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编 整体的经济运行

在这一编中，我们将探讨经济运行的整体状态，这近似于现代经济学中宏观经济学部分，所不同的在于，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裂痕太深，经济学家们虽然力图弥合这一裂痕，但收效甚微；我们的研究并没有宏、微观的区分，而是把它们视为一体，并把它们放置于同一个理论框架内。另外，要强调一点，我们这里的探讨不会面面俱到，仍然是删繁就简，以适合于新框架的总体要求。

现代经济学中最让经济学家关切的是经济增长、失业、经济危机、货币的作用诸问题，这是一些引人入胜的领域，我们对它们的探寻仍然植根于基本的经济关系之上，

以求得经济学的统一性。

第九章 整体经济运行的格局

“看不见的手”是经济学的经典中的经典，尤其对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来说，“看不见的手”犹如至宝，殊不知，“看不见的手”已经被他们意识形态化，成了自由主义经济学在理论和政策上的吹鼓手，而“看不见的手”的真实意蕴及其局限性则被他们弃之不顾。与此相呼应，一般均衡也被他们神圣化，然而，一般均衡只是一个空的躯壳，没有灵魂更没有肉体。我们要从人与人的普遍对立中来寻找经济运行的形式，在经济均衡与非均衡的转换中来理解整体经济的运行。

一 看不见的手

亚当·斯密的一段话经常被人们引用：“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1]这是“看不见的手”最主要的出处。据此，有人把“看不见的手”规范在完全竞争的范围内；[2]有人把“看不见的手”与一般均衡联系在一起；[3]然后认为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逐，可以实现市场经济的有序和谐，可以实现整体经济的完美均衡，甚至能够实现社会公共福利的最大化。由此并得出这样的政策建议：国家或政府千万不要干预经济的自由运行，“看不见的手”会引导人类达到经济上的至善。

其实，亚当．斯密在这里谈到“看不见的手”时，并不认为“看不见的手”能使市场经济和谐有序，更不会意识到“看不见的手”能自动实现所谓的一般均衡，他只是素朴地认为，如果每一个人都在努力增进自己的利益，那么整个社会的利益也将得以提升。在我们上引的那段话前面有这样几句：“由于每个个人都努力把他的资本尽可能用来支持国内产业，都努力管理国内产业，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高程度，他就必然使社会的年收入尽量增大起来。”可以为证。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亚当．斯密是在反对贸易保护的时候提及“看不见的手”的，他使用“看不见的手”的理论旨在说明，个人是自己利益的最好判断者，他知道自己的资本或劳动用于什么方面最有利，这不仅于个人有利，于国家亦有利；国家或政府如果干预人们的生产，指导人们生产某物而排斥国外进口，于国于家均有弊无利。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亚当．斯密在论及“看不见的手”时，并没有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那些高深的理论和牵强附会。

亚当·斯密还在另一重要著作中谈及“看不见的手”，即他的《道德情操论》中。在那里，他先谈了人们对个人利益的追求会导致科学、艺术和生产力的普遍提高，惠及每个人和整个社会。然后接着说：“尽管他们的天性是自私的和贪婪的，虽然他们只图自己方便，虽然他们雇佣千百人来为自己劳动的唯一目的是满足自己无聊而又贪得无厌的欲望，但是他们还是同穷人一样分享他们所作一切改良的成果。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们对生活必需品作出几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给全体居民的情况下所能作出的一样的分配，从而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利益，并为不断增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资料。”[4]显然，这里的论证没有《国富论》中的严谨。

在我们所能找到的“看不见的手”的这两个出处来看，“看不见的手”的社会功效，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个人财富的增加同时就是社会财富的增加；一是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逐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惠及全社会。在这两个场合，都没有自由主义学派所说的那种意谓：即“看不见的手”的自由发挥，能使市场经济和谐有序。当然，这并不是说亚当·斯密会忽视社会的和谐有序，相反，他更珍爱这种和谐有序，但是，这种和谐有序，有赖于政府职能的有效发挥。他写道：“人类相同的本性，对秩序的相同热爱，对条理美、艺术美和创造美的相同重视，常足以使人们喜欢那种有助于促进社会福利的制度。……政策的完善，贸易和制造业的扩展，都是高尚和宏大的目标。有关它们的计划使我们感到高兴，任何有助于促进它们的事情也都使我们发生兴趣。它们成为政治制度的重要部分，国家机器的轮子似乎因为它们而运转得更加和谐和轻快了。”[5]

