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朱维铮先生门生的邀请，要我写一篇文章纪念朱先生时，我便一直在两种想法之间徘徊：第一个想法是写一篇回忆文字。然而我与朱先生认识虽久，实际相处的时间却很短，谈话虽然多，但是有一些比较个人性的内容，不能写进回忆文字；涉及“文革”的部分很多，而我对这段历史了解有限，所以此时能确切无误回想起来的东西不多。于是我想改以一篇学术论文来纪念朱先生。但是根据我的粗浅了解，这个想法有些冒险——这本纪念文集可能以回忆文字为主，学术论文有可能会成为文集中的“孤儿”，故最后我还是决定写一篇简短的回忆文字。
此刻我寻思最早怎么知道朱维铮教授的?大概是1980年左右，我正在写《章太炎的思想》，那时大陆出版物在台湾是禁书，而在台湾与章太炎思想有关的研究并不多。当时章、黄学派的影响力以台师大中文系为主，所以有关的文章集中在小学音韵方面，比较少从思想史的角度着手。
研一那一年，我为一门近代史的课写过两篇学术报告，一篇讲章太炎与讨赤运动，一篇是《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一书的最初稿，没想到任课老师对前文有意见，尤其是讨赤的对象中居然有蒋介石，他觉得很不合适。对于后者，他误以为我是将上古史课上的报告拿来充数，所以只给了一个相当低的分数。
当时我向海内外搜集与章太炎有关的研究时，其中便有朱维铮与姜义华合编的《章太炎诗文选注》及《章太炎政论选集》。这两部书对我的帮助很大，这大概是我对朱先生最早的认识。我后来听说有一次在关于章太炎的讨论会中，朱先生便已提到拙作并略有评论。
后来在美国读书，有一次余英时老师拿着一本《士与中国文化》，我注意到包括那一本书在内的整套丛书是朱维铮先生主编的。在当时中国大陆，深入了解余先生的人并不太多，而朱先生竟编成了《士与中国文化》，可说慧眼独具。从《士与中国文化》之后，了解、认识到余先生学问的人逐渐多起来，形成一股沛然莫之能御之势。
一九九三年初我毕业回到台湾之后，究竟怎样开始与朱先生有了互动，已经想不起来。记忆中我们比较深入认识对方是从两次同客香港开始的。第一次是在一九九九年，我到中文大学历史系客座一学期，这一次客座出自朱鸿林教授的安排，事实上也是我唯一一次比较长时间待在香港。
我当时是预定要去教两门课的，一门是“史学要籍”，一门是“中国思想史”。“史学要籍”一课我准备讲《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第一次上课时来了六、七十个学生，我印发了许多阅读材料，大多是四库提要及办理《四库全书》的档案。在课上我针对清代思想史及其他相关问题恣意发挥，同学的眼神亦甚明亮专注，没想到第二周上课前，已经退选到不足十人，按照当时校方的规定，这个课不能再开了。我还记得当时系办秘书向我提到极力劝阻学生退选的情形，以及系主任陈学霖教授对我说明此课不能开授时的尴尬。
朱先生当时正受宗教系之邀在中大作客，并发表过两、三场公开演讲，这几次演讲我都去了，但是题目已经不能确记。只记得其中有一场讲到“学”与“术”，讽刺传统士大夫以儒术缘饰吏治，又谈到儒生见到皇帝时之“趋”为“小跑步”等。朱先生演讲时庄谐杂出，引证宏博，时而阐述经学历史，时而讽刺当代政治，听众十分踊跃，反应也十分热烈。承朱先生好意，在演讲中特别提到我正在开四库提要的课，鼓励人们去听。我当时与朱先生还不熟，不好意思告诉他这个课早已胎死腹中了。
在这一段香港作客时间，因为许纪霖也在，我记得有一个周末曾由纪霖兄带着大家到香港郊外游览，还到过一个英军纪念碑，但是因为我对香港了解有限，所以并不记得地名，只记得半路上朱先生进一家书店买了《未完成的革命》送给我。这一次作客香港时，朱先生所编的“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丛书”十册，也是我们偶然谈论的主题。这套书选材之精、导读之透彻、编校之严谨(我还记得朱先生谈到其中某册还有一个错字时的忧然之情)、装帧之美，都很令人敬佩。
后来我与朱先生不知为什么有过一次通信。由于我在2000年被从中研院借调到国家科学委员会人文与社会科学处，朱先生闻讯给了我一封信，在奖美之余劝我不应该分神去做行政工作。这封信我还留着，恐怕就是我们之间唯一的一封通信了。
我与朱先生最常谈话的一段时间在2005年，那一年我们再度同客香港，这一次是在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我应邀去住了十来天，作三次演讲；而朱先生任务更重，他一方面在编写某种教材，一方面讲课。我们正好住在隔壁，印象较深的是以下几件事：第一，朱先生习惯彻夜工作、早晨睡觉，他的房间香烟及高梁酒的味道异常强烈，若非我也有过二十年以上的烟龄恐怕就很难以适应。多年之后我曾对朱夫人提及此事。第二就是每天大约晚上九点以后的长谈，这个谈话通常持续到十二点左右。朱先生一面吃烟一面谈，而且抽的烟一定要牡丹牌，喝的茶也是粗茶。当时谈了许多复旦大学的老先生，谈了当时香港出版的几本“文革”人物的回忆录，还“骂”了不少人。我记得香港城市大学还请他讲过其中几部回忆录，可惜我对“文革”史事了解太少，当时又不曾留下任何记录，所以能写的不多。只记得朱先生善骂，往往骂得异常激奋，骂某人前后不一致、骂欺世盗名等等。
