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先生的新著《共同的底线》得以出版，应该说是今年复杂政治形势下的一件幸事。笔者仔细研读一番，感觉意犹未尽，很想再围绕当代中国的“政治话语结构”这个重大话题再啰嗦几句，权当是对本书的一个注脚或者再评述。原初本想将本文题目定为“底线是如何失守的”，但是斟酌再三，感觉问题的核心可能不在于：首先存在那么一个共识底线，只是我们没有坚守住，而在于“当下的中国根本就没形成一个所谓的政治底线”。因此，最终将本文取名为《底线是如何失去的》，以凸显中国当下政治话语严重分裂的基本局面。
一、政治话语的滥用与无奈
在当今世界（包括中国）的政治话语系统中，“主义”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关键词，这是因为政治理念经常具有很强的“整体性”，对某一核心价值观的偏好经常会“连带式”地决定着其他诸多政治观念的方向，比如对“个体主义”的偏好经常会导致对私有化、最小化政府、自由高于平等这一系列观点的认同；相反，对“国家主义”的偏好又很容易带来对于公有制、政府规制最大化、国家整体优先于个人自由等系列观点的认可。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围绕着不同的核心价值观，人类政治话语中逐渐形成了不同的“主义”，最知名的应当包括如下几个：“自由主义”、“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又可以细分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保守主义”、“国家主义”、“列宁主义”、“凯恩斯主义”等。值得关注的是，以上各种政治理念虽然各有其强调的核心价值观，但是相互之间又经常存在重叠乃至“包容”，特别是在历史的流变过程中，这种现象变得格外突出。
在经年累月的政治变迁过程中，由于政治社会形态的不断演进和政治话语结构的转化，其中的很多“符号性语言”也在发生着含义上的深刻变化，并因此而被滥用，从而导致很多的思想争论变得模糊不清。秦晖先生针对此问题而明确指出：“目前在中国语境中的‘新左派’、‘老左派’和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都和它们在西方语境中有很大的不同”（《共同的底线》，P.17）。因此理清这些核心政治话语在中西方国家之间的区别变得十分关键，因为不经过这样一个工作过程，中国各种政治思潮之间的争论就显得毫无头绪可言，更重要的是还容易导致对很多重要话题的“误置”，从而掩盖一些“根子上”的问题。当然，也有一些思想界的“偷懒者”或者“自命清高者”直接反对使用“主义”一词，认为这都是西方政治文化的产物，根本不能用来理解中国社会。这种观点貌似回到了“胡适”先生那里，可一旦付诸操作就发现：我们的政治话题无限多，给予一一讨论是断然不可能的，而且核心的争论还是那么几个，比如国家、民族与个体人之间的关系定位、政府的角色扮演与合法性来源、平等自由的确切含义与适当范围、人道主义是否具有普适性、公民社会与国家、民主制度的产生基础与合理形式、人类社会的理想组织形式等。显然，对这些话题的讨论没必要去绕开上文所列举的各种“主义”而另辟蹊径，因为它们本事就是围绕对这些重要话题的反复讨论而形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既存的各种政治话语存在着被滥用的嫌疑，但是若要彻底弃置不用也是不太可能的，这也算我们参与“政治思想”争论的一种无奈之举吧。
二、西方政治话语流变中的“左与右”
若要搞清楚中国政治语境下的“左、右”格局，首先有必要对西方政治思想史当中的这一格局及其演变进行一个简要的回顾，因为“左与右”的话语区分虽然存在已久，但截至到当今时期，这种区分的具体内容已经发生了多次变化，只有弄清楚了这种变化，才能防止对这些话语的不当“引用”。结合秦晖先生的思想考察，笔者梳理出了一个大概的时间线索，将西方国家的“左、右”政治思想区分给予“长时段”的总结。以英法大革命时期为开端，当时的革命思想可以称为“左”，而认同王朝统治的思想即为“右”，二者之间的核心对立就在于是否认同“平等、自由、博爱”的启蒙价值观。在当时的情况之下，“极左”思潮显然就是那些毫不妥协的革命派理论，卢梭的思想可以视为代表，而“极右”思潮则是那些坚决捍卫传统王朝秩序的思想，托利党的思想（又称为“保守主义”）相对比较接近，托克维尔、孔斯坦、孟德斯鸠、洛克甚至伯克等人的思想则可以视为相对“折中”的政治思想。
