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自“九二共识”达成以来，两岸之间一直对此存在不同的认知与解读。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与“九二共识”，是大陆方面始终不渝的坚定立场。国民党方面虽然承认和接受“九二共识”，但在一些重要表述上与大陆有所不同，最典型的就是它提出并固守“九二共识，一中各表”。1992年大陆海协会与台湾海基会达成共识后不久，国民党当局就以“一中各表”概括这一共识，并将其列入大陆政策。“一中各表”是国民党方面对“九二共识”的错误解读，既表明其在一中内涵上与大陆存在分歧，又表明其大陆政策具有片面强调“对等”的消极性。本文将对国民党大陆政策中的“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特别是“一中各表”做出专门剖析，解读其原因背景、特点及影响，并正面阐述大陆方面关于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的基本立场。

关 键 词：“一中各表”  “九二共识，一中各表”  国民党大陆政策

1992年，大陆海协会与台湾海基会经过多个回合的协商，最终达成了“九二共识”，今年恰好是达成该共识30周年。“九二共识”不仅是两岸两会进行事务性谈判的基础，而且成为两岸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因为它清晰地界定了两岸关系的性质，对其承认还是不承认、坚持还是否定，直接影响到两岸关系的稳定。马英九主政八年，由于国民党当局以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作为大陆政策的主轴，两岸关系开创了和平发展新局面，且曾有过一段难得的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时期。而自2016年以来，民进党当局始终不承认“九二共识”，致使两岸关系陷入严峻复杂的局面。

应该说，国民党与“九二共识”的渊源颇深，连战任党主席时将其纳入国民党政纲，成为国民党大陆政策的重要内容。尽管党内本土派一直存在“九二共识过时论”、“放弃说”，但就其主流政策而言，迄今“九二共识”仍未动摇其基础地位。与此同时，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是，党内多数人一直将“一中各表”作为“九二共识”的主要解读方式，最典型的是马英九的“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和吴敦义的“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研究表明，“一中各表”并不是跟在“九二共识”后面的补充说明，而是国民党大陆政策的关键性内容。1992年两岸两会达成“九二共识”到2000年，国民党即先于“九二共识”提出了“一中各表”的表述用语。直到2000年，国民党籍前“陆委会主委”苏起正式提出“九二共识”这个概括性的政治名词，才有了后来国民党“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标志性说法。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一中各表”是国民党大陆政策不容忽视的观察指标。

需要说明的是，“一中各表”是国民党对“九二共识”的扭曲性解读，大陆方面从来没有接受过“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说法。自2005年“胡连会”始，大陆在表达对台政策基本立场时亦采用“九二共识”这一概念，并用以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标准的表述方式是“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跟“九二共识，一中各表”有着本质的区别。本文将系统研究国民党提出“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原因背景、特点及影响，尤其是对学界较少涉及的“一中各表”做出深入剖析，并正面阐述大陆方面关于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的基本立场。

一、“一中各表”作为概念名词出现先于“九二共识”

两岸之间是先有两会共识(“九二共识”)这个历史事实，随后时隔多年才有“九二共识”这个专有名词。众所周知，1992年两岸就表述一个中国原则达成了共识，当时大陆海协会与台湾海基会各自带着多个版本进行谈判，最后从其中选定两个在表达基本立场上有重要交集的版本，作为达成的共识。“九二共识”包括海基会版本与海协会版本，而非一个版本，但共同点是双方均表达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追求国家统一，差异主要体现在一个中国的内涵上，对此大陆海协会表述为“在事务性商谈中不涉及”，台湾海基会表述为“认知各有不同”。但是，国民党在解读这两个版本时，声称这是“一中各表”，并且先使用了这个经过过度简化的名词。因此，从事实层面看，1992年两会共识(“九二共识”事实本身)发生于“一中各表”之前，但是当时还没有被正式称为“九二共识”，“九二共识”作为概念名词是在2000年才被提出来的，而“一中各表”则早于它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存在。也就是说，作为概念名词的“一中各表”，要先于“九二共识”这个用语；从“九二共识”达成后不久，“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简称“一中各表”)就成了国民党方面所解读的“九二共识”。

将“九二共识”扭曲为“一中各表”，首先源自岛内几家主要媒体的报道采访，但很快为国民党当局及其高层政要所采纳并延伸为该党基本政策。

第一，“一中各表”成为概念名词，发轫于岛内媒体的“标题党”效应。“一中各表”最早出现在岛内媒体对1992年两岸两会达成共识的相关报道中，从1992年至1995年可见很多媒体使用类似文字描述这项共识。