“看不见的手”是一个伟大的发现，在经历了中世纪长期的人性禁锢，经历了基督教禁欲传统的肆虐，经历了重商主义强调的国家对贸易的干预之后，它的提出，无疑是革命性的。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和发展，随着社会财富的急剧增加，“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应运而生，它既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总结，又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指南，尤其在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它表现得神采奕奕，所向披靡。

当我们反复打量这只“看不见的手”时，就不难发现，牵引这只手的动力是个人利得最大化，正是每个人都试图使自身利益最大化，正是每个人为自身利得最大化而殚精竭虑、勇猛精进，使得人类的物质文明进步具有加速度的效应。

但是，我们同样不难发现，在人类历史上，正是个人利得最大化的追逐，引致了多少社会罪恶，导致了多少人类灾难。即使把我们的视野仅是限于经济领域，我们还是能够看到，为了个人利得最大化，人们重利盘剥，坑蒙拐骗，假冒伪劣，贩毒走私……同样会无所不用其极。或者，我们再把视野缩小，只局限在合法经营、正常竞争的范围内，我们仍能发现，“看不见的手”与失业、通胀、经济危机有着不解之缘，甚而言之，导致这些经济灾难的主要推手就是“看不见的手”。对它们的论证，我们将在后面的几章来完成。

诚然，“看不见的手”有着巨大的社会功效，它既能为善，也能作恶。它既能推动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又能成为市场经济诸多灾难的肇始者。它不能自动地实现社会经济的和谐有序，更不能达致新古典的一般均衡。最后这一点，我们马上就能看到。

二  一般均衡

说到经济的整体运行，不能不涉及一般均衡。在瓦尔拉斯以前，就有经济学家试图从总体上来把握经济运行，寻求经济总量的某种平衡，如魁奈的经济表和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瓦尔拉斯似乎远远地超越了前人，他把整个经济视为一体，把个别交换的均衡引申到经济整体的均衡，并用数学的明白晓畅把二者联系在一起，从而为微、宏观的一体化开辟了道路。熊彼特曾经赞誉道：“经济均衡理论是瓦尔拉斯的不朽贡献。这个伟大理论以水晶般明澈的思路和一种基本原理的光明照耀着纯粹经济关系的结构。”

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是一个宏大的构想，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难免会留下很多遗憾。在他以后，经由沃尔德、诺伊曼、希克斯、萨缪尔森、阿罗、德布鲁等经济学家，对一般均衡理论做了进一步的完善。但是，在另一方面，对一般均衡的批判也不绝如缕，不过，在新古典经济学占据主流的时期，这些批判或者充耳不闻，或者太过弱小，仿佛不能撼动一般均衡的根基。

一般均衡的大厦有着耀眼的光环，特别是它高深的数学结构让绝大多数人望而却步。但是，如果一般均衡没有坚实的基础，它只能是海市蜃楼，看起来赏心悦目，并没有实际的功用，而且有随时坍塌的危险。

瓦尔拉斯把他的一般均衡建立在三个支柱之上。一个是财产所有权；他认为财产所有权在法律上是合理的、正当的，财产的主要特征是公平和理性或正当。一个是完全竞争；再一个是可度量的边际效用。[6]

