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看过一篇文章，说在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党和政府内部不少领导干部对“市场化”方向的改革不能接受，担心因此会影响到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然而30年后，他们发现这些担心都是多余的，改革不仅没有触碰到他们的利益，而且给他们带来了享受不尽的现代物质生活。正当这种乐观的判断不断滋长之时，又一吊诡的事实却发生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既有的“市场经济”模式已经再也难以维系下去，似乎是再不触碰既有的利益分配格局，“市场”的对财富增长的积极作用就要消失。也有很多人将之总结为：再不进行政治改革，市场机制就要“罢工”，多年来创造的经济增长奇迹就会消失，甚至带来重大的经济灾难，比如滞涨、泡沫经济的崩溃等。其实，时事变迁就是这样，经常体现得风云诡谲，让人摸不到头脑，但是，当下的问题却并非不可理解；用最简单的概括来解释这种转变，即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开始发挥威力了，违背这个规律的做法必然要受到惩罚。

经济学的常识告诉我们，市场机制是现代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的最佳方式，但其前提是需要具有特定的外部条件，最起码的三个是：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企业关系、平等主义的外部法制环境、正向的政府宏观调控。第一个前提实现生产和分配效率的自动提高；第二个前提为不同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协调提供制度保障；第三个前提用以克服市场自发运作机制带来的各种“失灵”问题，比如防范“生产过剩”带来的经济危机、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产业发展不平衡等。很显然，中国的现有市场经济体制缺乏以上三个前提，至少与国际上公认的标准还有很大距离，也有业内人士认为，中国根本就不存在真正的“市场经济”。面对这种充满批判味道的评价，又有学者顺势地提出：“这恰是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还煞有介事地将之总结提升为所谓的“北京共识”，对我们的特色大唱赞歌。我们不禁要问：既然我们的市场经济有那么多硬伤，30年来的经济高增长是如何取得的？同时，连带的另一个问题也就出现了：既然我们的特色可以创造奇迹，为何当下的中国经济又显得危机重重？

我们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如此重大的成就，怎么可能三言两语就能给出答案，但核心的要素却不难总结，比如独特的人口红利、世界资本的梯度性流动、中国传统的“财富积累”文化、和平的国际环境等，但我认为最为核心的要素就在于“市场机制”的基本引入，而这背后就是中国长期被压抑的“生产积极性”。徐勇先生明确指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奇迹主要得益于中国农民“理性” 的扩张，也就是说，因为长期缺乏“市场”，中国农民的经济潜能被人为地压制了多年，他们一旦拥有了市场空间（哪怕是不健全的），其创造财富的能量就会迅速爆发出来。同时，市场机制的初步引入还实现了财富分配的相对平等和自由，绝大多数中国人也都因此受益，因此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得以空前高涨，这种经济增长被秦晖先生称为“走出负帕累托过程”的过程，而这本身就是一种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的“帕累托”过程。从这两种意义上来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奇迹其实并非那么值得去“惊讶”，只是我们走了太多的弯路，浪费了太多的时间，最终才走上“正途”，从而使本来可以慢慢释放的经济潜能在短时期内得以集中爆发，从而显得辉煌无比，而一旦给于长时段的分析就会发现，这些成绩正是“半拉子市场经济”所带来“正常”回报，而非我们想象的那么神奇，更不是什么“北京共识”的特殊贡献。可惜，这种假象已经蒙蔽了很多人的眼睛，包括一些知名的经济学家，他们竟然预测按照现有的模式发展下去，中国经济将在20多年以后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这难道不是一种“痴人说梦”的呓语吗？

我们再回答第二个问题。若已经认识到中国“半拉子市场经济”所取得的成就并非奇迹而是正常结果的话，那么中国经济现有的危机却进一步印证了“市场经济”规律不可违背的预言。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虽然复杂，但是核心环节十分简单，那就是，生产、分配、消费三个环节必须形成良性循环，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整个市场机制都会出问题；财富生产不出来，自然谈不上分配和消费，分配出了问题，生产的商品必然难以顺利销售，而消费者又难以开展相应的消费活动，从而出现供求断裂，若消费不能旺盛，分配和生产环节同样也没有动力。所以说，市场经济机制天然就是讲究“公平”的规律，以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危机为代表的经济现象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福特汽车公司的老板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才格外重视工人的经济待遇，主动通过提高本公司工人的收入来开拓自己产品的市场销售空间，开创了资本主义社会主动解决自身经济难题的先河。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再也没有发生过严重的经济“过剩危机”，最主要的原因便在于资本家们懂得了“贪得无厌”的代价，学会了通过与他人“分享财富”来获取自身更多财富的重要策略。

