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江苏（1983-），男，湖南省宁远县人，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
摘要：《第七天》提供了绝佳的反观余华创作的视角。它集中了余华在“先锋”时期的实验性写作、《活着》时期的温情写作、《兄弟》时期的强攻现实的写作，在艺术探索、情感体验、现实关怀方面，都维系了很高的水准。但是，在人物内在的丰富性、时代弊病的深刻透视上，却还存在着缺陷。这是因为余华习惯的“文学的减法”的处理方式，已经不适应他日益扩大的文学视野和文学追求。余华需要学习做“文学的加法”，写出灵魂的深度，不回避对时代精神的建构，在良知关怀的基础上，再出大作品。
关键词：《第七天》；余华；文学的加法
余华擅长做“文学的减法”，在每一个创作阶段，他都会拣定一种武艺，而砍掉其他的拖累纠缠。他会将这门武艺发挥到极致，在简单纯粹中显现出精深博大，这让他的每一个创作阶段都特色鲜明，容易辨识，也因此而容易在人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记。他一路走来足迹如此鲜明，以至于我读到《第七天》时毫不惊讶。我觉得余华就应该有这样一部小说，出现在他创作生涯这个节点上。它像是一朵适时的鲜花，从余华的创作藤蔓上自然而然地开出。它携带着余华小说过去的优点，也延续着余华小说已经暴露的问题，但又绽放出余华小说前所未有的新质。它既确证着余华小说过去已有的历程之一贯与有效，也预示着余华小说未来将有的突破与结果。它展示了余华小说的精华，也暴露了余华小说的危机与症结，更启示着余华小说的出路。因着这些原因，我赞赏《第七天》的到来。它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反观视角，让我们可以由此把余华小说的过去与现在看得更清楚，并对未来有着更明确的期待。
一、“先锋”时期的实验性
回顾余华的文学生涯，先锋小说是真正绕不过的起点，但也是一个需要辨证看待的命题。先锋小说在某些评论家那里被视为小说史上一次异军突起的起义，实际上并非如此，它并非突如其来，而是历史发展大势中一个必然的流脉。新时期以来，文学领域似乎也在进行着步步深入的拨乱反正，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现代派”，一路走来，文学不断寻求着对政治枷锁的脱离，对文学自身的回归。“纯文学”、“审美”、“现代性”不断寻求自己的空间与阵地，小说领域有王蒙的意识流小说，诗歌界的朦胧诗，带有现代派色彩的先锋戏剧，文学探索的浪潮一波一波，先锋小说正是这股文学潮流的合理延续。有人称它为面向文学史的写作，形式实验，认为它主要的贡献即是拆除了文学形式上的藩篱。也有人认为形式即内容，先锋小说用形式实验完成了对意识形态辖制的反抗，写出了某种世界的颓败溃散的景象。余华身为先锋小说的一员悍将，在这两方面都作出了贡献。
从《十八岁出门远行》开始，余华创造了很多中国当代文学中自己独有的招牌。以《现实一种》、《难逃劫数》《一九八六年》等为代表的“人性即景，暴力奇观”，将人的暴力冲动、非理性欲望，写到了酷烈锥骨的地步。与之相伴随的，还有所谓“零度情感叙事”，叙述者冷酷而不动声色几至消隐。而以《河边的错误》、《鲜血梅花》、《古典爱情》为代表，余华完成了对侦探、武侠、“才子佳人传”等文体形式的戏仿与颠覆，与之相伴随的，也完成了对世界的荒诞、无因果的指认与嘲弄。可以说，在写作生涯的起初阶段，余华就迅速成为了特色鲜明、风格强烈的作家，这是他成名的法宝，也是他对文学史的贡献。他参与了中国当代先锋小说的创造，成为这股文学风潮的重要一翼。
