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主，是世界范围内哲学社会科学中最有影响力的概念之一，也是当今世界被最大多数人认可的核心价值和制度模式。人类世界是被话语建构的世界，话语是建立在概念基础之上的，在这个意义上，谁主导了民主概念，谁就掌握了民主话语权。2016年美国大选使美国自由民主制度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也为中国建构自身的民主概念、确立中国民主话语权提供了良好的时机。然而，要想在民主理论领域完成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建立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概念”的要求，中国学者必须了解西方自由民主话语权的构建过程，了解西方学者构建自由民主话语权与反对人民民主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基于这一认知，中国人民民主话语建构必须建立在解构自由民主的基础之上，并对它的核心问题进行有效回应。与自由民主的反人民性不同，人民民主是真正强调人民主权的民主观，是对多数利益的维护，是民主政治公共性和阶级性的统一。

关键词：西方自由民主危机；人民民主；中国民主话语构建

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民主，是世界范围内哲学社会科学中最有影响力的概念之一，也是当今世界被最大多数人认可的核心价值和制度模式。人类世界是被话语建构的世界，话语是建立在概念基础之上的，在这个意义上，谁主导了民主概念，谁就掌握了民主话语权。

2016年美国大选使美国自由民主制度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这一危机为中国建构自身的民主概念、确立中国民主话语权提供了良好的时机。然而，确立中国的民主话语，需要先解构西方的自由民主话语，澄清自由民主危机的实质和过程。要澄清这个过程，得找回历史的视野，在历史中认识自由民主的实质。

一、被西方自由民主掩盖的真实历史

艾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将20世纪称做“极端的年代”。这个极端的年代有个重要的价值分野和历史分野。价值分野就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分野。历史分野就是，在20世纪前半叶，社会主义是原告，资本主义是被告;在20世纪后半叶，社会主义变成了被告，资本主义成为原告。这个社会主义在西方世界从原告变成被告的过程非常耐人寻味，其中最重要的环节，就是美国通过民主概念和理论的建构，确认了西方选举民主的唯一民主性，将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等同于反民主的极权主义。

霍布斯鲍姆在《极端的年代》中有过这样一段论述:“大战方歇，如果说新掌权的共产党领导人有任何忧虑的话，绝不是担心社会主义的前途。”“再看看各国的资产阶级，它们之中有谁能不为资本主义的前途担忧。法国的实业家在重建工厂之余，岂不也扪心自问:国有化政策，或干脆由红军当政，恐怕才能解决他们面对的问题?保守派法国史学家拉迪里后来回忆，当年即深受亲人这种疑惑心情的影响，毅然于1949年加入法国共产党。美国商业部副部长于1947年曾向总统杜鲁门提出报告说:欧洲多数国家已经摇摇欲坠，随时就会崩溃瓦解;至于其他国家，也是风雨飘摇，饱受威胁，好不到哪去。”[1]面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信誉危机，二战后承担起资本主义世界领导权任务的美国有着非常自觉和强烈的使命感，他们清楚，纠缠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价值争论，资本主义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攻守劣势。“资本主义站在口袋里装着死刑判决书的法官面前受审。不管法官可能听到什么样的辩护词，他们只准备传达这个判决，被告有可能取得胜利的唯一办法是改变起诉书。”[2]

如何改变起诉书?转移价值争论的议题是可行的出路。二战之后，人类历史上兴起了“普世的民主宗教”。到20世纪50年代，“第一次没有一种学说作为反民主的学说而提出”，在这个时代，“观点迥异的政治领袖都声称自己是民主人士。全世界所有的政权都把自己描述成民主政权”。[3]对美国而言，如果它能够通过话语构建将民主等同于自身的政治制度，而把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制度排除于民主制度之外，它就从根本上维护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

