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篇短文中，我想探讨对过去的记忆如何在现实政治行动中发挥作用。全文主要分成两个部分。第一，是国粹运动与汉族历史记忆之复返（及虚构）——尤其是明清改朝换代之际的记忆。从道光、咸丰以来，这一段历史记忆便逐渐复苏了，在这篇文字中主要是以晚清最具领导性、与革命行动最为密切的章太炎与国粹运动为主。第二，在召唤历史记忆之时，原本已经成为潜流的一些汉族生活仪式，是否重新浮现，并被赋予政治意义。最后则想谈在近代国家构成中，这一些记忆资源在现实行动中发生什么样的作用。
“过去”在现实上并不存在，但是在清朝末年关于未来国家建构的论辩，尤其是“革命”与“君宪”的论争中，“过去”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晚清的革命志士已不再像清朝政权正式取得汉族士大夫的信仰之后的世世代代，把所谓“国”和满族政权视为一体。“国”与当今朝廷这个两百多年无人质疑的统一体分裂开来，而在促使二者分裂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现代国家观念使得人们不再认为“国”就是朝廷，梁启超（1873—1929）在晚清提倡的国家思想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在此同时，清代后期逐步回返的历史记忆也扮演一定的角色。不过，此处必须强调，清朝政权在现实上的挫败是引起所有变化的主要因素。
谈清季汉族历史记忆的复活，必须先考虑：它们是些什么记忆？它们如何被压抑下去？它们如何复活？
历史记忆永远会被自然而然地遗忘，不过，我们此处所讨论的不是自然的遗忘，而是清代历史上对汉族历史记忆的有意压抑，其规模之大，压抑之彻底，在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皆属罕见。这种历史记忆是被以两种方式压抑下去的：首先是官方强制性的作为——文字狱、禁书运动、禁毁目录的刊行、《四库全书》中对书籍的删改等等；其次是官方的强制性行为所引发的士大夫及一般百姓的“自我压抑”。自动自发的压抑扩大了对明末清初历史记忆的抹除。原来相当有限的官方作为，在百姓的自我揣摩以及不确定感、不安全感下无限扩大，无数不在禁书目录中的书，或是官方只要求抽毁的书，都长期潜藏不出，或被偷偷毁去。总之，官方的作为形成一种气氛，而这种气氛使得大多数人主动地将大量的历史记忆抹除，或压抑到潜意识的最底层，它们即使未彻底消失，基本上也已经不再活动了。许多人甚至不再留心皇帝是不是汉人。譬如在1895年出生的钱穆，曾经不知道当时的皇帝是满人。[1]少年人的世界自然不可以太过当真，但是它也能说明一时的实况。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清代中期出现了一些史论，认为在中国历史上，胡人所创的政权才是正统，汉族政权反倒成了偏统。[2]由于在整个清代对明末清初历史遗忘得相当彻底，以致想重新撰写这段历史时，如果不靠一些在清季逐渐重现的史书，简直无法下笔。历史记忆的复返当然不一定是完全恢复原先的旧观，它可能是提醒原来被压抑在意识底层的一些稀薄的东西，也可能是一种“创造”（invention）。它们的出现，形成一股越来越强的记忆资源，对异族政府所灌输的官版历史记忆造成颠覆批判的作用。
我在《清代的政治与文化》[3]中曾花了相当大的篇幅叙述原先被禁毁的文献，如何在道光、咸丰以后一步一步地复活、重现。它们的复活与清廷统治力量的衰弱及文网的衰弛有关，而它们的重新出现，对原本已经衰弛的统治力，如同雪上加霜，加速了它的瓦解。