两岸于1992年达成的这项共识，起初双方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称谓。1992年11月16日，海协会致函海基会，除了公布海协会定稿的“共识”内容外，还全文引述了海基会的“共识”表述内容，这封函件呈现了完完整整的“九二共识”。由于双方表述内容的文字比较多，再加上达成之时缺乏统一命名，台湾主流媒体遂以“一个中国，各自表述”或“一个中国，各说各话”为标题，进而更精炼为“一中各表”，来对整个共识内容进行简约概括。如1992年11月17日台湾《中时晚报》以《两岸各自口头表述“一个中国”涵意》为标题对“九二共识”进行报道，1992年11月18日台湾《工商时报》则以《一个中国各说各话，海基会点头》为新闻报道标题。

尤为值得指出的是，1992年11月18日的《联合报》以《“一个中国各自表述”，两岸存异求同》为标题报道“九二共识”。《联合报》的这篇报道，完全称得上是最早以“一个中国，各自表述”概括“九二共识”的文章。报道的主要内容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阐述台湾方面的三点声明，第二部分指出海峡两岸的共同点。综合来看，整篇报道除了说明两岸对“一个中国”及“谋求国家的统一”有共识外，还证实了“各自表述”的具体指代对象仅仅是“一个中国的涵义”。报道称，“从海协会来函列举双方对‘一个中国’表达方案来看，已经存在许多共通语汇。例如‘海峡两岸’、‘一个中国’、‘政治涵义’、‘谋求国家的统一’等，明显透露出双方互相修正妥协的痕迹，‘海峡两岸’及‘一个中国’是我方回避，而又必然出现在海协会每个方案中的用语；而‘政治涵义’及‘谋求国家的统一’，则是我方意欲强调而海协会在此次修改方案中才加入的文字。”①这篇报道的撰写人是曾任《联合晚报》执行副总编辑的何振忠，他本人全程参与报道了1992年两会在香港的商谈。

台湾海基会前副秘书长李庆平是1992年参与两岸两会谈判的代表之一，他亲身见证了整个“九二共识”的达成过程。在海协会于1992年11月16日致函海基会最终确认两会共识后，李庆平第二天就在“陆委会”发表讲话，向外阐释两会的商谈成果。他特别提出，“在陆委会表达正式的台湾立场时，并没有讲‘一中各表’，可是第二天，台湾媒体都在头版头条上用了‘一中各表’这个词，这是媒体以意涵引申出来的名词，但不是陆委会对外的正式讲话内容。”②李庆平的这番话，也证实了“一中各表”的说法最早是来源于媒体。

就连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九，也认为“一中各表”的说法，最早起源于《联合报》1992年11月18日的那篇报道。2015年11月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在新加坡举行历史性会面，会后马英九召开记者会，他出示1992年的《联合报》剪报，用以证明“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由来。③马英九在记者会上表示，“何振忠兄发问的这个问题，当初叫‘一中各表’，就是贵报(联合报)在1992年11月18日所用的名词。”④总之，岛内媒体的报道，对国民党将“九二共识”异化为“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客观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第二，从“一个中国涵义，各自表述”到“一个中国，各自表述”。1995年8月，时任海基会秘书长焦仁和首次以“一个中国，各自表述”概括1992年两会达成的共识。焦仁和强调，“海峡两会在商谈中，‘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精神仍然适用，若这代表海协会能回到两会共识，则这个情况是好的。”⑤此后，这一说法遂变成现今国民党不论在朝还是在野的“标准表述”。大陆学者许世铨指出，“台湾方面把海协、海基两会92年关于一个中国原则达成的共识概括为‘一个中国，各自表述’，是曾任海基会秘书长的焦仁和先生在1995年8月前后做出的。”⑥

焦仁和之所以提出“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说法，本来的用意是为了缓解当时两岸的紧张局面，这一紧张局面因李登辉出访美国而引起。1995年6月，美国总统克林顿同意李登辉以私人身份访问美国，进行所谓的“康奈尔之旅”，引发第三次台海危机；为了缓和两岸关系，台湾当局开始采用“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说法，用以掩盖李登辉的“中华民国在台湾”等分裂言行，希图“一中各表”能够成为缓和两岸间的“粘合剂”。1995年11月，台湾陆委会声称“若大陆回到过去的立场，两岸可立即展开协商”，这里所谓的“过去的立场”，就是当时国民党当局所理解的“一中各表”。虽然李登辉否认“九二共识”这四个字，但是在主政期间他曾多次引用“一中各表”阐释其大陆政策，显然他对这个特殊用语的使用别有用心，目的是替其分裂立场做辩护，但这也表明“一中各表”客观上已成为国民党大陆政策的一部分。1996年2月，台湾当局时任“行政院长”连战讲话，“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尊重两岸两会于一九九二年所达成‘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共识”。