在今天很多人看来，欧美国家是发达和繁荣的象征。然而，我们今天看到的欧美和马克思看到的西欧是完全不同的景象。马克思之所以花费毕生经历去批判资产主义，就是因为他看到的资本主义存在着赤裸裸的、让有良知之士不能容忍的不公平。资产阶级穷奢极欲，无产阶级则衣不蔽体，他们在最艰苦的条件下日以继夜地工作，赚到的工资却不够满足一个人生活的基本需求。对于那个时代，我们可以在19世纪欧美作家的小说中一览无余，《雾都孤儿》中奥利弗的悲惨遭遇可以看做那个时代底层人民的真实写照。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也非常写实地描述过英国辉煌的维多利亚时代工人阶级的悲惨生活。

马克思时代的欧洲如何变成了今天的福利欧洲。美国民主化研究的成果普遍认为是普选权的结果。首先，美国学者给民主下了一个确切的定义，将民主定义为在普选权基础上的多党竞争性选举。用亨廷顿的总结就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如果其强有力的决策者中多数是通过公平、诚实、定期的选举产生的，并且实际上每个公民都有投票权，那么，这个国家就有了民主政体。” [4]然后，他们解释说，19世纪的欧洲之所以工人比较穷，是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普选权，工人没有机会选举自己的政党上台执政。20世纪之后，发达国家逐渐实现了普选权，工人阶级纷纷成立了代表自己利益的政党，由于工人阶级在总人口中处于多数，所以，在一人一票的情况下，为了上台执政，不仅工人阶级政党，就连以往的资产阶级政党也纷纷投工人阶级所好，在竞选时提出不少迎合工人阶级诉求的纲领，并在工人阶级的压力下，推动了很多有利于工人利益的改革。这些改革包括:给资产阶级增税，提高工资，削减劳动时间，给工人提供失业救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

这种解释有一定道理，也看似符合历史真相。因为普选权的落实，发达国家发生了很大变化，赤贫消失了，无产阶级逐渐拥有了自己的财产变成了中产阶级，工人生活改善后失去了革命性，他们逐渐认同资本主义制度，不再向社会主义迈进了。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福利国家发展到最高峰，很多学者站出来宣布意识形态终结。他们指出，发达国家已经没有阶级矛盾了，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失去了市场。然而，历史的真相并非如此。时代精神在20世纪70年代突然发生了逆转。20世纪70年代，形势一片大好的西方突然发生了新一轮经济危机，经济发展陷入滞胀，与此同时，新保守主义在西方政界、学界异军突起。新保守主义声称，民主在西方已经发展过头了，资本家已经给工人太多让步，不能再让了。在保守主义领袖撒切尔和里根的领导下，西方掀起了新保守主义革命，这个革命的目标很简单，就是向民主和福利进攻。为了向民主和福利进攻，政治上的新保守主义联合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两者携手发起了一场解除资本管制的运动，全球化由此开始，人类进入了一个新资本主义时代。这个时代重演了19世纪的故事，故事的主题是:资本主义遏制民主。但这次遏制不是通过拒绝普选权，而是通过建构新的民主概念，实现民主的自由主义化，让民主与社会主义脱钩。这一新的民主概念就是自由民主。自由民主是一系列与美国政治制度等同的形式指标，其中最重要的是多党竞争性选举和公民自由，随着自由民主观被人们接受，民主渐渐地被看做一种与经济结构和财富再分配没有相关性的政治自由主义制度，民主内含的反资本主义特质被祛除了。

