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为了回应胡鞍钢对人民社会的谬论，我将昔日写的《人民两论》的第一篇先发在这里，供朋友们参考。
无论我们在理论基础、在语义学——即词语真正的指谓功能——的重要性上有多少分歧，民主理论都必须如实地解释“人民”。
——乔·萨托利
一、两个对话文本
文本Ⅰ：日常政治对话
问：你们不是标榜要“为人民服务”吗，怎么是这个态度？
答：是啊，我是为“人民”服务。请问你是人民吗？
问：我不是人民，但我是人民中的一员。
答：你是人民中的一员？你怎么证明你是人民中的一员？
问：……（语塞）
答：如果你无法证明你是人民中的一员，那你能代表人民也行？你能代表中国人民吗？
问：……（语塞）
答：你既不能代表人民，也不能证明你是人民中的一员，我能接待你就不错了。我可是只为“人民”服务的啊。
问：……（彻底语塞）
这个对话发生在某地人民政府机关。该机关墙上高悬写着“为人民服务”五个鲜红大字的匾牌，匾牌下的一个窗口前，一位前来办事，却被慢待的“主人”，与一位在窗口里很不耐烦、脸色难看的“公仆”之间发生了上面这番对话。文本中的问者，是窗口外的“主人”；答者是窗口内的“公仆”。
文本Ⅱ：师生教学对话
问：你能不能告诉我，我到底是不是一个大白痴？
答：亲爱的同学，我真的不知道。你干吗要问我？
问：因为如果我真的是个大白痴，就该当一名飞机驾驶员；但如果不是，就应该当一名哲学家。
答：那你在放假的时候，写一些与哲学主题相关的文章给我，这样我就可以回答你到底是不是一个大白痴。
问：好。
（开学时，问话者交给答问者一篇文章。）
问：请你看看，我是不是应该马上去报名参加飞机驾驶员训练班？
答：（读了第一句，就斩钉截铁地）不，你绝不能成为一名飞机驾驶员。
这番对话发生在师生之间，对话地点在老师家里。问话者是学生维特根斯坦（LudwigWittgenstein,1889—1951），答问者是老师伯兰特?罗素（BertrandRussell，1872—1970），显然，这两个名字中的任何一个，作为主语，如今都无法让人相信它可能与宾语“大白痴”发生联系，两个名字的拥有者都是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不过，在对话发生的时候（大约在1912年），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都对问话者是不是“大白痴”这个问题不能给予确定的回答，直到学生写出了那篇“与哲学主题相关的文章”。
二、成功与流产的对话
简单考察一下上面两个对话文本，是饶有兴味的。
一般来讲，一次对话，可以是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对话，比如上面两个对话；也可以是一个人与一群人的对话，比如某个政府首脑或发言人答记者问；还可以是一群人与另一群人的对话，比如大专院校辩论比赛场上的较量。
无论是哪种形式的对话，都是对话双方为达成各自目的而进行的语言活动。最简单的对话发生在一对一的买卖场合：
“白菜多少钱一斤？”
“10块钱3斤。”
“5块钱2斤卖不卖？”
“3块钱1斤，算我赔本。”
“好吧，我买2斤。赔本的买卖你才不会做呢。”
对话成功，交易达成。
可见，所有对话，实际上都是寻找与摸索双方共同点的对话。一次成功的对话，是对话双方都接受某个共同结果的对话，在某个点上，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在上面的白菜交易的例子中，共同点是“3块钱1斤”。而一次失败或流产的对话，则是双方意见无法达成一致的对话，在这样的对话中，双方找不到共同点，或者说，找不到双方都可以接受的结果。
对话失败有许多原因，最常见最直接的原因可能是利害冲突。
“把裤子脱下来！”一个男子持刀在昏暗的路灯下对一个过路的少女喝道。
“求求你，别……”少女惊慌失措，眼泪直流，双手合起，声音颤抖地哀求道。
可以想象，这样一次对话不可能成功，如果把这种场合的对话比做一只钟面，无论是时针、分针，还是秒针，都不可能指向双方都满意的结果。如果被拦的是《卧虎藏龙》里章子怡扮演的角色，拦路者会鼻青脸肿；如果被拦的是一个女中学生，可能任何语言也不能让被拦者逃脱厄运。无论哪种结局，都不可能让对话双方都满意。
