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所要谈的人物，是近代思想史上不太谈到的一位知识分子——刘咸炘（鉴泉，一八九六——一九三二）。以前我在反复读他著作的时候，一开始注意到的是他对章学诚的看法，但刘咸炘在这方面的思虑太细，反倒不容易谈。今天要谈的是刘咸炘史学著作中关于“风”的观念，而“风”是一个在近代经新史学洗礼之后长期被忽视的史学观念。

一、生平及思想渊源

刘咸炘是四川双流人，他的祖父刘沅（一七六八——一八五五）是举人，也是刘门教的创始人，他在嘉庆年间创办的槐轩书院，与后来同治年间张之洞（一八三七——一九〇九）创办的尊经书院，一官一私，所提倡的学问也有不同。刘咸炘的《推十书》中所收的大大小小两百多种著作都是在他短暂的生涯中写成的。由他的弟子所完成的著述年谱，可以看得出他每年都要完成许多种书。可惜在三十六岁那一年，他难得出游，得了风寒回家后，不久便去世了。

刘咸炘的学问事实上受到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是章学诚《文史通义》的影响，我想他对章学诚《文史通义》的吸收、发挥和批判大概是近代学者中最多的。民国以来的章学诚学其实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题目，针对章学诚竟然提出那么多不同的看法。譬如梁启超说章学诚的“六经皆史”是“六经皆史料也”（《治国学的两条大路》）。另一方面，我在追溯刘咸炘的学思历程时，发现他受龚自珍的影响很大。我想这正如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里面所讲：“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1]“新学家”如此，像刘咸炘这样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亦不能免。龚自珍的《释风》篇，一开始讲“风”、讲“虫”，就是说我们身体中有很多“虫”，好像细菌一样，“风”与之感应，形成某些疾病等等。那一大套理论我们先不说，但是其中有几句话很值得注意。龚自珍说“风”这种东西“万状而无状，万形而无形”[2]，我觉得这两句话很能说明刘咸炘的史学观念，他认为历史发展宛如是一种“风”，而史学是一种观察“风”的学问，足见刘咸炘深受龚自珍这篇短文的影响。龚自珍还有一篇文章提到史学是“大出入”，他说研究历史时要能“入”，将其中的细节研究看得非常清楚；要能“出”，把整个大势变迁看得非常清楚（《尊史》）。刘咸炘说：“观事实之始末，入也；察风势之变迁，出也。”[3]这一点也与龚自珍的说法相仿佛。如果总是“入”，便看不到一代风势之变化，要先“入”再“出”，先了解事实之始末再看整个风势变化，而且看几十年、几百年的风势。

我后来才慢慢注意到，事实上有一批学者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就很推崇他，如蒙文通、唐迪风（一八八六——一九三一）、陈寅恪、钱穆等，只是他是一个在当时主流历史论述的边缘的人，所以并没有被特别注意。

人的注意力是有限的，就像我在第一讲曾引用了赫伯特·西蒙的话，人的理性是有前提、情绪、选择的。所以我们看到陈寅恪、钱穆等人对民国人物的品题时，也常常因我们的注意力所限而“视而不见”，直到有一天我们的注意力改换的时候，我们才会“视而有见”。我们以前看到他们提到刘咸炘这样的人都不太注意，当然一方面是因为当事人提到时也只是只言片语。我在读刘咸炘的各种著作时，发现他自己最得意的书，往往辨析得太精、太深，而且关心的问题与我们有些出入。他对史体、文体的辨析，不厌其详、不厌其深，使得我这个与他不在同一个“境界”的人，很难领略他的想法。我反倒比较喜欢他的一些杂著，无论如何，我在读他的书的时候，注意到一个问题，就是他反复在讲“风”。我最先发现他写的许多文章篇名都有“风”字，然后才慢慢注意到“风”是他很重要的一个史学观点。

二、什么是“风”

谈刘咸炘关于“风”的论述之前，我想先谈谈什么是风？及为什么“风”这个议题会引起我的兴趣。

中国人很喜欢用“风”这个词，譬如，《诗经》的“观风”就是一个很大的传统，可是“风”该如何英译呢？译成wind、fashion、public opinion，好像都不太够，是不是黑格尔的“时代精神”？好像也不是非常精确，但是在中国文化中总是讲到“风”。《易经》中说“云从龙，风从虎”，中国人还常常讲要“开风气”“风俗之厚薄”，好像特别喜欢用“风”字，可是“风”的确切含义又很难定义。古人讲“察势观风”，可是“风”在中国的传统里好像是一个很神秘的东西。

我们应如何比较系统地思考“风”。一八四九年有一位外籍传教士菲洛（Philo）从中国写了一篇十五页关于“风”字的探讨长文（“Illustrations of the Word Fung”），发表在传教士的期刊Chinese Repository（《中国丛报》）[4]上面。作者敏感地注意到，在中国文化传统中“风”是一个最常用、最难转译，而意涵又非常繁多的字眼。他用了几十个英文字词来转译其意。

菲洛的文章说，风是spirit of God，是wind，是passion，是excitement，是life-dispensing、quickening（灵），是custom，是moral conduct（如“洋洋乎固大国之风也”），是illustrious fame，或high praises、或sounding name（如“张英风于海甸，驰妙誉于浙右”）；是fashion（如“以风生万物”）；是good example（如“舜之为君也，其政好生而恶杀，……是以四海承风”）；是deportment（“扇以廉风，孚以诚德”），是the forms of decorum、etiquette（“维先至邹鲁，家世重儒风”）；是method（“能以技能立名者甚多，皆有高世绝人之风”）；是reformation（“风，化也”）；是instruction（“四海之内，咸仰朕德，时乃风”）；是influence（“君子之音，乃所以为治安之风也”）；是spiritual image（“陵有国士之风”）等。

他在文末将上述种种“风”的英文翻译归纳为五类：

一、Breath；spirit；passion；air；gale；wind

二、Manners；deportment；etiquette

三、Fame；example；fashion

四、Instruction；instututes；influences

五、Disposition；spirit

刘咸炘对“风”并未曾严格定义，大体而言，上述五类含义的“风”，与他平常讲到“风”时的含义大致相符。“风”当然不是什么新的史学理念。[5]《诗经》中有大量的风诗，古书中也总是说史学的任务之一是“察势观风”。但是晚清以来，在新史学洗礼之下，“察势观风”的观念并不流行，“风”也成了不确定的代名词。

