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目前我们正在经历的阶段视作一场新的启蒙，那么，对于汉语经验中的启蒙，这是第三波启蒙了。第一波是“新文化运动”，第二波是20世纪80年代的启蒙运动，然后就是现在经历的第三波启蒙。前两波启蒙已经在历史上宣告失败，而前两次的失败，主要原因在于外力。而且第二波比第一波，在外力迫使其失败的因素上更加明显。我先说说前两波的启蒙，建立于什么样的认知基础上。这里所谓的“认知基础”是指个体对于社会环境的认知。
1919年发起的“新文化运动”，本是几个青年的文化主张——当然，后来从文化扩展而出；却在一时间被学生主体（之后又扩展到其他阶层）接受，并且酝酿成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化运动。【我这里没有把“五·四”运动纳入“新文化运动”的范围，虽然，两者有着联系。在之前我写过的关于“新文化运动”的文字中，我也一直保持这个观点。虽然，这并非我的原创，我是受思想者的启发接受了这一观点。】在“新文化运动”中，民主和科学的观念，被引入中国。【虽然，在真正理解和贯穿两者的向度上，并非如盗火者所希望的那样，而这的确又不能完全归咎于这些先行者们。】
我关心的是，“新文化运动”建立在一种什么样的认知基础上？确切地说，是一种什么样的普遍的认知基础？1911年共和的建立，对于这样一个缺乏准备的古老帝国而言，共和制度来得太容易（相对而言，实际上也不容易；而我所谓的“容易”，是指，在国民的公民素质上，当时的中国进入共和制度，的确有那么一点儿过早。当然，我不认为帝制会让公民素质得到提升，人们应该在共和制度中学习做一名公民），人们还没有准备好，而且，人们恐怕也不会自觉地意识到，每个人并不因为进入一个新制度，就自然成为了一名合格的公民。如果说，在共和后，在教育领域也做出了回应，旨在培养新一代的公民。那么，对于那些业已离开学校，或者与学校无缘的人群而言，公民教育从何说起呢？从某种意义上，也许，鲁迅先生笔下的“未庄”反映了当时某一人群的认知状态。而有理由认为，这种蒙昧的状态，在当时的中国是普遍的。这大概就是“新文化运动”发起时，国人的认知状态，是一种长期帝制专制下的蒙昧状态。在这个意义上，“德先生”和“赛先生”的确是大有必要引进中国，但是，不仅仅是科学和民主，而应该是更普遍的公民教育。在这种情况下，“新文化运动”，即启蒙运动，就是非常必要且很合时宜的事情了。
“新文化运动”开局顺利，超乎了发起者们的想象，但是，即便这一开局并不顺利（理论上，中国的启蒙是一个漫长且艰巨的过程），启蒙者仍旧低估了传统的力量。即使是在一些今天看来依然激进的启蒙者的新文化构想中，那种对于传统的大火力进攻，今天来看，依然未伤到传统的要害。【从某种意义上，传统是没有实体的，它是一个时空序列的总和，它有无数的分身，但是，却没有一个真正的实体。】即使，当年的启蒙者意识到，旧传统需要用新传统来替代，而这必然是一个时间的过程。可是，启蒙者阵营中，有人认为还有比启蒙更有效的手段，就从启蒙阵营分裂出去。实际上，“五·四”运动，宣告了“新文化运动”的终结，留下了一个未竟的启蒙事业。
再说说上个世纪的那场启蒙。
谈到第二波启蒙的时候，总不免让人唏嘘，不是因为别的，而是这次启蒙与上一次启蒙所面对的社会环境何其相似，又如此的不同！如果说“新文化运动”是结束帝制后，在文化上的应激；那么，80年代的启蒙则是在停止毛式极权之后，在文化上的回应。这两点是相同的。但是，不同在于，结束帝制后，我们本可以避免再次陷入专制（“本可以”这个词，我自己都觉得太有讽刺的意味了！），结果却适得其反，帝制专制两千年，而毛用三十年就完成了两千年也不可能实现的专制程度。毛时代，是对“新文化运动”方向的倒行，甚至，对于一个尚在正常状态下的帝制政权，也不会作出对文化如此的破坏（当然，不仅仅是对文化的破坏）。【这篇小文不是谈毛时代，只是想表达出一种无力的遗憾。】应该说，毛时代所造成的蒙昧，与其说是传统的（三十年也足以形成一种“小传统”），不如说是人为的。因此，80年代的启蒙，从某种意义上，只是在社会向着常态化反弹过程中的一种自生的精神表现。但是，说80年代是一个启蒙时代，也是完全成立的。因为，有了“新文化运动”的开端，这让任何一种朝着现代化方向行进的努力，都不得不面对，并且接手先行者们未竟的事业。从两次汉语启蒙的历程来看，80年代的启蒙，是对六十年前的继续。