我们可以把这种类型的对话称为“侵害语境”。在侵害语境里，语言即使不是无用的，也是无能为力的，因为在侵害语境下，对话双方，没有利益共同点。很显然，本章第一节提供的两个对话文本，并非侵害语境。一般来讲，只与是与非、对与错、真与假相关的语境，可以称之为“求证语境”。在文本Ⅰ里，问话者想求证的是，他是不是“人民”，“人民中的一员”，或“人民代表”，如果他被证实为是的话，那个不以公仆态度对待他的公务人员就错了。而在文本Ⅱ里，问话者想求证自己到底是“大白痴”还是大天才。
谁都看得出来，文本Ⅰ是一次失败的对话，失败的标志就是，对话双方没有达成一致意见。答问者否认对方是“人民”，或“人民中的一员”，被否认的一方不能接受他的否认，但也无法证明自己就是人民，或人民中的一员，或人民代表，所以，对话以一方“语塞”而中断。“语塞”这个词非常好，语塞的意思，就是发生了语言交通堵塞，或语言交通事故。既然发生了交通事故，就有肇事者，和受害者。在文本Ⅰ里，肇事者是那个公务员，受害者是那个前来办事的人，被不良对待还不是他受到的最大伤害，受到更大的伤害是他的信念，是他对自己生活其中的社会所抱的美好信念。
文本Ⅱ则是一次成功的对话，成功的标志，是对话双方就问话者不是个“大白痴”这个判断达成了一致意见。这次对话成功的意义非同小可，因为这次成功，我们才有可能对文本Ⅰ失败的原因进行语言分析。正是那个没有去当飞机驾驶员的维特根斯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却当了一回兵。他在服役期间最英勇的作战行为，不是击毙了多少敌军士兵，或俘获了多少俘虏，而是躲在军营里写成了当代语言分析哲学的奠基之作《逻辑——哲学论》，用语言逻辑的子弹重创了“形而上学”命题。
三、第一种诊断：谁来给“人民”画像
让我们再来谈谈那位在政府窗口里“肇事”的公务员。公允地说，他对文本Ⅰ记载的对话交通事故不一定要负主要责任。诚然，他自我辩解的直接动因，是规避履行政府工作人员对服务对象的义务，并且逃避因没有按规定履行义务而可能遭受的责备或惩罚。但是，在写作《逻辑——哲学论》时的维特根斯坦看来，主要的肇事者并不是那个公务员，而是对话中的一个“形而上学陈述”：“为人民服务”。正是这个陈述，使得所有与它发生关联的对话都很难获得成功。因此，与其说维特根斯坦是个哲学家，不如说他是个哲学医生，他的理论主要是用来诊断并治疗哲学病患的。
要理解维特根斯坦早期的语言哲学，想想北京市交通管理局里模拟交通现场的动态模型就行了。英国哲学家安东尼?奎因顿（AnthonyQuinton）也是这么看的。他说，“有一次，他（维特根斯坦——本书作者注）听说人们用模型来描述交通事故现场（我猜想这是在法国的某个法庭上进行法庭调查吧），竟然像阿基米德那样到处叫喊：‘我想出来了！’‘我发现了语言的本质！’”
最简单地说，维特根斯坦发现的是，语言就是世界的模型。
语言里的模型当然是用词来构造的。就像模型的每个组成部分对应的是客观世界里的事物与事态一样，句子中的名词对应的也是被它所指称的事物。如果说名词是事物的“画像”或“图像”（德文为“Bild”，英文译为“picture”），句子或命题就是事实或事态的画像。凡是不能被画出来的命题，就是没有意义的。所有形而上学命题，都是画不出像来的命题，比如，黑格尔式的命题：“‘绝对’才是唯一的实在”，就是这类命题，因而没有意义，应该从哲学问题集里删除。正因为此，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里所阐述的理论被哲学史家称为“意义图像说”。
不过，不是每个句子都像“这是一只苹果”这么简单。德国哲学家卡尔—奥托?阿佩尔在解释维特根斯坦的这个理论时说：“确实，一个命题之为真，它要么是表达了某个构成世界的‘事实’的‘原子命题’本身，要么就是一个复合命题，而这个复合命题又必定是能借助于真值函项的逻辑而被归约为一组真的原子命题的。”