我们先来看看这三根支柱是否是真材实料。

瓦尔拉斯认为财产所有权最重要的是公道，但怎样才能做到公道呢？瓦尔拉斯一直闪烁其词，他也看到财产占有在历史上总是争论不休，而且存在极端对立的观点，不过他最后羞怯的承认，他站在巴师夏一边，认可私有产权的合理性，并认为这种财产权不会带来对立，而是引致和谐。[7]在我们的理论框架中，私有产权也是一根主要的支柱，所不同的是，瓦尔拉斯的财产所有权是那样白璧无瑕，体现着公平与正义；而我们的私有产权，强调它是一个历史的、客在的概念，或多或少地隐藏着血泪或罪恶；在瓦尔拉斯看来，财产所有权是无远弗届的，每个人都享有财产所有权，在法律上是平等的，不同所有者之间的交往关系也是平等的；在我们看来，法律上平等的财产所有权，由于不同财产的质地不同，它们在经济生活中的权重并不一样，从而导致财富分配上的非对等性；[8]瓦尔拉斯除了没有看到财产的质量不同而产生的不平等，同时还忽略了同质财产在数量上的差异可能产生的质的区别，大企业的竞争力与小企业的竞争力往往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仅仅是由于规模的不同，小企业比之大企业，更有生存危机之虞；最重要的不同是，瓦尔拉斯不曾理会不同私有者之间的对立，认为不同所有者之间的交换会必然地、自动地实现和谐与均衡；我们一般并不否认和谐与均衡或可实现，但必须作如下限定：1.和谐与均衡只是经济运行中的一种状态，不是全部；2.和谐与均衡是以不同私有者的对立为前提的，是在不同私有者的对立中实现的，换句话说，对立是和谐与均衡的运动形式；3.对立与失衡和和谐与均衡相伴而行、交互存在。因此，不同所有者之间的对立是财产所有权中更为根本的规定，财产所有权固然重要，但它对一般均衡的贡献，也仅是亦喜亦忧、好坏互现。

完全竞争假定是一般均衡理论最主要的支柱，也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要支柱。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参见本书第四章、三〕完全竞争不论在实践中还是在理论上，都不具备客观性、真理性。鉴于完全竞争在一般均衡理论和新古典学派中的重要性，我们在这里还要重申：

在理论上，完全竞争假定是自相矛盾的，没有理论的自洽性。完全竞争理论虽然如新古典主义所说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抽象，但它抽去的是经济机体中的灵魂，舍弃了市场经济中最本质的规定。我们无数次地说过，私有者之间的彼此对立和个人利得最大化是市场经济的本质规定，是市场经济的灵魂，是市场经济的内在动力。在完全竞争理论中，没有私有者对立这一本质规定。然而私有者之间的对立却无所不在、如影随形，只是新古典经济学家们不自知而已。我们来看，既然谈到竞争，就是不同所有者之间的竞争，这只是私有者对立的一种表现形式；既然谈到不同所有者之间的竞争，就不可能有完全信息，也不可能有同质产品、同一价格。竞争是与完全信息、同质产品、同一价格的假定相矛盾的，有竞争，就不会有完全信息、同质产品和同一价格；有完全信息、同质产品和同一价格，就不会有竞争；二者必居其一。另外，完全竞争理论中虽然包含了个人利得最大化的规定〔它是以效用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的面目出现的〕，但却得出零利润的结论，这不仅在理论上是自相矛盾的，〔参见本书第八章、二、三〕如果放诸实践，也足以致资本主义于死地。所以我们说，在理论上，完全竞争没有自洽性。

在市场经济的现实中，完全竞争从来就不存在，而且也不可能存在。倘若一定要找完全竞争的近似物，熊彼特为我们提供了线索，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完全竞争与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有最大的相似性。[9]仔细想来，熊彼特有一定的道理，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完全信息或可实现，产品的几十年不变和价格的超稳定性，似乎契合于同质产品、同一价格。但是，这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前提的，企业之间不存在竞争，个人利得最大化也无措乎手足，新古典经济学能承认这样的完全竞争吗？对个人利得最大化的束缚，对私有产权的禁绝，曾经让社会主义吃尽了苦头，新古典主义如果一定要实现完全竞争的假定，结果只会使经济如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一样：僵化、停滞和低效率。甚至还可能更糟，因为在新古典的理论中，企业利润为零。

