向外突进，一把攥住现实之核的雄心。到了互联网、高铁时代，作家们更加只能嗔目结舌地仰望那片绝对地逾越了他们的神奇景观，还谈什么去芜存菁、透过现象看本质？抑或，之于无力的人们，压根不存在现象和本质、表面和内里、短暂和永恒之类的两分，“符号与实在被裹在同一块裹尸布中”。由此，博德里亚尔早早认定：“过去，一个重大的哲学问题是：‘为什么是有而非无？’而今天，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是无而非有？’”4这里所说的“无”，是真相注定沦丧的“无”，是“用符号来使实在消失并掩盖它的消失”的“无”。需要强调的是，“无”未必是现实的本真面目，因为如果一切真的皆“无”的话，如何解释现实本身确实存在着、演进着的“有”？“无”毋宁是一种主体之于客体的挫败感，以及因为挫败所以放弃的宣告——真相无法认知，那么，真相就是不在的。放弃了现实，也就自然而然地略过了城市和当下，中国作家只能一再地盘踞于乡村，退守至历史。
但是，就算推不开真相之门，把捉现实的冲动和使命感还在啊，那么，就老老实实、绵绵密密地写出自己“所见的”，“所见的”终归真切，总能通达现实和现实之核吧。不过，问题也随之而来：谁说眼见就一定为实？如果抓不住现实的心跳，聚拢无数之“所见的”，到头来会不会堆垒成一个绝大的想象，或者说是虚幻？容我举数例说明。比如，尤凤伟看到报纸整版报道“打工妹受到凌辱、打工仔在中介公司受骗”的新闻，激出一股为农民工“立言”的冲动，写成《泥鳅》。农民工受骗、被辱，是一种触处可见的真实，可是，尤凤伟硬是用于连的生命轨迹重新编码了主人公的进城之路：国瑞是一个英俊的农村青年，勾搭上富婆玉姐，几乎圆了老板梦，却不料陷入圈套，替人顶了一千五百多万的贷款，被判死刑。无独有偶，刘庆邦从自身经验中抄出《红煤》，如此切身的过往，竟也被他改造成了一个矿区于连的发迹和败落史，当有人称赞《红煤》是一部中国的《红与黑》时，他不无得意地说：“那是过奖了。”并不是说农民工就不能像于连那样的英俊、聪慧和野心勃勃，但是，农民工进城这一最壮阔也最惨烈的社会变迁，以及变迁中每一位农民工的憧憬与绝望、荣耀与屈辱，与资本主义上升期知识青年的奋斗历程决无一丝半毫的共通之处，因为前者是自惭形秽、渴望被接纳，后者却是咄咄逼人、当然要征服的。明明不容混淆，却还是拿后者改造、覆盖了前者，这是讲故事的人不可饶恕的懒惰，更是对于前者的傲慢和斫伤，我们还能从中看出“所见的”原来不尽可靠，它可能就是想象的。再如，贾平凹数度前往拾荒村“体验生活”，写出《高兴》来，《高兴》的细节、素材和人物，当然是他“所见的”。不过，贾平凹把拾荒者的苦难轻而易举地化解于更加卑贱、疼痛的卖淫女的怀抱中，并把卖淫女隐喻为“锁骨菩萨”5，如此轻巧的化解，不正是对于苦难的闪避？更进一步说，卖淫女自有度世人的愿心，卑贱者才最高贵，这是中外皆有之的古典想象，以这一传奇、古典的想象模式来架构农民工进城的巨大现实，注定一无所获，就像用竹篮打水，捞上来的只能是一只空空荡荡的竹篮。如此一来，我们可以认定，“所见的”从来不会必然地通往现实，特别是如此庞大、迅猛、坚硬，绝对地压倒了我们的现实，可作家们偏偏要用那么现成的想象模式去想象它、探究它，这一来说明他们的想象力锚定在了过去的时代，他们是新时代的失语者，二来说明“所见的”本身的想象性、虚幻性——从现象到现象，如何能够逼问出一个实在来？
与之相反，《第七天》写杨飞死后七天之所见，纯属“所想象的”。这种“所想象的”一点也不新奇，因为胡安•鲁尔福《佩德罗•巴拉莫》、阿尔博姆《你在天堂里遇见的五个人》，都在写一个死者的遭遇，而帕慕克《我的名字叫红》的第一章，就叫“我是一个死人”。如此司空见惯的“所想象的”，似乎只是文学惯例的一次寻常操练，与现实发生不了多大的关联。更关键的是，《第七天》看似“所想象的”，想象的外衣所包裹的却是强拆、卖肾之类人尽皆知的网络新闻——点一点鼠标就能杂凑出来的小说，哪能葆有多少现实性？不过，我却坚定地认为，余华的“所想象的”才是最现实的，因为“新闻串烧”可能正是我们时代最根本的存在方式，更因为真相无法被肉眼之“所见的”获取，却可能被虚妄、荒诞的“所想象的”一下子击穿。具体理由如下。