然而在历史上，人们见识过多少风潮，它们倏忽而起，倏忽而落，最初可能只是几个好事之徒，或小书斋中的几个读书人所发动，可是当它如日中天之时，即使人们觉得不合理，即使许多人心中完全不认同，却也不敢违反它的势力，而且不敢公开说什么。以学术为例，当一种学风流行之时，即使内心中对自己所做的学问感到怀疑，仍然跟着大众拼命向前。用胡适的话说：“虽有智者，亦逃不出。”[6]

“风”之起落是一道非常艰难、复杂也非常丰盛的课题，尚待我们综合各种学问深入探讨。在一个社会中，同一时间便有无数股“风”的势力，其中有的是飓风，有的是微风，但说不定微风有一天也会变成飓风，席卷一切。譬如许多观察者指出三十年前，佛教在台湾社会并无积极作用，但是近一二十年来，它形成了极大的势力。譬如二三十年前，台湾的文化精英是文史学者，后来是科学家，现在是生技学者、是电子新贵。又如美国历史学界的研究热潮，时而思想史、时而社会经济史、时而新文化史，现在是医疗史。当新文化史盛行时，美国许多历史系都骄傲地宣称说他们近年的空缺都是文化史的人才。

我们在历史的兴亡中也常常看到，最初往往是少数人，慢慢地变成强势，而它又触及一般人内心中潜在的想望或恐慌，于是一根火柴点燃了一个火药库。这中间不必然有一对一的关系，有时候偶然性也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当然个人的行动、性格、形象、品质与时代的适合性等因素也都非常关键。而人们一旦形成内聚力强大的团体或组织，甚至是有暴力挟制性的组织，慢慢地便足以形成转变社会的重大力量。在这个过程中，少数人与社会的关系一如水龙头与自来水系统的关系。

能开启一种“风”的机制还非常之多，譬如一个价格可能调动一种“风”，一种指标或排名的系统可能带起一种“风”，一个示范意味的试点或突破、符合普遍现实利益的一种主张、强力的群众畏惧感甚至模仿与竞争等也都可能形成“风”。[7]

在现实生活世界中每天都有人在挖空心思想要卷起一阵“风”——不管这个“风”是思想的、流行的、政治的、军事的——但都没有成功的把握。即使读遍了教案，也未必能保证每一次都能成功地推出一个新的“风”潮，可见它是何等艰难的课题。

“风”很难形成，而“风”的范围也很难捉摸，它真的是“万状而无状，万形而无形”。我上次曾举《楞严经》与宋代思想的例子。有人说《楞严经》在北宋有很大的影响，胡适说怎么能说是一部《楞严经》的影响呢？应该说是整个时代禅宗的“空气”对士人的影响。这个“空气”或“风”很难从字里行间一个字一个字确凿地找出来，可是人们是受到“空气”的影响，如果只是从一部书到一部书上面的证据去理解，看到的只是一部分，还有许多部分是看不到的。像清代的陈澧（一八一〇——一八八二），他的著作反复强调“学风”会改变“政风”，“政风”也会影响“学风”。

“风”究竟是什么？即使感受到了，有时候可能也难以描绘、分析。但刘咸炘认为史学最重要的任务是观“风”，不是像梁启超讲的，是记录事物、社会进化的轨迹，也不是“史学即是史料学”，他认为史学最重要的工作是看“风势”，看每一个时代各种“风势”的起伏。刘咸炘的论文标题常有“风”字，如《流风篇》《流风余义》《明末三风略考》等，他在文章中最常提到的几个名词是：“风气”“学风”“时风”“通风”“风势”“虚风”。

三、史体与“风”

刘咸炘有一句名言，他认为所有的东西都在“风”里面，包括政治、人才等所有的东西，一切都在“风”中。他和近百年所流行的新史学理论有一个不同，就是近代很多史学理论是从外国引介回来的，而刘咸炘有一个特色，他基本上是想从旧史的理想中去翻新，想要在新史学的挑战之下，吸收一部分新的东西，重新提出一个想法。所以他史学著作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从史体的批判开始。

我们知道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校雠通义》，其中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对史体、文体的形成变化的研究与批判。我想近代西方的史学家没有人会对“体”进行这么多既深且细的探讨和批判。但是刘咸炘却要用旧的资源，融合新的东西，在新的挑战之下，创造一个新的史体。章学诚的名言“方智圆神”，将史学分为“记注”和“撰述”，“方”就是“记注”，是客观之学，是记录、整理、考证史料，“圆”则是撰述。在章学诚看来，清代考据之学就是“方以智”。我想刘咸炘深受这个影响，他认为如果要观风势，就不能像清朝学者那样只满足于记注、考辨史料，写出一条又一条非常深入而有见解的札记，而是要综合所有的东西写成“一家之言”。所以他想要用“圆而神”的方法来描述一代风势的变化。收集史料、研究史料的客观之学只是史学的一半，还有一半是主观之学，也就是撰述，是描绘“风”的观势之学。

刘咸炘的著作中很重要的一个工作是在分析“史体”，他很关心能表现一代风势的汇传体的衰退，同时也关注史书中有关“风势”方面的记载的衰减。他认为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好几个相近的人物归在一个列传中，而不是一个一个人分开写，就是在表现“风”，这群人代表一种“风”。而《史记》《汉书》那种汇传体慢慢衰退了，后来的史书总是“一人一传”；而且传记的写法越来越像《碑传集》里面太过定型化的叙述。除了史体之变外，他认为历史哲学、政治哲学也深刻影响到历史察势观风功能的衰退。

他认为史体的衰退经过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汉书》《后汉书》之后，注重风俗的体裁慢慢没有了。他说在班固（三十二——九十二）的《汉书》里面，许多列传还能表现出在政治压力之下知识分子变得矫激的情况，后来在《资治通鉴》中看不见这些了。他说：“唐以来私家传记多止留意官曹仪制、贤士大夫言行，而罕及文化风俗，盖史识之日隘也。”[8]又说：“然整齐之风，至唐之馆局而成。”[9]也就是说唐朝以后，史学日趋严整，修史由专家之学变成官方之学，所有东西都整整齐齐，所以没办法看出“风势”的变化。他又责备刘知几（六六一——七二一）不明“通古别识、圆神变化之术”，[10]刘咸炘经常批评刘知几，因为刘知几提倡编年史，而编年中间看不到因果的联系，看不出风势的变化。他认为唐以后的史学太喜欢编年体，而不注重《史记》《汉书》那种汇传式的史体，也是史学变得愈来愈不能察势观风的重要原因。