有关明季历史遗献的复活过程，在清末的国粹运动中有所表现。国粹运动包含的范围相当之广[4]，此处只谈与本题有关的部分。晚清的国粹论者几乎都有两个共识。第一是跳过清代官方之正统来重估中国文化之“粹”之所在，故大量有关明末清初历史及思想的文献被当作“粹”复活了。第二是追求中国古代真正的理想。这两件工作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因为要决定什么是“国”的“粹”，所以不可避免地涉及历史传统的重塑。这是一件艰苦的工作，但却在短短的几年间有了重大的结果。
国粹运动是由1905年创立的国学保存会及其机关报《国粹学报》所主导的。主其事者先后出版了《国粹丛书》《国粹丛编》《风雨楼丛书》《古学汇刊》等。这些大型丛书中收有大量清代禁抑不出的书籍，由其中最有名的《国粹丛书》可以充分看出他们所要标举的国粹是什么。《国粹丛书》所印的书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标举新哲学的，尤其是对人性持自然主义观点者，或主张“欲当即理”的思想家的书。大抵胡适（1891—1962）《戴东原的哲学》中所特意标举的思想家的著作，有一大部分皆在《国粹丛书》的第一辑中出现过。[5]
第二类书是以提倡实践实行、经世致用为主的，如包世臣之《说储》。
第三类则是明代或明末清初的著作。
这是该丛书第二、三两辑的主要内容。它们的出现，打开了一个新的历史记忆的世界。其中绝大部分的书在清代中期以后便不再公开流行传布，或是只以清代官方或私人自我删窜后的版本流传，在扼要之处完全嗅不出一丝种族气味，现在却大多以原刊本再度出现，则对当时人们记忆世界的刺激之大可想而知。这个记忆世界的复返与仇满恨满的热情甚有关系。柳亚子（1887—1958）便是一个佳例，他曾说自己“积极收集南明故事，以增强自己的反清意识”。[6]
在《国粹学报》上我们看到大量征集明季禁讳文献的通告。他们对钱谦益（1582—1664）、刘宗周（1578—1645）、陈恭尹（1631—1700）、黄宗羲、王夫之（1619—1692）等人的文字、遗墨、画作皆极力访求，其艰苦情形可以用邓实（1877—1951）搜集钱谦益的《钱牧斋初学集笺注》及《有学集笺注》为例。邓氏自谓“余托书贾物色将近十年，乃今获之”。又说钱氏所选《列朝诗集》及文集、尺牍，“至今未得，心常怦怦，世有藏者，如能割爱，余固不惜兼金以相酬耳”。《国粹学报》中并辟“撰录”一门，专门“征采海内名儒伟著，皆得之家藏手钞未曾刊行者”，他们大量刊印这些秘籍及明末遗民以至乾嘉道咸遗文四五百篇。不只此也，国学保存会的藏书楼（创于1905年）还将这些珍本秘籍供人借阅。[7]
在整个国粹运动中居领导地位的章太炎之国粹思想值得在此讨论。章太炎所谓的“国粹”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相对于满族而说，一是相对于西学所说。相对于满族，则“国粹”的一个重要部分即贮存在历史、小学、典章制度中的历史记忆。所以章太炎的“以国粹激励种性”的主张，其实即以汉族的历史记忆去激励种族自觉。在这里，正因为历史记忆主要是用来划分不同族群之间的界域，所以是不分好坏良丑，一旦是我族记忆之一部分，便值得珍惜。所以章太炎一再说国粹一如祖先的手泽遗迹，它即使再“儜拙”，后代子孙也不嫌弃，即使再朴陋，也都让子孙流连忘返。[8]要紧的是，它是一群人共同的历史记忆。
太炎所谓的“国粹”，包括小学、历史、均田、刑名法律等，但最反复强调的，还是小学与历史二端。他认为这两种学问特别值得宝贵，因为它们保存汉民族的历史记忆，而且也是“中国独有之学，非共同之学”。[9]语言、历史可以“卫国性”、“类种族”。太炎说：“语言各含国性以成名。”[10]又说：
国于天地，必有与立，非独政教饬治而已，所以卫国性，类种族者，惟语言历史为亟。[11]
语言、历史之所以可贵，是因二者都是先民长期创造积累下来的。学习它们，至少可以培养出一种自觉心，自觉到汉族始终是一个连续体，不可切断，并自觉到汉族在所有种族中的特殊性，而且足以绾合整个民族，激励使用同一语言并拥有共同历史记忆者团结在一起。