自由民主的建构不仅是一种理论行为，还是一种政治行为，它体现了一种概念政治。所谓“概念政治”是指“人们通过界定、解释和运用某一本来具有争议性的概念——例如民主——从而将这一概念固化，并通过推广这一固化概念去影响现实世界的一种政治方式”[5]。冷战开始之后，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美国社会科学家参与了一场规范民主概念的行动，这个行动的核心目标就是将民主去社会主义化，即通过建构一个规范性的民主定义，使民主从概念上等同于西方的自由民主模式，远离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模式。经过几番权衡，熊彼特的以“竞争式选举”为特征的“美国式”自由民主观被确认为诠释民主的最佳方案。[6]自由民主将民主定义为选举，19世纪西方发生的民主化运动自然就成了一场普选权扩张运动。在自由民主那里，普选权是民主的重点，而工人争取普选权的动机被掩盖掉了。虽然西方学者承认普选权与福利国家之间的关系，但是他们并没有真正说清楚福利国家从何而来，似乎有了普选权就有了福利国家。如果问题如此简单，为何今天世界上有这么多实现了普选权的国家，但福利国家却仍然只有西欧几个发达国家。如果普选权就能带来福利国家，为何发达国家普选权并没有消失，但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却出现了一场去福利化运动。由此可见，西方学者讲述的普选权导致福利国家的故事并不是历史的真相。这背后还有更重要的因素，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力量对比。民主仅仅被描述为选举是不够的，它只是用民主的形式取代了民主的实质。它的形式并不重要，它的实质必须代表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如果社会主义被置于民主的对立面，民主的多数就丧失了阶级意识，他们无法表达自己，只能接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话语规驯和统治。

二、西方自由民主的实质与危机

西方自由民主的形式民主观规避了民主的实质是为了保证政府服务于人民的利益，而仅仅将民主看做每隔几年在几个候选人中选择一个统治者的机会，这就为政客通过控制议题操纵民主提供了制度空间。资产阶级的理想一直是既保持民主的假象，又让民主不威胁到资产阶级的财产权。

在一段时间内，资产阶级通过各种意识操纵方式让人民接受了西方自由民主的全部理论，人民的阶级意识被瓦解，阶级联合被打破。这段时间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延续到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被美国学者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称做“新镀金时代”。“新镀金时代”发端于新保守主义革命，这场革命逆转了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力量对比。政治的本质是利益分配，而利益分配的方案取决于劳资之间的力量对比。要想让利益分配重新倾向于资方，就需要从主客观条件上扭转二战后形成的资方处于弱势、劳方处于强势的格局，让劳动重新处于资本的压制之下。美国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导者，为此付出了不懈的努力，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第一，让民主与社会主义脱钩。西方人谈论民主，很少提及它与社会主义的相关性。这种认知就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不断宣传的结果。从历史上看，19世纪开始的发达国家工人民主运动是与社会主义运动紧密相连的。在那个时代，只有社会主义者是民主坚定的支持者，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对民主都采取保留态度。随着资产阶级的崛起和阶级结构的简化，民主日益被看成一种无论在价值还是目标上都与社会主义具有很大共同性的制度和理念，一种一旦实现就可能导致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力量。法国大革命结束后，西欧保守主义阵营的思想家们对大众与民主保持了更加戒惧的姿态。“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自由主义者普遍相信，民主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意味着底层大众在社会上占据支配地位，大众的介入只能带来社会的不稳定、激进的财产再分配和野心勃勃的煽动家的掌权。”[7]在当时，“无论是社会主义者还是他们的反对者，都认为民主和社会主义是一种同族现象。社会主义者将社会主义看做法国大革命和1848年革命民主一翼的自然延伸，社会主义的反对者同样认为社会主义意味着民主的完全实现，意味着暴民统治和社会混乱”[8]。正因为民主与社会主义紧密相连，当时工人的民主运动有着强烈的利益诉求，它直接指向资本主义发展存在的最核心问题:少数人暴富与多数人贫困的并存。工人争取普选权并不是为了争取选择统治者的机会，而是选上的统治者代表工人阶级向资产者要求财富再分配。为了抹去民主与社会主义的相关性，美国社会科学家参与了一场建构自由民主概念的行动，这个行动的核心特征就是将民主去社会主义化。有美国学者在对比较政治中的民主理论进行细化研究时特别强调过西方民主化学者重构民主概念时的打算:“如果要使民主这个术语的定义能够用来根据我们的意思进行实践分类，它必须能够毫不含糊地用于我们认为应该归入民主一类的，以此与那些我们认为不应该归入民主一类的国家相区别。一个所设置的标准却没有西方国家能够满足是没有意义的，同样，一个既能运用于西方国家，又能运用于一党制国家的民主定义也是没有意义的。”[9]熊彼特建构的以“竞争式选举”作为“民主”评价核心准则的“精英民主”概念之所以能够成为冷战至今“自由民主”的主流概念，无疑在于“它提供了一个标准，将我们认为民主的国家与非民主的国家相区别。如果将民主定义为在社会或经济上的平等程度，或者政府对人民的回应程度，那非民主国家可能符合甚至超过了我们认为的民主国家在这些属性上的程度”，以至于“那些被归于民主范畴之外的政治体系也可以拿来自我肯定”。[10]西方自由民主观念将民主背后的利益诉求屏蔽，把它变成一种竞选游戏，其实就是消灭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让他们忘记了自己的好生活不是来源于资本主义，而是来源于社会主义。

