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国际关系理论历来存在着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之间的整合问题。这三者整合得好,会发展出成功的理论范式,从而极大地促进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其中,就“理论价值”而言,本体论显然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关系到国际关系的存在形式是什么的最基本问题,也关系到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内核是什么的本源性课题。从西方国际关系主流理论的第三次、第四次论战来看,它们均直接与本体论问题有关,被认为是国际关系学界最大的理论反思和本体思辨,这种理论反思和本体思辨已经大大促进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就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和建设来说,只有在本体论上取得突破,才能建构起中国学派。需要强调的是,以自己的本体论为基础,建构中国式的国际关系理论,可以为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学科建设不断注入新的知识源泉,并提供知识再生产的能力。

关键词　国际关系理论　本体论　认识论　方法论

一

从研究范式(ｐａｒａｄｉｇｍ)的意义上来讲,国际关系理论历来存在着本体论(ｏｎｔｏｌｏｇｙ)、认识论(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ｙ)和方法论(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之间的整合问题。[2]这三者整合的好,会发展出成功的理论范式,从而极大地促进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从国际关系理论史的角度看,凡是成功的理论范式都很好地处理了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关系,都是在这种成功整合的基础上提出了一整套完备的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如果只进行一个方面的工作,那是不会造就成功的理论范式的,例如只具有先进的认识论或方法论,并没有成功解决研究对象的本体问题,那充其量也只是停留在理论的外围,而未能深入到理论的内核,因此它们不能塑造成功的理论范式。实际上,对于任何成功的理论范式,本体论都是它们理论的核心部分,当然,认识论和方法论都为解释、分析和论证本体论提供了适当的途径和工具,但只有在本体论的核心部分具备后,它们才具有了富有生命力的用途。我们从摩根索的现实主义、沃尔兹的新现实主义、基欧汉的新自由主义乃至于温特的建构主义的创立和发展过程,都可以看到成功理论范式和成功理论体系之间的亲和关系,也可以看到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之间的密切融合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就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者在理论建设上的重要性和“理论价值”而言,本体论显然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关系到国际关系的存在形式是什么的最基本问题,也关系到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内核是什么的本源性课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批有见识的学者都坚定地认为,本体论是任何研究的开始。如若不预先假定一个包括各种重要实体之间关系模式的特定的基本结构,我们就无法说明全球政治中的任何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对本体论的研究会为科学探讨打开大门。[3]在这方面,无论是新现实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它们所探讨的核心问题,都是无政府状态的性质、构成和后果及其作用,这些问题都属于国际关系本体论范畴的问题,只不过它们分别以权力、制度来加以阐释。国际社会学派(即英国学派)也视无政府状态为研究国际关系本体论的起点,[4]在分析国际关系的核心问题时,它们以国际社会和国际秩序解说了无政府状态(尤其是布尔)。建构主义更为重视国际关系本体论的问题,它恰恰是在本体论问题(而不仅仅是认识论)上对以理性主义为逻辑基础的主流理论提出了直面的挑战。温特在谈到本体论时指出,虽然“本体论不是大多数国际关系学者花费大量时间思考的问题,他们也没有必要这样做。国际关系社会科学的主要任务是帮助我们理解国际政治,不是探讨更应该由哲学家去思考的问题。但是,即便是最具经验主义思想的国际政治学者也必须‘做一下’本体论,因为为了解释国际体系的运行方式,他们必须作出一些关于国际体系是由什么构成的,是怎样形成结构的等形而上的假定。不仅仅是国际关系学,所有解释性理论都无法回避这一点:‘没有任何科学能够比该学科含蓄设定为自身先决条件的无意识形而上假定更为可靠’。这是因为人不可能直接地、在没有中介的情况下接触世界”。[5]温特还认为,“国际关系学问是要增加我们对世界运作方式的知识,而不是要担心我们如何(是否)能知道世界运作的方式。国际关系关切的是本体论而不是认识论”。[6]这些观点和做法说明,本体论显然比认识论和方法论更为重要。这是因为:虽然国际关系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相对于国际关系本体论来说是两个具有相对独立的领域,但它们在建构国际关系基本理论方面仍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国际关系认识论是国际关系领域关于认识的本质和一般规律的理论,它是研究对国际关系认识本身的学问,是研究认识的“认识”;方法论是关于认识国际关系和促进国际关系实践以及关于如何运用这些方法的科学理论。从这些定义可以看出,国际关系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并不解决国际关系自身本体的问题,也不会在这方面给出任何答案。也就是说,国际关系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再好,也只停留在“用”的层次,没有解决“体”的问题。而任何社会科学理论都必须首先回答自己研究领域中“体”的问题,本体论才是具备解决“体”的功能的理论系统。在辨证关系上,对于任何研究来说,本体论是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而不是相反。因此,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来说,你的研究首先要回答国际关系是什么本体的根本问题,即需要追问国际关系的“大本大源”是什么这个致命性的问题。当我们回忆起恩格斯所说的“一个民族要想登上科学的高峰,究竟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这个著名论断时,我想他所说的“理论”首先指的是本体论。

