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小说家，固然是金庸（查良镛，1924—2018）的人生意外，却成就了他的名山事业；成为社会活动家，以报纸与社评表达立场、参与政治，却是金庸苦心经营大半生并获得极大成就的现世基业。终其一生，金庸的自我期许与大众认知集中于小说家与报人二端，正是求仁得仁。然而，金庸精神世界的浩繁，实则超出一般意义上的写作者，就文字而言，在两千万字的小说与政论之外，他尚有大量的散文随笔、影评剧评、翻译文字等，往往为读者所忽视，未为研究者所重视，甚至在金庸的自我认知中，也未曾将其置于重要的位置。其中，金庸的翻译作品受关注尤少，故本文尝试梳理他的翻译生涯，初步探索翻译实践对其小说与报业工作的影响，以期在更大的文化视野中观察与评价金庸。
金庸的翻译生涯
早在1941年秋，还是高中生的金庸就有在全校文艺会演中编导并主演英语独幕剧《月亮升起》的经历。《月亮升起》是爱尔兰作家格雷戈里夫人（Lady Gregory）的民族主义名作，此剧在抗战期间曾多次被加以“中国化”的改写（曹波、周丽《抗战初期爱尔兰短剧〈月出〉的“中国化”》），金庸应该也是对其抵御外辱的救亡主题产生了共鸣。三年后，金庸开始了他的翻译生涯。当时他在国立中央图书馆阅览组挂职，集中阅读了大量西方文学作品，包括英文原著《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等。1945年2月20日，他编辑的第一本杂志《太平洋杂志》（月刊）出版第一期，封底“本社新书预告”二种，第一种为《基度山伯爵》（全译本），大仲马原作，查良镛译。但随着抗战形势的迅速变化，这一译本最终未能面世。目前能看到的金庸最早的译作是发表于《学生杂志》第23卷第3期（1946年3月15日）的《人类的感情周期》，署名查理。
1946年11月底，金庸进入杭州《东南日报》当外勤记者，主要工作是收听英文广播，编译成国际新闻。一年后又入职上海《大公报》，1948年3月被派往香港《大公报》，从此定居香港。1946—1949年间，金庸在杭州《东南日报》《时与潮》半月刊、香港《大公报》等用本名、各种笔名发表了大量译作，目前可以明确查考的就有100多篇。这些译文以国际新闻、时事政治为主，间有科普小品，到后来文化、体育类的比重明显有所增加。
从1948年开始，金庸似乎不再满足于翻译零散的、短篇的文字，在香港《大公报》连载的译文越来越多。例如，《世运前奏曲》（7月23—29日）、《我怎样成为拳王——乔路易自传》（1948年12月10日—1949年3月16日）等。1950年以后，成系列的中长篇译作连载越来越多，例如，连载于《新晚报》的贾克·贝尔登（Jack Belden）的《中国震撼着世界》（1950年10月—1951年9月23日）、发表在《大公报》的约翰·劳逊（John Lawson）的《美国电影分析》（1954年7月18日—10月29日）以及连载于《长城画报》的《德西嘉自传》（1956年1—6月）。这些固然都是金庸的职务作品，但不难看出他拥有一定的翻译自由度。其间，他还曾着手翻译汤因比的巨著《历史研究》的节本，但未完成。
1955年2月，作为小说家的金庸登场了；1959年《明报》创刊之后，他更是将主要精力放在办报与小说连载上。直到1963年9月3日《明报》开始连载他翻译的伯兰特·罗素（Bertrand Russell）的《人类的前途》，隐藏的翻译家金庸才回到读者的视野。三年以后，《明报月刊》九月号又发表了金庸翻译的罗素1943年的一篇演说《一个科学家为民主而呼吁》。
金庸生前共出版过四部翻译作品：上面提到的连载译文《中国震撼着世界》《朝鲜血战内幕》都在1952年由香港文宗出版社出版，译者署名乐宜；1956年4月，他翻译的美国作家丹蒙·伦扬（Damon Runyon）的短篇小说集《最厉害的傢伙》由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出版，译者署名金庸；1962—1969年间，他还在自己的野马小说杂志出版社出过一本《情侠血仇记》（即大仲马的《蒙梭罗夫人》），署“金庸译”。仅就数量而言，已出版的译作尚不足他译作的半数。1993年，金庸在《明报月刊》一月号发表长文《功能选举的突变》，随即又自译为英文，署名Louis Cha，在该月刊三月号刊出。这是金庸翻译生涯的尾声，不过是“中译英”，而且是翻译自己的文章。
