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香港2月11日电（记者 林艳）北京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李义虎日前接受中评社记者专访，就导致2020年台湾大选结果的真实原因、对今後岛内政治和两岸关系的影响等问题做了独到深刻的全面分析。李义虎认为，影响此次选举的是“蝴蝶效应”、“灰犀牛效应”。他指出，目前岛内政治整体上“绿大蓝小”结构和“绿长蓝消”态势有新的扩张性变化，尤其不可忽略小绿的扩张。
李义虎，北京大学法学博士，现任北京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方夏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首批特约研究员，海研会常务理事，亚非发展交流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出版学术专着有《均势演变与核时代》《国际格局论》《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及其超越》《世界的裂变与弥合》《国际政治与两岸关系新思维》《香港模式与台湾前途》《“一国两制”台湾模式》等近20部着作，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和重点项目等多个，荣获多项国家级奖项。
观察今年年初台湾的这场选举，李义虎认为它不同於一般意义上的选举，预期性弱，过程激烈，结果反常，影响多向。对於台湾选举的考察方法有多种，如各类民调、地下赌盘、网络声量、造势场子等，也要看政党实力及地方派系、宗教团体等的态度取向，但这次蔡英文和韩国瑜对决的一个特点是，蔡民调高，韩场子热，致使过程与结果之间存在落差，现象与真相之间易生错觉，真的暗合了量子力学里的“测不准”原理。
李义虎认为，如果从总结经验教训的角度看，导致这次选举的结果有几个原因：第一，发生了多种内外、表里因素综合交叉、复合叠加的作用，而不是单一机械作用。第二，这些内外表里因素造成了“蝴蝶效应”和“灰犀牛效应”，而非人们熟悉的“钟摆效应”、“骨牌效应”，也没有发生“黑天鹅效应”。这是观察这次选举及结果绝不能忽视的地方。第三，除了前述原因外，更应回头查看分析台湾内部这些年到底发生了哪些重要的变化，这些变化促使台湾政治有了新的演变规律和轨迹，大幅度推使本次选举出现了这样的结果。在这里边，近年来岛内政治结构的板块移动与民意结构的流变最值得注意。
针对蔡英文“总统票”和民进党“政党票”在此次选举中出现的巨大差距，李义虎认为，这场选举真的是蓝绿对决的结构性特征更为明显，不仅有民进党与国民党之间的激烈较量，而且有整个绿营与整个蓝营之间的死磕式对阵，由此对选举结果产生了直接而又深入的影响。其中，“总统”票、“立委”票显示民、国两党有实力有条件角逐领导人大位，仍然是岛内两支主要政治力量；政党票则显示现在台湾民众党、时代力量算是在台湾政坛可以发挥作用的关键性少数，一些小党也已经成为影响政局走向和选举运作的不可忽视的潜在因素。