但是，这篇小文我想从人们的认知角度审视启蒙。那么，80年代，人们对社会的认知是什么样的呢？【当然，这是一个庞大的问题，我只能用以偏概全的观点立论，这决不意味着，在80年代这种认知是惟一的。】我认为，毛制度的三十年，对国人的认知进行了毁灭性的颠覆。在这个意义上，走出毛时代的国人，远远不如帝制结束后的国人。虽然，帝制结束后，国人并不必然就成为一名公民，但是，帝制的结束，并没有剥夺他们已有的认知。【或者说，帝制的结束，剥夺了曾经帝制下的国人，那些样有形和无形的枷锁，当然，若要认识到这一点，还需要经过一个启蒙的过程。】而从毛时代走出的国人，不仅在物质和精神上已然赤贫，甚至对于千百年来蕴藏在生活中的常识认知（虽然，这种常识认知，并没有帮助我们走上民主和法治，甚至，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我们朝着这个方向前进；但是，这种常识至少让我们生活在一个尚且称之为“正常”的环境中）——我更愿意称作常识和良知——都已经被制度剥夺。如果用一个比喻，那么，走出毛时代的国人，并非褪下文明的衣服，成为直立的裸猿；而是披上恶魔的羽衣，成为行走于地狱的凶灵。说得更直白一些，我们远不是从文明变得野蛮——如果野蛮是一个中性词；而是变得邪恶！
【当然，这个说法有些伤众，我也不是说所有人都堕落到邪恶的地步，但是，如果观察那些完全可以适用“邪恶”这个词的人群，从数量上看，决不是一个相对于人口可以忽略不计的数目，而且，从程度来看，使用“邪恶”这个词，很可能弱化了其行径的极端。那么，如果我们完全不把这个人群视作这个民族的一部分（如果这样让我们的心可以稍稍安宁，我也理解这样的做法），让我们以与之是不同的人群而自诩品德的高尚（即使是相对而言），而若此，我却深感恐惧。因为，对于这片时空，我们无法人为作出一种割裂，让其中的一部分就代表了我们的全体。而让我们以无知的无辜继续那业已中断的生活。于是，我只能用另一种方法，那就是接受这一结果，并把这一结果视作我们每一个人的罪责，在一种高于人间法则的视角下，祈祷一线救赎与宽恕的光照。】
也就是说，80年代的启蒙，民众的认知基础，比六十年前还要陡峭峻急。换句话说，当时一种“中国被开除出人类”的焦虑心态，并非空穴来风。我们不仅有着帝制传统中的愚昧、封闭、无知，我们也有着极权制度烙印出的冷酷、残忍、阴鸷。如果在这个层面上，完全依靠一种启蒙运动，或者说，就像我们说起80年代启蒙时，在最外延的意义上定义这场启蒙，那么，即使是在这个意义上的启蒙来说，这也是一个不亚于建设巴别塔的工作。我想，应该稍稍划分一下80年代启蒙的范围，让我们至少拥有一个有着广泛共识的，对那场启蒙的定义。我认为，在走出毛时代之后，社会在什么力量的推动下，能够尽快返回一种“正常”状态（相对毛时代而言）？依靠的并非一种人为力量（人为力量也发挥了作用），而依然是一种传统的，按照哈耶克的观点，即，自生自发秩序，或者按照我的说法，即，常识认知。也就是说，当我们普遍认为：亩产不可能达到万斤；身边没有多少“反革命分子”环伺；学校是一个教育机构；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并非生活在水深火热中，期待我们去解救……我们就有了一种返回常态生活的可能。换句话说，那种带领我们大多数人返回常态的不是启蒙，而是生活本身。那么，启蒙的贡献与功能是什么呢？我认为，启蒙，为刚刚走出毛时代的中国，以及世界的现代文明之间，架设了一座桥梁。
我没有贬低80年代启蒙的意思，甚至，即使在我对启蒙定义在某种意义上成立，我既不认为这在客观上削弱了启蒙的价值，也不认为在主观上，我在看低这场启蒙。我关注的是，这场启蒙在多大范围以及程度上，与当时的“认知基础”发生联系的？我认为，80年代的启蒙，无论在范围（尤其以阶层为划分）还是程度上（即使是在启蒙者阵营中），都是有限的。上文已经说过，80年代启蒙是社会返回常态这一过程中的精神诉求，而且，这一次启蒙的起点要比六十年前艰难。强调这一前提，却并不是说，80年代的启蒙，因为认知的基础薄弱而开展艰难。而是当时“认知基础”与启蒙一样，也处在一个发展的过程中，并没有完成。