宋朝则是另外一个转变期。刘氏对宋代史学的批评是多方面的：他认为宋朝史学太好褒贬，而且太好一人一事之褒贬，不是对整个风势的褒贬。宋代史家过度注重朝廷的政治，而忽视民间的风俗。又说宋朝以后的史学变成“万人一篇”，所有人的面貌都一样。他也提到章学诚的《释通》，认为所谓“通”就是“风”，他又说：

“以时风言之，今日宜修宋史，何也？史识在观风察势，风势万端，综贯以求，由繁至简，达于最高之原则，则见民风无过一张一弛之迭代，一切世事皆由此生。”[11]

前面这一段引文中的“一张一弛”一语是他讲“民风”之变的最高原则。在《流风》篇中，他就主张用“最高之原则”来讲每一个时代的思想，他认为每一个时代的“时风”“政风”往往也就是几个简单的范畴的表现，可是我认为一代民风之变不可能只是“张”“弛”，实情远比这个要复杂。但是除此以外，我同意他的看法，随着史体的日益拘仄，历史慢慢变得没有办法承载“察势观风”的作用。

刘咸炘认为“史”不应该有定体，应该根据所要描述的“风”而创设新的史体。他认为能捕捉“风”的史体要能兼顾“上下”和“左右”。所谓“上下”，就是要贯穿，不能以一个朝代为限，往往要看三五百年，所以要“纵”观、要重“时风”。但他同时也讲“左右”，讲“横”观、讲“土风”，一个地域的“风”。因为重“横风”，讲“土风”，所以他的著作中特别强调方志的作用。他说：“方志自有方治之精神，与国史异也”“盖缘向来于方志止视为国史横剖之一部分，以为一方不似一代，无所谓自成面目者，既无其事，作者何由强造一贯。吾今以土俗贯论”。[12]他认为方志的作用不只是国史，乃“横剖之史”，在方志中可见“土风”，即地域之风。

然而什么东西限制了我们对“纵”的了解？他说是断代史，断代史限制了“上下”纵观的可能。什么东西限制了“横”？刘咸炘提到的例子之一是列传，列传之间把所有东西隔开成一块块，没办法横观。

他也认为“事目”往往决定了史书的内容，他说：“观历代史书志、传事目之增减，而史识之渐隘，史法之渐亡，已可见矣。”[13]他认为中国历史上各种史书的“史目”太过狭隘、太过道德化，而且变化太小。所以为人写传时，往往先看他是不是孝义、贤宦等等，是不是能塞到一个特定的史目里去。刘氏认为这些“史目”的确定使得它们没有办法记载人事的纷纭万状。这使我想起美国思想家肯尼斯·柏克（Kenneth Burke，1897—1993），他说我们看所有的东西都要in terms of，事象通常并不能自我呈现自己是什么，所以人们总是用一些范畴来了解它们、状述它们。在我来看，这是一种方便——方便下笔、方便描摹，但是方便的另一面是束缚，使得史家用不变的框架去状述纷纭万状的人事世界。如果我没有误解刘咸炘的意思，这些具有高度道德意味的“史目”使得历史上的史官，将所有事情都先往这些已有的框架里塞，而不是看这个时代有什么变化，再创造适合于它的分类，所以“史”变得不能察“风”，而这些筛选的框架，事实上也是维持古代的道德风教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人们受到它的陶冶，也很自然地在行为上督促自己去往那些理想的行为去靠。我以前常以为明清地方的乡、镇志可以体现地方上事情的纷纭万状，可是没有想到并不是那么一回事，因为它们的“史目”与国史、省通志或府州县志往往大同小异。所以历史形成了一个无所不在的框架，一方面产生了道德教化的作用；另一方面则是不大能体现事象的风势与变化。

在这里我还想举一个例子，晚明出现了大量模仿《世说新语》的书，而且模仿的最厉害的就是《世说新语》对这些文人的分类，让人读来会觉得好似魏晋名士又在明代出现。我认为这就是刘咸炘为什么花很多时间在反省“事目”和“史体”的关系。他认为“事目”一定，看事情的凹凸镜就安放好了。章学诚在一篇文章中说，他要为人们传记的时候，凡共同的部分通通省略掉，要写出不一样的部分，看来也是同样的道理。进一步推演刘咸炘的思路，可以说中国历史上因为“事目”和“史体”趋于稳定，使得人们没有办法看到历史的纷纭万状，也没有办法看到前后左右通贯的事象，只能局限在一个一个格子里面看事情，就没有察势观“风”之可能了。

此外，刘咸炘认为历史贵在能见“生民”与“风俗”，能否见生民、风俗也与“史体”之好坏有关。他说：“然班、范而后，史识渐亡，作史者重朝政而忽民俗，详实事而略虚风。”[14]也就是说他认为《汉书》《后汉书》中的“土俗民风”也就看不到了。他又说：“传记下风，志载上制，魏之崇信释老，乃上制也。”[15]实际上是告诉我们，有时候风是从下面而来的，有时候风是从上面而下的，有时候风是上下交而形成的，而魏之崇尚释老，其风是由上层阶级所开启的。

为了使历史要能见“生民风俗”，所以他同样反对分目、格套式史学，而他认为宋代以后的史体过度受到道德义法之束缚，同时也因为宋代以后的史书“重政治”“轻民风”，所以在这方面也表现了一个衰退的过程。他认为从宋代的《通鉴纲目》以后，评判历史的观点主要从道德境界出发，使得人们看不到生民风俗。他说：“自晚宋人以击断为史学，不惟不究文化风俗，即并制度亦希加考论，其视史也若君子小人谱而已，故著史者多止论人。”[16]他比较两本书，说宋濂（一三一〇——一三八一）《浦阳人物记》不如徐克昭的《稗史集传》，因为前者将一切史事放入道德格套中，是“以类求人”。刘咸炘又说：

“是可知史家惟详于朝廷之繁文而忽于民间之风俗，亦由志已局于案牍，传已局于行状、墓志，民间风俗固非案牍、状志之所有，无综合之识，而惟编排记注，宜其陋矣。”[17]

史书中志、传之分，使得民风成为两边都遗漏的历史材料，而分志、分传，亦使得史家难获“综合之识”。

刘咸炘强调史家要有“综合之识”，历史的书写要跳脱独立的格子，广为综合，才能捕捉到“风”，这一点后面还会再谈到。刘氏也强调杂书对于捕捉风势之重要，他说：“当杂考群书之旁见侧出者而综合之。”[18]举个例子，他说如果想了解晚明之“风”，则《万历野获编》的作用要远远超过《明史》，又认为在钱谦益（一五八二——一六六四）的《列朝诗集小传》一书中“明代之风大略备矣”。用《列朝诗集小传》来捕捉明代的游士、山人之风，其成绩要远远超过《明史》。