以上的政治思想格局在法国大革命之后逐渐发生变化，由于英国宪政秩序的日渐成熟和启蒙价值观在欧美国家的广泛传播，企图“完整捍卫”王朝秩序的思想基本消失，宪政派旋即占据了“右”的位置，而坚持继续革命的卢梭主义者则成为了“左派”思想的传承者，二者之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认可民主、自由、博爱的启蒙价值观，核心的争论就在于是否可以接受一种“渐进式”改良路线。显然，作为右派的宪政派是接受的，而左派革命者则希望激流勇进地实现彻底的民主、自由共和国，这种分歧也成为了英国与法国在“民主化”道路选择问题上的关键差异之所在。在这个时期的美国，由于根本就不存在传统的王朝政治力量，在新教徒的“集体倡导和实践”活动中，启蒙价值观得以直接占领了主流政治思想的舞台，自由主义也就成为了美国的“原初政治思潮”，因此美国的保守主义就是“自由主义”，这与欧洲国家意义上的“保守主义”有着极大的不同（《共同的底线》，P.17）。因此在这个历史时期，欧美世界的主流政治价值观就是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启蒙价值观，而所谓的左、右之区分只在于实现这种政治理想的不同路线，或者说不同的具体操作方式。
西方国家在走向现代政治形态的历史进程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产生具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其最明显的标志就在于西方政治思想史中的“左翼”话语因此而发生了位移，被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牢牢抓住，他们这套政治思想在欧美世界几乎成为了“左”的代名词。其实在当时的西方世界，更为激进的左派还是存在的，比如巴枯宁和普鲁东等无政府主义思想，但他们的思想在各国政治实践中的影响有限，因此难以真正占领“左”的话语阵地。而与此同时，在西方中心论、激进民族主义等思潮的催生下，以国家主义和种族主义为核心的“极右”思潮得以诞生，卡尔.斯密特和戈比诺堪称其代表人物，这对之后的欧洲纳粹势力崛起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左派”政治话语产生之后，其思想体系的内部也不断分化，第二国际的“分裂”正是这种分化的具体表现，产生了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中间派和以列宁、卢森堡为代表的反修正派，并最终导致了马克思主义的欧苏分裂，即多数欧美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转化成为“社会民主主义”，而伴随着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创立，俄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则走向了另外一图。
苏俄社会主义思想演进的插曲对世界政治思想史的整体图景来说十分重要，因为正是它开启了“左”思潮的“右转化”之先河。在斯托雷平改革之后，沙俄国内的自由主义思想被边缘化，而列宁借助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民粹化”改造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此，一向以政府反对派面目出现的“左”思潮成为了正统，由于失去了国内的敌人，而政权的维持本身成为其核心的任务，因此非社会主义世界就成为他们的思想假想敌，这种情势的自然演化结果就是，苏俄执政党在“左”的外衣下开始孕育出很多的“极右思想”，通过引入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民粹主义来巩固与之对立的“左派”政治根基，经过十多年的苦心经营，斯大林最终完成了这项“思想嫁接与改造”工作。这项看似吊诡的政治思想嫁接，在自由主义思想主导的欧美世界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但在苏俄这样的民粹主义思想深厚的国家则显得十分顺利，秦晖先生分析到：“与其说民粹派是平民主义者或精英主义者，不如说他们首先是整体主义者，与其说他们和平民主义或精英主义构成对立，不如说他们首先与各种‘个体主义’构成对立。而他们的平民倾向与精英倾向，“民主”倾向与专制倾向，正是在这点上得到统一的”（《共同的底线》，P.133）。