国民党的“一个中国，各自表述”说法，是由“一个中国涵义，各自表述”逐渐演变而来。李登辉当局曾多次辩称，两会对一个中国内涵的分歧也是达成共识的(agree to disagree)。在“汪辜会谈”成功举行后不久，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就称，“早在举行‘辜汪会谈’之前，双方曾为了‘一个中国’的政治内涵问题，争议多时。但最后双方达成共识，同意各自以口头表述，各说各话的方式处理。”⑦到1996年4月，辜振甫在谈到“九二共识”与“汪辜会谈”时仍然使用“一个中国内涵各表”的措辞：“三年前的此刻，本人经政府授权，在‘一个中国的内涵得各自表述’的共识及‘对等协商、相互尊重’的原则之下，为解决两岸交流所衍生的问题，在新加坡和大陆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先生会面，签署四项协议，建立了与大陆协商联系的管道与制度”。⑧1996年12月，台湾发布《关于中共“一个中国”策略之初步分析》的文件，开篇就对“一中各表”做了具体说明，“民国八十一年十一月间达成‘双方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其内涵各自表述’的共识，也因此顺利揭开两岸协商的序幕。”⑨但是，在李登辉主政后期，“一中各表”的意涵有了很大变化，特别是在使用“一中各表”这个更简化的名词后，对其理解、解读和以此所做的政策宣示开始偏离“一个中国内涵各表”的本意，而变成“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甚至凸显出“两个中国”的意向。如做过陆委会主委的黄昆辉、时任国民党副主席吴伯雄、时任海基会负责人许惠祐和詹志宏都明确强调“‘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就是一九九二年两会所达成的共识”，⑩即使李登辉时期末任陆委会主委苏起在拜会“立法院”民进党团时，针对大陆关于“一个中国的三段论”(即世界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也提出了台湾当局的“一个中国三段论”，即“一个中国、各自表述，一个中国是未来的、民主的中国，现阶段为特殊国与国关系”。(11)李登辉更公开说明：“‘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方式，代表中国不是只有你一个，‘中华民国’也是一个国家”(12)。刻意把“一中内涵各表”进一步扭曲成为“一中各表”，并固定为国民党及其当局的大陆政策，虽然也有国民党内部存在“中华民国情结”的缘故，但更主要的是与李登辉所顽固推行的分裂路线分不开。值得注意的是，李登辉本人使用过“一中各表”的说法，但一直不承认“九二共识”，(13)国民党其他几任领导人在2000年在野后则多使用“九二共识，一中各表”这样的标配表述。马英九曾表示：“大陆抓住‘一中各表’的一中的部分，我们就抓住各表的部分，因此我长期以来就呼吁，双方要同时回到九二年的‘原版’，就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但台湾方面必须强调，我们的表述只有一个可能，就是一个中国就是‘中华民国’”。(14)朱立伦在二度出任党主席时则刻意说明：“推动两岸在‘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务实基础上，由‘求同存异’进一步走向‘求同尊异’”。(15)

总之，“九二共识”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而国民党方面在达成共识之后，就已经在党政层面普遍使用“一中各表”的说法，也表明“一中各表”作为该党的大陆政策，其一中立场具有一定的摇摆性，片面强调所谓的“对等”，则潜存着政策深层的分裂导向。在李登辉那里，“一中各表”是“中华民国在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陆”，在马英九那里是“不统不独不武”，在朱立伦那里是以“求同尊异”代替“求同存异”。事实证明，在没有限定条件的情况下使用“一中各表”作为基本政策具有相当的危害性，例如李登辉利用“一中各表”做文章，直至最后抛出引发两岸关系高度紧张的“两国论”。

二、国民党方面提出并坚持“一中各表”的原因背景

国民党方面对“九二共识”的解读一直伴随着“一中各表”，作为一种大陆并不承认的单方面表述，长期以来却是该党大陆政策的核心要义，其提出是有一定的时代背景和特定条件的。

本来，1992年两岸双方能达成“九二共识”与李登辉是有一定关系的，国民党固守至今的“一中各表”更与李登辉脱不了干系。虽然李登辉竭力否认“九二共识”，但毋庸置疑的是，“九二共识”是在李登辉主政时期达成的，“一中各表”的说法也在此期间形成。如果回溯历史文献及相关文字记录，迄今为止跟“一中各表”有关的文件是李登辉拍板通过的“‘国统会’关于‘一个中国’的涵义的决议”，这份由他亲自定调的政策文件，是台湾方面对所谓“一个中国”涵义“最权威”的定义，是“一中各表”的滥觞。正如马英九强调，“这个决议为当年11月‘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奠定了基础”。(16)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中各表”能够成为国民党大陆政策的标志性内容，与李登辉当时的政策思维和决策思路是分不开的。

