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自由民主”在冷战中以对抗社会主义阵营的“人民民主”的面目出笼以后，尤其是打赢冷战以后，“自由民主”在全世界成为最流行也最具有道德优势的概念和观念。

应该说，二战后美国社会科学的最伟大成就就是把自由与民主这对两股道上各自运行、甚至相互冲突的概念揉和在一起、而成为一种流行的观念。但是，即便是“自由民主”理论的缔造者之一萨托利也曾清楚地表述过：自由与民主不是一回事。“自由民主”其实是自由主义的民主，即基于财产权的或者保护财产权的民主，否则民主将危及自由；危及自由的民主是“不自由的民主”，和暴政无异，是多数暴政。这不但是西方国家的历史，更是转型国家正在发生的情景。

自由与民主之间的张力贯穿了西方近代政治史。我们无需深究自由与民主各自不同的历史渊源及其相互之间的恩怨情仇，简单地说，坊间流行中的“自由”就是洛克式自由主义，即以财产权为核心的各种个人权利，而当洛克提出财产权时，他正参与贩卖奴隶，显然所说的财产权绝不是众人之事，属于英国式特殊阶层的“自然权利”。与此相对应，流行中的“民主”就是卢梭提出的“人民主权”，即自古就有的、体现为“公意”的多数人统治，而直接传承卢梭思想的马克思的民主思想更多是平等主张。因此，自由与民主的关系必然涉及自由与平等的关系。如果说自由与民主之间的紧张关系还多少有些让人费解，自由与平等之间的张力则很明了，二者具有与生俱来的紧张关系：个人权利与多数人意志之间的张力，少数人拥有财产权是常态，主张平等的多数人觊觎少数人的财产特权也是常态。

也就是说，尽管判断自由和民主的标准很多，区分自由与民主的最简单也是最原始和最适用的标准还是财产权，由此才能真正厘清二者的或合作或紧张或你死我活的关系。正是因为基于财产权上的分野，有财产权的少数和无财产权的多数之间的博弈历史几乎成为人类文明史的最基本线索，从国内政治史到国际关系史到世界文明史，都可以从中找到最发人深思的脉络。

其实，直到20世纪之前，从古希腊先贤到开近代思想之先的洛克以及其后的西方主流思想家，都排斥民主而或明或暗地偏爱自由——尽管存在法国思想家贡斯当所说的古今自由之别。思想家是有身份意识的，说到底是在捍卫自己的或自己认为“正当”的利益，而财产权的自由是等级制和贵族制的基础。

到了近代，自由必然带来民主，这是因为自由的资本主义扩张的一个必然后果就是产业工人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大众权益的出现。就这样，在西方资本主义革命以后的200年历史上，仍出现了自由与民主之间的紧张关系而导致西方世界的危机四伏。然而，经过一波又一波的危机转型，最终结果似乎还不错，那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西方世界的“自由民主”和谐共处。

但是，在政体意义上西方和谐的“自由民主”被熊彼特-萨托利-达尔简单化为“选举式民主”，很多人对此也全盘接受。但正是因为将自由民主等同于或简单化、简明化为“选举式民主”，在正在发生转型的国家才进一步导致了自由与民主之间的紧张关系。

其实，即使二者之间是“和谐”的，也不是二者本身之功，而是宪法政治所设定的基本行为准则而使得民主的主体即大众即使有了投票权以后，也不得不按宪法政治的游戏规则去玩。有了基于自由权之上的宪法政治的秩序保障，洛克式自由主义者突然发现，原来大众政治来了也没有什么可怕的。

但是，我们描述的这种心态是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思想现状，而在此之前两个世纪的大危机中，思想家们最怕的就是民主，视大众政治为洪水猛兽，怕民主侵害了自由。因此，萨托利才说自由与民主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其实，萨托利说的还不准确。自由与民主应该是一股道上跑的两部赛车，你追我赶，有时会会车，有时则会猛烈地撞击在一起，同归于尽。

在早发达国家，尽管存在这种纠结，但总体上是在同一个民族国家即“国家认同”的前提下发生的碰撞，自由与民主之间的斗争有时表现为激烈的阶级斗争，但斗争本身不涉及另起炉灶问题，大家还要在一个炉子里吃饭，还要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

对于国家建设的后来者而言，情势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夹杂着或裹挟着民族分裂主义与宗教对立，自由与民主之间的冲突足以摧毁一个国家。第三波民主化以及随后的“阿拉伯之春” ，不但在事实上重蹈西方国家那段长达两个世纪的血与火的历史，还因为民族分裂主义这个重大变量的出现，经济严重落后而导致的社会分裂型结构，以及不妥协的教派政治的活跃，决定了转型国家的自由与民主之间的博弈夹杂着更多也是更严酷的变量，转型之路更加艰辛，甚至因转型而导致治理上的国家失败和国家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