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思想形成过程中总是受到许多书的影响，要从其中选出最重要的一部或几部，有其困难度与不准确性，不过如果要勉强举出一个例子（而不是惟一的例子），我或许会说在我二十来岁时，德国社会学家韦伯的几部书对读的第一本韦伯着作是《基督新教的伦理与资本主义的精神》，当时这本书早已有了台北协志出版社的简译本，译者是台大经济系的张汉裕先生。协志是大同公司出资创办的，历史相当长，我幼年时代便见到父亲书柜中有好些协志的书，像《如何使思想正确》、《蒙田文选》、《培根论文集》等等。

台湾在1980年代有过一阵“韦伯热”，打先锋的是几本韦伯的选集（编者按：由台湾学者编译的《韦伯作品集》正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陆续引进，目前已出版七本：《学术与政治》、《经济与历史支配的类型》、《支配社会学》、《经济行动与社会团体》、《中国的宗教宗教与世界》、《社会学的基本概念》、《非正当性的支配———城市类型学》），接着是大量翻印韦伯着作（英译本）及讨论韦伯的书。仔细回想起来，我读张译是在这波“韦伯热”之前。在读完张译《基督新教的伦理与资本主义的精神》之后，我又受到“韦伯热”的影响，如痴如醉地搜读相关书籍。现在还记得1983年－1985年服兵役期间，每天晚上利用仅余的空闲生吞活剥地阅读韦伯《宗教社会学》等书的情景。

但是我决非韦伯专家，也从未发表过任何与他有关的文章，我只是一个业余的爱好者而已。现在，我试着搜寻自己的脑海，举出几点可能的影响。

首先，我自己对韦伯最重要旨趣为什么只有西方发展出理性化的文明———并不特别感到兴趣。印象最深的倒是有两点：首先是韦伯对表面看来相近似的历史现象的精细分疏，譬如他一再强调资本主义精神不是人类远古以来的营利行为，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斯的商业活动与富兰克林时期宾州的商业活动是截然不同的；表面看来没有什么不同的营利行为，其中有深刻的不同，受新教伦理影响的人是把赚钱当作目的本身，是一种专业，是一种天职，是要把一个人所有的能力全部押上去的工作。

韦伯提醒人们在意图与行动之间有各式各样的联结方式，所以看似相反的东西，可以联结在一起。在《基督新教的伦理与资本主义的精神》中，韦伯便常常从两种表面上看起来似乎相斥的东西，找出其间的微妙关系。

基督新教高度的制欲精神如何与最强烈的现代营利性发生关联，新教的“预选说”看来如此神秘而不合理，却与现代营利活动中的合理经营作风串合在一起，用张汉裕先生的话说：“即因为喀尔文教的预选（predestination）及义证（proof）的教义，信徒为获知或确信上帝对自己的恩宠即拯救，必须在职业中实行合理的制欲生活。因之，信徒的心理中，便发生为获宗教上的安心就非追求制欲的职业生活不可的动机。这动机乃促成有规律、有系统的，即合理的职业作风，而终于导致近代的合理的企业精神经营作风的成立。”

韦伯提醒人们，近代企业精神的诞生决非喀尔文教所企求或预料的结果，两者之间毋宁存在一种吊诡性，而且在近世资本主义精神诞生之后，因为财富增加而对原来具有宗教成分的职业伦理世俗化，以致后来两者分道扬镳。

但是从韦伯的书中，我也看到一个现代心灵的不安。我推测这种不安也是他精神几度崩溃的原因之一。如果我的记忆不错，韦伯虽然花了很大力气推论理性化的文明只在近代西方发展出来，但是他对近代西方文明其实有所保留，带有既兴奋又“不得已”的味道，并未在价值层面上全盘肯定它。这也是为什么他在《基督新教的伦理与资本主义的精神》后面要用如此悲观的话说“清教徒曾渴求为职业人，我们却被迫为职业人”，而且这种生活方式“恐怕直到最后一吨化石燃料烧尽时为止，还要决定人们的生活方式”，它像“铁笼”（ironcage）一样罩在现代人身上。韦伯的不安也深深地感染了当时的我，使我很早便对现代文明感到一种彷徨与不安，而这种彷徨感与我先前研读章太炎的心得交缠在一起。在1970年代后期，我花了不少时间精读章太炎的着作，撰写了《章太炎的思想》一书，章太炎的否定性思维，对现代世界所抱持的悲观与不安，深深地影响了我。一东一西两位思想家的着作，使得我少年时代一往无前的乐观与期待，悄悄地让位给一种审慎的忧郁。

因着对韦伯的兴趣，我在1990年旅行欧洲时，曾经专程到海德堡寻访韦伯的故居。陪我前往的朋友一再宣称韦伯并没有那么了不起，但是我们还是去了。那是一栋河边的楼房，据说已经作了学生宿舍，我们在楼下客厅停留了半晌，便默然离去。

台湾的韦伯热早已消褪得无影无踪。过去20年，一波又一波的西方思想不断被介绍进来，福柯、德里达、布尔迪厄、后现代、后殖民，一切“后”的思想都有它的信奉者，而韦伯也常被批评攻击得体无完肤。不过我个人认为思想资源是待人灵活运用的，不是用来“套”的，不管“新”还是“旧”，任何大学问家都有一些贵重的品质，不因潮流的改变而消失。我推测韦伯思想中的某些部分，总有一天还会再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