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编自中国人民大学澄海全球发展与安全高等研究院全球发展研究报告《中国式现代化与全球化新模式》】
中国式现代化也推动了世界现代化，但是以改变全球化模式的方式进行的。如果说英国美国式全球化是追求垄断利益甚至以掠夺方式的“经济垄断式全球化”，那么以追求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为目标的中国式现代化，在带动世界现代化的过程中，事实上也建构了一种新的全球化模式——“经济解放式全球化”。
不同的全球化史观，对世界政治性质和走向的判断也大相径庭。在世界近代史的尺度上，如果说“经济垄断式全球化”是全球化进程的“上半场”，“经济解放式全球化”意味着全球化进入了“下半场”。
一、自由主义叙事中的“经济垄断式全球化”
“全球化中断”“逆全球化”之说甚是流行，由此给目前世界政治的定位是“退步”。且不去争论“全球化”的涵义，至少有两种意义上的全球化：作为意识形态政治工程的“全球化”和作为历史结构演化的全球化—国家间地区间经济联系的密切化程度。
作为一项政治工程的全球化，在20世纪60年代出现并于八九十年代受到广泛传播和空前追捧，其核心主张集中体现在所谓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宣称市场化和私有化是世界发展难题的唯一解决方案。
以此为起点，全球化被新自由主义者视为畅行无阻的资本主义市场水到渠成的产物，自由和公平交换消除了政府、利益集团或陈腐习俗所造成的人为扭曲，新的世界秩序取决于民众的需求，而不是利益或战争。
在这种新自由主义历史观的指引下，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整个学术话语体系出现了逆转，“现代化”“经济增长”“官僚制”“理性化”“发展原动力”“企业家”代替了“阶级”“金融资本”“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资本输出”“军国主义”“民族解放运动”“土地改革”等政治性更加明显的范畴，世界历史描述为一种市场经济从工业化的世界“中心”向“边缘”单向扩散的故事。“西方中心主义”的学者将“西方世界的兴起”归因于制度、文化乃至人种方面的优越性，全球化被当作西方精神拓展至全球的过程。
这类“理论发明”重塑了西方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自由帝国主义的阴暗面被刻意掩盖。我们知道，资本主义是一个起源很早的经济组织体系，西方国家以暴力开路、以工业化为杠杆，在很短的时间内将资本主义组织体系拓展到全世界，形成了“现代世界体系”。
到1875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基本形成。这个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有力地保障了垄断利益，根据《21世纪的资本论》作者皮凯蒂的研究，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富裕国家假装支持公平开放的市场、全民发展等，但实际上，金融市场的组织和监管方式导致巨额收入从全球南方转移到西方国家，而且年复一年地不断增长。西方还利用其先发的工业化优势攫取垄断利润，比如一个控制汽车窗户升降的芯片一度售价100美元以上。这是典型的“经济垄断式全球化”，其中的制度安排充满着不平等的掠夺性。
英国-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不但是经济性质的，其实还是一种世界政治体系。[ 参见杨光斌，“论世界政治体系”，《政治学研究》2015年]世界政治体系的三个关键词是“资本主义”、“白人”（尤其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和“国际制度”。具体而言，英美通过工业化而拥有的经济优势（包括后来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催生了文化优越论即种族主义、并最终形成维护垄断利益的等级式“国际制度”。这是一个后发国家很难跳出世界政治体系的“铁笼”。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发展不起来、或至多作为“依附性国家”而存在。
除非有了强大的理论体系和组织性很强的政治行动者，否则发展中国家很难冲破“铁笼”。列宁提供了强大的反抗性、解放性理论，经济上处于“边缘地带”但依靠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中国，冲出了西方500年编织的全球化模式。
列宁式政治发展道路所彰显的现代化理论，是一套自主性现代化-全球化的认识论，政党理论（民主集中制）、帝国主义论、殖民地理论、民族解放理论、国家资本主义理论等是其关键词，是列宁主义的要旨。列宁主义的伟大贡献就在于，利用帝国主义战争的机会发动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进而通过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工业化，为解决现代世界根本矛盾（垄断与发展、掠夺与解放）开辟了道路。
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罗荣渠就撰文指出夸大全球一体化的趋势来抹杀国际矛盾与冲突的增长显然是错误的。[ 罗荣渠：《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理论的初步探索》，《中国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如今，垄断与发展的国际矛盾在中美关系中得到具体体现，美国政府遏制中国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保持自己对于先进生产力的垄断。
这就是世界的根本矛盾所在，即拥有支配地位的美国为维护其垄断利益而与求发展的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在某种意义上，这一根本矛盾是“冷战”的延续。冷战不是简单的美苏争霸，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之间的斗争，也是两种全球化模式的竞争，竞争焦点是哪条道路的发展绩效更好。