四、宇宙如“网”

刘咸炘对“风”其实从未有系统的论述，而且使用的语言相当简略、零碎、笼统，本篇实际上是我试做的一些梳理。在前面的讨论及以下的部分，我都会提到几点：一、“风”除了是指风俗及风俗对政治、社会、人事等无所不在的影响之外，更重要的是“无不有风”。每件事都有风，而政事、人才等无时不在“风”中。二、“纵”“横”“时风”“土风”之间的作用。三、破除史目之分，从前后左右进行“综合”之工作。四、在“事实”之外要能把握“虚风”。五、“宇宙如网”的史学概念。

刘咸炘有一本仅二十四页的小册子《治史绪论》，在这本小册子中，他提出史学有四个要件：“考证事实”“论断是非”“明史书之义例”“观史迹之风势”，前两者为各种史学所共有，后两者为刘咸炘所特别提倡。我们一般以为“风”就是重视历史中的“风俗”，刘咸炘却说“风俗”固然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他更强调的是“无不有风”。这里要先谈他对“群体民风”的讨论。

刘咸炘屡屡提到风俗、小事之重要。他认为：“记事尤重能传风俗，小事往往可见大势。”[19]他对赵翼（一七二七——一八一四）的《廿二史札记》非常欣赏，《廿二史札记》往往能把握一代正史中常常出现的事情，比如说“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等。但是刘咸炘认为《廿二史札记》没有做到两点，一是太依靠正史，另一点是觉得只出现过一次的事情不重要。

前面已提到过，刘咸炘认为司马迁、班固之后有一个重大的发展趋势，即史学的识见日益拘狭，侧重朝政，而对“群体民风”不够注意。譬如他认为游侠为华夏民风之一大端，他说：“群体民风，学者多不注意，论述遂绝而不续”[20]，“班书以后，绝无《游侠》《货殖传》，……而自司马彪以降，所递增者乃在舆服、朝会、仪卫，是可知史家唯详于朝廷之繁文而忽于民间之风俗”。[21]

他引吕祖谦（伯恭，一一三七——一一八一）之语：“秦汉以来，外风俗而谈政事”[22]，认为吕氏能多少注意到风俗与政事之关系，是为可喜。但吕祖谦于周秦之变，不过慨惜先王之法骤废，而对于风俗之渐变相承者未能多所发明。刘氏感叹地认为吕氏之病正是宋儒普遍之病，故说：“宋儒史识大多如是，不得谓之不正大，亦不得谓之不浅隘也。”[23]上面这段话的意思是，了解政事必须了解风俗，了解一切皆需了解风俗。刘氏表示，吕氏虽已转步，但却未移身，他的历史著作仍然反映了宋代史学态度拘狭化的变化。

刘咸炘强调说：“民间习俗，亦有重大影响及于政事者。”[24]所以不能只看政治，还要看民俗，政治不讲官制不够，光讲官制也不够。他认为明代“英、宪以降至于万历，实风习最繁变之时”[25]所以他写了《明末三风略考》，认为晚明有三个重要的因素：山人、游侠、绅衿横恣，“三者互为因果，而皆原于士大夫之骄侈”，[26]形成晚明各式各样风势之变化，各位详读晚明文集可了解到。

接着我们要谈刘氏的另一个重要观念，即每一件事都有“风”，而且每一“风”并不是孤立的，可能与别的“风”之间有复杂的相互关联。所以他的“风”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我们前面讲的“风俗”，另外一个是“无不有风”，包括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甚至连一个时代流俗的装饰，或交朋友的方式都有“风”，而且往往互相交缠。

他举例说：“所贵乎史者，为明著其政事、风俗、人才之变迁升降也。政事施于上，风俗成于下，而人才为之枢，一代之中，此三者有多端，每一端为一事，即为史识之一义。”[27]他认为一个时代最重要的就是政事、风俗、人才三要素，政事成于上、风俗成于下，而人才在中间，为其枢纽，可以想象这三者是不可间断的相互作用着，形成一个几乎不可分的旋风。“风”决定一切，政事、人才及其他许多的事事物物皆在“风”中。

风有时候是小事，有时候是“一大风”，不管是捕捉小风还是大风，都必须要能前后左右，打破“类”“拘”“分”，要能综贯。刘咸炘说：“风之小者止一事，如装饰之变是也，风之大者兼众事，如治术之缓急，士气之刚柔是也。”[28]风里面有大有小，小的如装饰，大的如一个国家之特色，这之间的互动就像“宇宙之网”（详后）。他认为从“一人之交游，而可以见一时之风俗，数人之行事，而可以明众人之行谊”[29]“名字亦风俗之一”[30]，甚至连一代之书也代表一代之风[31]，《世说新语》反映的是六朝清谈之习，《唐摭言》反映唐代重科举门阀的风气，一本书的特色即表现一个时代的“风”。宋代的“祠禄恩赏”，明代的“乡宦”，也都是造成诸“风”的重要条件。

我已经强调过，刘咸炘对“风”并未有系统的论述，不过从他文章中可以看到有一些题目，是各种“风”的例子，如“汉晋名誉考”“北朝末报应之说盛行，书亦多，南朝亦难”“元魏时人多以神将为名”“（唐）节义不重，沿自南北朝”“（唐）门生座主之相为好立碑志，亦势力之一端”“唐人奢侈之事非一，势利、奢侈相因，唐之土风所以媕婀也”“五代人多以彦为名（……名字亦风俗之一，如东汉无二名，元末平民多以数目为名）”“宋初严惩赃吏（反唐、五代之风）”“金初父子兄弟同志（部族之风）”“（明）乡宦虐民之害（流寇由此起）”“（明）中叶才士傲诞之习（末为山人、游士，与宋同）”。[32]他零零碎碎整理了各朝各代的风气，这些在正史中并不容易看到，可是你如果从综合的角度，把这一切都看成“时风”和“土俗”的交叉，就能看出来，哪怕只是在正史中出现一次，说不定也有很大的影响。

前面已经提到，刘咸炘偏好用“纵”“横”这一对观念来解释“风”之形成。“纵”的是“时风”，也就是人类在历时性的活动中所产生的变化；“横”的是“土风”，是地域、环境、土俗等因素。刘氏认为任何一代的“风”基本上是由“纵”“横”两者所构成。