最后一根支柱是可度量的边际效用。边际效用理论自从出现以来，一直被人们所诟病，尤其是效用的可测性问题，困扰了新古典主义的几代人，从基数效用到序数效用，从序数效用到无差异曲线……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已经投注了太多的精力。但是，“现在已雄辩地证明，效用这一概念在均衡价值理论中是多余的——这实际上不仅是反对它的最有力的论点，而且也是反对它所需要的唯一论点。”[10]也就是说，边际效用在一般均衡理论中已经是无关紧要的了。[11]

于是，在一般均衡的基础上，边际效用这根柱子可有可无，抽去也无妨；完全竞争假定则又自相抵牾，根本使不上力；财产所有权这根柱子，好坏参半，即使完好无损，恐也独木难支。如此看来，一般均衡的美丽大厦，躲不过倾覆的命运。[12]

三  整体经济运行的总格局

新古典经济学家太看重整体经济的均衡与完美，他们把它理想化、神秘化直至教条化。然而，在市场经济的现实中，我们总能看到非均衡的存在，看到市场经济残缺、残忍、残酷的另一面。个别企业的亏损、停产、倒闭，所在多有，随时都在发生。这种个别经济的失衡会不会产生蝴蝶效应，引致整体经济的失衡？这方面的研究似乎还没有。就某一行业来说，大的波动也时有发生，从而引发整体经济的动荡，这已经不乏先例。1973年的石油危机可以作如此解。至于整体经济的大震荡或危机，二战以前约十年便发生一次，二战以后虽有几十年的黄金时期，危机几近绝迹，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直至现在，危机又有加密的趋向。总之，市场经济从来没有消停过，失衡、波动、震荡、危机，作为市场经济的另一面，总与市场经济相伴而行。

我们还可以抬出两个重量级的人物来对整体经济的均衡发起非难。

一个是熊彼特，他注意到经济发展与经济波动是市场经济的重要表征，而其内在的推动者是企业家的创新，企业家引入新的产品和新的生产方法，打开新的市场，寻求原材料的新来源，实行新的产业组织……这些创新活动必然推动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产生经济波动。创新所引致的经济波动，既显现了繁荣增长的势头，也埋下了萧条危机的种子。更重要的还在于，熊彼特从反面论证了静态均衡的否定性结局，他认为，如果没有创新，经济生活将会达到静态均衡，并且年复一年的循环往复将会沿着本质上完全相同的路线进行，利润和利息将会消失，财富的积累将会停止。资本主义还能存在下去吗？[13]

另一个是凯恩斯，早在1926年发表的《自由放任的终结》中，他就指出经济中存在风险和不确定性，而失业、财富的巨大不平等、生产的削减等等社会弊病，都是这种不确定性的结果，因而他发出了终结自由放任经济的呼声。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则是这一呼吁的更深层次的理论化，他在第一章中就开宗明义：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或充分就业均衡，即使存在，也只是一个特例，而不是通则。这个特例所含属性，恰不是实际经济社会所含有的。结果是理论与事实不符，运用起来非常糟糕。[14][15]随后他分析了有效需求，进一步探讨经济动荡的原因，并提出其政策建议。

公允地说，新古典经济学并没有愚蠢到对市场经济的波动和危机视而不见，相反，他们试图用他们的聪明智慧为资本主义制定经济规范。瓦尔拉斯为此写道：“正同一阵风暴会使宁静的湖面兜底翻腾的情形一样，所谓危机——即对平衡的突然的和普遍的干扰——有时也会使市场陷入极度的混乱。我们对平衡的理想条件知道得越多，就越加能够控制和防止这种危机。”[16]新古典经济学理解经济均衡的要点在于，他们并不否认经济波动或危机的存在，但凭借“看不见的手”，市场经济可以自我调节，自动实现均衡，从长期看，经济是均衡的。

也许正是出于上述的原因，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对熊彼特表现出少有的宽容，虽然熊彼特认为经济波动是市场经济的常态，虽然熊彼特否定静态均衡，虽然熊彼特预言资本主义的衰亡是不可避免的，但新古典经济学家们还是在熊彼特那里找到了他们喜欢的东西：创新引起经济波动，却只是间歇性的，并最终会趋于均衡。