当然，“九二共识”达成后国民党当局在政策用语中很快衍生出“一中各表”，也跟两岸两会香港会谈的具体过程有关，特别是在当局授权下海基会为会谈提供的多个版本已为此做了重要铺垫，这从其中的比较中能看得非常明白。(17)在其公布的五种文字表述方案和三种口头表述方案中，第一个版本就是“一个中国，两个政治实体”，这既是台湾国民党当局对两岸关系的定位，也表露出其急于“各自表述”的心态，其他版本中的“民主、自由、均富、统一的中国”或者“和平民主统一的中国”体现了台湾以“模范生”自居，意欲主导两岸关系，依然是“各表”心理在作祟。

从更深层次来看，长期强调“一中各表”是国民党方面对一个中国所持立场及其变迁的必然产物。具体来说，一个中国在内涵上实质就是“谁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和“谁代表一个中国”，两岸对此一直存在分歧，并展开过长期较量。大陆方面诠释的一个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内涵十分清晰且固定不变。1949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当局只是中国的一个地方割据政权，这是历史事实。但在两岸事务性谈判及关于统一的政治协商中，大陆方面顾及两岸现实和台湾当局的处境，建议对“一个中国内涵”“暂不涉及”，尽量避开政治性的敏感地带，如在不少场合着重使用“中国”这个概念。反观之，国民党对“一个中国”的解读并非一成不变。自从败退台湾以后，国民党依然以“中华民国”作为“法统”基础，两蒋时期主张“中华民国代表全中国”。也就是说，这一时期台湾当局“一个中国的内涵”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是包括台湾和大陆在内的全中国唯一“合法代表”。以李登辉全面掌权为分水岭，国民党当局内部对一个中国的认知不再坚持两蒋时期的原有立场，如何定义“一个中国”发生了颠覆性变化。李登辉在上台后一段时间虽不敢完全抛弃一个中国立场，但借由所谓“宪改”将所谓“治权”范围限缩在台澎金马，实际上不断背离一个中国。这一时期台湾当局虽然不再与大陆争夺“法统”，但要求大陆接受“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强调所谓的“对等”，亦即“两岸互不否定对方为政治实体，在国际间相互尊重，互不排斥”。(18)台湾学者邵宗海概括了李登辉“一个中国”的总体立场：“其一，一个中国中的‘中国’是未来目标，但目前并不存在；其二，‘中华民国’是‘分治中的中国’之下的一个‘国家’；其三，倘若一个中国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那它就不包括台湾在内。”(19)在此情形下，“一个中国”的政治含义变得日益开放，李登辉所说的“一个中国”，不再是两蒋时期的“中华民国”为“唯一的中国”，也就是一个中国内涵从两蒋时期的“大中国”概念变为“一个分裂分治的中国”。这一内涵逻辑上的重大变化，成为国民党提出“一中各表”的基本理论依据。2000年变成在野党后，国民党虽然将李登辉除名，但“一中各表”仍然是其大陆政策的宣示性用语，成为国民党内主流派系抱残守缺的执念。

国民党在表示坚持“九二共识”的同时一定要加上“一中各表”，也有岛内政治生态方面的现实原因。国民党的几任党主席(除洪秀柱外)都冀图通过这种政策宣示凝聚党内在两岸问题上的共识，扩大社会上的民意支持。国民党执政时，利用“一中各表”打“两岸牌”，显示处理两岸事务的能力并由此积累执政业绩；国民党在野时，利用“一中各表”稳固蓝营基本盘，争取中间选民，即使对绿营部分民众也能有所交代。国民党大陆政策之所以锁定“一中各表”，是因为岛内蓝营群众对“中华民国”还是有着一定感情，而为了稳固蓝营基本盘，主张“一中各表”可以持续获得这部分的民意资源，为自己谋取政治优势。正如马英九所说，“‘一中各表’，就是一个婉转的方式接受‘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20)。另外，近年来岛内政治结构呈现“绿大蓝小”，民进党利用“全面执政”不断压缩国民党的政治空间，刻意抹黑国民党“倾中卖台”，声称接受“九二共识”就是所谓的“消灭中华民国”；国民党将“九二共识”解读为“一中各表”，并不断在具体表述上翻出所谓“新意”，也是为了减轻来自绿营的压力。