第二，抹黑社会主义，赞扬资本主义，让人失去想象另一个世界的能力。这项工作包含两项内容:首先，将社会主义等同于斯大林模式，又将斯大林模式抹黑，等同于没有民主、没有自由的极权主义。这种经西方话语建构的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还没有资产阶级民主制先进，自然对人民毫无吸引力，苏东剧变就是人民相信这种建构话语的结果。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指出，“共产主义运动的斯大林化，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的主要部分重新获得了相对活力和对社会主义思想的优势。”[11]其次，将资本主义看做自由的前提，将自由看做民主的目的。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认为，自由只存在于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之中，如果民主导致管制，就意味着民主对人的奴役，民主本质上是一种手段，一种保障国内安定和个人自由的实用手段，它本身绝不是一贯正确和可靠无疑的。哈耶克反对国家给予穷人经济保障，认为经济保障这一概念与这个领域内其他用语一样，是含糊其辞的，因此，对要求保障的普遍赞同可能是对自由的一种危险。而哈耶克倡导的自由不过是让钱来主导人，他非常荒谬地论述钱是人们所发明的最伟大的自由工具之一。在现存社会中，只有钱才向穷人开放一个惊人的选择范围，在这种社会里的穷人比在另一个不同类型的社会里拥有很大的物质享受的人要自由得多。哈耶克的观点要想成立是需要在两个问题上闭口不言的:一是资本主义必然导致两极分化;二是所谓的个人自由对于强者才是终极价值，只有强者才不需要任何帮助，而弱者需要保护者，国家权力需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代表民意扮演遏制资本的角色。然而，在一段时间内，西方主流媒体宣传的都是哈耶克们的观点，从意识形态上对社会主义的否定使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约束力降到了最低点。

第三，解除对资本的管制。从普选权到福利国家有两个前提:一是要人们认为管制资本是应该的、正义的;二是资本要没有反抗能力只能接受政府的管制。新保守主义消解了这两个前提，解放了资本。首先，新自由主义者从意识形态上论证了福利国家的弊病，认为福利国家是造成经济停滞的罪魁祸首，因为福利国家给资本征税太多，因此资本失去了投资动力，资本不投资，经济自然就停滞了。舆论从以前批判资本剥削占有了大量利润转向批判民主掠夺了太多财富，导致投资无利可图，劳动人民成为懒汉。然后，新自由主义在全世界推进资本自由流动，“资产流动性遏制了穷人没收富人财产的可能”[12]，使民族国家内部民选政府对资本的约束能力大大减弱，当资本可以用脚投票时，选民就没有能力再与资本抗衡，民选政府只有一个选择，就是说服选民接受削减工资和福利的政策，以使资本能够留在本国创造就业机会。资本流动性的增强使国家代表多数选民遏制资本增殖冲动的能力降低，直接扭转了资本与劳工之间的力量对比。