二

在西方哲学史上,古希腊的米利都学派开创了本体论研究的先河。早期,本体论的意义限制在两个方面:一是那些研究和探讨世界的本原或始基问题的理论或学问被认为即是本体论,二是对所谓永远同一、唯一不变的“存在”即世界本体的研究。应该说,在哲学研究领域有关本体论的研究源远流长,然而作为一个正式的概念,“本体论”一词首先是由德国的经院派学者郭克兰纽(1547—1628)使用的,他将这一术语作为形而上学的同义词加以运用。在他之后,在法国哲学家杜阿姆尔似的著作中也出现过这个词汇。18世纪初,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Ｃ·沃尔夫在其哲学著作中正式采用了“本体论”的概念。在近代,笛卡尔、莱布尼茨、康德和黑格尔等人建立过自己的本体论哲学体系。笛卡尔认为,本体论是研究事物和世界本体或实体的第一哲学,即“形而上学本体论”。康德认为,本体论研究的是事物的普遍性质以及物质存在和精神存在的区别。黑格尔在客观唯心主义基础上提出了本体论、认识论和逻辑学相一致的原则,这其中包含了辩证法的合理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中间,很多人是在世界本原这个意义上使用“本体”一词的,在世界观意义上使用“本体论”概念的。

一般来讲,本体论是探讨有关事物和世界的“大本大源”问题的。它的本义是关于事物和世界存在的理论,它以事物和世界的存在及其本质和规律为研究对象,所要回答的是事物和世界的存在和构成形式是什么,即事物和世界本体是什么这样的问题。简言之,它是关于“存在者之存在”的学问。[7]事物的存在和构成形式、世界的存在和构成形式就是事物和世界本体。就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本体论而言,它要回答国际关系的存在和构成要素是什么的问题,回答无政府状态的实体形式是什么的问题。某些西方学者认为,“这些是存在于它们(指国际关系-作者注)自身之中、属于它们自身并且就如同它们自身的东西;这就是本体论”。[8]具体讲,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本体论所需回答的乃是到底存在权力本体、制度本体、法制本体还是社会本体或观念本体的问题。

因此,恰恰是在回答无政府状态的性质、后果和作用的问题上,特别是在无政府状态的本体构成上,形成了不同的学派和各自的理论阐释。现实主义以权力作为国际秩序的主要支柱,并强调均势的本体属性。理想主义以国际组织、国际法作为国际秩序的所在,并以世界政府为目标,从而强调了与现实主义不同的国际关系本体存在。新现实主义以体系结构解释国际秩序的形成,在保留权力这一硬核的同时,其对国际关系本体的解释比传统现实主义更具有灵活性。新自由主义以国际制度和国际规范来解释国际关系的本体存在,反对过分强调权力本体的立场;这样,它扩大了在理论上对国际关系本体的解释空间。建构主义则以认同、观念的变迁作为国际关系的本体,由于强调非物质性本体的观点,对以物质本体为基础的国际关系主流理论(包括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些对国际关系本体构成的理论研究和解释,构成了国际关系基本理论发展和演变的脉络,也一直是国际关系理论所要回答核心问题。可以说,所有对无政府状态和对无政府状态对立面的研究,包括均势、国际组织、国际法和国际制度的研究都是对国际关系本体论问题的探讨,花费了理论家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从国际关系主流理论的发展看,第三次和第四次论战直接与本体论有关。这两场论战被认为是国际关系学界最大的理论反思和本体思辨。[9]虽然这场论战也涉及到后实证主义与实证主义的认识论之争,但它主要探讨的问题是“有关国际关系的组成要素的”。[10]应该说,对现实主义基本假定的探讨和批判,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论战,以及建构主义对主流理论的挑战,均涉及到本体论的问题,并把有关本体论的探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例如,它们在理论争论中所提到的无政府与有秩序的关系、权力与利益、权力与制度、权力、利益与观念等,都是对国际关系本体的深入探讨。