他对“时风”和“土风”的重视，与蒙文通相近，所以他们也能互相欣赏。他在《治史绪论》中篇分“史实”“时风”“土风”“史旨”“读史”五要领，他说：

“‘时风’者，言宇宙无时不动，动则变化，事必历时而后成，故古史官与天官连，时之义也。‘土风’略言纵为时、横为地，二者互为因果。史迹之不可以时风解者，又须以土风解之。”[33]

这都是反复说明“时风”和“土风”如何相互交替而产生影响。此外仅举一例，他的《齐鲁二风论》，讲的就是春秋时期的齐鲁两国的“风”，他认为在秦以前，“横”非常重要，因为列国的风俗不一样，但是在郡县制以后，“横”的部分就比较轻、“纵”的部分就比较重。

“史”是一个大的“综合”，整合“纵”“横”两种交互作用而形成的风势。[34]故他说：

“史以综合为事。横之综合为关系，《易》之所谓感也；纵之综合为变迁，《易》之所谓时也；宇宙无时不动，动则变化，事必历时而后成。”[35]

为了比较深入阐明“纵”与“横”，刘氏所用的词汇每每有变，如说“横之综合”，如《易经》中所谓的“感”，“纵之综合”是《易经》中的“时”。又说：“纵”为史学、“横”为社会学，他心目中理想的史学撰述是兼具“史学”与“社会学”。他显然相当注意到晚清以来介绍到中国的社会学，所以常常将社会学和史学连在一起谈。他认为史学不只是四部之学之一，或各种学问之一而已，而是人的全部学问的全体，其中包括社会科学。

我觉得最能显示刘咸炘对历史之把握的是他从佛经借用的“宇宙如网”一语，他用“宇宙如网”来说明事件之间无往不在、复杂无比的交互作用。他说：

史之所以无不包，以宇宙之事罔不相为关系，而不可离析，《易》之所谓感也。史固以人事为中心。然人生宇宙间，与万物互相感应。人以心应万物，万物亦感其心；人与人之离合、事与事之交互，尤为显著。佛氏说：“宇宙如网”，诚确譬也。群书之所明者，各端也。史之所明者，各端之关系也。群书分详，而史则综贯也。综合者，史学之原理也。无分详，不能成综贯；而但合其分详，不可以成综贯。盖综贯者自成一浑全之体，其部分不可离立，非徒删分详为简本而已也。综合关系，即是史识。观察风势，由此而生。专门之书，止事实而已，不能明大风势也。综贯成体，是为撰述。专门之书，多止记注，而非撰述。即是撰述，亦部分而已。明此三别，则史之独据者可见矣。[36]

这一段引文包括几方面：一、史之事即宇宙之事，而宇宙之事无不互为关系，不可离析。所以现代史学那种分析的处理并不合适；而且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是“感”，是无间断的“交互”，而不是简单的作用方式。二、“史”与“群书”不同之处，是“群书”所体现的是各个面的问题，而“史”是一个大综合。“史”是全体事业的学问，是刘咸炘所谓的“人事学”（人类世界全部现象之学），故必须把握每一个时代的全体才能把握此“浑全之体”。三、在此，“浑全之体”中的部分不可分立。

刘咸炘认为“综合关系”即是史识，观察“风势”要由这里“入”。如果只像清代考证之儒那样只重建无数事实，不能出而明“虚风”是不够的。在上段引文的最后几句，刘氏再度回到章学诚的“记注”与“撰述”之分，强调把握无数“事实”只是“记注”，能把握“风势”的才是“撰述”。由于他认为“必有变化交互之史”[37]，所以不是一件件事情拆开来看，而是所有事象前后关系之综合，所以他说“史”是一种看事情的方式，是综合的，其目的在“综求其事之关系”[38]。“一风皆牵涉各端”、自成一“浑全之体”。为了要“综合”、要把握“风势”，很重要的是在“实”之外，还要掌握“虚”的部分。

刘咸炘觉得后代史学过度重视史实之建立，而忽略了“虚风”之“虚”以及综合之势。他说：“又后史无综合之势，且忽虚风，必以子、集辅之。”[39]刘氏受章学诚影响非常之大，所以很喜欢谈四部之学，或是以四部的范畴讲他要表示的新观念。这里的子、集就是主观之学，所以这段引文中所说的“必以子集辅之”，就是说要用主观的虚的态度来辅助客观的实的学问，这样才能有史识，也才能看到“流风”。

刘咸炘曾提到道家的史观最符合他的想法。但在《道家史观说》这本小册子中，他并未详叙这方面的内容。刘氏在这一篇文字中提到，史家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是“观变”，而道家的方法是“御变”，所以史家必用道家之术。[40]除此之外，我认为道家有一种忽略史“迹”而讲变通大势的特质，这与刘氏所谓的“风”也有关，刘咸炘即说过这样一段话，“能入必虚心观其始终，此即黄老家秉要执虚以御物变之术，故曰道家者流，出于史官。”[41]

刘咸炘又说史学不应该采“人中心主义”，而应采“事中心主义”，“史”最重要的不是在讲人，而是讲事情。捕捉一种“风”，必须要注意“何时兆之，何时成之，因何而有，因何而止。何人开之，何人变之”[42]。

最后，我想特别谈谈“风”的史观也影响了刘咸炘的史料观。因为他对“风”的看法，使得他对史料的抉择与正史中对史料的抉择有轻重之不同。他说：“所贵乎稗史杂记者，为能记当时士习民风，……故欲观唐宋元明者，绝不可不参杂记而专凭正史。”[43]他觉得要了解一个时代的历史，必须注重稗史杂记，才能显现出一个时代的士习与民风。他对新史学很重视的石刻史料说：“足观一时风俗……于国史则无多裨益也。”[44]他认为像《东京梦华录》《梦粱录》《都城纪胜》《武林旧事》这些书“所载闾巷杂俗虽极猥鄙，孰非论世之资耶？患无识以观之耳”[45]。又说，“吾尝言读《明史》不如读《野获编》”，因此他觉得“欲贯串一代之风，势必更旁求他书”[46]。