第四，左翼政党从经济左翼向文化左翼的转型。美国民主党20世纪60年代支持黑人和妇女的民权运动，使美国南部白人这一民主党的传统票仓转向共和党。为了赢得更多选票，民主党逐渐放弃了罗斯福时期开始的代表中下层利益的政治纲领，开始寻求在全球化时代新的选民联盟。他们将选民锁定于全球化精英阶层、知识分子、女权主义者、少数族裔和移民，实现了从经济左翼向文化左翼的转型。在民主党看来，这种转型一方面可以避免因经济上与下层走得太近而失去上层金主的支持，另一方面又坚持了政治自由主义原则，成为专注于文化议题的中上层和边缘群体与少数族裔的代言人。民主党的转型对欧洲左翼政党影响很大，他们纷纷变成文化多元主义的政党，偏离了传统经济左翼路线，这种偏离无意中配合了资本统治精英的阶级瓦解政策，把马克思眼中具有统一阶级利益的无产阶级，分化成一个个无法联合的身份共同体，并为经济危机中极右翼政党上台创造了条件。从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开始，资本主义世界陷入了全球性经济危机，这一危机符合马克思生产过剩危机的特征，也引发了发达国家中下层民众的不满，只是由于传统左翼放弃了对资本主义的批评，民众找不到自己的代言人，只好投入右翼民族主义的怀抱。民粹主义反体制运动在各地兴起，自由民主陷入了深层的结构危机。

所谓自由民主的结构性危机，是指它的危机来源于西方自由民主自身的弊病，无法通过自由民主的方式在现有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结构下得到解决。新自由主义运动对资本管制的解除、对社会主义的批评，使资本主义失去了约束力量。在30多年的时间里，财富迅速向少数人手里集中，中产阶级在这一过程中急剧缩减，中产阶级的减少使世界政治走向极化。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种族主义、恐怖主义这些时代难题，本质上都是利益分配不公的结果。然而，社会主义力量的衰减让我们看不到改变世界的可能性，未来人类的出路有待于民主与社会主义的重新结合。要想重新实现民主与社会主义的结合，需要在意识形态领域掀起一场新的批评资本主义的运动。这一运动首先需要人们走出西方自由民主的话语霸权，实现民主话语从自由民主向人民民主的转型。

三、回到人民民主:建构中国民主话语权

长期以来，中国学者一直将人民民主看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模式，并没有想过建构以人民民主为基础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新的民主概念和民主理论。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缺乏理论自觉的表现，与习近平同志提出的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存在很大的距离。民主，是冷战后西方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学的主导概念。在西方政治学界，有一半的学术成果与民主相关。为了建构自由民主话语权，从熊彼特到达尔，从萨托利到戴蒙德，美国经过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形成了以民主转型和民主巩固为议题的学术共同体。这个共同体修正了民主定义，形成了研究范式，影响了世界范围内各国学者、政治家和民众的民主观。到目前为止，所有西方民主评估指数都将竞争性选举作为民主评估的首要标准，竞争性选举在各项民主评估指标中占据了极大的权重，因而，在国际通行的话语中，中国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直被看做非民主国家。要想在民主理论领域完成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建立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概念”的要求，中国学者必须了解西方自由民主话语权是如何建立的，它和人民民主有什么关系。知道了这一关系，人民民主的话语建构才是一种自觉的行为，才能有的放矢，有理可依。

在西方民主话语构建的过程中，自由民主的建构与人民民主的解构是一个问题的两面，也就是说，西方学者构建民主话语权是非常自觉的、反人民民主的智识行动，它的理论路径如下:第一，解构了以人民主权为基础的18、19世纪的民主观，这一民主观将民主看做人民主权的实现，自由民主用否定人民存在共同利益的方式解构了人民，进而解构了人民民主，完成了用多元民主去置换多数民主的任务。第二，否定价值民主观，将民主看做一种程序性的方法、一种选拔统治者的制度安排，这一制度安排与英美的制度安排具有同一性，完成了用程序民主去置换实质民主的任务。