这就是说，一个复合命题要想是真的，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它要具有可化约性，就像“9”可以被化约为“3”一样，一直化约到不能再化约的程度，这样的命题就是“原子命题”；其次，每个原子命题必须是事实的图像，并且与事实相符。比如，“所有日耳曼人都爱好音乐”，就是这样一个复合命题，要使这个命题是真的，它首先要被分解为原子命题，比如，“穆勒是爱好音乐的”，“施密特是爱好音乐的”等等；其次，每个原子命题都必须是真实的，也就是说，句子中的每个名词都能被画像，整个句子能够被呈现为一种事实或事态图像，比如，穆勒在听音乐会，施密特在弹钢琴，等等。如果有一个卡尔被证实为不爱好音乐，则复合命题“所有日耳曼人都爱好音乐”就是假的。
现在我们来看看“为人民服务”这个句子。这显然不是对事实的描述，而是对行为的要求，因此，衡量它是否成立的标准不是真假，而是意义。这个陈述如果要想有意义，必须能不失真地还原为一组原子陈述，比如，“为张三服务”，“为李四服务”，“为王二麻子”服务……还原到这儿，我们发现，“为人民服务”这个陈述，并不必然保证它所还原的原子陈述（也就是外延）为真，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张三”未必能不证自明地被认为是“人民”的外延。
容易理解的是，“所有的日耳曼人”和“人民”这两个关键词，决定了由它们各自组成的句子是不是具有可还原性。“所有的日耳曼人”构成的命题可以被还原，因为它有边界清晰的外延，它的外延是由人种学特征所规定的；而由“人民”构成的命题或陈述，是不可还原的，原因是它没有清晰的外延，它的外延像一条地平线，它划在哪儿，取决于你站在什么地方。在1957年的毛泽东看来，“人民”这条地平线应该这样划：
“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拿我国的情况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在解放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都是人民的敌人；一切反对这些敌人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
而2005年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对“人民”这条地平线给出了另一种画法：“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社会基本成员”。
不能说“人民”与“非人民”之间完全没有边界，在毛式划法里，这条边界划在“敌我”之间，标准是“态度”；在《现代汉语词典》里，边界划在“劳动”与“不劳动”之间，标准可能是手上的老茧。但这个边界是模糊的，在日常生活语境里，你不能马上准确无误地确定你面对的任何一个人，到底是赞成社会主义建设的，还是敌视社会主义建设的；或者，到底是劳动者，还是不劳而获者，因此，你就不能断定这个人到底是不是一个“人民”，这正是文本Ⅰ里那个公务员面对的情景和对话失败的原因。
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一个复合命题可还原性的一个前提条件：构成它的全称名词必须具有清晰的外延。外延不清晰的名词所指称的事物，大多是不能被画像的形而上学主体，比如“以太”，“客观精神”，“上层建筑”什么的，“人民”也是这样一个主体。我们不能说，“为人民服务”这个陈述是虚假的，只能说，它在日常语境中是无意义的，因为“人民”不能被画像。
维特根斯坦的下面这段话就是从上面意义上说的：
“哲学著作中的大多数命题和问题不是虚假的，而是无意义的。因此我们根本不能回答这一类问题，我们只能确定它们的无意义。哲学家们大多数问题和命题，是由于我们不理解我们的语言逻辑而来的。”
四、第二种诊断：怎么走“人民”这枚棋
如果把对话比作对弈，那么双方在引号里所使用的语词，就是棋子；对话时所遵循的语法就类似于象棋或围棋的下法，也就是游戏规则。这两句话，可以被看着是对晚期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理论的最简单的刻画。
由于本章的任务是“用”维特根斯坦，用他的方法来“诊断”文本Ⅰ对话失败的语言学病因；而不是“说”维特根斯坦，不是全面阐释他早期和晚期的语言哲学，因此，我们只要简单了解一下他的两种诊断方法就行了。