我解释一下自己的意思。当国人走出毛时代之后，社会向常态回归；而且，我也认为这一回归依靠了常态认知的客观力量。关键是，这一常态认知的力量，在80年代是如何影响社会走向的？尤其是这种扶助人们走出毛时代的力量，在精神上如何影响了人们的认知？我认为，这种由常态认知的客观力量，其精神化的因素，一直持续到80年代末（至于客观上影响，可能是因人而异，但是，最终都结束于80年代末），而在这种精神力量下——即使，人们并未能有意识地感知到这一点——的人们，是不会首要想到启蒙的。换句话说，这种精神力量，会支持一个人追求自己的目标。比如说，一个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农人，更专注于土地和耕耘；一个受到奖励机制激励的工人；一个有了学术资源和机会的学人……等等，实际上，也可以说，80年代的启蒙群体，也无非是被这种同样的精神力量推动而已（虽然，他们有可能比其他人更先意识到这种精神力量的客观和普遍）。从现象上看，一个沉沦三十年的民族重现生机，而启蒙，只是这种生机勃勃的复苏过程中的一道风景。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相信：他的目标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那么，他就会心无旁骛地去实现自己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他会想到启蒙吗？我想他不会的，他甚至不会想自己目标之外的任何事物。在我看来，80年代的国人，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精神状态，或心理背景下。因此，我认为80年代的“认知基础”以及启蒙，都是一个未完成的状态。这其中一个最关键的因素是，人们普遍还没有认识到自己与权力的界限划在何处，而这种一往无前的精神动力直到碰壁，才真正宣告终结。
【这篇小文既无意审思那个最冷的夏天，也无力缅怀那些喋血于狂轮下的生命，这不是这篇小文的初衷，待我在另外的文字中，献上我卑微但最虔诚的哀思。】
80年代的启蒙在一夜之间结束，或者说，贯穿于80年代的那种蓬勃的精神力量——启蒙也属于这种精神力量的表现——一夜之间化为乌有。个体与权力之间，终于划出了那道游移十年的底线，成为了任何一个个体无法跨越的雷池。接下来的三十年，讲述的是人们在雷区内的故事。
又是一个我想避免而不得的冗长序言。该来说说现在的这次启蒙了。
如果说前两次启蒙，都存在着一种普遍的蒙昧状态，而这种蒙昧，正是“认知基础”的主要内容。那么，这一次的启蒙，至少在一个确定无疑的向度上，不存在相关的“蒙昧”。那就是，在个人与权力的关系上，一切已经清清楚楚。如果说在那个最冷的夏夜，人们学到了什么，那么，就是这一件事情。如果说80年代，人们共享，或者说共识于一种精神力量的话；那么，过去三十年，人们是在对于权力与个体关系这一事情上，形成了越发广泛、深入、细致的共识。而我认为，这种个人对权力的共识，就是今天这一新启蒙的“认知基础”。
如果说从对前两次启蒙的延续和继承上，这一次的启蒙都能寻找到有力的证据，但是，这却不是这次启蒙最大的特点。如果从“认知基础”的角度出发，这次凭借网络推进的启蒙，都不是这次启蒙的最大亮点。我认为，从“认知基础”的视角审视，前两次的启蒙，人们处在一种需要启蒙的状态中（无论人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而这一次，人们至少在一件事情上已经无需启蒙，那就是：权力的性质。而在人们对权力性质的共识基础上，也让今天的启蒙有了不同于前两次启蒙的特点：
第一、启蒙者与被启蒙者的界限变得模糊。【这并非说，没有了启蒙与被启蒙的行为，而是一种身份的区别变得模糊。如果说在前两次启蒙中，存在一种启蒙阵营或中心，作为启蒙者的角色在启蒙中发挥作用，那么，这一次的启蒙，类似曾经的启蒙中心的影响被弱化。当然，现在有新词了，比如“公知”。除去那些恶意的污名，以及那些善意的嘲讽，公知的确承担着曾经启蒙者的工作，但是，公知的启蒙者身份，对于其自身还是受众而言淡化了许多。相对而言，今天恐怕无人认领一个“被启蒙者”的身份，就这一点而言，我接下来详述。】而这种界限的模糊，也使得今天的启蒙，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是一种自我启蒙。这种自我启蒙的成立，除了在启蒙工具，即网络的发达，这样的客观支持下；更重要的是观念共识上的，即，只要人们确认了权力的性质，以及自我与权力的关系，那么，初步的启蒙就算完成（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经验让人们完成这关键的启蒙，而更多的则是来自直接经验，这也是启蒙者群体弱化的原因之一）。而之后的启蒙进阶，则完全可以凭借一种经验的交流——依靠现代媒介实现（在这个意义上，公知，也是媒介资源的一种，虽然，媒介并非公知的全部活动领域）——来提高。