李义虎认为，目前岛内政治整体上“绿大蓝小”结构和“绿长蓝消”态势有新的扩张性变化，不仅体现在民进党对国民党的优势，而且体现在绿营小党对蓝营小党的优势。这些年，小绿出现了时代力量、民众党这样的有些影响、跨过“政党门槛”的党，并开始冲击各种类型的选举。在本次选举中，小绿的政党票成倍高出小蓝的政党票，小绿取得“立委”席位可以扮演“关键性少数”，小蓝则失去了进入“立法院”大门的机会（连亲民党也未得1席）。因此，“绿大蓝小”的一个新特点是，小绿较大幅度扩张，政党票得票积少成多，说明其具备一定的社会基础，身後的支持者还是有一些的。小蓝则政党票得票率低，说明社会基础薄弱，选举动员能力弱。当然，在总体上，这些年大绿小绿、深绿浅绿都有所扩张，绿营整体上有扩张，但小绿比较突出。但绿营并不是铁板一块，其内部有小绿与民进党的矛盾，有小绿因其散而呈碎片化，因其小而呈原子化的问题。这种情况对它们的发展是十分不利的，如无改进也有可能是昙花一现。
至於岛内是否存在第三势力，李义虎指出，由於政治泛化的存在，第三势力自身没有真实的存在。在岛内政治中，政治极化与政治泛化是并存的两种现象。绿长蓝消、极化与泛化都会带来板块移动，均需高度重视。特别是，在政治极化盛行的同时也有政治泛化的崛起与扩张，後者已经成为台湾政坛新的现象级存在。正所谓物极必反，反者道之动。当政治极化发展到顶点时，便是政治泛化对政治机器的重启；虽然蓝绿势力组合分化、力量消长仍会不间断进行，但也已经有了要突破、变动现有政治结构的努力。长期以来，泛蓝泛绿浅色选民都有向中间移动或向外移动的现象，他们也希望有更多自己的声音，希望有自己的代表人物，希望有自己的某种组织形式。泛化力量的发展前景取决於能否突破两大党格局，真正超越蓝绿，跳脱两极对决；也取决於自身的有效整合和能否开拓出更大的政治空间。而无论如何，政治极化与政治泛化的相互拉扯，共同构成了台湾政治发展的动态光谱，这个光谱极为令人晕眩。
对於“韩流”掀起的政治对冲漩涡，李义虎认为，“韩流”蕴藏着的政治对冲因素、以及这种对冲中浮现的社会矛盾仍然是存在的，对今後政局走向仍然有影响。台湾政治并不是铁板一块，对於岛内政治的继续演化，要全面辩证地看，不能孤立片面地看。并不要以为这样的选举结果就框定了今後的政局走向，不仅要看到蔡英文狂胜的一面，也要看到与其如影随形的政治对冲效应。在选後回归经济面、民生面、公共生活後，社会矛盾如何发酵，政治对冲效应就有可能如何酝酿。在此情形下，蓝绿政治版图的挪移，极化与泛化的并存，经济与政治来回拉扯，民意流变的续章，都值得继续观察。特别是，“韩流”所代表的政治对冲效应仍然存在且将继续演化，因为这是一种结构，而不是偶见的现象。这里面就有矛盾、有变化、有机会。既无理由过分乐观，也无理由过分悲观。
针对国民党两岸路线的检讨，李义虎则认为，国民党有人提出要废弃“九二共识”就像“刨根挖坟”，意味着自己放弃立场，放弃安身立命的根本。如果在民进党身後“拿香跟拜”觉得像个样子，那就反而不是国民党自己了；如果盲目地跟在民意後面做“应声虫”，那就会越来越四不像，有一天国民党会失去存在的价值。当然，“九二共识”的基本原则是一回事，如何作更为恰当的表述是另一回事，包括应对、但不是迎合青年人的特点、语境。
关於台湾大选後的两岸关系，李义虎认为，首先，无论怎样，鉴於总体上是两岸关系“基本盘”的重心在大陆这边，大陆掌握着两岸关系主导权，台湾选举的结果改变不了两岸关系的整体态势、基本特征和发展趋势，公开的、明目张胆的“台独”在岛内、在国际都仍然是没有市场的。其次，由於蔡英文在第二个任期仍不可能接受“九二共识”，并会继续推行“渐进式台独”路线，两岸关系的基本特征仍然可以用“更加复杂严峻”来形容。不过，所谓“更加复杂严峻”已经有了新的涵义。他强调，无论如何，大陆最重要的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但“把自己的事做好”这句话并不是口号，而是要赋予实质内容。在当前情况下，这句话有很深的含义，即它不仅指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的发展壮大，更主要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而且，後者较之前者更重要、更迫切。