为维护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垄断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采取各种措施，包括发动意识形态攻势，建立自由主义发展理论，诱导社会主义国家转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美国学界在政府和资本（各种基金会）的资助下，建立美式发展理论体系，包括社会学的现代化理论、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政治学的政治发展理论。
这些理论均以新兴国家为研究对象，却把西方式政治、经济制度与社会状态视为历史的终点。90年代初，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崩溃，美国领导的自由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一统天下，分裂的两个市场再度统一，世界进入美式全球化时代，美国人宣扬“历史终结论”。
二、全球化的非西方起源
时间观决定了历史观。以500年为尺度，是西方兴起及其统治-支配全世界的全球化运动，因此才会说全球化的“历史终结论”；以1000年为尺度，大唐是协和万邦的世界中心，“君臣共治”的大宋更是让西方人神往的“理想国”和世界经济枢纽，而此时的欧洲正处于“猎巫”的蒙昧状态和碎片化政治导致的连年不断的战争之中，当今的很多民族国家连影子都没有；以2000年为尺度，作为西方人说的现代性最重要标志的“国家组织”在秦汉之际就得以牢牢确立，而古希腊则处于原始形态的“城邦国家”，“希腊化的罗马人”的罗马帝国也只不过是野蛮形态的军国主义组织而非致力于共同体善的政治组织。
以1000年为尺度，中国无疑是多中心时代最为强劲的全球化引擎。唐宋之间，中国的人口翻了一番，在宋朝至少有9个城市设立了关税港口，泉州和广州是当时全世界最繁忙的港口，对外贸易就已经成为当时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到15世纪，中国对世界白银的需求巨大，白银成为国际通用结算方式。“中国—东南亚—日本”“中国—马尼拉—美洲”“中国—果阿—欧洲”横跨三大洲的全球贸易网络逐渐形成，围绕中国的海上主干线极大程度推动了市场网络的全球性链接。[ 万明：《何以全球化：明代中国与世界》，《中国社会科学》2024年第2期。]作为一种非预期结果，以中国为重要引擎而展开的白银的全球化流通，引发了长达5个世纪的生态、人口、文化、政治、经济等各种力量之间的复杂互动。
立足千年史的视野，这种全球化的影响丝毫不弱于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扩张，以致有学者认为“如果没有近代早期中国向以银为基础的社会转变，欧洲和中国就不会有同样的‘价格革命’，也不会出现一个通过出售白银得以生存的西班牙帝国”。[ Dennis O. Flynn and Arturo Giraldez, “China and the Manila Galleons,” in A. J. H. Latham and Heita Kawakatsu, eds., Japanese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Asian Economy, edited by , 71-90. London: Routledge.]
至于欧洲，至少到13世纪中期，尚处于十分边缘的位置，组成“欧洲”的社会结构实际上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地区之一。审视16世纪之前的科学技术，人们会惊诧地发现，数学原理、航海、技术、战争、艺术和重要的军事技术，都源于文明水平更为“先进”的亚洲社会，最终才传到更“落后”的欧洲。以千年历史为尺度，我们就会发现那些所谓的“先发国家”乃至作为“先进地区”的欧洲，其实充分利用了自己的“后发优势”而实现“西方的兴起”。
最早发明了国家组织的中国在十六世纪之前事实上一直领先于世界，只是元蒙的野蛮性遗产，诸如主子-奴才关系、行跪拜礼，让明清之际的中国更加专制主义化，清朝更是大兴“文字狱”，社会活力丧失，曾经高度领先的科学技术如冶炼、航海等逐渐消失；同时，1435年丢失了君士坦丁堡的“东罗马帝国”在失去来自东方的财源之后，西班牙葡萄牙等不得不寻找新的财富来源，大航海意外导致“西方的兴起”。中国的道家时间观即“反者道之动”，回答了为什么全球化之名的西方霸权并不是“历史的终结”，中国的崛起为什么是“文明的复兴”。
三、中国式现代化与“经济解放式全球化”
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是中国共产党通过组织社会而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竞逐富强的现代化。这是一个“接力赛”的历史进程。新中国前30年的经济社会建设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的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杨光斌，“历史政治学视野下的中国政治发展”，《政治学研究》2019年第4期。]
1978年邓小平启动了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决定中国命运的“改革开放”，中国因此成为巨大的世界市场。同时，1970年代末，撒切尔夫人-里根总统推崇的以哈耶克经济学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开始流行，国际资本开始自由流动。时来运转，东西双方一时间相向而行，给中国改革开放以巨大动力；东西方风云际会的一个意外后果是，中国式现代化改写了传统的自由主义全球化叙事，“经济解放式全球化”横空出世。
近几十年来，曾经的“边缘地区”突飞猛进，撼动了世界体系的根基。从2001年到2021年的20年间，发达经济体占世界经济总量的份额由78.84%下降到59.08%，其中七国集团的份额由64.68%下降至44.72%，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体量已经逼近发达经济体，预计到2035年，发展中国家GDP规模将超过发达经济体并在全球经济和投资中的比重接近60%。[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Recovery during a Pandemic—Health Concerns, Supply Disruptions, Price Pressures,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21, pp.83-86.]