我与朱先生最后一次见面是2011年受邀担任复旦大学“光华杰出人文学者系列讲座”。因为之前我已听说朱先生得了重病，所以在演讲期间便探询与朱先生见面的可能。后来不但与朱先生一起吃了晚餐，在演讲之后还与朱先生及他的朋友、学生们畅游西郊宾馆，还听他讲到当年毛泽东在此地的种种轶事。西郊宾馆地理复杂，我们一度迷路。
朱先生的著述、编纂非常丰富，他读书精细，每每能从纸缝中发现新义，这方面谈者已多，兹不再赘。
这里只想举三个例子，说明我们之间不期而然地对许多相近的学术问题感到兴趣。从章太炎开始，这一类的例子已有不少，在我翻读朱先生最后送我的《重读近代史》时，又发现了几个例子。第一、我注意到书中有一篇谈“伪孙嘉淦奏稿案”，而我正好也注意过《历史档案》中曾经将与这个案子有关的档案出过一个专辑。
我个人认为这批档案至少有几点重要性值得注意。第一，是十八世纪人际网络的历史以及讯息传播的渠道。这两百多件档案对上面两个问题都能有所解答。第二，我觉得“伪孙嘉淦奏稿案”以及各地不同的传说版本，曲折地反映了各地平民百姓对皇帝及中央政府的不满(尤其是对乾隆南巡之不满)。在高压统治的时代，包括伪奏稿在内的各种谣言、歌谣、传单等，其实都折射了人们对层峰的意见。
朱维铮先生在谈到这件“伪奏稿案”时，已经清楚地交代了前后两次托名孙氏的案子，反映了老百姓的一种奇特心理——因为孙嘉淦从乾隆初年便是一个敢于直言极谏的大臣，而且皇帝对他的率直敢言非但不以为罪甚至还有欣赏他的憨直的表示，这样的名声想必闻于内外，所以乾隆四年的第一次伪奏案托名的是孙氏，第二次托名的也是他。
第二个我们同感兴趣的问题是清代的种族意识。在乾隆号称“华夷一家”之后，究竟满汉种族之见仍然存在，还是已经泯除不了?
由于这个问题非常敏感，所以一般人并不敢公开有所表示，尤其是汉人究竟对满人的敌对意识是否一直存在，是我个人非常感兴趣的问题。在《重读近代史》中，我注意到朱先生灵敏地关注到问题的另一面，即满族也感到被汉族士大夫歧视。他在《毛奇龄死后遭文字狱》中引福格的《听雨丛谈》：
积习相沿，虽贤者不免。同一满人，则分文武。同一汉人，则分边内。同一边省，则分出身。同一江浙，则分中外。甚至饰终之典，撰拟纶音者，亦存轩轾：满人边人武人不过四五行，翰林台阁必历叙官阶，详其恩遇，连篇累牍，洋洋千言。撰叙列传，于爱之者，则删其谴责，著其褒嘉；恶之者，则略其褒嘉，详其谴责。凡略褒词者，不叙全文，而曰“褒之”；略其贬词者，亦不叙全文，仅曰“责之”或“切责之”而已。
朱先生所点出的这个面相仍值得我们再深入探索。
第三个例子是关于《明夷待访录》在清末的影响。我个人与许多人一样都受到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的影响，倾向于认为：在晚清《明夷待访录》是由立宪派的梁启超、谭嗣同等大规模翻印散发、广加宣扬，才发挥重大影响。朱先生则在《在晚清思想界的黄宗羲》中说革命派的孙中山和他的盟友们恐怕是更早散发《明夷待访录》的人。他的考证完全站得住脚。孙中山很早便将《原君》《原臣》篇节刊为一本到处送人。后来我在写《何以三代以下有乱无治》以介绍《明夷待访录》时，便曾引用他的观点。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朱维铮先生曾经受邀来台大讲学。延聘，按照惯例要有一个审查，主事单位竟将这个工作交给我。
在那一次客座期间，我依稀记得朱先生与台北的高信疆先生有相当密切的交往。有一两次我们还在高先生位于罗斯福路的书房中长谈。高先生是我从少年以来就景仰的文化人。中学时代以来，他所主编的《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便曾在台湾文化界“卷起千堆雪”。我们这一辈少年人几乎日日在它的影响之中。如今高先生英年早逝，朱先生也已故逝，使我每次走过罗斯福路上高先生的那间书房附近时，都不免兴起一种人去楼空的感叹。
（收入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编《怀真集：朱维铮先生纪念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2—4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