我们在第三节里，已经运用了他的第一种诊断方法，即“图像诊断法”，并且查明，“为人民服务”这个陈述患了“面目不清”症。这个诊断方法是他在出版于1921年的哲学“医书”《逻辑—哲学论》里提出来的。他原以为，他这个方法可以包医哲学百病，以至于他出版这本书后，觉得自己在哲学上已经无事可做，跑到乡村里当小学教师去了，还到修道院当过花匠，帮姐姐设计了一套房子。
年龄是磨刀石，可以磨损一个人伴随青春而来的狂傲。十多年后，他终于发现自己的理论并非十全十美。如果语言就是世界的模型，那么所有句子都是在被说出来之前事先存在的，它的意义也是事先确定的，这等于说，人们不是在说话，而是在引用。差别只在于，被引用的句子有意义，或无意义而已。因此，他的这个“意义图像说”，也被称为“先验语义学”。
什么叫“先验语义学”？说白了，就是一种无时态的理想语言学说。可是，生活本身是一条奔腾不息的大河，如果要让语言停留在所谓先验理想状态，无异于“刻舟求剑”。舟上记号是语言，掉到生活之河里的剑是事实。这样的语言理论要成立，舟应该是静止的，否则，循着语言符号很难找到与它对称的事实。在上面引文中，毛泽东为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提出了三个不同的“人民”概念，显然，社会的“舟”并没有停在原处。不过，这样说，并没有损害“图像诊断法”对“人民”这个词诊断的有效性：三种“人民”概念，外延都不是清晰的。
晚期维特根斯坦在讲学中发展了一种新理论，我称之为“进行时”语言哲学，叙述这个理论的，是他的另一部经典著作《哲学研究》。这个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使用语言，就如同做游戏。游戏总是进行中的活动，不论在什么时态中，都是进行时的：如果不是现在进行时，就是过去进行时，或是将来进行时。一枚棋子的作用和意义，只有在对弈中才能显现；一个词或一个表达的意义，也只有在对话中才能显现。“太阳升起”这个表达，在天体物理学术讨论会上毫无意义；但在公园里晨练的老人们的交谈中，则是有意义的，可理解的。语义的这种确定方式，就不是“刻舟求剑”，而是“华山论剑”。
需要阐明，在棋具完备条件下，如果一盘棋下不下去，可能是对弈双方或其中一方不熟悉游戏规则，不知道所有棋子或某个棋子怎么走，而不是某个棋子有问题，语言博弈则有所不同。哲学家罗素提供了一个十分有趣的无法进行下去的对话样本。对话的另一方是南斯拉夫哲学家佩特洛尼维奇（BranislavPetronievic），时间：1917年；地点：伦敦街头；事件：德国军队大举入侵，此前塞尔维亚人就开始冒险性撤退。罗素想了解撤退行动的情况，于是发生下面这次被罗素记录下来的对话：
“我问他：‘你有没有跟着一起撤退？’
“他回说：‘有呵，但是把空间中的点数计算出来的方法是……’
“我又问他：‘你步行走的吗？’
“他却回说：‘是啊，你要知道得出来的数一定是质数’。
“我再问他：‘你没有想过以马代步？’
“他还是回说：‘一开始我是骑马，但是不小心摔了下来。我想，要找到是什么样的质数并不难。’
“不论我怎么努力，都无法从他口中得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具体消息。”
这次对话中的每个词都有意义，也都显示了意义，并能让对方理解，只是没有得到恰当地使用：答非所问，问非所答。这是双方的不同需要造成的：罗素急于知道战况，而初次见到世界级大哲学家的佩特洛尼维奇，则急于向对方阐述自己的空间数论，结果，对话进行不下去，使这次语言游戏成了一盘下不完的棋。
本文开头的文本Ⅰ也是一盘下不下去的棋，双方需要不同（一个要“主人”待遇的服务，另一个不愿提供）是“游戏”中断的真正原因，但爆发点是一个“词”，或者说是一枚棋子：“人民”。按照晚期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理论，词语和表达的意义在具体的语境中“显示自身”，换句话说，在语言游戏中，词语的意义会像蓓蕾一样自我绽放。但是，在文本Ⅰ里，“人民”这个词的意义没有自我绽放，在所有呈现在语境中的语词棋子里，对弈的双方，特别是问话者，不知道该怎么走“人民”这枚棋。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词？依我之见，这是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里提到的那种“语言空转”现象导致的。