第二、由于第三波启蒙的认知基础，即，对权力与自身关系的共识基础，也让这次的启蒙，与之前两次的启蒙有着一个明显的不同。那就是，如果前两次启蒙都是从文化的角度进入启蒙，那么，这一次的启蒙，则直接对质政治，或者说制度本身。应该说，这一次的启蒙，是直接从制度层面缘起的启蒙。【我简略地涉及一下，不做展开。从现象学上看，这次的启蒙缘起与制度，但是，如果将这次的启蒙放置在前两次的启蒙，甚至中国现代化的百多年进程中看的话，这种从制度层面开始的启蒙，也有着自身的历史诉求，而并非无有根源的理念突变。】于是，也让这次的启蒙在最广泛的领域中，表现为一种个人与权力之间界限的重新厘定——当然，这么说无疑低估了权力的能量与决心，也高估了今天启蒙人群的可以凭借的努力成果；但是，如果说今天的启蒙，表现为这种对于重新厘定个人与权力界限的诉求和热情，我想还是可以的。
对于三次启蒙的认知基础，我做了简单地分析。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和启蒙运动，有着直接的联系，和因此演绎出来的万千线索，这篇小文只是从认知基础的角度，展示今天启蒙的众多面相之一。而在结束这篇不令人满意的文字之前，我想说两件事情，一件乐观，一件相反，但是，这两件事情却有着质量上的不同，或者说，对于未来的走向，其影响的区别可谓一根牙签和一片森林。所谓主体间性，或者说，不同的人对于同一事物有着不同的看法，那么，我就不说明自己对孰轻孰重的判断，只是罗列于此。
先说乐观的！
今天这一次的启蒙依然处在起步阶段，这不仅是因为，对于这个庞大人口，以及漫长历史的国家，启蒙的推进必然有着不平衡的特点，即使是在一个网络时代，也必然是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就像上文所言，今天启蒙真正的效果，或者说，落实于法治层面的成果，并不尽如人意。所以，今天的启蒙，依然处在起步的阶段。虽然，这次的启蒙缘起于制度层面，甚至，在今天表现为集中对于制度的思考和论辩，但是，我仍旧认为，这只是启蒙刚刚起步的表现，而启蒙，必然是一个对于社会整全性的观念性建构。而这种建构不仅仅局限在制度层面，它必然涉及从上层建筑到日常生活的全方位重构。在这一点上，如果感觉今天的启蒙未能表现出前两次启蒙对于文化的专注和重视（实际上，制度本身也与文化有所交集，一种对于民主制度的追求，自然也包含着对公民文化的建构），那么，这只是启蒙的初期局面，我相信，假以时日，我们可以期待一场汉语文艺复兴的降临。
再说悲观的。
只要把目光从启蒙中稍稍挪开一些，就会发现，今天社会的状态，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还可以让我这样设想，即：通过一场全面、深入的启蒙来完成社会的重构。如果以“短板效应”来观察今天的体制，那么，最短一块木板决定了一种和平改革制度的可能性，而当我毫不费力地就发现“没有最短，只有更短”的木板，如此普遍且频繁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时，当我觉得只有用上文中的“邪恶”定义，来对这些行为进行判断的时候。我不禁在想：我们还来得及在一切尚能挽回之前，用启蒙完成对社会和我们自己的拯救吗？
两件事情都说完了，请恕我再多啰嗦一句。对于那些并不认同我的轻重判断的人们，我仍旧希望你们用自己的方式寻找到希望的光源，并用未来的光护佑我们，对此，我是感到轻松的；而对于那些和我有着同样想法的人们，也许，我只能用这样的话聊以慰藉：你不是一个人……
写于2013年8月16日至19日 上午 炎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