以下是李义虎专访全文：
2020年选举结果预期性弱、过程激烈、结果反常、影响多向
中评社记者：今年年初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结果是蔡英文以817万票获得连任，您如何看待这场选举结果？
李义虎：近期台湾选举中蔡英文以817万票优势获得连任，民进党仍然取得“立法院”过半席位，岛内政局将再次延续民进党全面执政的局面；韩国瑜并没有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因台中、高雄、凯道等大型造势活动的“挤爆—外溢”效应而创造奇迹，或国民党在选民平衡心理和钟摆效应下在“立法院”取得更多席位，从而掌握制衡民进党执政的“立法权”。
对於这场选举，两岸学界已经从多个角度进行了评析，但相关分析存有较大悬殊。有人认为影响台湾选举的最大因素是香港“修例风波”，有人强调美国因素的影响极大化，有人认为国民党不团结整合乏力，有人强调蔡英文民进党使用暗黑手法，有人认为青年一边倒反映了认同政治的巨大力量，有人说选民中间发生了钟摆效应，还有的人总结了五大因素或六大原因。总的来讲，让人感觉或者是各种内外因素都能说得很全，或者是剖析原因片面深刻（只讲一种）。总之，这场选举不同於一般意义上的选举，预期性弱，过程激烈，结果反常，影响多向。对於台湾选举的考察方法有多种，如各类民调、地下赌盘、网络声量、造势场子等，也要看政党实力及地方派系、宗教团体等的态度取向，但这次蔡英文和韩国瑜对决的一个特点是，蔡民调高，韩场子热，致使过程与结果之间存在落差，现象与真相之间易生错觉，真的暗合了量子力学里的“测不准”原理。
中评社记者：在此次选举中，蔡英文民调高和韩国瑜场子热的现象让很多人都误以为选举结果不会有这麽大的差距。您认为，到底是什麽原因给选情以致命影响、导致了後来的结果？
李义虎：如果从总结经验教训的角度看，本人强调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发生了多种内外、表里因素综合交叉、复合叠加的作用，而不是单一机械作用。第二，这些内外表里因素造成了“蝴蝶效应”和“灰犀牛效应”，而非人们熟悉的“钟摆效应”、“骨牌效应”，也没有发生“黑天鹅效应”。这是观察这次选举及结果绝不能忽视的地方。第三，除了前述原因外，更应回头查看分析台湾内部这些年到底发生了哪些重要的变化，这些变化促使台湾政治有了新的演变规律和轨迹，大幅度推使本次选举出现了这样的结果。换言之，这些变化是多年来就形成的，并不是仅在这次选举中产生的；它们可能对选情及其结果产生直接影响，也可能只起了一些间接作用，但在总体上可视为理解台湾政治、包括选举操作的大的背景。当然，本次选举也可能对这些变化因素产生进一步的形塑作用，给岛内政治生态增添新的样式。在这里边，近年来岛内政治结构的板块移动与民意结构的流变最值得注意。
“蝴蝶效应”和“灰犀牛效应”导致选举结果
中评社记者：此次选举结果出来後，有舆论分析认为这是受到“钟摆效应”和“骨牌效应”的影响，您对此有何看法？
李义虎：由於诸种因素的复杂多元、交叉互动、叠加博弈，过去常常发生於关键时刻的“钟摆效应”、“黑天鹅效应”、“骨牌效应”这次并未现身，相反，影响选举的是“蝴蝶效应”、“灰犀牛效应”（其实香港问题也是如此）。在某种意义上讲，尽管双方激烈较量，手段使尽，但蔡胜韩败更多是因为发生了这两种效应。对於台湾选举的复杂性，绝非有些人说的还有“钟摆效应”，恰恰是“灰犀牛效应”、“蝴蝶效应”有明显表现并导致了人们有些惊诧的结果。
