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对我来说还是一个“清史的时代”。整个九十年代，都与杜润生有着密切的关系，包括反思农村变革三十年，“反行为”调查，以及帮他书写《自述》，大多数都属于“当代历史”（租佃关系研究在外）。在这个过程中，我向他学了很多，俨然成了他的“关门弟子”。其中有很多令人回忆的地方……
本篇发表于《南方周末》2005.11.17。
回想起来，那还是在1996年，有一天杜老打电话来，问我愿不愿意帮他写回忆？我当时没多考虑，就一口答应了。现在，书终于出版了（《杜润生自述》，人民出版社，2005；还要感谢贾宝兰），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
杜润老的这本自述都是讲什么呢？简单说，就是杜老从就任“秘书长”（中原局、华中局、中南局，中央农村工作部），和在农口工作的经历，并不是从他的一生说起（故此书名为“自述”而非“自传”）。包括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
首先是“土地改革”。土改在本书中占了一章四节的篇幅，其中最重要的，恐怕就是关于土地改革意义的探讨。过去一般以为，土地改革第一是为解放生产力，第二是为动员农民参军支前。杜老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指出：仅有这两点并不足以解释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改革，它还有第三层意义，即“重组基层”。我曾据此写成一文，可惜的是，这一论点至今还很少被人了解。它可以帮助我们深化对土地改革的理解，无论秦晖认为中国没有多少地主（特别是在北方），高王凌认为地租实收率并没有过去说的那么高（一般只有地租额的七八成），也许都可以在这一层面上予以解释。
一般说来，当事人对他们自己经历事情的历史意义，并不一定有全然的了解。但应当注意，对这一件事，除杜润老之外，当年不少老干部却是不无认识的（如杜瑞芝，如林若），只是没有归纳到今天这种地步而已。
在那之前，我也写了一篇“中共土地改革的历史意义”，在内部发表；其后，则写了“多重视角下的土地改革”。
本书的第二部分是“合作化运动”。其中最重要的一节，可能就是“1955年的风波”了。过去的说法是：
1955年7月初，毛泽东约邓子恢谈话，提出发展到130万个社。7月11日，毛约见邓，再次提出这一想法，但邓仍坚持100万的原订计划。于是召开了全国省市委书记会议（7月底至8月初）和七届六中全会（10月）两个会议，来解决这一问题。
杜老却指出，事情并不是这样的（最早在1993年）。他回忆说：
8月1日会议结束，毛泽东说∶我和子恢同志的争论已经解决了。我听到后，感到问题解决了，也松了一口气。
其后在8月某一天，毛又找邓子恢谈话，提出合作化速度可以再快一点，100万个再添30万个，搞130万个合作社，即由翻半番改为翻一番，看怎么样？这次谈话从当晚一直争论到天明。
本来经过7月会议，毛泽东认为和邓子恢意见已经一致了，商量商量，接着再增加点数字。想不到，邓子恢讲了那么多条件和问题，这就不是三十万个社的数字问题，而是一个根本估计问题。因此毛决定在更大范围内解决这一问题。
在杜老的口述中，我曾多次发现他的说法与“正史”不一样。也多次直率地对他提出：“是不是错啦”？但最终发现，几乎每一次杜老都是正确的，这一次也不例外。
经过对文件的进一步查证，我们发现，就在这一时期，事情发生了某些变化∶
8月26日，毛发出指示∶各地关于合作化的电报，“由中央直接拟电答复”，不要农村工作部办。
8月27日，毛起草了中央通知∶今年国庆节前后，中央可能召集各省市党委书记地委书记来京参加讨论农业合作化及其他问题的中央会议（以前并无此类打算）。
9月7日，毛起草中央通知，说∶中央政治局决定召集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体会议，规定发言内容主要讲合作化问题。
杜老回忆说：
接着邓小平召集廖鲁言和我，传达主席原话，说∶看来像邓子恢这种思想，靠自己转不过来，要用“大炮轰”。
后来（1997年），在一次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小型会议上，杜老专门讲了这一问题，他说：
取得一致后，重新争论。犯错误不改，毛就认为是路线问题了。
如果那次谈话邓子恢接受了130万的数字，恐怕情况就不一样。
高王凌插话：这像庐山会议。
也许是惯了，杜老并不“怪罪”，说：
庐山会议彭德怀如果不写那封信，事情可能就不一样……
这引起与会者的很大兴趣，但也感觉很不好找。我建议去查毛的会客记录，会后根据党史研究室同仁查证，毛泽东在1955年8月3日曾单独约见邓子恢，这件事可以说就已经证实了。
这样一来，对这一历史事件我们也就有了全新的更深的了解。
这一部分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所谓“劳动营”问题。1953年在一次见面时，陈伯达搬出马克思“组织农业生产大军”的话。杜润生说：这不是“劳动营”了么？在出版时删去了这一句话。我曾表示过不同意见，杜老说，将来你找机会把它补上吧！（按：在马国川《风雨兼程》页4，高王凌“五十年代初毛刘之争的一个解读”中，终于补上了这一句话。）
杜润生自述的再一个重中之重，就是包产到户农村改革了。
过去谈论这个问题，总是讲一些省份和地方上都做了什么（如安徽、内蒙古等），中央部门或农口，好像并没有起过什么作用，或是干脆不提。这就离历史的全貌很远了。自述用了很大篇幅讨论这一问题，这是其他任何论著中都没有的内容，尤其值得重视。
借此机会，我想特别强调杜润生个人在包产到户改革中的作用：
1979年3月，新的国家农委成立不久，杜润生在七省三县农村工作座谈会上（这是一个专门讨论责任制和包产到户的会议），企图把“包产到户”的口子开大一点。虽然没达到目的，但“包产到组”却合法化了。
其后在会见胡耀邦时，杜润生提出，现在可不可以由中央说话，把三中全会决议上的“不要包产到户”，改成“准许包产到户”？
1980年1月，在国家农委召开的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上，继续鼓吹包产到户。并在会议纪要中提出∶对自发包产到户的，不要硬性扭转，更不可搞批判斗争。
1980年4月，在编制长期规划会议上，杜润生建议：在贫困地区搞包产到户，让农民自己包食品、包肚子。姚依林到邓小平那里汇报，邓遂说，在西北、贵州、云南、甘肃等省，政策上要更放宽一些，有的地方可以索性实行包产到户的办法（这是首次听到邓明确表示支持包产到户，当时还不让登报）。
这以后，1980年5月，邓小平第一次公开赞扬了包产到户，说它“效果很好，变化很快”。
其后，还经历了1980年9月的各省市委第一书记座谈会（形成1980年75号文件），1981年初的河南、山东调查，五个“一号文件”的制订，以及前往若干省份实际推行包产到户，等等。从中我们也可了解农村改革的复杂和艰巨，其间经过政府和农民的多次“互动”，才终于实现了这次改革。在这一过程中，杜润生曾发挥了莫大的作用，功不可没，也因此博得了许多干部和农民的尊重和爱戴。
现在看到已出版的杜润生自述，几乎每章每节，都是自己从录音带上剥下来，再由杜老批阅，一遍遍修改的。也不由得回想起那些岁月，和我们之间建立起来的那种友谊和师生关系。无庸讳言，在这中间，我向他学习了很多很多（其中是包含了多少经邦济世的学问啊）。因此，这一段经历，也特别值得我的珍惜和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