但不得不说，即便如此，先锋小说时期的余华，并不是如今这个在文学史以及读书市场上声名大噪、举足轻重的余华。先锋小说如同一个作战团队，余华即便是其中一员悍将，也不等于全部。如今说起先锋小说，首先不能不提的恐怕是马原，他才是导致80年代小说剧烈变革的关键枢纽；人们也不得不提李陀，他是发现并保护着先锋小说成长的助产士。余华只是与苏童、格非等人一起被提及，他们适逢盛会，共得风气，联手缔造了80年代“纯文学”最辉煌的一段历史，同时也成就了各自专属的文学面影。但这远远不是他们的顶峰。以余华而论，他这一时期的作品，《现实一种》也好，《鲜血梅花》也罢，它们是可以写入文学史的“实验”之作，但却不是为普通读者所喜闻乐见的作品，真正令余华风靡于世的，还是他第二个时期的作品。
二、《活着》时期的温情主义
如果先锋小说时期的余华作品，以冷静的暴力描写著称，转型之后的余华小说，则是以温情动人。之前的冷酷像是故意的铺垫，为的就是让之后的温情更为显著。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让人思之愕然。写《现实一种》的余华，那么迷恋于杀戮、伤残、暴力，或许可以解释为他出生在医生家庭，童年在医院度过，在手术室外见过太多血肉模糊场景的心理折射。后来那个写《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的余华，其温情又何所由来呢？在传记中，余华曾谈到，是妻子陈虹教会他悲悯[1]。或许还有儿子的出生，让他更多出舔犊的温情？
《在细雨中呼喊》越来越被公认为是余华的转变过渡之作。一方面，它写父辈的颓败，一如先锋时期的《难逃劫数》、《世事如烟》等作品；另一方面，它写孩子们稚嫩的友情，互相扶持与相互取暖，又如同《活着》与《许三观卖血记》。它开启了余华的温情主义的一个重要模式，那就是写大人和小孩之间的情谊，包括亲情与友情。余华在这上面花了大量的笔墨，也因此而成就了余华的一手绝技，他能够将之写得丝丝入扣，缠绵婉转，让人望尘莫及。《在细雨中呼喊》写小男孩鲁鲁保护妈妈冯玉清的名誉，以及去劳教场找妈妈同住的经历，实在催人泪下。后来的小说中，几乎都有类似的情节，《活着》中福贵与有庆，《许三观卖血记》里许三观与孩子们，《兄弟》中的宋凡平与宋钢和李光头这两个孩子，包括《第七天》里杨金彪与杨飞。余华对这个模式特别倾心，将孩子的稚嫩与热诚、弱小与纯真，与大人的成熟但落难、悲苦却柔情，想方设法地交织在一起，将相依为命之情，写到温馨柔和的极致，每每要触到人心的最柔软处，让人落下热泪来。
余华的温情还表现在对人间苦难、人性善恶的容忍与谅解之上。在《活着》里，福贵遭遇了那么多家国之痛，命运之殇，可是他几乎毫不在意，总是能轻易地与苦难和解，随遇而安，从不呼号抗争，所谓“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庶几近之。他被抓壮丁，离开妻子儿女那么久，他没有怨恨；他的儿子因为权势者而被抽血抽死，他也没有抗争。《许三观卖血记》也是这样，他贫穷到只能卖血，卖完血还要为讨好管着儿子插队的队长而陪酒，直到胃如刀绞天旋地转，他没有怨恨；他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了，他还带着儿子们躺在床上幻想着吃红烧肉而不怨恨。相反，福贵和许三观都充满了伟大的谅解与宽恕精神。福贵谅解了导致儿子死亡的间接责任人春生，许三观谅解与宽恕了情敌何小勇。
