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年，熊彼特出版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他在书中建构了一个以代议制经验为基础的“新”的“民主”概念。在这一概念中，民主被视为一种“选择统治者的方法”，“民主方法”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给予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做决定的权力”（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吴良健译，商务印书馆一九九九年版，395—396页）。根据熊彼特的概念，“民主的本质就是选举”（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二十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一九九八年版，6页）。这一概念由于“与战后两个最主要的自由主义民主制国家（英国和美国）的实际结构之间具有表面的一致性，很快被看作民主制度的最‘现实主义’的体现”。出于冷战的需要，熊彼特的民主概念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得到主流学者的支持与推广。一九五九年，李普赛特首先在《民主的一些社会条件》中采纳了与熊彼特相同的民主定义，这一定义在一年后出版的《政治人》一书中继续得到采纳。在他之后，无论主流学者在现代化和民主化的研究范式上具有怎样的区别，熊彼特“选举民主”观的主流地位从未被动摇过。然而，熊彼特的民主观是一种精英民主观，精英民主观确立的民主本质在于选拔精英，他为人们描述的民主图景非常黯淡，大众在一个以精英的竞争性冲突为特征的世界中是孤立无援、软弱无力的。因此，虽被主流力挺，熊彼特的民主观还是遭到很多学者的批判，人们认为所谓精英民主不过是给精英统治套上了一层民主的光环，民众在精英民主中消失了。这一指责证明了精英民主观存在很大软肋，若想给西方政体基于民主之名的更大合法性，无疑还需要在选举之外寻找更多的群众参与点。这一任务是由罗伯特•达尔完成的。
达尔的学术思想分为截然不同的三个阶段：早期和晚期都接近社会主义和激进民主主义，只有中期，达尔成为自由民主经典概念——“多头政体”的创建者。受到冷战时期主流学术思潮的影响，在事业发展期的达尔不可能表现出他青年和晚年时期的批判立场，也正是对自己研究方向的调整，达尔为西方学术界贡献了一种比熊彼特的选举民主观更具美国特色，也更加具有理想和现实调和性的以“多头政体”为特征的自由民主观。
罗伯特•达尔自由民主（多头政体）观点最重要的作用是进一步调和了理想民主和西方政体之间的鸿沟。与熊彼特的选举民主概念相比，达尔的多头政体概念更注重对精英民主的包装，他意识到民主不能被等同于选择统治者，因为这与精英主义靠得太近，民主也不能被等同于多数统治，因为这与民粹主义（平民主义民主）靠得太近。达尔在《论民主》中认为：“与其说民主是一种有赖于人民去采纳和实行的现实政治制度，还不如说民主是一种有赖于哲学家们去理论化的主题。”面对众多对精英民主保守倾向的指责，以行为主义方法论见长的罗伯特•达尔注意到了把社会和政府联系起来的中介团体--——利益集团。达尔指出，在美国政党政治之外，存在着大量的代表社会多元力量的利益集团，以至于政府政策制定过程中，不同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讨价还价成为政治体制的主要特征（Robert A. Dahl, Charles E. Lindblom. Politics, Economics and Welfare, New Brunswick and London: Transaction Publisher, 1992,p.307）。由于利益集团起到了将不同利益群体的成员组织起来彼此竞争的作用，因而，现实政治中的权力中心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
在《民主理论的前言》中，达尔发展了熊彼特“精英民主”的观点，实现了从“精英民主”到“多元民主”的转型。熊彼特强调，民主的作用仅在于提供一种机制，使一些有能力有抱负的人通过竞争人民手中的选票而成为政治精英。他对批评熊彼特观点的人做了回应，以熊彼特的终点作为起点，强调民主的本质在于政治精英之间的竞争。达尔认为，民主既不是少数统治也不是多数统治，而是多重少数的统治。达尔的分析以同时存在众多利益团体为前提。由于各种自治团体和独立的社会组织的存在，它们有着各自的利益，也围绕着各自利益相互冲突和讨价还价，在这一过程中，每个集团的精英领袖通过维护和实现成员利益的方式获得成员支持，壮大集团力量，以期望在与其他政治精英竞争的过程中立于不败之地。有效的民主在于为各个利益集团的竞争提供有效平台。