虽然国民党存在诸多提出“一中各表”的动机，在岛内特殊复杂的政治生态下也有某种“不得已”的因素，大陆方面除了由主管机关和相关负责人表达不同意的立场外，对国民党在岛内政治语境下使用“一中各表”并未过多地予以指责，甚至双方也没有就此发生过直接的争论；但“一中各表”的负面作用也不容忽视，这主要在于：一是“一中各表”的错误解读阻碍“九二共识”对岛内民意与政见的正向引导，“‘一中各表’是对‘九二共识’的扭曲”，丢了“九二共识”的初心；(21)二是在国际上提“一中各表”，可能造成“两个中国”的后果，如李登辉时期大力推行“务实外交”，“拓展国际政治空间”，在国际上造成恶劣影响；三是在两岸间提“一中各表”，也会产生极为消极的效果，它是对两岸关系的错误定位，也是对双方政治互信基础的削弱。李登辉曾抛出“两国论”，便是将“一中各表”表到了“两国论”；在发表“两国论”后不久，李登辉还说过，“当前国家尚未统一，两岸对‘一个中国’各有不同看法，但两岸关系是特殊的‘国与国’关系”，(22)这是对两岸关系的定位做了颠覆性论述，是典型的分裂主张，严重破坏了两岸关系。

三、“一中各表”的特点比较分析

国民党内的主流政治势力，将“一中各表”与“九二共识”紧紧捆绑在一起，突出“中华民国”的所谓“客观存在”，甚至将“一中各表”等同于“九二共识”。无论是执政还是在野，国民党都顽固坚持“一中各表”，从比较的角度讲其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混淆表述内容与表述方式。国民党内部的主流观点认为，“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就是“九二共识”的具体内容。如马英九长期以来一直使用“九二共识，一中各表”、“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等说法，吴敦义做党主席时提出“九二共识”是“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他们将表述方式扩大扭曲为表述内容，既不符合历史事实，又陷入逻辑上的错误。大陆学者陈勤浩对此批评说，“‘九二共识’硬要带上‘一中各表’，不但将表述方式变成表述内容，也容易混淆两岸均坚持‘一中’原则与双方对‘一中’涵义不同认知的区别，从而造成双方同意就‘一中’含义‘各说各话’的假象。”(23)

回溯历史可知，“口头声明”的表述方式最早并不是大陆提出来的。在1992年香港会谈中，围绕以何种方式表达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最初双方有不同意见。在海基会1992年11月3日发布的新闻稿中，明确表明了“本会经征得主管机构同意，以口头声明方式各自表达，可以接受”(24)后，我方才最终形成了口头表述方案，这一“共识”才得以最终达成。也就是说，“口头声明”这一“九二共识”的表述方式，既非大陆首先提出，也非我方搞“一言堂”，而是经过双方协商且都同意的方式。大陆充分考虑到与台湾签书面协议存在困难，故采用口头表达这种灵活方式，“口头声明方式”或“口头表述”仅仅是双方在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上形成了统一的表述方式，并非“九二共识”的内容，亦非一个中国涵义。

至于“九二共识”的表述内容，就更加清楚了。后来双方达成的“九二共识”，虽然不存在一个协议式的单一版本，但双方函电往来的内容是白纸黑字的文字记录，根本无法篡改或否认。在1992年11月16日海协会致函海基会的文字中，将双方达成的“共识”清清楚楚地展示出来，在这封函件中，海协会不仅将我方的口头表述要点公诸于世，还附上了海基会的口头表述内容。表述的具体内容就是海协会和海基会相互认可的两段文字，两会都表明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谋求国家统一”的基本态度，对于一个中国内涵的处理方式，海协会是“不涉及”，海基会是“认知不同”。在当时的情况下，海协会不可能与海基会展开讨论一个中国内涵，因为：第一，一个中国内涵根本谈不拢；第二，两会的性质是民间团体，不具备讨论一个中国内涵，也就是给两岸关系定位的权力。所以，两会既没有讨论过一个中国内涵，更谈不上达成“各自表述”的共识；双方以口头方式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态度是共识，而对一个中国内涵根本没有去“表”。(25)“九二共识”的表述方式与表述内容不容混淆，表述方式是口头，表述内容是共识。