针对西方自由民主理论建构的路径，人民民主应该逆向而行，将自身话语建构于自由民主的解构之上。它需要在理论上完成两个任务:一是恢复实质民主观，即民主是实践人民主权。人民民主是一种围绕共同利益和多数利益的民主观，它强调民主的价值在于人民当家作主和多数利益的实现。二是超越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特征和霸权性思维，将民主价值与民主模式分离。民主具有公认的价值，这是民主区别于其他政治概念和政治价值的存在论基础，然而，民主并没有统一的模式，任何国家都可以在自己历史和国情的基础上探索实现本国民主价值的制度模式。要做到这两点，人民民主必然与西方自由民主对形式民主的强调不同，它是一种实质民主观，它拒绝将某种制度看做民主唯一的实现途径，而专注于民主价值和民主功能的实现。

一些中国学者缺乏理论建构自觉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接受了西方社会科学价值中立的观念。他们长期接受西方学科范式的规训，根本意识不到他们耳熟能详，并用来做各种评估的概念本身就是一种维护西方利益的意识形态，他们习惯于用拿来主义的方式用西方的概念去直接评估中国，并做各种量化研究。对于民主这么重要的概念拿来就用的结果就是，西方在中国培养了无数自由民主制度的拥趸，他们由于认定中国没有民主，从骨子里对中国政府就有一种深度的不认同，这是一种由民主话语缺失导致的中国政治制度的合法化危机。香港地区暴乱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香港青年长期被西方民主观洗脑，他们的激进和肆无忌惮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自以为是的道德高地，以为自己是为香港争取民主的热血青年。然而，事实上，自由民主概念具有极强的目的指向，它的动机就是解构社会主义人民民主观，进而将民主价值的批判锋芒由对内转向对外，它的成功恰恰意味着民主的衰败。

自由民主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争夺民主话语权的条件下产生的一种民主范式。这一范式的概念来自于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提出的全新的民主定义。人们很少意识到的是，熊彼特的民主概念就是在解构人民民主的基础上产生的。在自由民主范式产生之前，民主并不是一种制度模式，而是一种价值模式。在那之前，人们关于民主的价值基本没有争议，即民主的价值和目标是实现人民主权。熊彼特把以人民主权实现为目标的民主观称做古典民主观。在他看来，古典民主观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它是价值指向，而不是程序指向的。这种民主观强调“人民意志”和“共同福利”，将选举仅仅作为一种实现“人民意志”和“共同福利”的方法，一旦这种方法未能实现人民意志和共同福利，它就面临着被批判和被取代的命运。在古典民主定义中，“选举代表对民主制度的最初目标而言是第二位的，最初目标是把决定政治问题的权力授予全体选民”[13]。为了批判古典民主观，熊彼特否定了“共同福利”的存在，一旦人民没有共同福利，那么以“共同福利”为基础的“人民意志”也就不复存在。他论证说，根本不存在全体人民能够同意或者用合理论证的力量可使其同意的独一无二地决定的共同福利。因为对于不同的个人和集团而言，共同的福利必然指向不同的东西。一旦我们不相信“共同福利”存在时，“人民意志”这个概念也就不存在，“因为这个概念必须以存在人人认辨得出的独一无二地决定的共同福利为先决条件”。[14]在批判古典民主理论的基础上，熊彼特建构了他的“选举民主”理论。他认为民主并不是指人民的统治，而只是通过竞争性选举赋予人民选择统治者的机会。他宣称:“民主政治并不意味也不能意味人民真正在统治——就‘人民’和‘统治’两词的任何明显意义而言——民主政治的意思只能是人民有接受或拒绝将要来统治他们的人的机会。”[15]在古典民主理论中，选举代表相对民主制度的最初目标而言是第二位的，最初目标是把决定政治问题的权力授予全体选民。熊彼特认为，“现实的民主定义应该把这两个要素的作用倒转过来，把选民决定政治问题放在第二位，把选举做出政治决定的人作为最初目标。”[16]换言之，人民的任务是产生政府。民主应该定义为一种选择统治者的方法，“民主方法就是那种为做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作决定的权力”[17]。