在《民主理论的前言》中正式提出多元民主理论之后，达尔随即对纽黑文市进行了考察，试图从经验事实上证明这一理论，并于一九六一年出版了《谁统治》一书。通过对纽黑文市的研究，达尔认为，纽黑文市并不存在米尔斯所说的一个封闭的权力精英阶层，不同的群体在不同领域里都会影响决策。在一般人看来是权力化身的行政官或市长，“不是处在金字塔的顶端而是处于一个交互环的中心，很少采取命令的方式……他最需要来自那些不能直接命令的其他领导人的支持和同意。因为市长不能命令，他得进行协商”（Robert A. Dahl, Who Governs？Democracy and Power in an American City, 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1,p.204）。达尔得出结论：“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一个由封闭性统治精英集团控制的政治系统，已经让位于一个由不同部分的领导人员控制的系统了，在这里，每个部分都有获取政治资源的机会。总之，这是一个多头体制。”（Ibid.,p.86）既然纽黑文的政治权力结构是这样的，达尔推定，整个美国的政治权力结构也会是如此：“不平等分散化而不是累积性——正如我所认为的那样——使得统一性的寡头政治被避免了。分散化的不平等意味着，个人或团体在一个方面资源的劣势可以在其他资源上的优势获得补偿……我认为整个美国都是这样。”（Richard M. Merelman, Pluralism at Yale，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2003, p.19）
从承认少数统治的现实到确认多重少数的统治，在达尔的努力调和下，“现代民主政治的实际竞争程度和使竞争各方满意的程度，远远超过了熊彼特模式的看法”（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中央编译出版社二〇〇四年版，254—255页）。因此，萨托利后来评价说：“达尔也恪守竞争论，但他所强调的与熊彼特不同。达尔的起点是熊彼特的终点。他寻求的是在全社会普及和加强精英之间的竞争。”（乔万尼•萨托利：《民主新论》，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九年版，173页）达尔的“多头政体”理论事实上是熊彼特的“选举民主”理论再加上“利益集团”理论，经过他的发展，民主的定义与美国的自由民主实践更加接近了。此后，主流学术界在民主化研究中引用的民主定义就分为熊彼特的“选举民主”和达尔的“自由民主”两派，在八十年代后期第三波民主暴露出严重问题之后，达尔的“自由民主”观后来居上，成为民主化研究最主流的民主定义。
一九九〇年，作为民主化研究领域最重要的几个权威人物，拉里•戴蒙德、胡安•林茨和西摩•李普塞特共同主编了《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民主经验比较》（Politic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omparing Experiences with Democracy）一书，在书中导言部分，主编者对民主的概念进行了清晰的界定，强调民主的定义采纳的是继承和发展了熊彼特选举民主观的罗伯特•达尔的多头政体的定义。民主是“一种与经济民主和社会民主相分离的政治民主”，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存在广泛的、有价值的个人与组织之间的竞争，这一竞争为获取政府权力的有效职位提供了规则的、非暴力的手段；第二，存在普遍的没有主要成人社会团体被排斥的政治参与，这一参与表现为定期的、公正的选择领导人和政策的机会；第三，存在保障政治竞争和参与有效性的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之所以选择与经济民主和社会民主分离的政治民主定义，编者称是为了研究的便利，否则民主将变得过于宽泛以至于没有现实国家能够被称作民主国家。这是典型的树立话语权的方式，将美国模式确立为民主的标准。在这个标准之外，民主化理论家丝毫不在意达尔晚年的民主转向和他本人对多头政体的批评，而是完全根据自身的需求和美国利益对民主概念进行取舍，于是青年和晚年的达尔在民主化研究中是从不出现的，而达尔在中年时期带有意识形态倾向的研究却被树立为评估民主的范式到处推广，这种用理论去规范实践的方法对第三波民主化的科学性和稳定性造成了很大的伤害。赫尔德对此评论说，多元民主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民主理论，“他们的现实主义就是按照西方政体的实际特征来想象民主，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修改了民主的定义，并且使民主思想的丰富历史屈从于现状”。“既然甄别不同民主理论的批评标准是其现实主义的程度，那么，那些背离当前民主实践，或者与这种实践不十分和谐的模式，就可能被错误地看作是经验上不精确的、不现实的和不可取的模式。”（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266—267页）
从将民主去社会主义化的角度来说，达尔以一个全新的“多头政体”概念展现了一种新时代的政治话语，在这一话语中，以阶级冲突为中心的政党政治逐渐让位于以政治过程分析为中心的利益集团政治。从此以后，“多数统治”与“少数统治”之间的争论开始终结，阶级与阶级之间的矛盾变成了利益集团与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这一理论从根本上捍卫了现行体制的合法性。唐纳德•李就此直截了当地指出：“我们把达尔的多元民主理论理解为现实政治秩序的合理性理论比理解为增进这一秩序的有效手段更为恰当。”（Donald J. Lee，Polyarchy: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Robert A. Dahl, New York and London: Garland Publishing,Inc, 1991, p.164）