首先，在互联网时代，了解并理解现实的方式不再是口耳相传或身体力行，“我”的在场性、能动性，在“我”与现实的关系之间早已变得无足轻重。“我”后撤了，退出了，现实就不再以现实本身的生辣样态与“我”见面，而是转化成了关于现实的新闻，或叫资讯，从报纸、电视、网络等媒体上潮水一样地朝“我”涌来，就在涌来这一压倒性的动势中，“我”对现实的认知，乃至“我”的存在方式本身，被一股脑地新闻化，“我”的特殊性和现实的坚实性随之被取消。这一逻辑过程的实际后果，从下面的图景中可以看得格外分明：在同一时间段里，不同年龄、地域、阶层的人们在不同场合所浏览、议论的话题，大致是一些相同的源自于媒体，特别是自媒体的新闻热点，热点更迭的速率，就是他们转换认知对象、调节兴奋程度的速率，他们的生命节奏也就由此凝定，哪有多少属己的特性可言？对于这一点，余华有着不算太明确的认知：“我们的生活是由很多因素构成的，发生在自己和亲友身上的事，发生在居住地方的事，在新闻里听到看到的事等等……”6之所以说余华的认知不算太明确，是因为我们对于居住地所发生的事可能一无所知，对于从媒体上听到、看到，遥远得哪怕是来自地球另一边的新闻，倒有可能如数家珍。所以，新闻才是我们生活的主导元素，互联网时代最基本的现实，正是现实的新闻化。现实的新闻化既是海量现实的瞬间布展，更是在布展的过程中摒弃、遗忘了现实本身——现实被删减成了可展示的现实之表象，现实本身就是无关紧要的了。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第七天》的“新闻串烧”式写作，正是对于现实新闻化这一互联网时代最基本的现实的天才洞达和无限逼近。
其次，新闻，特别是负面新闻的“串烧”，确实能最大程度地激起读者的义愤，就像“公知”们所常做的那样，却又容易流于肤浅的、漫不经心的煽情，因为“串烧”根本无暇顾及，甚至会大枝大叶地删除掉苦难、黑幕的根源和来龙去脉，惟余下足够耸人听闻的新奇——新奇，才是“新闻串烧”最高的美学追求。不过，死后游走这一看似光怪离奇的“所想象的”，却令《第七天》丧失了骛新炫奇的愿望和能力，众多新闻“串烧”出来的，竟是一阕反新闻的安魂曲，其原因有二。其一，新闻意在忘却，迅速、彻底、无休止的忘却，只有忘却才能保证新闻层出不穷的新奇，而《第七天》的死者视角却先天地拆除了追逐新奇的动力装置，死者是如此被动地与一个个新闻事件的逝去的主角相遇，这些主角以及他们的事件就在这样的相遇片刻，逐一于死者虚无却又饱满的心上烙下了印记，再也不会抹去——诸多印记是并存，而不是覆盖，是烙下，而不是播散，接着消逝。比如，鼠妹说，后来的人说报纸上没完没了地说她的事，杨飞说，也就三天，鼠妹说，“三天也很多”。“三天也很多”，正是鼠妹对于互联网时代，或叫“那个离去的世界”里一切皆速朽，惟新奇永存的真相的质朴直觉。不过，到了“这里”，鼠妹的事件就不再是一则注定只能热门三天的新闻，而是作为这一事件本身存在着，并以事件本身的重量、硬度和热度，深深地烙在了死者以及读者的心上；鼠妹也不再是一位早已被遗忘的新闻主角，而是一个真切的亡灵，一个在“那里”饱经贫困和屈辱，在“这里”得到永恒的慰藉的亡灵。所以，余华“所想象的”世界是谦抑的、承受的、滞留的、绵长的，从呼啸而过、今是而昨非的新闻世界决绝地转过身去，“在宁静里越走越深”，越走越远。其二，新闻一定要惟新奇是骛，只要足够的新奇，就可以不管美丑、无论善恶，统统凝练、升华为一片神奇——杀手的轨迹，变态狂的心路，哪一件不是劲爆十足的新闻素材？所以，新闻是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点金术，时时挑逗并暂时性地满足着读者的好奇心。而《第七天》中的死者不但被褫夺了幻化的能力，他甚至被隔绝在了世界之外，就像他尝试从不同方向走近自己和前妻重逢的出租屋，却“好像行走在静止里，那间出租屋可望不可即”。