中评社记者：为什麽是“蝴蝶效应”和“灰犀牛效应”导致这场选举结果？
李义虎：“蝴蝶效应”的比喻最早是指亚马逊河热带雨林的一只蝴蝶煽动翅膀，造成了远在几千公里之外的大风暴。後来借喻是指一件表面上看来毫无关系、非常微小的事情，却可能给另一地方（甚至可能很远）带来巨大改变，乃至於产生无法阻挡的巨大连锁反应。如，发生在台湾的陈同佳凶杀案导致了去年持续数月之久的香港“反修例”、“反送中”风波。又如，去年的猪肉价格上涨使副食品乃至整个食品价格接连上涨，进而引发了金融领域的一些问题。再如最近人们举的例子，徐峥的《囧妈》受到突然袭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影响，他不得不放弃院线，而这一举措开中国电影业之先河，纯属意料之外。“灰犀牛效应”是指一些附近的恒在因素让人们司空见惯、不受重视，但它却可能在关键时刻造成意想之中、意料之外的大概率事件，就如灰犀牛慢吞吞地走在你身边，但突然向你奔来让你措手不及、损失惨重。
蔡英文选情颇有後期蹿升之势，一些原本无关或足以避开的内外因素催生了“蝴蝶效应”和“灰犀牛效应”，对选情颇有意外功效。虽然蔡英文民进党无法亲自制造这些效应，但他们却充分利用了其产生的迅即性影响，捡枪捡炮，借力使劲，有意造成有利於提升其选情的“抗中保台”同温层，稳固了基本盘，吸引了部分中间选民的支持。其中，这两种效应所形成的同温层，在青年世代那里效果最彰，产生了更直接和更有效的影响，不仅促使台青追随其话题，“自觉”接受其洗脑灌输，而且在选举心理、投票行为上受到诱导，他们几乎一边倒，九成票投给了蔡英文。这可以视为“蝴蝶效应”和“灰犀牛效应”的典型案例。
本来，选举初期，蔡英文的民调支持度并不很高，党内初选还遇到赖清德的严峻挑战，前景并不看好。但去年6月突然爆发的香港事件让她不是捡到了枪，而是用黄光国教授的话讲“简直是捡到了炮”；由於“一只蝴蝶飞到她的身旁”，提供给她利用“蝴蝶效应”的现成武器，她更借此做足文章。在香港事件的发酵时刻，蔡英文大打“主权牌”、“安全牌”，强化“辣台妹”角色，放肆攻击“一国两制”和“九二共识”，鼓吹“要选国民党，明天是香港”。由於台港联动性的提升，她巧用此制造新的话题，不断贩卖“芒果干（亡国感）”，树立其防卫“主权”、守护“民主”的形象。其“辣台妹”加小清新的形象，确实适合年轻人的口味，有较强的吸引力。而这一年来，蔡英文还动用执政资源，掌控媒体促其“全面绿化”，进行网军操作；特别是借助现代社交软件的广泛传播功能，推出高收视率的网红（如鸡排妹）视频节目，通过造谣污蔑，歪曲事实等手法，攻击抹黑对手，丑化大陆政府与社会。在污名大陆方面，蔡英文和绿媒可以说是用尽心思、不择手段。在这方面他们选择性地进行“爆料”，选取所谓新疆职业技能教培机构、北京昌平某村的基层个案等，先入为主地制造话题，编辑谎言故事，使其产生扩散变异效果，在台湾人心目中树立大陆的负面形象。虽然这些事例本与台湾选举并无直接关联，甚至毫不搭界，但都成为蔡英文和绿媒攻击的口实和素材。经过一年多反覆连贯的宣传散播、话题诱导及刻意歪曲放大，在皮下注射原理的误导下和青年群体“同侪效应”的推使下，让台青对大陆的负面观感不断巩固形成定见，从而将此移情到投票行为上。可以说，通过上述看似无关事例产生的“蝴蝶效应”，蔡英文成功培育起“抗中保台”的同温层，对其选情十分有利。
中评社记者：如果说外部因素造成了“蝴蝶效应”，那麽影响这次选举的“灰犀牛”如何体现？“灰犀牛”又是如何被激活奔跑起来的？