章太炎所参与创立的光复会本意即“光复旧物”之意，也就是光复满人入主以前汉族之朝代，故又名“复古会”。而当时革命阵营，尤其是《国粹学报》中，出现许多“复兴古学”的文章[12]，其中有一个主张即要恢复汉族之历史记忆，认为回复到清朝以前汉族政权下的衣冠文物，即可与汉族灵魂相契。以语言为例，他说：
若是提倡小学，能够达到文学复古的时候，这爱国保种的力量，不由你不伟大的。[13]
至于史学与种性的关系，太炎基本上认为历史记忆的连续与种族的自觉性、独特性关系密切，太炎并引用印度的一段经验来说明这一点：
释迦氏论民族独立，先以研求国粹为主。国粹以历史为主，自余学术皆普通之技，惟国粹则为特别。譬如人有里籍，与其祖父姓名，他人不知无害为明哲，己不知则非至童昏莫属也。国所以立，在民族之自觉心，有是心所以异于动物，余固致命于国粹者。[14]
在“以国粹激励种性”的认识下，太炎为大部分汉学考订工作找到了现实政治上的意义，认为清初学者的“反古复始”工作与光复运动可以相结合。章太炎认为清学开山的顾炎武是整理国粹、襄助民族革命的楷模——“顾亭林要想排斥清廷，却无兵力，就到各处去访那古碑古碣传示后人”[15]，“裂冠毁冕之既久，而得此数公者，追论姬、汉之旧章，寻绎东夏之成事，乃适见犬羊殊族，非我亲昵”[16]。
汉学家所做的复古之学，疏释历史上种姓迁化之迹，有助于分别“犬”、“羊”，激励种姓。他以意大利中兴为例，说他们是以文学复古为之前导，而清代汉学家所做的工作也是一样的。[17]前面已经提到过，在章氏看来，因为国粹是以历史记忆为主，而历史记忆是不分好坏的，凡是已成过去的，就是记忆的一部分，值得珍惜，所以他一再强调，他不是提倡学习过去，讲国粹不一定要照着过去去做。用“保存一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的标准看，则凡属于记忆的便值得保存：
国粹诚未必皆是，抑其记载故言，情状具在，舍是非而征事迹，此于人道损益何与？故老聃以礼为忠信之薄，而周室典章犹殚精以治之……[18]
历史记忆是中性的，“舍是非而征事迹”，所以并不对属于同民族之记忆作是非判断，只要足以激发思慕之情，有助于民族情感之培养，就可以了。太炎又说：
国粹尽亡，不知百年以前事，人与犬马当何异哉？人无自觉，即为他人陵轹无以自生；民族无自觉，即为他民族陵轹无以自存。然则抨弹国粹者，正使人为异种役耳。[19]
国粹足以使人知“前事”，则不至于因为异族刻意抹杀汉族历史记忆而不自知。此所以太炎说抨弹国粹者，是替异种奴役中国开路。
章太炎在晚清革命时期写了许多宣扬种族思想的文字，它们在当时所向披靡，对倒清的贡献非常之大。不过太炎积极重建明清之际满汉冲突的历史是在革命成功之后。由他一步一步摸索满洲史事，我们可以知道历史记忆复活之困难，颇似一步一步“揭开无知的面纱”。
太炎在重建这一段历史记忆时一再强调，谈这一段史事必须依赖“明著明刊”之书，也就是未经官方及民间删窜的书。民国初年，当清史馆还在进行修撰清史工作时，章太炎也在积极重建明清之交的历史。
由他写给学生吴承仕（1884—1939）的信，可以看出他在读到一些重新出现的“明著明刊”文献后，那种恍然大悟的心情：
鄙人近得明代官书及编年书数种，乃知满洲旧事，《清实录》及《开国方略》等载爱新觉罗谱系，其实疏漏夺失，自不知其祖之事，《明史》于此亦颇讳之……逆知清史馆人，必不能考核至此。[20]
在第二信中，太炎又说：
清官书既有所讳，而案牍小文，或有漏泄情实之处……再明人书自乾隆时抽毁以后，其间要事，多被删除，今所行《熊襄愍集》，亦非原本。黄石斋《博物典汇》，清《方略》最喜引之，乃谓其述建州旧事，但书兵官，绝无主名。今得明刻原本，则名氏具在，甚矣，清官书之欺人也。明人书必以明板为可信，北京想甚少，外省或犹有可求者。[21]
太炎说他自己正在做《清建国别记》，“援据二十余种书，而明著明刊居其半，其《明一统志》，乃钞自《四库》者，则未敢深信也”。[22]又说“明人旧籍原刊凡十二三种，或箧中所有，或借钞”。因为借钞不易，所“借钞者必书其名姓地址”。[23]