第二，片面强调所谓的“对等”。“一中各表”体现了国民党方面将两岸政治关系定位为“两个对等的政治实体”。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国民党当局大陆政策做出调整后，就重点强调双方的“对等性”。李登辉反复重申两岸交往必须建立在“对等”的基础上，从1991年台湾当局通过的“国家统一纲领”、1992年“国统会”通过的关于“一个中国”的涵义以及1994年发布的“台海两岸关系说明书”可以看出，这些文件含有大量的“两个对等的政治实体”论述，“一中各表”一词不过是其“对等”概念的进一步总结。正如邵宗海指出，“台北在政策上是追求与北京对等地位”(26)。所谓“对等”反映了国民党追求“分裂分治”，在“分裂分治”的名义下维持所谓的“两个政治实体”，“一中各表”的说法则更将所谓“对等”的片面性推向极致。

国民党政治人物马英九、吴敦义等沉迷于“一中各表”，他们认为“一中各表”对台湾很重要，涉及到“中华民国”的尊严，要以“对等”的心态凸显“中华民国”的存在。马英九声称，“‘中华民国’接受‘九二共识’一点困难都没有，因为此一说法是‘一中各表’，大陆方面说自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方则说自己是‘中华民国’。”(27)2012年，马英九成功连任后，一方面表示接受“九二共识”，另一方面依然不放弃“一中各表”。而吴敦义做党主席时认为，要谈“九二共识”，必须加上“一中各表”。台湾学者包宗和针对2012年马英九再次胜选，强调“多数台湾人接受了‘九二共识’，也等于再次印证人民接受‘中华民国’。换言之，‘中华民国’已逐渐成为台湾人民的最大公约数，也成为两岸可以谈论的议题。”(28)该学者是蓝营学者，也代表了岛内对“一中各表”的深层理解，即强调两岸的所谓“对等”非常重要。

第三，侧重“各表”而非“一中”。国民党方面以“一中各表”作为“九二共识”的论述基础，“一中各表”虽然表明了一个中国立场，但国民党显然强调的是“各表”。马英九等人认为光讲“九二共识”这四个字不够，一定要将“一中各表”与“九二共识”绑在一起，其重点不在于“一个中国”，而是强调“各自表述”的权利。他们坚称“各自表述”保留了台湾“解释的空间”，“‘九二共识，一中各表’是非常重要的原则，让台湾在国际上多了一点空间，有呼吸的余地”(29)。国民党内部对“九二共识”的解读，都死死缠上了“各表”这个“结”，无论是马英九、吴敦义，还是现任国民党主席朱立伦，(30)都概莫能外。马英九是2005年以来国民党内“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最大推手，他的一系列言论代表了国民党内主流派对“九二共识”的态度，那就是“一中”必须与“各表”挂钩。马英九声称“如果说你要我接受‘一个中国’，而‘一中’却只有你没有我，这怎么谈的下去?”，“希望大陆方面不要只提‘一个中国’，也应提‘各自表述’”(31)

多年来，国民党内多数派系执拗地坚持“一中各表”，其中本土派和少壮派的“各表”之路越走越远，甚至将大陆承认“各表”语境下的“中华民国”作为两岸互动的先决条件。如前国民党主席江启臣提出“宪法九二”，将所谓的“中华民国宪法”高悬于“九二共识”之上，声称大陆接受所谓的“中华民国”及“中华民国宪法”这一前提，才可开启两岸与两党互动交流。“要与对岸有原则的交往”，必须“强调‘中华民国’主权”(32)。比较而言，国民党“一中各表”的“一中”色彩越来越淡，而“各表”意味越来越浓，其借所谓“中华民国”或“中华民国宪法”寻求“各表”的尺度越来越大。正如台湾学者刘性仁所言，“平心而论，国民党的两岸主张，尽管用语不同，但本质精神仍是殊途同归，既要确保‘中华民国主权存在与生存安全’，维系台湾的‘民主自由’，更要奉‘中华民国宪法’为圭臬。”(33)在此情形下，亦有学者认为，国民党某些政治人物已“超越”了马英九的“各表”论述。

四、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

“九二共识”体现了两岸对待政治分歧的务实态度。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与追求国家统一目标的清晰前提下，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双方用战略模糊的政治智慧处理有关一个中国内涵的争议，达成了构建两岸关系政治基础的“九二共识”。然而，双方的分歧并没有因为采取战略模糊的处理方式而消失，在一定时期内以相互默契进行搁置或“暂不涉及”，本应是一个合理的做法，但国民党不论在朝在野单方面将这种分歧解读为“一中各表”，不仅影响到其对“九二共识”的坚持，而且使其大陆政策匮乏新意；民进党则以两岸对一个中国“没有共识”为由，始终不承认“九二共识”，成为两岸关系发展的主要障碍。不解决这些分歧，“九二共识”作为两岸关系的基础地位难以得到充分保障，两岸关系发展必然受到不利影响。正确解读“九二共识”十分重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应坚持对两岸关系的正确认识，旗帜鲜明反对一切损害两岸关系政治基础的言行。”(34)