奥古斯丁在《忏悔录》里谈到自己对“时间是什么”这个问题感到困惑，“没有人问我，我倒很清楚；有人问我，我想说明，便茫然不解了”。维特根斯坦对此评论说，奥古斯丁提供了一种从日常语言向一个无意义的形而上学问题转变的案例，这种转变就是语言的“空转”。
没有人不理解“你今天有时间吗？”和“你什么时间到？”这些具体语境中的“时间”概念，但如果你听到有人问：“时间是什么”时，你会像奥古斯丁一样茫然。
为了防止哲学讨论变成无意义的语言空转，维特根斯坦建议哲学家们，把诸如“知识”、“存在”、“客体”、“自我”等等这些词，“从形而上学的使用带回到它们的日常使用中”。
他没有说，是不是所有被空转过的词都能被带回到日常使用中。从文本Ⅰ看，“人民”就是一个不能被完全带回到日常使用中的词，这样的词，可以称之为“空词”。空转的语言，就是由这些空词组成的，俗话叫做“空话”。
经过维特根斯坦第二种诊断法——“语境诊断法”诊断，“人民”一词，是一个不能还原为日常使用的“空词”，它是语言博弈棋盘上的一枚空白棋子，没有人知道怎么走它。“人民”出现在一个日常语境里，就如同一颗灰子出现在围棋棋盘上，一枚白板棋子出现在中国象棋棋盘上。
五、第三种诊断：如何把“人民”花出去
以上的两种诊断，都是在同一个诊室里进行的，这个诊室名叫“语言意义诊断室”，治疗体系是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诊断学”。这种诊断学主张，要像对待“一种疾病”那样“对待”一个哲学问题，并寻求“治疗”它的方法。
他的哲学医学思想（包括早期和晚期）的核心是，语言的“意义”就是它的健康和生命。哲学的不健康来自语言的不健康，健康的语言是那些具有“精确”（早期理论）和“具体”（晚期理论）“意义”的语言。“形而上学”是语言的艾滋病，传染上了“形而上学”病毒的语言，就会失去“意义”（也就是健康和生命），成为语言的病号或尸体。
还有一种语言诊断体系，依我看，这个体系的发明人F.索绪尔（FerdinandDeSaussure,1857-1913）随身携带的不是听诊器，而是验钞机，因为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更像货币理论。维特根斯坦关心的是语言的“意义”，索绪尔更关心的是语言的结构和“价值”。
在他看来，最接近他的语言学的是经济学。因为，第一，语言学与经济学一样，都具有共时性和历时性的二重性（天文学和物理学是共时性科学，地质学和历史学是历时性科学）；第二，经济学和语言学都涉及不同事物间的等价系统：对经济学来说，劳动与工资等价，对语言学来说，语言符号[“音响—形象”，索绪尔称之为“能指”（signifiant）]与概念[索绪尔称之为“所指”（signifié）]等价。
经济学里的价值和语言学里的价值一样，都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等价不同类事物之间的可交换性，在经济学里，50块钱人民币可以交换到某些与它等价的商品和服务，比如一张音乐会门票，一只鸡，或者，烫一次头发；在语言学里，一个词的符号可以“交换”一个概念。二是同类不等价事物的可比较性，比如50元面额的人民币，可以与100元、20元和10元面额的人民币进行比较，在英语里，“羊”（sheep）与羊肉（mutton）可以比较。
不过，索绪尔并不是语言学里的马克思或萨伊，并不认为语言的价值是劳动创造的，也不认为语言的要素创造价值，在他看来，语言的价值来自于“语言各片段的相互位置”，就单个语言符号而言，它们的价值是一样的：“一个符号包含的观念或声音物质，并没有比该符号周围的其他符号中的东西更重要。”
语言单元，在索绪尔看来，就像把一页稿纸切割成的若干小纸片，每一小片纸整体上有个价值，正反面是它的意义。
这样理解的语言体系，在我看来，不像是整个经济系统，倒更像是一个货币系统。的确，面额相同的纸币，其代表价值也相同，这张100元面额的人民币，并不比另一张100元面额的人民币更有价值，除非另一张百元大钞是一张假币。