余华不仅着力塑造这种温情的人物，还极力塑造一个有情的世界。《活着》里面，福贵最终在一头老牛身上找到了慰藉，在生命的尽头依然保存了与家人相依为命的感觉，这个世界终究是充满温度的。《许三观卖血记》里，余华则写到在风雪旅途中，一路卖血的许三观夜宿旅馆，遇到一个好心人，把自己的猪崽借给他，放在被子的一头，暖他冰冷的脚。阎连科在分析余华的成功时曾说：“余华小说中的暖意的悲悯，疼痛中的抚摸，这正符合我们传统的阅读习惯[2]”。实在是同为作家的犀利之见。这是余华在先锋小说之后魅力不减、声名日盛、占领庞大的读书市场份额、感动无数读者心灵的不二法宝。作为温情主义的代表作的《活着》，其多年来持续不减的销量，说明了很多的问题。
三、《兄弟》时期的强攻现实与危机爆发
《兄弟》让余华遭遇了最大的批评之声，这大概是余华和读者都没有预料到的。争论渐渐远去之后，《兄弟》在余华创作中的位置和特质，它的特长和短处，一天比一天显得清楚。它对余华的文学世界最大的贡献，还是余华自己概括得最好：它让我获得了对现实发言的能力。[3]
有人称《兄弟》是正面强攻现实的作品，这的确道出了一个事实。无论是先锋小说时期，还是《活着》时期，余华小说都缺乏现实背景。虽然名为《现实一种》，可却是出于对“虚伪的真实”的警惕，转而挖掘内在的、暴力欲望的现实。即便是20世纪90年代貌似转向写实的三部长篇，实际上也是看不到社会现实的。《在细雨中呼喊》只写父辈的堕落和孩子们忧郁的童年、残酷的青春，却看不到广阔的社会背景，孙荡小镇像一个隐约漂浮在氤氲水汽中的舞台，其上的人物虽各有职业，却丝毫不见他们的社会生活牵连在其中。《活着》也是一样，那么多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几乎都是寥寥数笔带过，它们顶多只为人物的相遇或离别、生存或死亡做一个媒介和铺垫。《许三观卖血记》的情况也与之相像。
为什么会这样呢？由这里，就可以探讨到余华创作中的一个关键问题了。众所周知，余华不以学问见长，他不喜欢写得太实，为写作去查阅资料，追求史实的精细或史诗的宏大。他是一个很亲近生活的作家。可要命的是，他又是一个缺乏生活的人。他生在医生家庭，没有农村生活经验，没有体验过底层疾苦。青年时期作为牙医，一度除了病人的口腔之外无风景可看。此后写作道路顺利，迅速成名，成了专业作家，更由此一头扎在文字虚构的世界里。他不像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莫言、阎连科，也不像60年代的刘震云，他的生活经历相对单一。在某种程度上，他是个先天不足的作家。这是他的小说中现实背景模糊的重要原因，甚至也是他作品数量相对稀少的重要原因。所幸的是，余华是一个聪明的作家，懂得扬长避短，用某方面的才华掩盖自己的先天不足，这才华，就是有评论家所称为的“文学的减法”。[4]
所谓“文学的减法”，余华到底减去了哪些东西？结合文本来看，余华首先是减去了（弱化了）小说的历史背景、时代环境、社会关联等元素，其次也减去（弱化）了小说事件、故事情节的复杂性。与莫言、阎连科、格非等同行相比，余华小说不以悬念迭起、跌宕起伏、多线发展、前后呼应等特点取胜。它不像是大江大河，而像是清浅小溪；它没有剧烈的冲突，没有泥沙俱下，没有支流的分叉密布，没有峰回路转的呼应。它在恢弘感、立体感方面稍显欠缺。一个明显的表现是，余华的小说总给人人物稀少的感觉。《在细雨中呼喊》还有点人物群像的意思，可是到后面，《活着》、《许三观卖血记》都只让人记得那两个主要人物，即便是他们的家人，家珍、许玉兰等，也都像个陪衬，其他人则更像是跑龙套的，出场应个景，就已经给人终将成为过客的印象。最重要的是，余华减去了人物内在的复杂性。“先锋”时期和《活着》时期，余华小说的人物都是符号化的，是某种观念的化身。《现实一种》中，山岗是暴力与恐惧的化身，《活着》中福贵是“忍受而活着”的化身，如此等等。余华很少正面表现他们的心理冲突，经常略去其性格发展的历程，略去其性格的复杂性，只发挥和强调人物某一方面的特质，所以很难称得上有对其灵魂的拷问，以及写出其心灵的辩证法。他们好像仅供余华驱遣着，去完成各自的使命。这个问题，也得到了余华自述的确认，他认为情况是从《兄弟》开始改变的。[5]