截止到20世纪初，西方国家的政治思想格局已经基本成熟，包括了以国家主义、种族主义和激进民族主义为核心价值观的“极右派”、坚持古典自由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中右派”、以各国社会民主党为中心的“中左派”和以葛兰西、卢卡奇、马尔库塞等批判理论家为代表的“新左派”，而以奉行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极左派”则被边缘化，只有苏俄仍旧口头上宣称这一政治主张，但实际上在与“极右”思潮的混合中早已失去了真诚的实践动力。在各种政治思想并存的这个年代，西方民主国家不断吸收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精华元素，使得其内部的各种政治主张相互融合，而与此同时，苏联的所谓“正统马列主义者”却对欧美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想采取排斥态度，从而失去了吸收对方积极因素的可能性。所以，欧美政治体制不断走向成熟，而苏联的所谓“社会主义体制”则走向了奴役状态；特别是在德国纳粹失败之后，西方政治文明正式淘汰了“极右”的很多成分，加之社会民主党等“改良左派”的兴起，各种“极左思潮”也被彻底边缘化，西方民主国家内部的政治思想进行了再度整合，所谓“左右之分”也开始变得十分微妙，他们之间实际上形成了赵鼎新先生所说的“忠诚的反对”关系，即在共同认可民主、自由、人权等政治理念的基础上，围绕着更具体的细节而开展争论，这种态势下的所谓“左右之争”与之前的敌立关系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集“极左、极右”思想于一体的政治垄断体制得以延续下来，而在广大的西方民主国家，受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和哈耶克“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共同影响，所谓的“左右”之争集中体现在“自由与公平之间的权衡”问题上，即偏左一方强调纯粹自由市场体制可能带来的各种社会不公正，需要国家干预予以克服；而偏右的一方则强调保持自由市场机制效率的“必要性”，以尽量减少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这种争论集中体现在罗尔斯与诺齐克之间。但是必须强调的是，当下西方民主国家的左右之争是建立在“自由主义”哲学根基之上的“有限争论”，他们对传统自由主义的“群己权界”论以及国家“权力—责任对等”思想有共同的坚守，即其共同的政治底线就是“绝不能容忍以国家主义、民粹主义、社会主义等政治外貌而出现的各种独裁政治”。也就是说，当代西方民主国家内部虽然也存在“左与右”的政治思想区分，但这种区分是经过对各种极左和极右思潮清理之后的具体分歧，而不是围绕苏联体制与自由民主体制之间的原则性争论。即使吉登斯所主张的“第三条道路”仍然坚持这个底线不动摇，甚至这条道路本身正是社会民主主义的自由主义化，它进一步划清了与“东方左派”传统病的界限（《共同的底线》，P.49—54）。
三、中国政治的“左、右”话语与实践
在理清了西方国家政治话语的“左、右流变”路线后，我们可以回头来分析中国语境下的“左右”思想区分。清末民初，随着中国政治现代化步伐的加速，西方的政治话语也被引入中国，章炳麟、陈天华、秋瑾等因其激进的革命言论而成为了左派的代表人物，而荣禄为代表的顽固派自然就是“极右派”，而康有为等则因为其“保皇言论”成为中右派的代表。伴随着中国大革命的到来和持续推进，中国共产党诞生，其政治主张和话语很自然地就成为了中国“左派”思想的核心内容，但与此同时，极右思想和改良主义保皇派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以辜鸿铭为极致、以梁漱溟等各位新儒家思想者为代表的“保守主义”声音仍然激荡在中国大地上，从这两极思想的谱系中不难看出，蒋介石及其政府显然不是当时中国真正的思想右派，因其长期倡导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而应当定为中国政治思想的“中间派”。与此同时，以胡适先生等为代表的中国自由主义者更属于“中左派”范畴之内，相比之下，受英国工党思想领袖拉斯基影响的张君劢、张东荪等民主人士则更为接近西方左派的立场，而闻一多等更为激进的左翼人士则基本可以纳入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思想阵营之列。民国时期中国的“政治思想格局”可通过对以上各派思想内容的梳理得出一个大概的形态面貌，这种多元并存的政治思想形态存续多年，相互之间虽有斗争，但总的来说还是能够保持平等的对话，从而形成了历史罕见的“百家争鸣”之社会思想繁荣景象。