李义虎：“灰犀牛效应”在台湾内部就有。蔡英文们知道，利用这种效应对选情也大有好处。本来，台湾最大的“灰犀牛”是经济社会问题丛生，是蔡英文的执政败绩，是两岸大环境的恶化。假使蔡英文仅仅凭借自己的执政优势、连任惯性，选前开出教育、医疗、养老等支票，加上攻扞对手“亲中卖台”这种有效的抹红战术，在她自己那个“最大灰犀牛”劣势面前，并不能保证她顺利当选。但长期流行的民粹政治和作为岛内主要矛盾的“统独”矛盾，也是另一只“灰犀牛”。自2014年太阳花学运以来，岛内政治生态“绿大蓝小”，认同层面的“台湾主体意识”滥觞，这些一直都是显在的事实，形成了某种“反中抗中”的小气候，给这只“灰犀牛”发作提供了适宜的土壤。特别是台青的认同已经发生质变，其“倾独”取向影响下的政治选择、包括选举动作都一直成为大概率事件，“天然独”只是一个表面说法。由於蔡英文和民进党擅长於进行“台独”理念和民粹主义的操弄，将蓝绿对决与“统独”矛盾密封打包是其拿手好戏，所以，蔡英文会毫不犹豫地锁定选举主轴是打“主权牌”，基本手法是激化蓝绿对决，让绿营支持者相信自己是“扞卫主权”、“抗中保台”的不二人选；这样就足以使“绿大蓝小”政治结构和台湾多数人的认同结构发酵出作用，激活另一只“灰犀牛”，使其奔跑起来。
中评社记者：“蝴蝶效应”和“灰犀牛效应”是如何被塑造成选举的民意？
李义虎：值得注意的是，“蝴蝶效应”和“灰犀牛效应”能够取得一定效果，对蔡英文选情有助力，也在於如下三点：一是在互联网时代和新媒体时代，青年人都更多置身於网络社会、而不是现实社会。在新技术条件下更容易产生类似於“皮下注射”的效果，从而更能直接受到“蝴蝶效应”与“灰犀牛效应”的影响，在特定条件下甚至会有倍增效果。二是青年群体中存在着一种其他年龄段没有的“同侪效应”，大多数青年人有从众心理。这种“同侪效应”和从众心理容易加剧“蝴蝶效应”，从而形成青年群体中较为稳固的同温层。“蝴蝶效应”较多地体现在青年族群一边倒、外部因素刺激这样两个方面。三是需要有制造话题、设置议程的能力，甚至不排除诉诸造谣说谎等不端行为。民进党、蔡英文本就擅长於制造话题、引导议题。在蔡韩对决中，蔡在锁定“主权”选举主轴後，即以“芒果干”口号、“辣台妹”角色外加小清新形象，加之绿媒扭曲事实重构事实的操作，建构起了同温层话题的逻辑链条，客观上起了助选情、吸选票的作用。蔡英文民进党心里明白，制造或利用“蝴蝶效应”，更能摆脱奥步的坏形象，成本更低，效果却更好，更能借力使劲。
这场选举给人印象较深的是，“蝴蝶效应”、“灰犀牛效应”在影响、诱导民意方面还是有一些显着效果的，对之如何利用对选举期间的民意塑造至关重要。应该看到，对这次选举有较大影响和产生明显效果的是“蝴蝶效应”、“灰犀牛效应”，不是“钟摆效应”和“骨牌效应”，也没有发生“黑天鹅效应”。有人在这次选後还用“钟摆效应”形容、分析选举结果，是很不准确的。在研究方法上，这仍然局限於传统分析框架与方法，“钟摆效应”、“黑天鹅效应”等属於线性思维，而“蝴蝶效应”、“灰犀牛效应”则需研究者以立体思维、复合思维、联动思维为主，分析框架肯定带有後现代的特征。料想今後，用话题能力加新技术工具培育形成同温层，将在各种类型的选举中发挥更大作用，成为新型选举战术。这就取决於话题设置能力和技术支撑，是思想与技术的即时性结合。
蔡英文“总统票”和民进党政党票差距大 小党票不可忽视
中评社记者：在这次选举结果中，蔡英文在“总统票”中获得817万票，但民进党在政党票中却只有481万，相差326万。为什麽蔡英文“总统票”和民进党“政党票”会差距这麽大？