笔者曾提出，“‘九二共识’的全部含义实际上是‘两点论’加战略模糊”。(35)“九二共识”既有战略清晰部分，也有战略模糊部分。战略清晰部分就是“两点论”，不是“一点论”，即两岸同时表达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追求国家统一目标。战略模糊则是指对“一个中国内涵”的模糊处理。“两点论”与战略模糊并不冲突，这两部分既要保持完整也要保持平衡，如此才能形成对“九二共识”的正确解读，解决多年来围绕“九二共识”所遇到的分歧，做到真正地坚持“九二共识”。进而论之，尽管“九二共识”的“两点论”才算是两岸真正的“共识”，尤其是一个中国原则更是“九二共识”的重中之重，但是只讲“两点论”，台湾方面仍有害怕被“矮化”的戒心，由此双方无法继续协商；所以，在保持战略清晰的同时，在一定时期内可以保留并维护战略模糊，以推动两岸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讲，战略模糊是两岸充分发挥政治智慧，为了达成共识而采取的变通手段，它并非可有可无；维护好战略模糊，也可以使“九二共识”作为两岸关系的基础更加牢固。

但战略模糊并不意味着给“一中各表”开启绿灯，后者并不是对战略模糊的正确理解，也不是对“九二共识”的应有态度。事实上，从1996年开始，大陆方面就明确反对“一中各表”的说法。2000年“九二共识”这一名词诞生，大陆方面逐渐采纳这一用语，将其正式纳入党的政治文件和《政府工作报告》成为对台政策的内容，并予以更准确的表述，即“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但始终不同意、更从未接受“一中各表”。关于大陆开始反对“一中各表”的具体时间，研究者尚存争议，但可以肯定是，在1996年下半年，也就是紧随国民党当局推出“一中各表”说法后不久，大陆方面就比较明确地表示了否定性意见。按照台湾学者和媒体的统计，大陆曾经多次公开否认“一中各表”的说法。绿营学者张国城在《两岸关系概论》一书中，详细汇总了大陆官方从1996年到2008年间反对“一中各表”的言论，共计14次。(36)童振源在多种著述中也专门列举了大陆反对“一中各表”的案例，从1996年到2000年比较突出的至少有5次。(37)绿媒《自由时报》曾特别报道了港媒解密“九二共识”的材料，截止2015年11月，大陆曾至少12次公开否认“一中各表”。(38)尽管还有其他说法，但上述研究都一致指向1996年9月23日，这是大陆最早公开反对“一中各表”这一说法的时间，时任海协会常务副会长、也是在两岸对话谈判中颇具指标性意义的人物唐树备指出，“‘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说法是台湾当局的故意扭曲，事实上两会在1992年达成口头共识，即双方坚持‘一个中国’。换言之，也就是虽然各自分开表述，但内容都是‘一个中国’。”具体是反驳时任台湾“陆委会”主委张京育在先前的1996年4月27日的相关言论。(39)而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两岸关系发展的事实，包括大陆方面与国民党当局的政治互动来看，“一中各表”也从来不是双方政治互信的基础，大陆从来没有接受过“一中各表”的说法，也没有接受过“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说法。

总之，“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将之喻为“定海神针”，并强调“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今年是“九二共识”达成30周年，更有必要澄清历史真相，梳理历史经纬，从事实和法理角度做出有针对性的说明。岛内“台独”势力妄言“‘九二共识’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但正如孙亚夫先生近来特意指出的：“‘九二共识’是不可能，也翻不过去的”。他分析认为，“第一，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这是两岸关系的性质和现状，它怎么翻得过去呢?第二，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发展的基础，这也翻不过去。第三，‘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稳定和发展的定海神针，这也是翻不过去的”。(40)基于此，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推动两岸关系向前发展，促进两岸正常的交流交往。不管谁在台湾执政，只要承认和接受“九二共识”，双方就能建立政治互信并进行良性互动，两岸关系就能“春暖花开”，紧张对立的台海局势就能得到缓解，甚至还会迎来两岸关系发展的崭新阶段。

注释：

①何振忠：《“一个中国各自表述”，两岸求同存异》，台湾《联合报》1992年11月18日。

②李庆平在2020年6月接受美国之音(VOA)采访时有以上言论。当时VOA的报道标题为“国民党搞不定‘定海神针’，‘九二共识’纠结有待突破”，2020年6月27日。