时至今日，中国连续多年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货物出口占全球贸易总额的一半以上。中国工业制品不仅有“量变”，还有“质变”，中国已经取代日本而成为全球工业价值链的三大中心之一（其余两家是美国和德国）。据海关统计数据，我国2022年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值占总出口的83.6%，低端劳动密集型产品占17.9%。中国产品的价格优势使得中国成为众多国家的第一大出口国，而巨大的市场需求又使得中国成为众多国家的重要进口国。
这些数据所呈现的，是真正的现代化生活方式在中国的实现。就生活便利度而言，比如移动支付、购物、出行、就餐等等，大概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更便利；就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的自由”的人类发展指数而言，在受教育程度、人均寿命、社会保障网等方面，没有几个发展中国家堪与中国比拟，中国甚至不输于世界上最发达的美国。
中国的“经济解放式全球化”的方式之一是“价格革命”。基于中国前30年积淀的巨大人口基数的巨大市场、工业体系和全产业链条，尤其是独立自主精神，中国通过自主研发将世界主要工业制品搞成“白菜价”，比如前述的一枚芯片价格目前只有原来的1%，有力地“去垄断化”，从而以解放自己而普惠世界，以发展自己而改变世界，走了一条和平发展而非几乎所有西方国家依靠战争掠夺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中国的现代化还让其他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可以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机市场之一，也是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机出货地。在第三世界，中国手机因其相对低廉的价格吸引了大量用户，一夜进入信息化时代。
中国的科技创新还以独特方式促进了世界范围内人、自然、科技的和谐发展。据国际能源署（IEA）的数据，中国在2020年已经占全球光伏组件生产的70%以上。通过提供高质量、低成本的光伏产品，中国正在帮助第三世界国家抓住全球化带来的机遇，推动全球能源结构的转型和升级。
除了硬件和基础设施，中国的互联网企业也在积极参与全球化过程中创造了全球化的新模式，通过帮助全球南方接入移动宽带技术促进数十个国家实现了数字化通信，产生了共鸣性影响，将边缘地带群体塑造成全球经济的参与者。在华为的参与下，墨西哥的互联网用户比例从2014年的44%提升到2023年的75%，支付宝与肯尼亚的移动支付服务M-Pesa合作，推动了当地移动支付的普及，2023年，M-Pesa的日均交易额超过1亿美元，用户数量超过2000万。
大量研究证明，数字技术与经济增长是正比例关系，在拉美，移动宽带普及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会带动GDP增长率提高0.2个百分点。在全球南方，互联网接入不是经济增长的副产品，而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是中国而非其他国家推动着全球南方数字基础设施的发展，中国也因此提升了自己在全球南方的国家形象。[ 大卫·戈德曼，“全球南方的宽带、企业创办和经济增长：评估中国的影响”，American Affairs, Vol.7, No.4, 2023]
已经有广泛的研究表明，中国对外援助项目不仅可以在经济层面推动受援国的工业化水平与经济增长，振奋民众的发展信心，还能够推动族群和谐、减缓社会冲突，同时可以提升受援国的治理能力与政府合法性，帮助落后国家摆脱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金融陷阱。
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推动了本国发展，而且让现代化成果惠及发展中国家，从而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解放”式全球化—一种“普惠包容型全球化”。
四、“经济解放式全球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
让我们再次回到开头有关“时代”的追问：“逆全球化”真的意味着世界政治的“全面倒退”吗？从根本上来说，作为时间进程的客观历史并没有方向，对历史发展做出的一切价值判断都是特定的意识形态或历史观的产物。以此为前提，我们认为有关“倒退”的时代判断源于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认知偏误。
西方学界广泛讨论的全球化进程在本质上是现代世界体系近五百年来周期性循环的体现，这个体系以历史资本主义为内核，并伴随着剥削、压迫以及等级特性。以这体系为出发点，“进步”或“倒退”的标准在于世界秩序的发展是否符合西方逻辑。当历史资本主义的扩张受到阻碍，当单极霸权体系出现衰落，“停滞”和“倒退”的声音便甚嚣尘上了。
如果站在非西方的立场，我们见证的则是新型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倡议下，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平等、公正的交互网络中寻求合作，由此形成的历史—社会体系推动着世界秩序由中心、等级制向多中心、扁平化方向发展。
一面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持续震荡，西方主导的全球扩张遭遇“逆全球化”困局；另一面则是这种以“解放”为主题的全球化在世界体系的裂隙中不断壮大。两种结构性力量的交织，意味着社会系统开启了根本性变迁。在沃勒斯坦看来，当既有的社会体系的外部而非内部出现替代性方案时，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变迁就开始了。[ 在沃勒斯坦看来，只有像封建主义被资本主义所取代的时候西欧发生的情况那样，即现有的历史体系为不同种类的历史体系所取代的时候才可以被称之为“社会变迁”，参见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所知世界的终结》，第141页。]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中国崛起并不是现代世界体系内部霸权更替的重复，而是在解决世界政治的根本矛盾中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我们认为，中国式现代化引领的新型全球化浪潮，其历史意义足以和五百年前西方的兴起、英国工业革命等量齐观。不同于西方兴起带给世界的自由帝国秩序，人类文明新形态将会是共同安全而非“安全悖论”，文明互鉴而非文明冲突，共享发展而非与邻为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