“行走在静止里”的死者，无力突进并进而提炼事件，只能一直倾听着各个先来与后到者的讲述，倾听是如此平静，仿佛无动于衷，就像伍超的窗前每天会有鸟儿飞过或停留，它们叽叽喳喳的叫声，在他听来只是一些“无所事事的聊天”；还进行一些必要的交流，交流是那么简单，仿佛漠然，就像杨飞告诉鼠妹，她的牛仔裤崩裂了，她问，裂成什么样子，他说，一条一条的，她又问，一条一条是什么样子，他想了一会儿，说，“有点像拖把上的布条”。其实，我们都知道，无动于衷的也许早已悲不能禁，漠然的未必没有盈盈欲溢的一腔深情，它们都只是余华的一种化神奇为腐朽的还原术而已——把那些被新闻点金术点中的神奇的人物和事件，还原到稀松、暗淡的本来面目，本来面目耸动不了读者的好奇心，以至于许多人都误以为余华的笔法太过粗糙和潦草，却可能原原本本地泄露出现实的真相。所以，余华“所想象的”世界又是平淡的、清浅的、朴拙的，一把掀掉了新闻逻辑给现实盖上的新奇帷幕，让现实以现实自身的样子敞露了出来，就在敞露的过程中，疲惫不堪的现实为自己唱起了一首舒缓的安魂曲。
综上所述，在互联网时代的超级现实面前，“所见的”竟是想象的，那种以为只要有一说一地实录，就能做一名称职的时代书记员的想法已经过时了、失效了，“所想象的”反而如此犀利，一下子扼住了现实之喉，真相就在虚幻之镜中隐隐若现。这一次，余华正是以死后七天既虚妄又实在、既匮乏又充盈、既遥远又切近的想象性游走，走出了旧时代的想象惯性，走出了新时代的新闻逻辑，把世界角角落落的碎片一一勾连起来，于是，新时代的超级现实终于在余华手上完成了它的拼图，在余华的拼图里，每一块碎片都不会随风吹散，而是赢获了各自的重量，永远地驻留了下来。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余华凭借《第七天》以及此前的《兄弟》，成功克服了中国作家面对现实时由来已久的无力感和恐惧症，他是当下中国的肖像画家，也是守夜人。
也许不算是题外话，《你在天堂里遇见的五个人》的死者视角带来的是一份“麦琪的礼物”：“这是上帝能够给予你的最好的礼物：理解你生命里发生的一切。让你的生命得到诠释。你一生所寻觅的正是这份宁静。”“麦琪的礼物”给不完满的生命带来想象中的完满，生命以升华了的样态徐徐打开。可是，升华了的生命恰恰是对于生命本身的闪避和倒错，阿尔博姆哪有余华那种逼视现实的决心和能力。所以，畅销书只是浮世中一点不疼不痒的慰藉而已，生命不会天天都是圣诞。7
二、安息的力量
接下来的问题是，《第七天》所呈现出来的超级现实是什么样子的？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先要厘清小说与现实之间可能存在着的多种关联。
小说与现实的关系非常复杂，概而言之，有如下几种。第一种是纳博科夫所心仪的“创世”型小说，“创世”型小说中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都来自于现实，可是，好的小说家必定是一位魔法师，就像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一样，把这些寻常、熟稔的材料一下子点化成了一个从头到脚都是簇新的世界，这一世界完全独立于现实，它为它自身立法，不过，就在如此异己、陌生的世界中，现实与自身又隔离性地相见了。《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即是“创世”型小说，在这两部作品中，余华以根本不具备现实可能性的一个人不断的丧失或是长达一生的“卖血记”，野心勃勃地开创出属于他自己的世界来，这两个世界的素材看起来皆源于现实，你看，土改、大跃进、大饥荒、“文革”等重大历史事件在依次登场，可是，你如果想要从中寻觅历史真相的话，那就找错地方了，因为这些事件被转化并吸收到了余华自己的世界中去，它们不再是它们本身。第二种是批判现实主义所钟爱的“拟世”型小说，“拟世”型小说不为自身而存在，而是意欲成为一面纤尘不染的镜子，清晰、准确地映现着现实，更梦想成为一架X光机，瞬间穿透现实内置着的规律或本质。