三

三从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脉络看,有关国际关系本体论的问题仍未得到很好的解决。这从另外一个方面凸显了本体论问题的重要性。新现实主义主张物质本体,体现为权力本体或体系结构的本体,它们反过来物化了无政府状态。而它所强调的主权国家是国际关系的基本行为体,则窄化了无政府状态。新自由主义主张制度本体,同时认为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则在一定程度上倾向于认为无政府状态是可以改善和进化的,从而扩大了无政府状态的容量。但是,它在对待无政府状态时,没有很好地结合权力因素,即对权力本体的作用加以综合性的解释,并且缺乏对国家行为动机的核心洞见,因而也有失之偏颇的地方。建构主义认为无政府状态是观念本体,并以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来解说无政府状态,使之具有相当大的可变性。但过分强调观念和文化的意义,忽略了物质性因素的长期性价值,也属于另一种“深刻的片面”。当然,从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观点看,无政府状态之所以可以改善、进化,是因为权力、国际制度、国际法和人类观念的不断积累和优化,使得国际秩序具有了再生产的能力。无论如何,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主流研究思路的本体论收窄了想象的地平线,让人们不可能去问:在现实的某些成分背后有什么东西”。[11]由此,从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脉络可以看到,在回答国际关系的本体是什么,国际政治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和如何得以构成这样的问题上,还存在着不少争议、可疑之处和悬而未决的问题。国际关系理论所面临的这种状况,在近来显得更为突出,因为人们已经不再满足于对国际关系的表面性解释,不再停留在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工具层次,也不再满足于所谓的“国际问题研究”。可以说,在经历第三次论战和第四次论战之后,许多有关本体论的问题更加突出,尖锐地摆在国际关系学者们面前,要求得到系统的回答和理论解释。例如,人们通常爱说,国际关系的中心问题或者主要问题,是战争与和平或者冲突与合作的问题(很多教科书就是这样写的,并且成为很多人做有关国际关系学问的开始)。但是,实际上,国际关系理论的本体论问题是在无政府状态下,国际社会为什么既是无政府的,又是有秩序的,而不是战争与和平、冲突与合作问题;尽管它们是国际关系中的最常态的问题,但它们不回答国际关系的基本存在和构成的问题,即不回答国际关系的本体是什么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讲,它们只是无政府状态的派生物和结果。这就在于,战争是无政府状态失序的结果,和平是无政府状态有序的结果。它们更依赖于无政府状态有序与无序这一基本课题的解决结果。当然,由无政府状态衍生的问题均可能是与本体论有关的问题,但它们如何沿着本体论的逻辑得到解释和分析却是一个始终需要解决的问题。

四

就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和建设来说,只有在本体论上取得突破,才能建构起中国学派。这倒不是说认识论和方法论不重要,而是说本体论是最为关系理论内核的部分;没有这个内核的形成,理论不具备实体,只是停留在认识途径和方法等“用”的层面上。在某种意义上讲,所谓“中国特色”或“中国学派”将出在本体论的突破上。这里,结合国内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中的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提出若干不成熟的看法。

第一,我们应该重视对无政府状态的研究。无论我们使用国际关系还是使用国际社会这样的概念(以及国际制度、国际格局等),都应该首先明确它们是在无政府的前提下存在的,都是处于无政府状态之中的。世界政府和最高权威的缺位造成了一系列的后果,影响了国际关系的基本性质,这应该成为我们研究的起点。可是,国内学界在研究国际关系时往往忽视对无政府状态的系统研究,以至于对什么是无政府状态,其基本含义、性质和后果、作用是什么,都缺乏理论上的说明。这一现象不能不影响到我们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品质和水平,说的过分一点,它造成了本体论的“缺位”。因此,从现在起,应该高度重视对无政府状态的系统探讨,以为我们国际关系理论的“本体论”确立根基。当然,在我们的理论研究中,对无政府状态的对立面还是给予了一定重视的,如对均势、权力、国际制度和国际法、国际组织等的研究,取得了相关的一些重要成果。但是,一般来讲,这些研究是零散的,仅仅与“国际问题”研究相关联,没有上升到系统理论的层面;而且对无政府状态本身,即最为本体的问题,却一直都停留在缺乏深度和价值弱化的研究水平上。因此,我们从现在起,应该重视对无政府状态的研究,以把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根基打牢。同时,需要把对无政府状态对立面的研究与对无政府状态本身的研究紧密结合起来,以便完整和全面地建构和塑造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本体论。

第二,正确认识本体论与认识论、方法论的关系。近年来,国内国际关系学科和理论建设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例如,由于大量翻译和引介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作品,使得多数人受到其中的先进方法论的吸引,以至于把兴趣和注意力主要放到了方法论上(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把认识论与此同等看待),而忽视这些著作的基本内核,即本体论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对方法论的重视超过了本体论。这是一个需要加以注意和纠正的现象,认识论和方法论确实是重要的,因为我们的认识工具和方法论与国外同行比还比较落后,也存在一个虚心借鉴、拿来主义和奋起直追的问题;但是,本体论的理论价值更加重要,因为如果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只是看重和注意拿过来使用外国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那么我们就只可能使自己的理论在外观上“好看”,却不中用,而且,自己理论的本体在哪里却成了一个理论发展“成就”中挥之不去的阴影。质言之,如果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没有解决或解决不好“体”的问题,那么它就没有自己的“魂”。