历史记忆复返，还包括一系列原本断绝的汉族本身生活传统的复活或“再发现”（reinvention）。此处拟举服制为例。
据章太炎追述，他们一家二三百年来都是“遗命以深衣殓”，而这个家族传统的现实意义到太炎的父亲这一辈才又复活过来。《礼记》有《深衣》一篇，讨论深衣的形式及穿着的场合。深衣是古代中国士以上的常服，也是庶民的礼服[24]，但它后来逐渐脱离了日用。
明末清初出现了不少讨论深衣的著作，这些书是否都有现实意义目前还不清楚。不过当有人平时要穿它（如王艮）[25]，或要穿它下葬时，其行为本身就可能含藏有重要意义。黄宗羲著《深衣考》，便与他遗嘱中所要求下葬时要穿的衣制有关。在遗嘱中他要求“即以所服角巾深衣殓”。他并不完全赞同前人对深衣的描述，所以他详考深衣，并画了图，而且这一份著作竟与《葬制或问》及《梨洲末命》合在一起[26]，足见他的学术讨论与为自己将来丧事的安排有关。
以深衣下葬究竟代表什么意义？第一是表示他想接上儒家古典的传统。第二层是想借此表示他死时不与新朝合作，这是大家所知道的。不过，何以穿深衣即有此象征意义呢？因为穿深衣就可以不必穿清代的章服入殓了。所以穿深衣是他对新朝最后说“不”的一种方式。许多明遗民要求在下葬时以穿着各种衣服来回避穿戴清服下葬。譬如张履祥六十四岁卒，“遗命以衰殓”[27]。又如吕留良（1629—1683）死前说：“吾今始得尺布裹头归矣，夫复何恨？”[28]他的诗“醒便行吟埋亦可，无惭尺布裹头归”，表示他想以明代士大夫流行的头巾下葬而不戴清代的冠冕下葬。[29]总之，以深衣殓是一种拒绝当朝的意思。而余杭章太炎一家便历代相嘱以深衣殓。
章太炎的后人在注释《章太炎遗嘱》时，提及太炎始终牢记其父章濬《家训》中所嘱“吾先辈皆以深衣殓”，并记章濬曾对太炎说：
吾家入清已七八世，殁皆用深衣殓。吾虽得职事官，未尝诣吏部，吾即死，不敢违家教，无如清时章服。[30]
章濬这一段话有值得注意之处。他说“入清已七八世，殁皆用深衣殓”，似乎章家在清代共有七八世，且都不穿清代衣帽或官服入殓。这件事本身饶富象征意义，即章氏家族暗中有不忘却汉族之本源或是不承认清朝统治的传统。如果这一追述属实，则太炎一再强调清代有官学、私学之分，并说闾巷传说、口耳相传的历史记忆，与官方所要人们接受的版本不大相同的说法，似乎便有着落。也就是说，地方与家族，基本上还保存一套与官方不同的历史记忆的版本。那么，清代历史中除了士大夫所奉行的官方历史记忆，似乎还有一个隐藏的潜流。在两三百年间，这一历史记忆层，像陆块般始终存在，它们要得到适当机会才会冒出来。
章家历代未必都能了解这项葬礼安排的意义，可是到了章濬这一代[31]，清朝内部问题丛生，加上西力入侵，一些潜在的分裂性因子，便都有了现时的意义，所以章濬死时会特别解释说，虽然他是清朝的官，但未曾诣吏部铨选，并强调“吾死弗袭清衣帽”。似乎章濬本人也是在受了逐渐兴起的种族情绪影响之后，才清楚地归纳出以上的话。[32]值得注意的是，以保存明代衣冠作为延续历史记忆的例子显然并不乏见。吕思勉（1884—1957）便说他的家乡有一人家，其远祖在明朝灭亡之时，遗留下了明代衣服一袭，并命子孙世世宝藏，等到汉族光复时再祭告祖先。[33]
除深衣之外，决定反清之后的章太炎马上面临日常衣着的问题。他写《解辫发》一文，决定倒满时，马上想到自己年已而立，“而犹被戎狄之服”，非常可耻。可是想“荐绅束发，以复近古，日既不给，衣又不可得……会挚友以欧罗巴衣笠至，乃急断发易服”。[34]足见决定反清以后第一个考虑的是如何去除这一身衣服，回复到已经断绝两三百年的汉族传统服制。但是明代的“荐绅束发”之制一时不易裁制，所以他决定改穿西装，甚至后来穿日本的和服——另外两种“戎狄之服”。