《兄弟》即是“拟世”型小说，它模拟出“文革”，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道路，并探寻出如此高歌猛进的发展势头背后的动力源——粗鄙的力量。余华的“拟世”冲动强烈到，他还要以纪实的方式，在十个典范词汇中再一次模拟近几十年来中国的发展历程，模拟的结果是，他惊奇地发现，中国的经济奇迹的奥秘，恰恰在于“政治上的不够透明”，更在于“今天的中国人以无孔不入的方式和无所畏惧的草根精神促进了经济的发展”8——“无孔不入”和“无所畏惧”，就是一种粗鄙的力量。所以，我们可以说，到了新世纪，余华的“创世”欲望逐渐被“拟世”冲动所取代，他如此执着、切近地观察和思索着我们的时代，不时做出诸如“我们不仅生活在现实和历史的巨大差距里，也生活在梦想的巨大差距里……还生活在社会认知的巨大差距里”之类的断语，而他自己也从仿佛无所不能的“创世”之神，蜕变成了同时书写下自己和中国的疼痛的见证人。如此一来，我们又回到了前面的结论：新世纪以来的余华是当下中国最具现实关怀的作家，他一直在凝视现实，解剖现实，他非常清楚，现实永远是第一位的，“文学不可能高于生活”9。
当余华把视线从近几十年的发展史收回到刚刚涌现出来的超级现实时，“拟世”的神圣冲动猝然衰竭——现实绝对地超过了他，如何“拟”？现实新闻化了，“拟”又从何说起？面对这一既熟悉又陌生，既盛大又衰颓的现实，余华只能大而化之地说一说自己的感觉：浓雾弥漫，空虚混沌，“这个城市失去了白昼和黑夜，失去了早晨和晚上”；只能因陋就简地用塑料椅子与沙发、国产与进口火化炉之间过分直露的比照，来指涉巨大的阶层落差；更只能人云亦云地发表一些并不新奇的言论，就像“金钱在权力面前自惭形秽”，等等。不再企图“拟世”，余华就在新闻化的现实中载浮载沉，他甚至要设置一个死者视角，用死亡本身的虚无和匮乏，一劳永逸地解除死者以及死者背后的叙述人的“拟世”能力，于是，他们不再有常人的喜怒哀乐，面对背叛，他们不再嫉恨，比如对李青，面对黑幕，他们也不再愤怒，比如对伍超的死，叙述就在一种类似于“声音陆续降落到安静里”的语调中，一步一步地走下去。这一能够吸纳、溶解所有声音的安静语调，就像余华心中如祖父一样沉默，任何惊喜或忧伤都打动不了的土地：“他知道一切，可是他什么都不说，只是看着，看着日出和日落，看着四季的转换，看着我们的出生和死去。我们之间的相爱和勾心斗角，对他来说都是一回事。”10就在如土地一般安静的叙述语流中，生与死、爱与恨的鸿沟被逐一抹平，余华的“拟世”冲动也随之流泄净尽，那个一直试图读懂中国的余华似乎不见了。从世界稍稍后撤，余华自顾自地创造起一个名叫“死无葬身之地”的貌似乌托邦的所在：那里没有公安、消防、卫生、工商、税务，那里“水在流淌，青草遍地、树木茂盛，树枝上结满有核的果子，树叶都是心脏的模样，它们抖动时也是心脏跳动的节奏”。不过，站在人人生而不平等的现世，去设想“人人死而平等”的乌托邦，不是一种软弱症和幼稚病？而且，乌托邦对现实构成一种批判性、超越性的力量，只会存在于与现实保持高度紧张感的人们的心中，而《第七天》如此无力的死者视角，如此安静的叙述语流，又能汹涌起多少批判的激情？其实，批判的激情是在“拟世”的基础之上自然喷发出来的，批判现实主义这一名词，就是对于批判与“拟世”关系的最好注解。余华消泯了“拟世”的冲动，批判的锋芒也就大大收敛了，他不会去悬想一个光亮、整全、绝对的乌托邦，来逼视与审判可诅咒的现实，而愿意去细细勾描“死无葬身之地”这一簇微凉之火，微凉之火在一阵紧似一阵的异己、疏离的风中摇曳。