第三,我们的研究取得了成绩,但如果作出两种比较就会看出我们的研究仍然存在着不小的差距,仍然有许多需要去做的事情。一是与国外相同学科和理论研究领域比,我们是落后的,这不仅是因为我们在认识论和方法论研究方面比人家落后,更重要的是我们在本体论上比人家落后。二是与国内其他学科和理论研究领域比,我们是落后的,这不仅是因为我们主要向其他学科借鉴认识论和方法论(如向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而且同样更重要的是我们在本体论上比人家落后。直到现在,我们还不能像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相关学科那样建立起系统、完整和独立的学科体系和完备的理论体系,国际关系学科被认为是所谓“边缘学科”和“综合性学科”这本身就说明了落后。因此,必须在自己学科的本体论上创造成体系的理论成果,才可能赶上其他学科。

第四,如果对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和理论采取建设性的做法,就必须确立“以我为主”的原则,在借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优秀成果的同时,注重以中国人的立场、中国人的视角、中国人的气派和中国人的方法建构基本理论。在这方面,虽然不能排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有价值之物,但必须在中国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始终贯彻自己的本体论。如果仅仅把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当作本体论,并一味在自己的著述中装进前者的内容,那么就会造成在自己的理论研究中大量“进口”的现象,并实际上造成“理论逆差”的结果,从而阻滞自己的原创性成果。换言之,如果长期处于“拿来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没有建立自己的国际关系本体论,那么,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永远无法进入理论创新和发挥创造性的新境界。在这方面,需要强调的是,以自己的本体论为基础,建构中国式的国际关系理论,才能为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学科建设不断注入新的知识源泉,并提供知识再生产的能力。

第五,本体论是国际关系话语的基本源泉,本体论的话语是一种富有生命力的文化。只有建构起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本体论,才能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提供自己的话语,从而积累或厚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资源。这些年来,我们苦于自己国际关系理论中话语的匮乏,而又不得不时时面对西方或美国在国际关系理论方面所具有的话语霸权或文化霸权。现在,我们不少人已经有了打破这种话语或文化霸权的意识,也在自己的研究中采取了超越这种话语或文化霸权的行动。但是,另一方面,又需要注意到,完全摆脱西方或美国的话语或文化霸权,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如果我们老是使用人家的概念、话语和逻辑,而没有自己的概念、话语和逻辑,那就等于跟在别人后头不能自己前进,人为地迟滞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而且,使用别人的概念、话语和逻辑等于在重复别人的思维,在与外国学者进行学术对话和交流时难免会自我矮化。因此,正确认识本体论与基本话语、文化背景的关系问题,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已经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

总之,中国学者应该以自己的理论研究去正确阐释国际关系的“体”是什么,并解决由此衍生的各种问题;并在这一过程中,创造或创新自己的基本概念、话语和逻辑。惟其如此,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才能够以平等身份,站在同一个学术平台上同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进行对话和交流,才能够达到“君歌且休听我歌,我歌今与君殊科”的境界。[12]

注释:

[1]　本文为作者提交给2004年12月10日至12日在上海举行的全国国际关系理论研讨会上的论文。该次会议由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外交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上海国际关系学会共同举办,主题是“建构中国理论,创建中国学派”。

[2]　也有把理论整合问题划分为两个层面的观点:一个是本体论,属于哲学范畴;一个是方法论,属于逻辑范畴。它们分别对应于理论的“体”和“用”两个方面。参见《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第85页。本文的主旨并不在于将“体”和“用”绝对分开,而是在理论整合中贯彻“体用不二”的立场。

[3]　罗西瑙主编:《没有政府的治理》,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52页。

[4]　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63页。

[5]　[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66页。

[6]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Ｗｅｎｄｔ,“Ｏｎ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ａｕｓａｔｉｏｎ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ｕｄ ｉｅｓ,Ｖｏｌ.24,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ｓｓｕｅ(Ｄｅｃ.1998),ｐｐ.114—115.

[7]　基欧汉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译序。

[8]　[挪]伊弗·Ｂ·诺伊曼、[丹]奥勒·韦弗尔主编:《未来国际思想大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4页。

[9]　同[6]。

[10]　同[7]。

[11]　同[7]。

[12]　韩愈诗:《八月十五日夜赠张功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