情况真的改变了吗？《兄弟》的确难得地写到了当下的社会现实，当代人精神世界的浮躁景观。比起余华以往的小说，它在篇幅、人物数量、历史跨度、社会生活的广阔度、故事情节的跌宕起伏、惊异离奇程度，都有大幅度的加强提高。但这就是真正的正面强攻现实了吗？或者说，这就是成功的正面表现了现实吗？
我认为，需要回到文学的古老定义，文学仍然是某种“人学”。文学作品并不会因为它表现了某种现实就自然而成为优秀的，它必须不仅仅是写到，而是要“写出”现实的精魂，而这就需要在写出人物的复杂、灵魂的深度上下功夫。《兄弟》在这方面仍然是不成功的。宋凡平、宋钢、李光头是让人越回想越觉得丰富深刻的人物吗？在时代的巨大变迁面前，曾经沉静好思的宋钢，到底有过怎样的思想认识与情感体验？《兄弟》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显然难以让人满意。余华得意的，不过是他控制不住李光头这个人物了，不再是他驱遣着人物，而是人物自己管自己说话了，但是，李光头这样一个乱世枭雄，粗短颟顸，能说出什么有深度的话呢？所以，我对于《兄弟》的不满，不在于它写了偷窥屁股、处美人大赛等，因而是不道德的小说，我从来不这样认为，我对它的不满只是，它写了一个病态混乱的时代，写得很到位，但是除此之外，它没有表现出任何更多的东西，它对这个时代的乱象缺乏足够的抵抗力。它几乎是一部抱着时代的乱象而与之偕老的小说。时代是这样肤浅和浮躁，小说原封不动地把它摄取下来。这就够了吗？我心里总是不赞同的。在浙师大余华研究中心举办的活动上，我曾当面说起阅读《兄弟》的感受，认为这样厚厚两本书，我一个白天就看完了，毫无阅读障碍，毫无中途的停留与思考，说明这部作品缺乏有深度的东西。余华若有所思地聆听着，突然冷不丁问了一句：“你说的有深度的东西到底指什么？”我一时语塞，没想到一个成名已久的作家，突然问你作品中有深度的东西是指什么，这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吗？难道这个问题从来没有进入过他思考的领域？现在想来，我当时说的深度，其实就是人物内在的丰富性，小说中体现出来的对人性、对时代精神的深刻独到的发现与理解，甚至是作家超出常人、超越时代的精神建构能力。你能想象，雨果、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些作家会回避这些问题吗？一个作家如若放弃这些承担，只满足于做一个平凡的、等同于常人的观察者、讲述者，那他何能称为伟大？而余华之所以对这些问题还显得漠然，其原因和症结，恐怕就在于他因着先天的局限，因着扬长避短的需要，过于沉浸在“文学的减法”中的缘故。通过做减法，他让自己某方面的特长得到了极致的发挥，这成就了他的辉煌。但是，这种文学处理方式，已经与余华日益扩大的文学视野出现了不适应的症状，这把小刀，已经解不了大牛，再不放弃，就将成为牢笼，让余华的文学突围力不从心了。
四、《第七天》：集大成的特色重温与新的出路
《第七天》像是对过去每个阶段的特色的重温。首先，它写了一个人鬼交融的世界，这像是“先锋”时期的实验性写作的继续。它让人想起胡安?鲁尔福的《佩德罗?巴拉莫》，如同苏童前几年的《河岸》让人想起巴西作家若昂的《河的第三条岸》，这都是不脱先锋小说模仿借鉴西方的老路，虽然已经更本土化了许多。其次，它延续了《活着》时期的温情主义，这一点尤其值得细说。小说开篇就以浓雾、空虚混沌等词营造悲凉凄怨的氛围，并很快以胸口绣着前妻名字的睡衣，牵出一段凄恻感伤的爱恋，写一对孤独的男女，如何从隔阂、猜忌到融冰、相恋，并在人生的风雨中由甜蜜温馨转为劳燕分飞。