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金庸武侠小说的价值和地位，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一是作品本身所体现的“武侠观念”问题，二是作品社会效应的雅俗属性问题。

按一般常识，“武侠”应当包括“武功”和“侠义”两方面的因素。从武侠小说的历史发展来看，除民国时期的技击派武侠小说外，很少有武侠小说把对于武功的渲染描绘作为作品的最高目的。事实上，在多数武侠小说中，武功只是被作为侠者行侠仗义的手段和附庸而展现其姿采魅力的。从聂隐娘到风尘三侠，从白玉堂到黄天霸，莫不如此。这一点似乎是约定俗成的。中国文化向来有“道”“器”之分，并且是尊“道”而抑“器”的。显然，人们是以“侠义”为“道”，以“武功”为“器”，因而也就体现了“侠义”优于“武功”的倾向。

但问题是“侠义”又是一个非常模糊和笼统的概念。所以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侧面，甚至是截然相悖的方面来进行理解和表现。这就使得“侠义”乃至“武侠”的内涵产生了较大的歧义，而且至晚清时大有官侠小说愈演愈烈，盗侠每况愈下之势。与此同时，“情侠”“僧侠”“怪侠”等五花八门的侠义现象也充斥于武侠小说之中。于是，对于“武侠”内涵的反思与重新探索，也就成为历史赋予新武侠派小说的艰巨任务。也恰恰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看到了金庸小说不辱历史使命的特殊价值。

金庸小说对于传统“武侠观念”的最大突破，就在于它扬弃了以往武侠小说对于“武侠”自身难以割舍的顾影自怜，注意从对“武侠”现象的反思乃至否定中去寻找“武侠”的真谛，最终终于进入到对“武侠”自身的否定和超越的层次。如果说《书剑恩仇录》还没有彻底割舍那一份对于“武功”及其所服务的“侠义”的依恋和崇仰之情的话，那么到了《笑傲江湖》、《天龙八部》等作品中，这份依恋和崇仰不但大打折扣，而且受到严厉的质疑的挑战。正是岳不群、任我行、东方不败这样一些武功高强、老谋深算的武林高手被权利钱财异化的残酷写照，才无情地告诉人们那些挂着所谓武林掌门耀眼招牌的英雄，不过是一堆什么烂货。而那些专以谄媚为能事的什么马屁功、法螺功和厚颜功等，更是一语道破那些武林间相互恭维的美好形容，是怎样的无耻和廉价。或许正是由于作者对于这些有“武功”而无“武德”?“侠义”?的武林丑类的失望，才导致他在《鸳鸯刀》中打出了“仁者无敌”的旗帜。这或可理解为对于“武功”和“侠义”二者中后者的重视。但它绝对不是金庸对于“武侠”真谛全部和最终的理解。我以为能够体现金庸对于“武侠”真谛全部和最终理解的作品非《鹿鼎记》韦小宝的形象莫属。这位连自己出身来历都不清楚的“狗杂种”既无武功，又懵懂昏昏，更谈不上什么“侠义”“仁义”了。可偏偏只有他才能从侠客岛山洞石刻李白《侠客行》中悟出神功剑意的奥秘，而那些痴迷不返的所谓武林高手却一无所获。说明神功的获得与其初衷往往是适得其反。当然金庸在《侠客行》中尚未放弃对于武功的崇拜。相比之下，韦小宝则是彻底地无“武”无“侠”。可正是这位无“武”无“侠”的地痞流氓，却能够无往而不胜。并且无可争议地成为作为金庸武侠小说封鼎之作的一号主人公。这表面看来荒诞滑稽的闹剧其实恰恰正是小说的深刻之处，是金庸对于“武侠”观念具有哲理意味的全新理解和全新阐释：越是迫切想得到的东西，也就越得不到。“武功”是如此，“侠义”也是如此。所以，“武侠”的最高境界便是既无“武”，又无“侠”。这不正是老子所提倡的“大象无形，大音希声”和“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这些辩证思想的精彩诠释吗？这或许才是金庸小说“武侠观念”的底蕴所在和与众不同之处。

尽管今天人们可以听到那种鄙夷乃至诋毁金庸小说的声音，但毫无疑问，这已经不是主流和支配地位的声音。金庸小说由通俗文学被经典化为高雅文学的过程已经完成。它在当代文学史上的显赫地位也是谁也无法抹煞的。现在需要人们警惕和担心的倒是问题的另一方面。正是出于对业已被经典化的通俗文学的热衷，摹仿者风起云涌却又泥沙俱下，其力不从心者画虎不成反类犬，反倒又将雅变俗，存在将其送入死胡同的危险。当年格律诗和词曲就是这样每况愈下的。同样，由《水浒传》等开创的侠义小说的旧派武侠小说传统和荣誉的终结，也正是被晚清时期《小五义》、《大八义》之类的烂货糟蹋的结果。这虽然不是开创者本人的责任，但毕竟是文学史上值得人们汲取的教训 。

（此文原载《中国文化报》2001年9月15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