既无意“创世”，亦无力“拟世”，《第七天》与现实是什么关系？余华勾画这一簇微凉之火，到底意欲何为？让我们从《第七天》的题目说起。余华常常征引《圣经》，《兄弟•后记》说到了“登山训众”中的“宽门”和“窄门”，在《第七天》的扉页上，余华又引述了“创世纪”的段落：“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我感兴趣的是，创世七日，余华为什么单单选中第七天？第七天之于刚刚创造出来的新鲜世界，又有着什么样的意义？我们知道，在创世的前六天里，神分别创造了光、空气、植物、日月星辰、动物和人，更创造了世界的秩序，“神看着是好的”。不过，“天地万物都造齐了”，神倦了，所造物也倦了，神和他所造的一切都需要安息——敛去创造的光芒，把世界沉入暗影之中，迎来忘却一切的酣眠。安息是对于创造之辛劳的充分体谅和无上慰藉，是给予创造者和所造物的神圣报偿，就在这一收获之后的宁静、安详中，新的创造力在苏醒，在孕生，于是，“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第七天原来是有福的、神圣的，它的神圣性就在于创造中的世界终于获得了安息，一种歇了“一切创造的工”，让所有的疲惫都得到修复的安息。这样的安息既是无力的、向后的、弥散的，又是温柔的、绵长的、孕生的，就像是月光，如果它也算是力量的话，也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反力量的力量——因为消融了力量，所以更有力量。相反，前六天的创造虽然饱满、辉煌，却又因为疲惫，所以是匮乏的，因为亢进，所以是难以持续的，只有在安息的轻柔、博大的暗影中，创造才能确认自身，并达成自身的持存。《第七天》里的“新闻串烧”所描述的现实，就类似于神的创造，它从无开启出有，从混沌辟出一片鸢飞鱼跃。不过，在神那里，一切所造都是甚好的，而中国奇迹的背后，却是数不胜数的操劳、颠簸，甚至是屈辱、疼痛。面对这种一面是奇迹一面是灾难，一边是灯红酒绿一边是断壁残垣，有时演出喜剧有时演出悲剧，看起来是暴力、暴力之中却又潜藏着惊人的爆发力的撕裂性腾飞，余华不会昧着良心大唱赞歌，也不会轻松地登上道德制高点来痛加挞伐，而是把撕裂性腾飞不由分说地烙在人们身上和心头的印记，极精准、平静地叙述出来，这样的叙述，就像他对杨飞听到那对夫妇哭声的感受的描述：“我仿佛看见潮水把身穿红色羽绒服的小女孩冲上沙滩，潮水退去之后，她独自搁浅在那边的人世间。” 如此精准、平静的叙述所叙述出来的现实既不是花团锦簇，也不是千疮百孔，而是一种耗尽了心力之后的太操劳、太疲惫的样子，这样的现实，就像死后一直守候在殡仪馆，只剩下骨骼的杨金彪，“他的声音里有着源远流长的疲惫”。“源远流长的疲惫”既是余华对于杨金彪一生所付出的过量辛劳的体察，亦是他对于经济奇迹背后堆积如山的苦难，以及苦难极久远的历史根源的追认——这样的历史根源，他有过明确的总结：“其实在三十多年所发生的经济奇迹里，革命并没有消失，只是脱胎换骨以另一种形式出现。或者说，我们的经济奇迹里，既有大跃进式的革命运动，也有文革式的革命暴力。”11疲惫已是源远流长，那么，余华就一定要开启出一种安息的力量，创造出他的第七天，让被疲惫掏空、衰竭了的人们得到休憩，就像神曾经做过的那样。这样的写作之于现实的关系，我称之为“慰世”，“慰世”不是闪避现世的苦难，而是在承认世间苦的基础之上，用安息的力量来慰藉受苦的人们。
《第七天》所开启出来的安息的力量有如下特点。首先，安息的力量是谦抑的、无力的，仿佛来自现实的另一面，所以，它只能源出于那些不断丧失而不是不停收获的人们——收获的人们正在前六天里热火朝天地攫取，他们鄙视丧失者，他们还想不到安息。这就难怪《第七天》里的人物大都经历过接二连三的丧失，比如，杨金彪因为养子的存在所以丧失了爱情、婚姻，因为养子生父生母的到来所以丧失了养子，杨飞相继丧失了生父生母、爱人、养父、工作，伍超用卖肾的方式（多么像许三观的卖血啊），标明自己终极的匮乏，最终，他们还一定要丧失他们的生命，成为死者，成为骨骼的人，在“死无葬身之地”里游走。其次，安息的力量既是由一再的丧失充盈而来的，于是，它就不像是一只有力的大手，一副宽厚的怀抱，而像是哀伤，更像是哀伤之时的哭泣。哀伤和哭泣不带来，也拒绝现世的报偿，因为仇恨之类的现世因果被阻挡在了“那个离去的世界”里，它们甚至无法为丧失者洗清伤口，剔出伤口里的碎石子和木头刺，因为伤口在“那里”裂开，就再也缝补不上。