五、“风”与近代新史学

我一开始已经讲过，刘咸炘对西方史学是有若干了解的，而且对西洋史学并不全然排斥，比如他说：“上挈论史识之由来，下略举风势之端绪……朗格罗瑟诺波所撰《史学原论》亦详密可参。”[47]因为西方史学讲事情的变化是很普遍的，所以他认为西方史观近于中国之“观风”，但因为西人好偏执一端（如英雄史观），故仍然不够理想。而且他认为历史的长处虽然要以事为主，但若只是把事情穿在一起，则只是“纪事本末”，无法看到“无不有风”，也无法看到“宇宙之网”的交互作用。刘咸炘想在旧史中，开出一条新路、而这条路不是从西方来的。

刘咸炘常说他所提倡的“史学”即是“人事学”。他说：

“吾之学，其对象一言以蔽之曰史。此学以明事理为的，观事理必于史，非但指纪传、编年，经亦在内。子之言理，乃从史出，周秦诸子亦无非史学而已。横说则谓之社会科学，纵说则谓之史学，质说、括说则谓之人事学。”[48]

所谓“人事学”，是把所有学问综合在一起之学，也就是史学，用史学可以包括各种学问，这种想法与章学诚的“六经皆史”有一定的关系。

刘咸炘对当时流行的疑古派非常不满，他认为：“及汉以后，著述皆有主名，后人习焉，推以概古书，争辩遂纷然并起，且或以是疑真书为伪书，原其纷谬，皆由未识古人不私文辞之故”[49]，可见他继承了章学诚《文史通义》中“古人不私文辞”的观点。

其实他也受到梁启超新史学的一些影响。比如重视“民史”，重视下层百姓的史料。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要用旧史的“察势观风”的“风”来概括新史学中认为有价值的部分。他排斥史料学派、科学学派、公律学派，反对以史为客观之学。他认为有关“人”的学问不可能成为物质之科学。他反对进化定律之史学，认为史有主观的东西，要加上“虚”的部分才能充分掌握。

刘咸炘并不完全同于当时的保守派史家。当时的保守派史家并未像他那样有特别突出的史学观念。而且刘咸炘认为从宋代开始史家忽略了“风”，但蒙文通、陈寅恪却认为为宋代史学最为发达，这些地方是他与当时许多较趋文化保守主义的史家有所出入的地方。

刘咸炘只活了三十六岁，他的人生来不及有太多的变化，不过在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他竟然写了一篇《语文平议》讨论白话文学，我认为这跟北伐有关。事实上，辛亥革命对中国近代思想影响非常大，而北伐的影响也非常大，但是一般人都忽视了北伐对新思想的影响。

整体而言，刘氏对新思潮是不满的。他不满胡适倡西方之学以压中土圣哲——“来书谓：‘今日与东西学者共见者，乃不在中国之精华，而在于糟粕。’”[50]他认为近代新思想家往往为求符合近代西方，而把中国历史中不是主体的部分拿来与之相呼应，并宣示那就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主体。

经由以上的论述，各位可以看得出来，刘咸炘重新定义“史”的任务是“观风势”，而不是记录进化的轨迹。他谈史的性质、任务，认为史是包含所有的人文学科，他批判旧史体，主张“无不有风”、主张“土风”与“时风”之重要，并且用《明末三风略考》一类的文章来具体展现，值得我们注意。

如我的记忆无误，这些年来，我从刘氏各式各样的文章中捕捉他对“风”的阐释，认为这个观念贯穿于他的各种著作之中。但是，我总觉得他讲的还是不够深入，他对每一代特有之风的捕捉甚为灵敏，但讲政治时，只反复说“刚柔缓急”几种范畴，显得太过简单。他在《流风》篇中把赵翼的《廿二史札记》一句一句地抄下来，下面注以自己的见解，这些注文每每比赵翼的原文还要有价值，可是当他阐述“大风”的时候，往往只说“刚柔缓急”，不太能够再深入。

我认为“风”是一道丰盛的习题，用现代的学术观念和语汇去深入阐述“风”的各种复杂的机转是我们现代人的工作。到底形成一代之风的机转是什么？譬如齐美尔《竞争社会学》中的一篇文章曾经说过，每一年服装出来，人们既要一样又要不一样。竞争使得所有的东西乍看之下不一样，然而慢慢地就变成一样。我想模仿和竞争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还有就是在一个时代价值框架中，哪些被区分出是好的，大家就会往哪边去跟。我想我们的史学研究中，有很多是想要了解“风”的起落，而“风”的观念也是我们了解社会的一个方法，有了“风”的观念，我们才不会总是将事件当成孤立的事件。

“风”当然不是我们了解历史的唯一之道，我们绝不应用它来取代其他的史学观点，但它不应该被遗漏。在“风”的思维下，对历史的了解可以有许多新的可能性。譬如说因为“风”的作用方式无限，所以不能以一种简单线性的因果方式来理解历史。因为“风”是吹拂的，所以它不一定局限在一个范围内作用，有可能是A范围中的某种新形式吹拂到与它没有关联的B、C、D领域中，而且起着改变其内部关系的作用。譬如改变一个时代价值的源头，可能从史学研究开始，而影响到哲学思想的发展。有时“风”是各种介面之间的永不间断地、“不能以一瞬”地交互作用（reciprocal）着。在这一类的思考下，我们常常使用的许多概念都要重新思考，譬如用“上层建筑”与“下层建筑”来分析社会经济与思想的关系，实情可能是制度与思想、思想与社会经济之间都是不间断地交互作用的关系，像风的吹搅一般，永远不间断地、不能以一瞬地相互建构着。“风”的思维是啄啐同时的，也就是说既为某者所塑造，又回过头来塑造它，而且这种运动往复无限，从不停止。用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的话说就是：“人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哲学的贫困》）又如我们一般都比较注意前驱者如何影响后来者，或前驱者为后来者订下的法规、规范、标准等，却忽略了后来者也可能为前驱者订下新的标准。[51]不过“来回往复”或旋涡式的回转，也只是林林总总之中的一两种方式而已。我只是借它来反思近代学术受线性进化的发展观念无所不在的影响之后忽略了其他可能性的情形。

风的吹掠不一定有物质直接的接触，也不一定是线性式的因果关系，有时是示范性的，有时是仿佛性作用，有时候是“铜山崩而洛钟应”式的影响[52]，有时是“化”，有时是“熏习”，有时是一种“空气”，在此“空气”之下，“虽有智者，亦逃不出”（胡适）。

“五四”即是这样一个例子。“五四”之影响一如天上大风吹掠各处，深入各个孔窍。吴之椿（一八九四——一九七一）《五四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的意义》一文，便以过来人的近身观察将“五四”这一股强风吹掠而过，相关或不相关的各种领域俱受其影响的情况做了比较直接的记录，所以我大段地引述如下。他说：