太炎常回忆他反清的几个重要源头。第一是十一二岁时，外祖朱左卿偶讲蒋氏《东华录》、曾静案。朱左卿告诉他，夷夏之防同于君臣之义。第二，是“十九二十岁时得《明季稗史》十七种，排满思想始盛”。[35]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书早先并不容易看到，它们都是明季遗献复返后，才逐渐出现的。如果章太炎对他家族以深衣葬的传统没有夸张，则太炎后来成为反满革命最坚强的倡导者，实是三种力量混合而造成的：第一是清代历史中一股不与现实政权合作的潜流，第二是历史记忆的复活，第三是中国在现代世界的挫折。
被压抑历史的复返，或被压抑潜流的再现，或是被“创造”出来的历史记忆，形成了一种记忆资源，使得不少人对“国”的定义产生了变化。也就是说“国”与当时的“朝廷”分开了。在清朝鼎盛时期，几乎没有人怀疑“国”即清廷。然而上述的潮流却凝聚了一股历史记忆，而与清代官方的历史记忆相对抗。譬如1903年高燮在《简邓秋枚》一诗中呼吁召“国魂”，但诗中表示这“国魂”之所以需要召唤，是因为它被异族压抑。[36]同年9月，陈去病（1874—1933）辑《建州女真考》《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略》《忠文靖节编》这些重新出现的禁毁文献为《陆沉丛书》时，有黄天《题〈陆沉丛书〉诗》，说“登高唤国魂，陷在腥膻里，巫阳向予哭，黄炎久绝祀。大仇今不报，宰割未有已……”则“国魂”与满人的“腥膻”是相对抗的。[37]如自由斋主人（高旭，1877—1925）的《爱祖国歌》，这个祖国也不是大清国。[38]此外，提到任何“国”字，如国花、国体[39]等，不但不是指大清国，而且是与它敌对的。1904年，柳亚子以弃疾子为笔名所写的《清秘史序》中甚至说“呜呼，吾民族之无国，二百六十一年于兹”[40]，即不承认清为“国”，则他们的“国”乃另有其物。柳亚子接着说：“燕京破，国初亡；金陵破，国再亡；福都破，国三亡；滇粤破，国四亡；台湾破，国五亡。”[41]而“国”之重新厘定，与“史”的密切关系，可以从柳氏的同一篇文章中看出。他说：“夫唯中国有史，而后人人知秉特权、握高位者之为匪我族类；唯胡族有史，而后人人知鸟兽行者之不可一日与居；虽有盲史，亦不复能以双手掩尽天下目矣。”[42]而要想复活这一段历史记忆，必须像《清秘史》的作者有妫氏那样大量搜集原先久被禁抑的历史，才足以使“读此书者，虽其顽嚣，当亦恍然悟深仁厚泽之非”。[43]
如果不是这一段历史记忆复苏，人们仍将相信官版的历史，一般人也不致察觉秉特权、握高位者为匪我族类，也不至于意识到“深仁厚泽”的皇帝其实是外人，也不会发现彼“大清国”其实非我“国”，那么体制内的改革或许仍会被士人所接受，而近代中国国家建构便是另一面目了。
晚清最后未能满足于走体制内改革的路子，未像日本走向君主立宪，而是直接走向革命，这一个跳跃性的发展，原因当然非常复杂，中国在现代世界的严重挫折感，社会、经济、政治的失序，以及西方政治思想的传入都是要素。不过，在其隐微之处也和“国”不再与当前的统治者为一体有关，尤其是在决定国家建构最为关键的几次辩论中，革命派常援引过去的历史压倒了君宪派。[44]
恢复汉族的记忆成为一股改变现实的力量，清末士人到处印发明太祖的画像，或是在诗歌中虚拟自己与明代朝廷根本不存在的臣属关系，以宣扬赶走满人的正当性。了解这一点，才可以解释为什么钱玄同（1887—1939）在革命成功后坚持要穿深衣到教育部上班。但是复古毕竟不合时宜，而且原来的复古行动政治性很强。在革命成功后，复古的热情很快消失了，钱玄同的深衣也只穿了几天。[45]
总之，历史记忆的复活使得人们把“国”与当今的朝廷分开，最终拒绝止于体制内变革。重塑传统的结果，也使得人们相信君主制的传统与真正的“国学”不是同一物。所以国粹既是一个identification的过程，也是一个disidentification的过程，是一个历史记忆复返的过程，也是选择性遗忘的过程。这些复合的因素，相当程度地影响了后来国家建构的基本蓝图，也使得晚清知识分子最后选择以拒斥清朝皇帝作为进一步政治变革的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