接下来又写到了憨厚质朴的铁路工人，以慈心和热诚，抚养一个弃婴，天真的小孩与木讷的成人相依为命。前文说到，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等作品中，曾着力于描写父亲幼子之间细微挠人的柔情，在《第七天》中，他重拾起这一武器，瞄准人心中柔弱的这一处，不断用力，用温婉的文字去触碰这一点。杨金彪为着婚姻，痛苦地将年幼的杨飞遗弃，又忍不住煎熬，千里迢迢把他寻回；年老病衰，自觉人生无望的时候，他悄然出走，重访当年的遗弃地，并在那里咽下了人世的最后一口气。将一个质朴汉子对儿子的舔犊深情，写得如此细腻哀婉，又如此荡气回肠，余华恐怕是当代作家里面最好的。书的后面还有鼠妹与男友的爱情，死无葬身之地的鬼魂们互相扶持的情义，都明显地承袭了《活着》时期的温情主义。
最得到了加强的，还是《兄弟》时期的强攻现实，这也是《第七天》最显眼的特征。所有人都注意到了它对大量的社会热点事件的反映。《兄弟》其实还只是通过写几个人在当代的命运变迁、一个小镇在当代的天翻地覆的变化，来寓言般地表现中国的变化，《第七天》则直接表现了“一个国家的疼痛”。举凡过去几年的热点事件，暴力拆迁、群体散步、商场大火、冤假错案、袭警、卖肾、蚁族等等，都在书中出现了。这是余华让人侧目的地方，他兑现了《兄弟》出版后的话，获得了对现实发言的能力，写出了一个国家的疼痛，而没有让这些成为大言欺世的空谈。这也证明了他的创作道路之连贯与有效。看来，余华真的变了。这个“十八岁出门远行”的孩子，走过了“现实一种”，也走过了“活着”，他开始关注更多人的活着。他想在书里一下子写出更多的生活面相，写出他们具体而微的难处，而不是在虚构中，在寓言般的故事中，简单地展示一种品质或能力。余华从抽象的人性、从寓言般的存在中，走入了热气腾腾、喧嚣杂乱的中国现实里。
但是，《兄弟》所暴露出来的余华的短板依然存在，这是因为症结依然存在。这就是我已经提到的，余华习惯了的“文学的减法”的方式，天然地不擅长处理复杂庞大的题材。在《兄弟》里，故事的社会背景真实鲜明了，现实社会生活的素材加多了，可是它们停留于表面，人物内心与社会精神的丰富深刻性并没有增加。《第七天》仍然是这样。许多人诟病它是“新闻串烧”，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是，他们不去探究背后的原因，没有看到是余华习惯了的文学处理方式在适应题材方面出了问题。要克服这个问题，余华需要放下自己已经得心应手的武器，改做“文学的加法”；在写惯了校园民谣之后，要学习写作交响乐。但这加法不是像《第七天》现在呈现的这样，把过去已有的元素集合到一本书里，而是要在人物内在的丰富性上下功夫，在人物经历环境与事件时，其灵魂的深度反应方面下功夫。譬如《第七天》中的杨飞，当然他已经成了一个鬼魂，一定程度上可以为他的形象之模糊与单薄开脱，否则我真的要质问，他除了一点朴实（将对李青的感情埋藏在心里不敢表达）、同情心（怜悯求爱失败成为笑料的同事）、以及柔弱（对离婚与各种挫折逆来顺受）之外，他还有什么？作为一个游魂，他看到了那么多别样的故事，他的反应有什么区别与变化？还有其他人，譬如鼠妹和男友，他们在小说中的形象也过于扁平了，除了在所有的市井故事中都会听到的那些言行，余华为他们添加了什么？这些都需要作家去做加法，去深入了解这些人的生活和内心，真正贴近和深入他们的灵魂，而不是浮皮潦草地道听途说，简单转述。要写出这些，也需要更多的笔墨。在接受采访时，余华说写这部小说用几十万字不算本事，用十几万字写出来才叫功力，[6]我觉得有点掩饰和强辩的味道了。某种程度上，这是不愿做“文学的加法”的一种遁词。否则，余华在这部小说中还是有很多事可以做的。