正因为达尔的“多头政体”理论是一种对现行体制的维护，因而，现行体制出现的任何问题都会成为对“多头政体”理论合理性的检验。从这一理论建立之时，它遭受的批评就与获得的赞誉同样有分量。有意思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多头政体”理论最有力的批评者竟然是达尔本人。在晚年，达尔比任何人都不遗余力地对“多头政体”理论存在的问题进行批判，“他对美国政治体制的民主性表现出越来越多的质疑，以至于他提出了关于财富和收入分配的结构性变革，甚至怀疑起资本主义体制本身”（Robert A. Dahl, Ian Shapiro and Jose Antonio Cheibub. Ed, The Democracy Sourcebook, Cambridge: The MIT Press,p.382）
在《政治、经济和福利》《多元主义民主的困境》和《经济民主的前言》等书中，达尔曾对以利益集团为基础的多元民主面临的困境进行分析并提出非常激进的解决方案。因受制于冷战的限制，达尔在早期构建多元民主观有意淡化了多头政体可能存在的政治不平等状况。首先，并不是所有的公民都是某个组织的成员。从理想的角度而言，如果所有的公民都属于某个团体或组织，那么单个公民确实可以以组织或团体的身份争取自身的利益，并实现相对的政治平等。但是，事实上，这样一种情况是很少见的。因为不是所有的公民都是政治积极分子，而且是否具有组织的身份还与财富、地位、教育等因素相联系。在一九七六年版的《政治、经济与福利》一书的序言中，达尔指出：“在所有多元社会中，很大一部分公民并不参加甚至不属于任何组织。他们被排斥在可以影响政府关键决策的范围之外。像其他类型的政治参与一样，参与组织也会受到社会和经济地位的偏见。富有的人更多地参与组织、参与政治，而贫穷的人更可能是无组织的，他们很少参与或者根本就不参与公共生活。”（Robert A. Dahl, Charles E. Lindblom，Politics, Economics and Welfare, New Brunswick and London: Transaction Publisher,1992,p.xi）在这样的情况下，很显然，相对于有组织的公民来说，无组织的公民就处于一种不平等的地位，因为结成组织的公民的偏好能够更多地受到政府的重视。其次，组织之间本身是不平等的。多元社会中政治资源的配置是分散性的，任何团体和组织都会拥有一定的影响力资源。然而，不同组织和团体之间可以利用的资源肯定不会是相同的，而且，由于资源的利用还会受到领导人知识、技能、偏好、素质等方面的影响，相同的政治资源也会产生不同的政策影响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实力雄厚的组织当然会更有能力影响政府的政策，而这对于实力和影响力都相对较弱的组织来说就是一种政治不平等。同样在一九七六年版的《政治、经济与福利》一书的序言中，达尔指出：“在我们的讨论中，我们犯了另外一个错误—并且这也是社会科学中还在继续的一个错误——即认为商人和商业团体与多元社会中其他团体是扮演同样的利益集团的身份。商业在多元政制中扮演一个特别的与其他利益集团不同的角色，它也比其他利益集团更加强有力。”（Ibid.）达尔所谓的商业团体实际上指的就是资本主义的公司或企业。
为了改变资本主义公司在多头政体中的实质优势地位，达尔在《经济民主的前言》一书中提出将民主延伸到公司企业、实行企业工人自治的观点。他的这一观点触及资本主义私有财产权的合法性问题，已经构成一种社会主义的经济民主观。达尔认为，公司的所有制和控制以两种方式影响着政治不平等。第一，所有权和控制导致公民的财富、收入、身份、技能、信息、接近领导人的机会等方面的差异，而这些差异将进一步导致公民作为平等成员参与政治统治的能力和机会的不平等；第二，除了少数的例外，企业的内部治理法律上和事实上都是不民主的，政治平等作为公司内部的恰当权力原则被美国人抛弃了（Robert A. Dahl，A Preface to Economic Democracy，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pp.54-55）。为了论证经济民主的合理性，达尔质疑了私有财产权的优先性。在达尔看来，即使我们认为每个人都有经济自由的基本道德权利，也不意味着每个人有私人财产的基本道德权利；即使我们认为每个人有私有财产的基本道德权利，也不意味着企业应该为私人所有；即使我们认为企业应该为私人所有，也不意味着它们应该在所有者的利益下运行。达尔指出，按照洛克的正义理论，只有那些劳动而生产产品和服务的人（工人和雇员），才有权利占有公司的产品和服务；而且，也没有人有权占有土地或获得土地的租金，退一步说，也只有那些劳动而改善土地的人才有权获得劳动的成果。因此，达尔认为，企业私人所有制在实践和道德两方面都是不正当的。为了实现诸如民主、公平、效率、人类品性的教化，以及一种良善生活所必需的个人资源的获得的价值，人民及其代表有权以民主过程的方式决定企业应该如何占有和控制。
达尔对多头政体的批判并没有像他当初建构多头政体理论时那样在主流学术界产生巨大的影响力。与自由主义一贯对剥削话题保持沉默一样，达尔的经济民主理论和对多头政体的改进方案都被民主化研究所无视，这在很大程度上从另一个角度证明，美国主流学术界对于事实的采纳是有选择性的，他们愿意接受将美国作为民主标准的观点，至于美国民主存在的问题，他们习惯性保持沉默。二〇一四年二月五日，罗伯特•达尔在美国康涅狄格州家中去世。作为美国民主理论研究无可争议的第一人，他晚年以最大的诚意寄希望于从拓展民主的角度推进美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为此他批判了美国宪法的反民主性，呼吁通过公共辩论对美国宪法及其缺点进行民主性的审查。对于留在他身后的美国越来越寡头化的政治体制，达尔或许可以问心无愧地表示：我曾是它最强的辩护人，也愿意做它最大的检察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