相比之下，凯恩斯就没有熊彼特幸运，尽管凯恩斯的理论挽资本主义狂澜于既倒，尽管凯恩斯理论为资本主义赢得了几十年的黄金时期，尽管凯恩斯理论一扫新古典的迂腐而成为经济学中的显学……然而，新古典经济学一直对凯恩斯理论心怀抵触，特别到了七十年代的滞胀时期，凯恩斯理论日见势微，他们更是弹冠相庆，庆祝凯恩斯经济学危机的到来，欢呼新古典主义又恢复了经济学中的主流地位。新古典经济学为何宽容熊彼特而攻击凯恩斯，其中玄机，恐怕在于凯恩斯直指一般均衡只是特例，不适用于通常情形；在于凯恩斯主张政府适时地干预或指导经济；在于凯恩斯面对新古典喋喋不休的长期均衡而讥讽道：“长期之后我们都死了”……一句话，凯恩斯踩中了新古典主义的痛脚，这是他们不能容忍的。

凯恩斯经济学危机以后，新古典主义对凯恩斯的攻击变本加厉了，其中一个重要的指控是凯恩斯经济学缺乏坚实的微观基础。这个指控颇为有力。在凯恩斯革命中，既然否定了一般均衡，顺带也就否定了完全竞争假设，否定了理性经济人，从而使凯恩斯理论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割裂开来；更要命的是，凯恩斯却又直接坦承：“我们对于经典学派理论之批评，倒不在发现其分析有什么逻辑错误，而在指出该理论所根据的几个暗中假定很少或从未能满足，故不能用该理论来解决实际问题。但设实行管理以后，总产量与充分就业下之产量相差不远，则从这点开始，经典学派理论还是对的。……例如私人为追求自己利益将决定生产何物，用何种方法生产，如何将最后产物之价值分配于各生产元素等等，仍无可非议。”[17]这种若即若离、暧昧优柔的态度，也为新古典经济学对凯恩斯的批判提供了口实。

诚然，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没有一个统一的基础，这会让经济学家们汗颜的；新古典经济学指责凯恩斯经济学缺乏微观基础，也切中要害。不过，问题还有另一种提法，如果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基础本身就漏洞百出，那么，新古典经济学同样面临缺乏坚实的微观基础的问题。在我们的论述中已经说过，新古典的财产所有权把不同的所有者等量齐观，既没有质的区别，也忽略量的差异；新古典的“个人利得最大化”只是一个假设，带有较多的主观随意性，尤其将“效用最大化”与“利润最大化”一分两橛，没有统一的计量标准，从而使原本单一的关系变得复杂化；特别是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对立，新古典或者漠视，或者美化，看不到竞争和垄断都是这种对立的不同表现，并试图用完全竞争这一既没有生命力又自相矛盾的假设来主宰经济学研究。因此，新古典的微观基础是扭曲变形、残缺不全的，以这样的基础来建构经济学的大厦，难免会左支右绌，形单势危。无奈之下，新古典经济学家只好躲在用数学装点起来的越来越精巧的象牙塔中，顾影自怜，与现实经济的距离越来越远。所以说，新古典经济学要想切中时弊，解答现实经济难题，同样面临修补甚至重建微观基础的问题。这样，人们也许就能理解，凯恩斯的成就和对凯恩斯的非难，二者都归因于：正是新古典的微观基础已不能用，凯恩斯只得另辟蹊径，重砌炉灶。

我们认为，市场经济的总格局是均衡与非均衡的交替，是经济波动与经济稳定的轮回；均衡是短暂的、相对的，非均衡或波动是常态的、绝对的；均衡是波动中的均衡，是相对于大波动的小的波动，这犹如平静的湖面，小的涟漪总是有的，我们说它平静，是相对于大风大浪而言的。经济总格局的这种情状，是市场经济的本质规定决定的，个人利得最大化、私有产权、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使市场经济处于变动不居的过程中，这正是市场经济蓬勃生命力之所在，也是市场经济危机之所在。我们遵循辩证逻辑，把对立、差异、非均衡等等矛盾关系看作事物发展运动的形式。在我们的理论分析中，一直都以对立统一关系来说明事物的进展，经济的总体分析也是如此，要从非均衡中来说明经济的发展和均衡的实现。