在1949年之后，中国的政治思想界发生了许多吊诡的变化，由于毛泽东“极左”思想占据了中国政治的权力中心，苏联创建之初的类似情况开始呈现——“极左”政治思想开始吸收“极右”思想的多数成分，成为集西方“两种激进主义之精华”的宏大话语体系。而在这种情况之下，本来与“极左”思想完全对立的中国保守主义，瞬间转而成为权力当局用以维护政治利益的有效武器，一方面在口头上对传统文化横加批判，另一方面则将中国传统的“儒法社会规则”发挥到了极致，由此“秦始皇+马克思”成为了当时中国政治生态的最佳概括。当集“中西民粹主义、国家（王朝）主义、民族主义、寡头集权主义”于一体的激进政治思想占领中国政治权力的中心后，各种“中道理性主义”思想就统统被边缘化了，不仅自由主义者被标签化为“右派（甚至是极右派）”，甚至偏左的民主社会主义者也被当成阶级敌人予以打击，有时候还把他们当成比自由主义者更危险的敌人。其实很显然，这里所谓的右派（包括极右派）恰恰是西方政治话语中的“中间派”或“中左派”，只是在极左话语和极右政治实践的双重压迫之下，这些思想的持有者已经失去了辩解的机会。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政治思想格局发生了一些变化，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毛泽东创立的“左右激进主义”思想开始面临挑战，自由主义思想再次兴起，并由此而形成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新启蒙运动，但是在九十年代后，这场运动再次被强行终止。又经过了十多年的分化与整合，中国政治思想界最终形成了当下的“格局”：（1）坚决捍卫毛泽东思想遗产的老左派，以张宏良、韩德强等为代表；（2）引入西方各种批判理论的“新左派”，以汪晖、崔之元为代表；（3）以大力提倡经济产权自由（私有）化和而避谈政治体制改革为基本特点的所谓“新自由主义”，以张曙光、盛洪等经济学家为代表；（4）主张全面地效法西方宪政民主体制的“古典自由主义”，以贺卫方、徐友渔等为代表；（5）倡导西方社会民主党政治理念的“民主社会主义”，以谢韬、华炳啸为代表；（6）对中国古典主流社会思想留恋不已的各色“新儒家”，以康晓光、蒋庆为代表（可参阅：马立诚先生的《当代中国的八种社会思潮》[社科文献出版社，2012年]一书）。当然，除了已经列举的六种主要政治思潮之外，当代中国还存在着其他更多的思想类型，比如“直白的民族主义”、“文化虚无主义”、“隐晦的斯密特主义”等，只是它们经常隐藏在以上六种思潮之中，所以就不再专门列举。
按照西方正统的的“左、右”之区分，当代中国的“新左派”和“新儒家”可被视为理想型的“左与右”两级，而民主社会主义、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则分别处于这两级之间的连续谱之上，而集“极左与极右”于一身的“老左派”应当是他们共同的理论对手。相信，只有形成这样的思想对话格局，才算是中国人在经历毛泽东时代之后所做的最起码的历史反思，也就是朱学勤先生所说的“回归常识”，或追求一种萧功秦先生意义上的“中道理性主义”。然而中国的现实却没有遵循这样的政治思想演变逻辑，从当代中国的政治思想格局及其话语实践不难看出：新左派、新儒家和老左派经常可以产生共鸣，而古典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却不容易与所谓的“新自由主义”达成共识，这又是何原因呢？秦晖先生和许继霖先生等正是对该问题的“答疑解惑者”，他们以中西政治思想史的宏大视野和深刻的洞察力对以上问题给予了回答，答案概括而言即“此左非彼左、此右非彼右”。