中国之革新运动，至“五四”以后，显然呈现一种新的趋势，即成功的成分增多而失败的成分减少。事业上，中国近代史上的大建设，几乎无一不是成功于“五四”以后。此种关系，如果说是完全出于偶合，毋乃过于牵强。“五四”以后中国最显著之成就，莫如军阀之廓清，统一之完成，以及因此种成就而在若干方面得以贯彻之大小事业，如交通、禁烟等。其他如行政之整理、法律之改革，其间仅有一时未见普遍之实效，而影响远大，且在中国确属创举，如主计制度等。又如学校之充实，研究事业之提倡，皆为此期极堪注意之措施。凡此种种，去预测之目标尚远，而实施之效果甚微。但有可为乐观之根据，国人对于新事业之观念，比之于“五四”以前，有根本之不同。不但在以前历久不能贯彻之事业，现在竟成；且凡举办之新事业，十分八九，类能如期观成。向之败北主义，几已一扫无余，而支配新事业之精神，乃为蓬勃向上之成功精神。国人对事业，亦渐知从基本方面着眼，与以前之专以近功近利为务，区别不啻霄壤。以往踟蹰于新旧之间，徘徊依违之怀疑情绪，至“五四”以后，已不复存在。[53]

吴文中所列洋洋洒洒的各项，乍看之下与五四运动毫不相关，但却都因“五四”的大风吹过而一变其面目，可见“一代之风尚”的力量大矣哉！

在我的学术经历里，花了不少精力研究近代的新思想家。但是在数年之前，我也曾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中谈到，我们对另外一面了解太少，对主流论述的边缘地带、对面目变得浑然失色的思想意识、对当时保守主义分子的努力了解不够，所以我这几讲都是围绕这方面的主题。不过他们事实上也一直在变，在跟新派的相互周旋中不断地变换脚步。他们大多是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在阐述传统。以我所知，像刘咸炘的以史学为风的想法，虽然有“观风察势”的古代渊源，但也结合了很多时代的熏习和他自己的想法，最后变化出一个很有特色的史学观点。

包括“风”之内的四讲，都是要从多种侧面来说明一件事情：人文的多样性。我对人文精神的了解是人可以有完善自我的能力，在西方十六世纪的人文主义兴起中，非常重要的就是人有完善自我的能力，你可以比现在变得更好。在儒家思想中这并不是一个特别新奇的想法，可是在西方十六世纪的文化环境中，却起着特别的作用。我想对二十世纪人文的解释，随着时代思潮的变化，有很多的改变。尤其是自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之后，人们认为所有都是参照性的，好像给人一种感觉没有一个东西是从主体中衍生出来，意义都是相对的、指涉性的，而不是原来就是那样。但是对我个人来说，人文就是人的主体和人的尊严，任何事情应该要符合这两个标准，这当然是老掉牙的想法，不过人的尊严和主体是很重要的，要怎样来充实人的尊严和主体？我认为资源是多样的，不应该是“黄茅白苇，一望皆是”，人文的多样性给了我们有丰富性的可能性。就像维柯花了很长的时间，做了极大的努力，想要把握希腊时代人们的情状，他的工作大幅地丰富了近代西方人文思想的内容。

这些问题是我这几年来关心的问题之一，以上四讲我几乎都没有做过公开演讲，承复旦大学的好意，趁着这个机会，在这里向各位报告，希望能够得到各位的指教。

与听众互动

主持人：大概大自然里面，风是最难说的。刚才王先生也介绍了，所谓“万形无形”“万状无状”这么一种通常所说“捕风捉影”，要想追踪“风”的来源是非常困难的。周作人有一篇文章《伟大的捕风》，也是非常有名的。王先生今天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面，将这么多琐碎的、丰富的材料清楚地罗列出来，还用了如此综合的讲述，谈到“风”，衍生到史学的人文性，反思了近代以来主流的进化论，寻找规律性等一系列的观点。我想大家听过以后，一定会有很多想法。现在还有时间，不知道哪位有问题，可以向王老师请教？

提问A：王老师，您提到的“察势观风”，这里面的“势”和“风”在您的文章里，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

王汎森：你的问题很有意思。在大部分时候，他说的是“风”，他认为“势”比较显，而“风”比较隐，所以他有一句话说“事势显而风气隐”，“势”是比较清楚，比较容易看得见的，而“风”较隐晦。我的感觉是这两者平时连用，所以他一贯讲“察风势”，他认为“势”和“风”还是有区别，但是我没有办法替他做区别。

提问B：王老师，我有几个问题想向您请教。一个是您刚才提到的把儒家伦理变成框架的史体，它是不是也是一种“大风”？再一个是想问您，刘咸炘先生所谓的“察势观风”的方法，他是否用来观察他所身处的时代、整个亚洲的区域所发生的林林总总的事情？

王汎森：谢谢你，这几个题目都很有意思。我想如果我们去观察中国历代各种史书的篇名，大概也可以看出中国“道德”与“历史”之间很密切的关联，“以类求人”，“类”的内容便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的行为。就像如果我办一个比赛只要三种人，跑得快、能跳远、能跳高，那么想参加这个比赛，得到这三种荣誉的人，就得要练习这三项。中国史书中的“事目”，等于是评价的标准，教我们往哪里去靠近。因此它不但是记述历史的，也是影响人们生活世界的一个框架。这些“目”就像是一个筛选的框架，筛选了一些事情，也近它所标举的理想。中国历史上的“史目”“事目”，当然代表着一个大“风”，如果没有近代“新史学”的冲击，这个“大风”还不会改变。梁启超批判它们说，那是“帝王将相的家谱”、是“道德教化的历史”。

你问刘咸炘有没有写对他自己的时代的观察，没有，他没有写。我觉得他当然吸收一些新的成分，但主要的资源还是来自传统。许多年前，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到他，当时把他的在地性稍微高估了，后来我再仔细看他的书，觉得他也相当注意新资源。他只有各种批评，没有很系统的反省，我想这个是使得近代的保守主义力量不足的一个原因，它还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以我为主体的反省。我提到过近代的一些所谓“保守主义”是相当复杂的。像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他最底层的框架其实是陈独秀的，就是西方是物质的、科学的，中国是非物质的、精神的。可是有谁说实情一定是这样？钱穆就说，中国人之思想态度及其道德精神，实与西方现代种种科学精神较相近。他认为这个分别是不对的。