③《记者会上，马秀出1992年联合报剪报》，台湾《联合报》2015年11月8日。

④“‘总统’出席两岸领导人会面后，召开国际记者会”，“中华民国总统府”新闻，2015年11月7日。

⑤《台湾新生报》1995年8月8日。

⑥许世铨：《民进党两岸政策与“一中表述”》，香港《中国评论》，2012年3月号。

⑦台湾《中国时报》1994年5月1日。

⑧台湾《中央日报》1996年4月30日。

⑨“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关于中共“一个中国”策略之初步分析》，1996年12月。

⑩见《联合报》1999年8月1日、《中国时报》2000年5月3日、《中国时报》2000年11月24日；其中，时任国民党副主席吴伯雄在会见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时说过类似的话。

(11)《苏起提出“一个中国三段论”》，台湾《联合报》1999年9月11日。

(12)台湾《中国时报》2000年3月1日。

(13)见《李登辉首度公然否定两岸之间存在有“九二共识”》，中新社2002年12月27日电。2002年12月26日，李登辉首度明确声称，“没有‘九二共识’，‘九二共识’怎么来的‘也不知’，我在任内‘从未听过’有这回事。”

(14)《专访“新总统”马英九：“一中各表”下，两岸重启协商》，台湾《联合晚报》2008年3月28日。

(15)《国民党政纲，首纳朱立伦“求同尊异”》，台湾《联合报》2021年10月28日。

(16)《称李登辉为“九二共识”打基础，陈水扁杠上马英九》，台湾《中国时报》2020年8月3日。

(17)海基会在香港会谈中所提的八个版本见苏起、郑安国主编：《“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共识的史实》，台湾：“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2002年，第40页。

(18)姜殿铭主编：《台湾一九九一》，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2年，第248页。

(19)邵宗海：《新形势下的两岸政治关系》，台北：台湾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第164页。

(20)《马英九：江启臣也了解“九二共识”，与党方向无违背》，台“中央社”台北2020年9月6日电。

(21)《李义虎：“一中各表”扭曲“九二共识”，习才是原版表述》，台“中央社”台北2019年3月12日电。

(22)《中国时报》1999年10月10日。

(23)《陈勤浩：大陆方面接受过“一中各表”吗?》，中评社香港2017年5月23日电。

(24)苏起、郑安国主编：《“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共识的史实》，台湾：“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2002年，第28页。

(25)许世铨、杨开煌主编：《“九二共识”文集》，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年，第24页。

(26)邵宗海：《从两岸关系的变迁探讨两岸关系的定位(下)》，台湾《远景基金会季刊》2004年第1期。

(27)《马英九：台当局否认“92共识”是最大错误》，人民网香港2001年4月29日电。

(28)包宗和：《从二零一二“总统”大选看两岸关系未来发展》，台湾《交流》2012年2月号。

(29)《马英九：“一中各表”让台湾乐于和大陆交往》，中评社台北2019年1月3日电。

(30)2015年1月，朱立伦当选国民党主席；2021年9月，朱立伦再次当选国民党主席。2021年10月30日，国民党“全代会”通过新任主席朱立伦的“政策纲领”，内容包括“推动海峡两岸在‘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务实基础上，由‘求同存异’进一步走向‘求同尊异’，开展各项有利于两岸和平稳定发展的工作”。见《朱立伦“政策纲领”纳入“求同尊异”》，台湾《中国时报》2021年10月30日。

(31)《马英九：台当局否认“92共识”是最大错误》，人民网香港2001年4月29日电。

(32)《替“九二共识”正名，江启臣：“基于中华民国宪法的九二共识”》，台湾《联合报》2021年3月28日。

(33)刘性仁：《“宪法九二”与“九二共识”殊途同归》，台湾《新新闻》专栏，2021年8月23日。

(34)《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人民日报》2015年5月5日。

(35)李义虎：《“九二共识，一中原表”——辩证论析战略清晰与战略模糊问题》，香港《中国评论》2021年5月号。

(36)张国城：《两岸关系概论》，台湾华梵大学人文教育研究中心2009年版，第39-40页。

(37)童振源：《“一中各表?各表一中?”》，台湾中国时报2006年4月11日；童振源：《台湾的中国战略：从扈从到平衡》，台北：新锐文创2011年版，第87-90页。

(38)《港媒解密“九二共识”，中共曾公开反“一中各表”至少12次》，台湾《自由时报》2015年11月13日。

(39)童振源：《台湾的中国战略：从扈从到平衡》，台北：新锐文创2011年版，第87页。

(40)海协会副会长孙亚夫：《“九二共识”翻不过去，“和统”如谈判破裂还得“武统”》，中国台湾网2022年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