反观当下的中国，我们的市场经济以何种面貌出现于世人面前？从生产环节看，中国的干劲不可谓不足，所以大量财富被制造出来；但从分配环节看，就是问题多多了，自己生产出来的财富要么用于再投资，要么用于出口，唯独难以进入最广大的消费者手中，因此消费环节也必然出现“萎缩”的迹象。随之出现了一种自然结果：本来应该用来“消费”的财富被用于形象工程等“不良投资”，成为一次性使用的“死钱”，却难以转化为新的市场需求，从而阻断了市场机制的正常循环，导致内需不足，经济的增长出现乏力。由此，中国虽然未出现严重和普遍的经济“过剩危机”，却制造出了大量的经济泡沫，房地产行业的虚假繁荣是最明显的表现；同时，中国的市场竞争从来都缺乏“公正”，企业的生存状态经常取决于其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亲疏，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不断发生，这必然导致企业家群体内部缺乏“创新欲望”，企业难以健康成长。此外，中国劳动力将自己的辛苦所得拱手送给了“不知好歹”的“西方民众”，换回来的却是他们的集体抗议！而他们一旦举起反对倾销的大旗，我们的“外需”也就会随之疲软，经济的不稳定性随之增加。由此可以看出，特定国家的市场经济能否顺利运行，其关键环节就在于“有效需求”（即可以不断地制造出更多新需求的经济需求）的不断出现，它就是广大民众不断改善的物质福利水平，“投资”的最终归宿仍然在于此，出口所换取的外汇也不例外。而中国的经济问题恰恰出现在此，即因分配不公而导致财富占有的社会两极分化，而这又进一步导致消费（内需）不足，其背后的原因又在于特定的政治权力结构，所以说，若我们不能够改变中国的现有权力结构，经济问题的“结症”就不能治愈，市场机制的惩罚必然不可避免。

从金融学的角度来看，资本只有进入最具有“经济刺激”功能的行业，才能发挥出拉动经济增长的功效；而中国的银行统计数据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广大贫苦大众把辛苦所得存入银行，银行再将这些存款转化为“资本”借贷给政府、国企及少部分的“关系户”民营企业。这种财富流动的方式必然导致民众的消费不足，而“政府”成为“消费的主力”，政府消费经常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出现，很少具有经济发展的“滚动”效应，而且容易带来浪费型投资；同时，这种资本流动方式还导致企业之间的融资机会不平等，民营企业的融资瓶颈又必然导致很多朝阳产业的发展受阻。显然，这些结果都与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存在着尖锐的对立，这很可能导致整个市场经济机制出现重大的“动脉堵塞”问题，使得正常的经济循环被打乱，也就可能出现债务和信用危机、被迫性的“增发货币”。本来作为经济常识的这些道理，却被中国人视同儿戏“随意颠覆”，怎能不遭遇日益加重的经济危机？

总而言之，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明显有悖于最基础性的“市场规律”，可以被视为一种漠视常识的运作模式；经过几十年的艰难行进，终于走到了一个“不得不改变”的新阶段。面对此情此景，我们要么退回到计划经济的传统状态去，要么开展相应的配套改革，以满足市场经济机制和规律的内在需要；当然，我们也可以靠强力维持现状，但这就必然需要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比如泡沫经济的崩溃、“滞涨”局面的出现，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大倒退。可以相信，这就是“市场的力量”，面对它，人类的任何“自负”都是“致命”的——我们要么彻底放弃它，但需要承担放弃的代价；要么彻底接受它，但需要做好充分的政治准备；若我们一意孤行，非要创造出一种什么“特色的市场经济”注定是徒劳的，“半拉子的市场经济”将使我们再次接受时代的考验，演绎出继“文革”之后一场新的世界闹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