不过，到了“这里”，到了余华的第七天，哀伤和哭泣却可以让丧失者得到抚慰，让疲惫者得到安息，你看，当杨金彪对儿子哀伤地说，“你这么快就来了”，如是者四，还说，“我在这里每天都想见到你，可是我不想这么快就见到你”，当他为儿子“流下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眼泪”，我们知道，杨飞的疲惫得到了休憩，他可以安息，或者永生了。由此，《第七天》便常常于静默之中响起哭泣，“这里”的哭泣不是愤怒的绝叫，疼痛的嘶嚎，也不是有余裕、有距离的悲天悯人，而是一种让所有的丧失者都得到安息的虚弱的力量。再次，安息的力量因为谦抑，所以又是温润的，因为无力，所以又是绵长的，谦抑与无力，让那些死去的人们只能自己为自己戴上黑纱，他们都是一群自我悼念者，温润与绵长，又让自我悼念者坐到了一起，他们成了“一棵回到森林的树，一滴回到河流的水，一粒回到泥土的尘埃”，他们不再是一个，而是一群。安息的力量原来能给予丧失者以“一群”的体认，就在“一群”这一如水溶于水的熨帖、安详感中，丧失者再也不会孤单。需要说明的是，这种由不断的丧失充盈而来的安息与“创世纪”的安息大为不同。在神那里，安息既是对于既有创造的报偿，亦是对于新一轮创造的开启，它是创生的。在余华这里，安息不指向任何未来，它不奢望甚至害怕新的循环的开启，所以，它也决不是对于既有创造的肯定，当然也不是简单的否定，而是在对于所有的辛劳和斫伤充分懂得之后，一再叹息般地说，太疲惫了，安息吧，让所有的丧失者永远地安息吧。这一既微妙又斩决的区别，就像是微凉之火与月光的差异——创造的阳光熄灭，月光升起，月光使阳光遍洒的世界获得了一张一弛的均衡，微凉之火却不会燃成熊熊大火，它就那么既柔弱又坚定地摇曳着，摇曳着，这就够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七天》不仅是一部互联网时代的痛史，更是一阕安魂曲，安魂曲为这一时代所有的丧失者响起。
注释：
1全民狂欢一定会拉抬《第七天》的商业价值，就像陈村语带讥刺地说：“余华不怕你们黑他。《兄弟》就是负面评论推动大卖。”见“新浪微博•小众菜园” 2013年6月15日。
2毛尖：《牛仔裤崩裂》，《文汇报•笔会》2013年7月16日。
3张定浩：《〈第七天〉：匆匆忙忙地代表着中国》，《上海文化》2013年第5期。
4【法】让•博德里亚尔：《完美的罪行》，王为民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7页。
5《续玄怪录》、《太平广记》、《喻世明言》等文献均有记载，版本略有不同，综合而论，是讲一美貌女子与无数男子交欢，数年而殁，一胡僧见其冢，敬礼焚香，众人异之，胡僧曰：“非檀越所知，斯乃大圣，慈悲喜舍，世俗之欲，无不徇焉。”此即锁骨菩萨。
6见《余华首度回应〈第七天〉“炮轰”》，《新民晚报》2013年6月25日。
7陈村说：“不清楚余华是否读过这本书。作家与作家，作品与作品之间的相互启发是很普遍的。任何创新都有出处，或者原本不是创新。建议夸奖余华创新的朋友先读一读这本畅销书。在我看来，它比《第七天》更像一部小说。”这里所说的畅销书，就是《你在天堂里遇见的五个人》，所说的“创新”，就是死者视角的设置。见“新浪微博•小众菜园”2013年7月15日。
8余华：《十个词汇里的中国》，麦田出版社2010版，第234页。
9余华：《威廉•福克纳》，见《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22页。
10余华：《土地》，见《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44页。
11余华：《十个词汇里的中国》，麦田出版社2010版，第19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