很显然，熊彼特的选举民主观正是以否定“共同利益”和“人民意志”为前提，而这两点恰恰是人民民主理论的要旨。人民民主是一种以实现人民主权为目标的民主观，对于人民主权而言，“共同福利”和“人民意志”是绝对不可或缺的要素。人民主权理论的创始人卢梭，坚持区分“公意”和“众意”，强调“公意”着眼于全民的公共利益，而“众意”着眼于私人利益，只是个别意志的总和。否定了“共同福利”，也就否定了人民的存在，西方自由民主就是反人民的民主。自由民主的反人民性，到罗伯特·达尔那里有了更详尽的理论阐释。他把自由民主称做多头政体，用多元民主观取代了多数民主观，强调民主不是公意，而是众意之间的竞争，民主不是多数的统治，多数从来不存在，民主是多重少数的统治。

正是基于西方自由民主对人民的否定，我们才得以确立人民民主为人民主权的正统，它是真正承认人民主权的民主观。在自由民主那里，人民主权是暴民政治的同义语，它必须被消解于人权和公民权之中。因此，西方自由民主国家不强调人民，只强调公民;不强调主权，只强调人权。在用人权和公民权置换了人民主权之后，自由民主声称，民主的功能不在于实现多数的意志，而在于保护少数的权利。正因为西方自由民主将人民主权置换为人权和公民权，要恢复人民主权，就必须将自由民主颠倒的民主观重新颠倒过来，恢复人民民主观的正统性。对于人民民主观而言，产生统治者的方法是第二位的问题，民主第一位的问题是实现人民的意志，维护人民的利益。人民民主是强调人民共同利益的民主，人民的内涵对于人民民主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人民，是一个起源于西方的概念，意大利哲学家吉奥乔·阿甘本在《什么是人民?》一文中探讨过西方历史和语境中人民的内涵。他考证指出，“人民”在西方思想史和词源学中呈现过两重意义:一是指一个共同体中的所有人;二是指共同体中的穷人、无权的人、被压迫的人、被征服的人，即“所有事实上——如果不是法律上的话——被从政治中排除出去的阶层”[18]。换言之，“人民”既指所有人，又指被排除在政治之外者。根据人民的双重内涵，人民具有双重的特性:一是人民的整体性;二是人民的阶级性。这意味着，以人民利益为基础的人民民主观包含两部分内容:一是实现人民的公共利益，二是实现人民的阶级利益。与自由民主强调少数人的利益和权利不同，人民民主既强调公共利益，又强调多数利益，即中下层阶级的利益。公共利益和阶级利益兼顾是人民民主的本质特征。只有恢复人民民主的理论视野，沿着自由民主解构人民民主的脉络去重塑人民民主的特性，我们才能明确意识到，当今世界的自由民主危机正是政治公共性和阶级性的双重危机，因为自由民主既不代表公共利益，也不代表多数利益，它只是一种以民主的名义维护少数人利益的意识形态。

与自由民主不同，人民民主由于坚持人民主权的终极价值，始终将公共利益和多数利益的实现作为民主的目标。人民民主不是一种形式民主观，而是一种实质民主观，在人民民主理论中，民主的形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民主的目标，即当人民要求民主、支持民主制时，他们诉求的不是某种选择统治者的方式，而是一种实现自身利益的途径。作为一种强调实现人民利益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观，人民民主不要求有固定的模式，每个国家都可以通过与自己历史、政治文化契合的方式创建自己的人民民主制度。中国的人民民主模式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它强调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西方自由民主强调，由于人民主观上形成不了公共意志，因此，人民民主就不可能实现。然而，在人民民主视野中，即使人民很难自发形成公共意志，也并不代表客观上不存在人民的公共利益，在这个意义上，人民民主恰恰需要一个能够超越个人和集团私利、帮助人民形成并实现公共利益的组织。在中国，这个组织就是中国共产党。