但是，索绪尔的语言体系与实际运行中的货币体系有很大差别。在索绪尔看来，单独地问一个词的价值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是一个结构主义者，结构主义者认定，单独的要素没有价值，要素的价值是被整个体系的结构决定的。英国哲学家特伦斯?霍克斯注意到了索绪尔思想的这个特征：“任何语言‘要素’的价值最终并且完全是由它的总的环境所决定的：‘如果不首先考虑词的周围环境，我们甚至没法确定表示“太阳”的这个词的价值：有些语言中，讲“坐在太阳里”是不可能的。’”
与索绪尔理解的语言体系不同，在货币体系里，单独地问一个货币单位的价值不是没有意义的，在维特根斯坦理解的语言体系里，单独问一个词的价值也不是没有意义的。词必须先有某种意义，才能在你派遣的位置上显示意义；就如同一张纸币，必须先被赋有一定量的价值，才能在具体交易场所把它花出去。
可见，索绪尔虽然发现了语词的价值，但不能在临床上加以应用，按照他的看法，一个词如果失去了价值，病因不在它自身，而是它出现在了不该出现的地方，或者被摆错了位置。索绪尔是这样一个大夫，他不给个别的病人看病，他要看就看一群人。
诊断的方法主要是分析的和量化的。运用索绪尔的语言价值概念，和货币分析方法，我们可以对一个词的价值之大小和真伪做出诊断。判断一个词的价值和一种货币的价值一样，先看它的发行量，再看它的流通量，最后看它的成交量，也就是结算量。用这三个标准来衡量，美元曾经是世界上最有价值的货币，现在，欧元大有后来居上之势。
货币发行量好理解，什么是一个词的发行量？按照美国哲学家H?普特南（HilaryPutnam）关于语言意义的“因果指称”理论，一个名词的发行（命名），与历史上诞生这个词的某个事件有关，比如，“电”这个词的诞生，与本?富兰克林的实验有关；“人民”这个汉语名词的诞生，与中国近代革命有关。第一次让某个词有能力指称某个事物的事件，称作这个词的“引进事件”。
我们可以把这个事件看作是一个词的第一次发行，发行者可以是个人，团体，也可以是官方。
不难理解，“人民”这个词的最早发行者可能是国民革命者，最大量发行这个词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官方。在已经大大缩减该词发行量的2005年，第5版《现代汉语词典》里以“人民”构成的词条还达15条之多。各种官方媒体发行的“人民”一词更多。2007年5月21日，在百度网站搜索“人民”一词，可以得到6330万个网页；比同日在google上搜寻“citizenship”（公民或市民）所得到的网页多出近1倍（3720万页）。可见，从当前发行量看，在中国大陆语言体系里，“人民”一词的符号价值还是巨大的；从发行量的下降趋势看，这个词的符号价值也正在下降。
要指出的是，被发行的货币未必都进入流通；被官方大量发行的词，也未必都能进入老百姓的日常谈话语境。货币发行量过大，会发生通货膨胀，过度膨胀的货币，会在交易中被拒绝接受。语词也是这样。用“人民”这个词可以买到的东西是一个在日常生活中没有实际用途的概念，比如，你不能凭借这个词直接上“中国人民大学”，也不能拿这个词作为权益凭证，把你的言论直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这也可以解释，在文本Ⅰ里，那个“主人”为什么未能成功地要求那个政府办事员按“为人民服务”的票面价值支付相应的服务。
这表明，“人民”的发行者，不能“回笼”“人民”，也就是说不能兑现发行它时承诺的价值，结果导致“人民”成了一张花不出的万元大钞，用它进行的交易（交谈）自然不能进入结算过程。文本Ⅰ的对话失败，就属于这种情况。
从这种语言货币理论的观点看，决定一个语词价值的，是它的用途。一个没有实际用途的，很少在日常生活语境里出现的词语，如果还在大量发行，那就表明，被发行的，不是双向交往的话语工具，而是单向施加的话语权力。由此看来，语言问题不仅是个哲学问题，也是个政治学问题。政治看待语言的方式，很像铸造车间的工程师看待模具的方式：政治模铸语词，语词模铸思想，思想模铸行为。
这种形式的语言，在皇权时代被称为“诏书”。诏书为了显示权力，一般不使用日常生活语言，无论在中国或西方王朝时代，诏书使用的通常都是特殊的书面语言：在中国是文言文，在近代西欧各国，有时还是已经死亡了的拉丁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