金庸译作的特点与价值
首先，金庸的译作题材广泛，体裁各异。总体来看，主要有四大类：政治纪实与评论、小说、艺术理论、日常生活与伦理。政治纪实与评论固然是他报业工作的职责，却与他早年研习国际法、志在从政的抱负息息相关。他在新闻界长期深耕，对具体事件又有深度理解，这为他开创自己的报业帝国以及撰写社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小说则是他的主要兴趣所在，尤其是大仲马的作品。金庸曾经说过，《侠隐记》对他影响极大，自己写武侠小说也可说受其启发。艺术理论主要是电影理论，也包括舞蹈理论。金庸曾夫子自道，作为记者，要求什么都懂，但又不可能什么都懂，就必须现学，《美国电影分析》这样的专业理论著作无疑就是他“现学”的成果之一，而且成绩惊人。他长期在《新晚报》《大公报》主持电影专栏，撰写影评，同时为《长城画报》撰写电影评介和理论文章，有700多篇。从写电影剧本、写电影插曲到导演电影，他还获得过新中国文化部优秀影片荣誉奖的编剧金质奖章，几乎成为专业人士，甚至一度计划专职从事电影行业。日常生活与伦理译作以莫洛亚的《幸福婚姻讲座》为代表，这是一部通过某位教授展示与点评一对青年男女的恋爱与婚姻过程来表达作者观点的作品，主人公的婚恋过程用话剧体表现，教授不时有开场白、旁白与小结。这些译作可以印证金庸对人性的观察与认知，深化他对人生价值观的思考。
其次，金庸的文学翻译重视可读性与本土化。他在提及大仲马的名著《三个火枪手》时，用的是伍光建的译名《侠隐记》。鉴于伍光建译本极为流行，金庸看的应当就是这个译本，而且他显然认可这一译名。这从他将《蒙梭罗夫人》译为《情侠血仇记》便可看出其思路。还有学者注意到，因为读者都是香港人，他在《最厉害的傢伙》一书中使用了不少粤语与英语音译词汇，如“瓜直”（死了，完蛋）、“贴士”（提示）、“马骝”（猴子）、“夹万”（保险箱）（赵跃利《金庸与〈最厉害的傢伙〉》）。结合现在看到的一些金庸的政论文章来看，这种情况不仅仅存在于他的译作之中。可见，要让读者感到亲切、容易理解的指导思想在金庸身上是一以贯之的。
最后，大仲马作品对金庸小说创作的影响，金庸本人与大量研究者都有高度的共识，相比之下，《最厉害的傢伙》作为金庸现存最早的小说译作，对金庸的影响似乎被低估了。《最厉害的傢伙》的作者丹蒙·伦扬（Damon Runyon）是美国小说界的怪才，该小说以百老汇黑社会中形形色色的大小人物为主要描写对象，构思常出人意料，文笔也奇崛之极，不用过去式，俚语既多且怪。金庸小说的文笔，走的是醇厚质朴、堂堂正正的路子，与丹蒙·伦扬不同类，但有两点却高度相似，一是刻画反面人物各有特点、极见神采，二是作品中的讽刺与幽默表达得充分而自然，这些都是大仲马作品未曾着力经营的。丹蒙·伦扬在中文世界不是很受关注的作家，《最厉害的傢伙》至今仍是他唯一的中文译本小说集。金庸翻译了他的11篇小说，但《最厉害的傢伙》仅收入7篇。
研究者不难发现，金庸的人生、报业工作与小说创作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他的翻译生涯与作品在其中并不醒目，但也是彼此对应与交错的关系，是金庸文化活动与文学创作的有机组成。造就一位杰出的作家与报人，当然存在着众多的精神资源，金庸的翻译实践与成绩为我们探索他的精神资源提供了一条有效途径。同时，我们也能清晰地发现，虽然存在着个人偏好与偶然因素，金庸的精神资源与他同时代知识分子与作家基本是同频的。在他成长起来的20世纪40年代，已经不存在新文学披荆斩棘的时代里新文学家与旧文人判若冰炭的分别。这也促使我们重新审视所谓“新派武侠小说”何以在20世纪50年代一下子蔚然大观：对于武侠小说这个有着深厚群众基础的文学类型，一旦将全新的价值观念与文学技巧灌注其中，便会焕发出不可思议的活力。而直接面对异域文化，正是文学获得新的观念与文学技巧的不二法门，金庸作为翻译家身份的可贵之处，或许恰在于此。
（作者系苏州城市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