还是前面引用过的阎连科的评语说的到位，余华满足于做“疼痛中的抚摸”，满足于“以情动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着力于驱遣文字，去营造骨骼们捧水为鼠妹净身这样的温情画面，而删削了太多应有的理性思考。正是这一点，使他的文学品质缺少饱满。平面化、符号化的症结，仍然没有得到救治。早期在先锋文学的旗帜下，这还是个长处，让余华的作品特色鲜明，容易辨识。但沿袭到当下，它已成了余华创作的瓶颈，这一点不破除，余华在小说中植入再多的社会现实事件，也仍然没有写出时代精魂，没有穿透现实表象，让文学凝结为永恒坚实的时代雕像。
当然，也不能苛责余华。除了在技术层面有待商榷以外，《第七天》还是在另一个方面展示了余华可贵的新质，那就是作家的良知。写《一九八六年》、《活着》时候的余华当然也是有良知的，可是《第七天》中它表现得更加直接、迫切、别样。《兄弟》写偷窥女人屁股、处美人大赛，虽非不道德，但总有点嬉皮笑脸、荒唐不经的感觉，《第七天》除了有一处闲笔写男子受拆迁惊吓生殖器只会滑行不会起飞了显示了一点恶趣味以外，大体上是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身，余华变得严肃了，有担当了。在当代知名的纯文学作家中，余华大概是第一个如此大面积地反映最近的尖锐时事的作家。这是他的独特贡献，他把这些都写入了文学，并且顺利出版。有人说余华是写给西方读者看的，我对这种说法非常气愤，他们扭曲地揣测动机以贬损作品，遮蔽和抹黑作家可贵的良知，其害无穷。还有那种以“新闻串烧”为由而嗤笑这部小说的论调，我也不敢苟同。为什么新闻报道过了文学就不能写？文学吸纳社会新闻，不但可以，而且应当，鲁迅的文章，不是大量针对社会新闻吗？恰恰在这一点上，能显示出作家的勇气与担当。也许在技术层面上，《第七天》的写法还存迷思，我在前文已经指出，但因此而对余华直面时弊、同情弱小的良知毫无感应，我觉得这才是大无知、大愚拙、大损失。的确，包括我在内，批评家们的心是越来越麻木了，我们在网络上已经看过太多冠绝人寰的惨剧，而练就了类似泰山崩于前面不变色的“大心脏”。现在，有一个作家，以其悲天悯人之心、忧国伤世之情，将愚民黔首之哀苦无告、暴吏悍匪之横行无忌、红尘男女之辛苦恣睢、老弱妇婴之病痛无依，一并写进这本书，端到我们面前，他已经言人所不敢言，写世所不敢写，我们不但不脱帽致敬，反而壅塞心脉、死寂感觉，视仿若不见，读仿若无思，简单嗤之为“新闻串烧”，一笑而过。这实在是以冷血浇热血，以懦弱乡愿而敌视有大关怀之侠者。呜呼，其可鄙也。我敬佩余华的《第七天》，哪怕它通篇都是忧伤，只能虚画一个美丽的死无葬身之地来给人虚幻的慰藉，但我仍然赞美他的良知。我相信关注就是力量，当文学也来参与了当下时代的记录，当文学显示出宽厚的关怀，它就是有出路的。我因此对余华的下一部作品充满期待。
[1] 洪治纲.余华评传[M].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5：107.
[2] 阎连科，张学昕.我的现实 我的主义：阎连科文学对话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69.
[3] 余华，张英.余华：我能够对现实发言了[N].南方周末，2005-9-8（12）.
[4] 张清华.文学的减法——论余华[J].南方文坛，2002（4）：4-8.
[5] 洪治纲.余华研究资料[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35.
[6] 夏琦，余华. 余华谈新书《第七天》：我会关注批评，但不是现在[N]. 新民晚报，2013-6-25（B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