对于中国的民主话语建构，澄清人民民主的本质和内涵只是前提性工作，除此之外，要想产生国际影响力，还要在学理上、概念上与西方自由民主观及其背后的理论预设形成对话。这是一个系统的理论工程，至少要完成三个任务:第一，在西方学者那里，人民民主一直被作为极权主义或者平民主义(民粹主义)的一种模式置于民主的对立面。这种对立是通过自由民主和极权主义、自由民主和民粹主义两组概念建构实现的。因此，人民民主理论在解构西方自由民主概念的同时，还要解构极权主义和民粹主义两个概念，澄清极权主义、民粹主义产生的资本主义原因。第二，人民民主理论还要从理论上批判三个自由民主的核心理念:资本主义私有制是民主的前提，对国家权力的限制是民主的任务，个人权利的实现是民主的目标。这需要对西方一整套社会科学理念进行自由主义的批判式反思。第三，人民民主概念和理论的建构还要从民主发展史、民主价值剖析、民主实现方式上完成民主与社会主义相关性的建立和民主与资本主义相关性的脱钩。从历史发展来看，人民民主是产生于社会主义思想家和民主主义者对资产阶级民主阶级性和精英性的批判，所以从源头上它就是一种优越于自由民主的模式，体现了民主的深化与发展。从价值上看，民主的核心价值是平等而不是自由，因此，现代西方普选权的推动者一直来源于弱势群体——工人阶级、少数族裔、妇女的社会抗争而不是资产阶级精英的良心发现。西方自由民主观将自由而不是平等作为民主的核心价值，无疑是将资产阶级精英的利益置于了大众利益之上。从实现方式上看，弱者的权力实现需要组织和领导者，国家和领袖在民主的实现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民主的实现形式不是限权和分权而是民主集中制，没有集中的民主必然在实践中是无效的民主。

参考文献：

[1]［英］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 上)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19 页。

[2]［美］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与民主》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第 227 页。

[3] Richard McKeon ( ed． ) ，Democracy in a World of Tensions: A Symposium Prepared by UNESCO，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1，pp． 522－523．

[4]［美］亨廷顿《第三波———20 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6 页。

[5] Christopher Hobson and Milja Kurki，The Conceptual Politics of Democracy Promotion，New York: Routledge，2012，p．3．

[6] 具体过程参见张飞岸《论民主的“去社会主义化”———熊彼特“民主”概念的意识形态立场和功能解析》，载于《政治学研究》2011 年第 5 期。

[7] Paul Edward Gottfried，After Liberalism: Mass Democracy in the Managerial State，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9，p．39．

[8] Frank Cunningham，Democracy Theory and Socialism，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p．3．

[9]［美］劳伦斯·迈耶、约翰·伯内特、苏珊·奥格登《比较政治学: 变化世界中的国家和理论》华夏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5 页。

[10]［美］劳伦斯·迈耶、约翰·伯内特、苏珊·奥格登《比较政治学: 变化世界中的国家和理论》华夏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7—39 页。

[11]［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第 73 页。

[12]［美］卡莱斯·鲍什《民主与再分配》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11年版第 219 页。

[13]［美］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与民主》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第 395 页。

[14]［美］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与民主》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第 372—373 页。

[15]［美］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与民主》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第 415 页。

[16]［美］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与民主》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第 396 页。

[17]［美］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与民主》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第 396 页。

[18] Giorgio Agamben， Means without End: Notes on Politics，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0，p．29．

张飞岸，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