人们也许会说，我们这是在玩弄辞藻，没有人会否认经济波动的存在，而是要谋求一个充分就业、市场出清的理想均衡。我们要说，这正是我们与新古典主义的一个重要分歧：新古典主义抛开对立，抛开差异，抛开摩擦，以谋求经济总体的稳态均衡，殊不知，只有对立、差异、摩擦，才能说明经济总体的运行、发展和均衡。

只要让市场自由运行，政府不加干预，就能实现市场均衡。这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狡猾之处。事实上，没有任何政府不对经济有或多或少的干预，因此，市场经济一出现问题，他们就会说，这是政府的过错，不是市场的过错，更不是新古典经济学的过错。但是，他们没有想到，这也正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羞耻：新古典既不能预见危机的到来，还要袖手旁观地说，市场会自动实现复苏的，从长期看，能实现充分就业。

问题也许要这样提出，经济均衡是一种状况，它是一种动态的平衡，它是经济正常运行的表征，是经济学家殚精竭虑去寻求和掌握的一种理想境界。但是，一定要从对立统一中去理解经济均衡，一定要在对立、波动、摩擦来寻求经济均衡。这是一层含义。另一层含义是，现实的经济远远不是理想均衡，除了经济自身内在的对立、波动之外，人们主观意愿所导致的波动、失衡、震荡也时有发生。这两层含义往往纠缠在一起，正是因为忽略了均衡本身自有的对立、波动与摩擦，才导致了人为的经济波动与震荡。最后，特别要强调的是，市场经济的均衡与非均衡的对立统一，正是市场经济的生命力之所在，其中最突出最主要的表现在于：由源源而来的利润所产生的不断的新投资，由追逐个人利得最大化而产生的发现、发明、创新，是市场经济生生不息蓬勃发展的根本。

应该说，新古典经济学谋求一般均衡的努力是值得称道的，但是，它太醉心于均衡了，不惜以众多虚幻的假设来确定一般均衡，加之没有坚实的微观基础，只能得到一个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我们反其道而行，更关注经济的波动，是从现实的经济生活中提炼出基本的经济关系，在对立统一中来认识整体经济的均衡，并在此基础上动态地探讨失业，探讨经济增长，探讨通货膨胀，探讨经济危机等诸多问题。

[1]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 下册，第27页。

[2]参见萨谬尔森：《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版，第76-77页。

[3]参见伊特韦尔等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二卷，第233页。

[4]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第229-230页。

[5]同上。

[6]亨特：《经济思想史----一种批判性的视角》，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第222-223页。

[7]瓦尔拉斯：《纯粹经济学要义》，商务出版社1989年版, 第61-66页。

[8]在我们的例子中，资本所有权的权重就比劳动力所有权的权重大，以致劳动者阶级的议价力量较弱，这在资本主义的初期尤其显著。

[9]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三卷,商务出版社1994年版, 第344—348页。

[10] 同上,第457页。

[11] 希克斯和艾伦在作一般均衡分析时，已把边际效用论排除在外。

[12] 布劳格断言：“一般均衡理论在适当的时候必然会死亡：它没有并且永远也不会有经验性的内容；即使被宽容地看做‘社会数学’中的一个研究纲领，它也注定会彻底失败。”〔布劳格等：《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7页。〕

[13]参见布鲁：《经济思想史》，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年版, 第346-347页。

[14]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第一章。

[15] 这是一个饶有兴味的分歧。凯恩斯认为新古典的一般均衡至多是一个“特例”，而到了新古典综合那里，则认为凯恩斯没有令人满意地说明，在价格充分弹性的条件下，由于总需求冲击的原因，市场经济不能自动达到均衡。因此，凯恩斯的理论只是一个“特例”，而新古典的模型是更为“一般”的理论。托宾倒是一直站在凯恩斯一边，他认为有两种经济情势，一种是新古典的一般均衡，一种是凯恩斯情势，并认为一般情况下都是凯恩斯情势。

[16]瓦尔拉斯：《纯粹经济学要义》，商务出版社1989年版, 第404-405页。

[17]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第3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