最后一个问题是“执拗的低音”是“小风”还是“大风”。我想是“小风”，但它也可能转成“大风”。我在第一讲中提到过，我个人认为一个时代存在各种思潮、资源的竞争。所以如果我是刘咸炘，我会说“大风”和“小风”之间是交互作用的（用他的话就是《易经》中的“感”），同时也相互竞争这是一种“连染”的作用，但是这种“连染”，不是现代文化人类学所谓的“涵化”（acculturation），或是什么“化”。但是一震动便有一些不重要的东西会出来，两者之间是“风”的关系，任何行迹上的接触，就像胡适讲的“空气”，是空气之间的“感”。所以用他的理论，我来帮他解释的话，这些是竞争的，在这个时候新的是主流论述，但也不是没有一天，这些边缘、“执拗的低音”也会成为主流的论述，当然它一定是以别的方式出现。事实上，在刘咸炘的书的最后，他列了一些表，他认为每个时代就是三个层次的东西在交互作用。还有一个是他录了《廿二史札记》中很多类目，他在下面加一些小的夹注。他要告诉我们每一事里面都有风，但是并没有非常完整地开展出来，所以我只能替他做这样的猜测。

本文选自王汎森 《执拗的低音：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注释：

[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八年，页75。

[2]王佩诤校：《龚自珍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九年，页128。

[3]黄曙辉编校：《刘咸炘学术论集·文学讲义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〇〇七年，页233。

[4]Philo，“Illustrations of the Word Fung”，Chinese Repository，张西平主编，顾钧、杨慧玲整理：《中国丛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第18册，页476—490。

[5]我从案上随手拿起一本书，随手摘抄，“雨化风熏”“除菁还需偃草风”“狱静风清草自生”“庶民怀惠似春风”“欲挽颓风归朴素”“先修庠序有儒风”。祁寯藻（一七九三——一八六六）撰：《历代循吏纪事》二卷，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一九七六年。

[6]诸桥辙次（一八八三——一九八二）与胡适的一次笔谈，正点明“风”在思想学术上作用的情形。诸桥说：“但外来思想输入之一事，果能足启发宋代自由讨究精神欤！其间尚不能无可疑。且邵、周二子之学，虽非无禅学影响，其主要原因，宁似得之于《易》学者。宋儒由来所读，纔（才）不过《楞严经》一部。一书之所影响，岂如斯深且多乎？敢请教。”胡适说：“邵、周之《易》，又道家之影响也。宋时，中国之空气已成一禅学之空气。虽有智者，亦逃不出。非一部《楞严》之力，乃此‘空气’之力也。”《胡适和诸桥辙次的笔谈（1920年）》，李庆编注：《东瀛遗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稀见史料辑注》，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页154。

[7]在考虑到“风”形成时，所有能帮助它扩散的媒体，在农业社会是谣言、口传、讲述、小说、唱本、书刊；在今天是报纸、电视、网络、脸书，都值得研究。

[8]黄曙辉编校：《刘咸炘学术论集·史学编》（下），页582。

[9]同上书，页468。

[10]同上。

[11]黄曙辉编校：《刘咸炘学术论集·史学编》（下），页594。

[12]《刘咸炘学术论集·文学讲义编》，页289—290。

[13]《刘咸炘学术论集·史学编》（下），页409。

[14]《刘咸炘学术论集·史学编》（下），页567。

[15]同上书，页396。

[16]同上书，页587。

[17]《刘咸炘学术论集·史学编》（下），页409。

[18]同上书，页449。

[19]《刘咸炘学术论集·史学编》（下），页568。

[20]《刘咸炘学术论集·文学讲义编》，页314。

[21]《刘咸炘学术论集·史学编》（下），页409。

[22]同上书，页512。

[23]同上书，页513。

[24]《刘咸炘学术论集·文学讲义编》，页242。

[25]同上书，页288。

[26]《刘咸炘学术论集·文学讲义编》，页288。

[27]同上书，页222。

[28]刘咸炘：《治史绪论》，《刘咸炘学术论集·文学讲义编》，页229。

[29]《刘咸炘学术论集·史学编》（下），页559。

[30]《刘咸炘学术论集·文学讲义编》，页240。

[31]《刘咸炘学术论集·史学编》（下），页567。

[32]以上见《刘咸炘学术论集·文学讲义编》，页239—242。

[33]此为《续修四库全书提要》中班书阁（一八九七——一九七三）对刘咸炘《治史绪论》之提要语。见《刘咸炘学术论集·文学讲义编》，页378。

[34]刘咸炘又说：“余于史学，持纵横二观，以为治史当究土风，且当别有横剖之史，已详说于《治史绪论》矣。昔作《流风篇》于土风略有论述，后嫌其太简而删之。更为大计，欲辑群书，作《土风发凡》，中分三部，一为古书中概论人地关系之言……一为各方古今风俗。”见刘咸炘：《人文横观略述》，《推十书》第一册，成都古籍书店影印一九九六年，页247。

[35]《刘咸炘学术论集·文学讲义编》，页228。

[36]《治史绪论》，《刘咸炘学术论集·文学讲义编》，页227。

[37]《刘咸炘学术论集·文学讲义编》，页356。

[38]《治史绪论》，《刘咸炘学术论集·文学讲义编》，页234。

[39]《刘咸炘学术论集·文学讲义编》，页237。

[40]刘咸炘：《中书·认经论附〈道家史观说〉》，《推十书》第一册，页32。

[41]《治史绪论》，《刘咸炘学术论集·文学讲义编》，页224。

[42]同上书，页222。

[43]《刘咸炘学术论集·文学讲义编》，页288。

[44]《刘咸炘学术论集·史学编》（下），页526。

[45]同上书，页569。

[46]《刘咸炘学术论集·史学编》（下），页584。

[47]《刘咸炘学术论集·文学讲义编》，页299。

[48]同上书，页356。

[49]《刘咸炘学术论集·文学讲义编》，页318。

[50]刘咸炘：《与蒙文通书》，《推十书》第三册，页2208。

[51]譬如一个研究所，三五个新秀如果在国际学术的发表上，把标准垫高，也可能成为这个研究所的新标准，因而逼退了无法赶上新标准的前驱者。

[52]牟宗三在《才性与玄理》一书中即如此说明佛教与玄学之间的微妙关系。

[53]吴之椿：《五四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的意义》，收入杨琥编：《历史记忆与历史解释：民国时期名人谈五四（1919—1949）》，福建教育出版社二〇一一年，页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