首先是中国的所谓“新左派”名不副实，最典型的表现就是他们在批判西方政治文明之同时却对中国的“政治现实”大唱赞歌，而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相比于西方国家，中国的现实更加远离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政治理想”，比如自由人的联合、人格平等、选举民主、人权与博爱等，若是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实践尚且值得批判，那么中国的现实情况是断然不能被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接受的。因此我们认为，中国的这些新左派其实又可以被称为“口头左派”，即除了“口号上”具有左的色彩，其实际行动则完全是“极右”的风格，他们已经天然地认同了毛泽东思想的国家主义和民粹主义要素，与中国的所谓老左派并没有本质性的差异。秦晖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一些有新左派倾向的学者在权力问题上持强烈的国家主义立场，念念不忘扩大国家的‘汲取能力’，在责任问题上却十分‘自由主义’，要求让政府卸除社会保障的责任，以发展社区服务和其他自愿工作取而代之。这无疑是一种极具‘中国特色的立场’”。与此同时，中国大陆的所谓新儒家思想、历史主义等思潮也具有类似的特征，表面上提倡某种更为高尚和合理的政治理想，而实际上最终又回到了对“国家主义”的皈依（以上相关内容可以参阅：许继霖先生的《当代中国的启蒙与反启蒙》 [社科文献出版社，2011年] 一书），而国家主义这正是中国“毛式老左派”最得力的思想法宝，因此它们与这些老左派具有天然的亲和力，它们因为共同反对“被启蒙的西方”而水到渠成地成为了一家人，这很类似有的人“因为痛恨一个小偷而爱上了一位杀人犯”！
而与此相对，中国的新自由主义者则可能扮演起了“恶人”的角色，他们似乎有一种委屈不能直接表达，即虽然内心深处也希望中国能够从“经济到政治”体制都效法西方国家，但是又迫于中国的“政治高压线”而只能暂时回避政治变革话题，只得通过对市场经济改革的推进对政治体制形成某种“倒逼式”的变革。由于不能公开表达，而且在实际的政策运作中又确实容易导致权贵资本主义的恶果，所以这是一种看似合理但又充满危险的策略选择，很不容易取得古典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者的道义认可。而与此同时，古典自由主义者和民主社会主义者因为坚守西方国家的启蒙价值观而备受“歪曲”，成为了中国主流政治话语的“眼中钉”和“肉中刺”。在这种情势之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虽然获得了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但同时也成为了它们的思想“替罪羊”，各色的左派思想者不正是将中国的社会贫富分化和腐败等问题归结为新自由主义的“妄为”吗？同时由于不能言说的理由，古典自由主义者也与新自由主义者之间形成了相互“攻歼”的对立姿态，由此而导致了所谓的“左派思想大联合”而“右派思想大分裂”并存的局面，公知随之被“污名化”。而显然，这种局面是权力当局十分希望看到的，它们用各色左派的思想捍卫自己的政治权力，又引用新自由主义的部分理论来论证“不需要对民众的福利问题负责”，从而在所谓的左右平衡中取得利益上的“左右逢源”，而这也许是中国政治思想界的最大悲哀了！
尽管前面的分析依旧延续了中国对“左、右思想阵线”的习惯称谓，但实际上这里面还有着诸多的矛盾之处。西方民主国家当中的所谓“右”主要代表“捍卫既有政治秩序”的声音，而“左”代表批判的声音；但是在中国的当下时期，被称为“右派”的人恰恰最不能接受现实，发挥着西方左派思想家的作用；而被称为“左派”的人又经常扮演着“小批评、大帮忙”的西方右派角色。我们若不能关注到这种差异，很多的政治思想争论就会变得模糊不清甚至于难以理解了。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并不存在独立的“极左”和“极右”思想，它们本身就是毛式老左派的“一体两面”，它以“道德理想主义”和“国家主义”为武器收编了几乎所有可能与之契合的政治思想，形成了某种极具煽动力的“大话语”体系，而生存于其阴影之下的各种“中道思想”都被边缘化了，古典自由主义则首当其冲。
四、话语混沌与“底线”的丧失
从前文的分析中可以发现，当下中国的政治思想存在严重的“言心不一”问题，即有很多看似代表基层民众的思想，其实恰恰是导致大众利益受损的罪魁祸首，又有很多被称为富人利益代表的思想者可能恰恰是穷人利益的真正捍卫者。极端一点来说，中国可能根本就不存在纯洁和真正意义上的“左派”，甚至也不存在儒家理想主义思想人格的那种“右派”，倒是存在经验主义哲学意义上的“右派”（认同哈耶克理论的人），中国大众的根本利益需要由这些低调姿态的“右派”来维护，不能不说是中国政治的悲哀，这些本来还是可以基本说清楚的思想话题，但在中国的现实政治场域中何以变得如此混沌不清？显然，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当下的中国还没有形成乃至“接近”哈贝马斯先生所倡导的“无限制的沟通”这样的政治环境，一些人出于对自己既得利益的维护之考虑，可谓“睁着眼睛说谎话”，刻意制造政治话语的混乱局面，还有一些人则已经彻底沦为了这批既得利益者的专业化“知识保镖”（刘军宁语），他们自然会不遗余力地利用手中的所谓“知识“把很多关键性的“思想讨论之水搅浑”，另外还有一大批人在长期的主流意识形态教育之下已经彻底失去了对历史常识的了解，根本没办法参与讨论，最终沦为声音最大一方的附庸。像秦先生这样的头脑清醒者，在中国虽然不能说是凤毛麟角，但是也绝不会取得中国政治话语的主阵地，哪怕是平等参与对话的权力，因此，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想只能在少数知识精英群体内部有限地传播，并随时会被淹没在不断“混沌化”的政治话语海洋之中。
秦先生著《共同的底线》一书可能最大的贡献就在于告诉更多的中国人：西方国家的各种政治思想争论虽然经常被区分为“左与右”，但是它们的这些区分对中国而言并不对口，因为我们面对的问题和他们完全不同；我们的政治现实既没有达到西方左派的理想，也没有达到西方右派的要求，我们还处于“前现代政治文明”的阶段；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认识到这一点而寻找到不同思想派别的共识，从而共同努力实现一个“底线”的政治目标。笔者想额外再补充一些内容——只有你认可了西方国家真正的“左派”或“右派”主张，才可能在中国这个特殊的政治场域中寻求到某种共识，而若有人从根本上对他们双方都不认可，而是去追求西方政治文明史已经被淘汰的各种意识形态，比如极端国家主义、民粹式民族主义等，自然是没办法进入秦先生这里所讨论的“底线”之上的。也就是说，秦先生这里所说的底线是经过世界政治变迁历程“检验”之后的一套政治原则，而不是全部的西方政治思想。
可惜的是，当西方世界早已将“左右激进主义”政治思想淘汰出其政治实践范围之外的时候，我们却还在回避最起码的历史事实，各色的政治思潮可谓泥沙俱下，业已被证明为荒诞乃至邪恶的政治思潮还在中国的政治土地上大行其道，更有甚者，很多打着进步旗号的各色“伪左”思想以不同形式的隐晦手段扮演起“搅浑水”的角色。其实换一个角度来看，中国的政治思想可以分为四个类型：中国优越论、中国独特论、渐进学习论、彻底引入论，秦先生探寻的“底线”来自西方国家的政治实践总结，因此只能适用于后两类思想之间，而前两类思想则很难适用，试想，若有人从根本上认定中国的“人民社会”与政治制度优越于西方国家的民主宪政制度，或者采取彻底的相对主义而否认学习的可能性，来自西方经验的政治“底线”如何与他们存在交集？相信，我们只要认识到了这一点，就不会误以为秦先生真的想把全部的政治思想都纳入对话的对象了，他应该知道“装睡的人是永远叫不醒的”。
我们可以想象，若是由罗斯福与丘吉尔、吉登斯与诺齐克、谢韬与刘军宁等共同商谈国家政治的“底线原则”，不管争论如何激烈，似乎还是有希望求得部分结果的；但是若要由斯密特与哈耶克、孔庆东与贺卫方、张宏良与茅于轼等来做同样的工作，似乎取得任何的“政治共识”都是十分艰难的，其原因就在于两种分歧的性质完全不同，前面的六位思想者是共同认可秦先生所谓的“底线”的，而后面六位则对此并不存在一致的认知。回到当下的中国，我们若指望在所有的政治思想之间寻找共识，我认为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很多的争论双方几乎在最根本的价值观上存在着根本性的对立，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即使大家都面对同一个历史事实，争论双方的解读也存在着十分诡异的差异，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关于毛泽东及其文革的评价。总而言之，当前中国之所以没办法形成政治“底线”，是因为这个国家不具备面对真实历史的“勇气”，很多人还在被利益“绑架”着，而为了捍卫这些东西，他们不得不混淆视听，刻意避免“底线”的形成；同时，还有更多的人已经习惯了某种意识形态的麻痹而不自知，沦为了免费的“无毛党”，而这两个群体之间的诡异默契直接导致秦先生所提倡的“底线”不断被突破，而它的很多追求者则在不断的失望中逐渐走向绝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