李义虎：这次选举是二合一选举，但有三张选票，即“总统”票、“立委”票和政党票。蔡英文以较大优势获得连任，韩国瑜功亏一篑。“立委”选举部分，民进党取得61席，国民党38席，台湾民众党5席，时代力量3席，台湾基进党1席，无党籍及未经政党推荐者5席。然而，对本次选举结果的一个观察点及质疑点来自於蔡英文“总统”票和民进党政党票之间比较大的差距。这种落差是瀑布式的，不是二三个台阶式的。在选举结果中，蔡英文817万票，得票率为57.1%，韩国瑜552万票，得票率为38.6%，两者之间相差265万。亲民党候选人宋楚瑜得票60万余张，得票率仅为4.3%。而在政党票方面，国民党和民进党两个党是非常接近的，国民党得472万，民进党得481万，相差才9万左右。就此，岛内网民质疑为何蔡英文的票为何比民进党的政党票多了326万，相差太远？蓝营群众不服气，瞬间也传出来民进党做票的传言，特别是曾任民进党中央副秘书长的李进勇是“中选会”主委，更加深了人们的怀疑。
但实际上，这场选举真的是蓝绿对决的结构性特征更为明显，不仅有民进党与国民党之间的激烈较量，而且有整个绿营与整个蓝营之间的死磕式对阵，由此对选举结果产生了直接而又深入的影响。需要看到裹在里面的情况是，在参选“立委”及得政党票的19个政党中，绿营涵括民进党、时代力量、台湾民众党及诸多绿营小党，也就是在民进党之外还有好几个绿营政党，因此，台湾民众党、时代力量、台湾基进、绿党、一边一国行动党、台联党等好几个政党在蓝绿对决中都站在绿营方面，它们得票的情况是：台湾民众党158万票，时代力量109万，台湾基进党44.7万，一边一国行动党14.3万，绿党34万，台联党5万余；这些政党票加起来合计360多万（这部分票还没算上深绿的喜乐岛联盟，它得票2.9万），刨去少数选民可能投给其他人或出现废票外，这个数字是比较接近前面的326万票的。虽然在政党票方面，它们肯定会投自己党，但在“总统”票方面，它们只会投给蔡英文。因此，把民进党的481万票加上这些绿营政党的票，应该就是蔡英文选“总统”能够收纳的票数（台湾民众党的多数选民也只会投给蔡英文，柯文哲母亲就说“总统”票投给蔡英文）。当然，有人会说，在19个政党里蓝营不是也有好几个党吗？确实有，而且数量接近绿营政党，不过这些蓝营小党的票加起来也就是71万多些（包括亲民党），如果去掉亲民党51万（这种票只会投给宋楚瑜和亲民党），简直就可以忽略不计。这样的票源布局，说明着岛内选举的基本结构，虽然有19个政党参加选举，蓝绿政党数量看似比较均匀，但在选民队伍和基本盘（体现在政党票和“总统”票两个方面）上，显然蓝营小党不如绿营小党。小绿的政党票虽然分散且有的并不太多，但其有聚少成多、聚沙成塔的功效。这就造成人们感到蔡英文“总统”票和民进党政党票落差极大，容易看晕并且产生质疑。
综上所述，要想看清一场选举的实际结果，需要对投票率、得票率以及“总统”票、“立委”票、政党票的分布与涵义进行综合分析。在本次选举结果中，“总统”票、“立委”票显示民、国两党有实力有条件角逐领导人大位，仍然是岛内两支主要政治力量；政党票则显示现在台湾民众党、时代力量算是在台湾政坛可以发挥作用的关键性少数，一些小党也已经成为影响政局走向和选举运作的不可忽视的潜在因素。
“绿大蓝小、绿长蓝消”的结构仍然在发展强化
中评社记者：从政党票的分布来看，可以反映出目前岛内的政治结构是怎麽样的？“绿大蓝小”结构和“绿长蓝消”态势有何变化？
李义虎：人们所常说的基本盘就是选举的结构，考察台湾选举首先需要看基本盘的移动，而基本盘最“基本”的是蓝绿基本盘。自太阳花学运以来，尤其是自2016年蔡英文上台以来，岛内政治结构出现了“绿大蓝小、绿长蓝消”的变化，虽然2018年“九合一”选举一度出现“回冲”现象，但这种情况在这些年来还是有了进一步的强化。
这次选举结果说明，蓝绿基本盘的较大移动，是板块的移动而非仅是选民的权宜选择。具体言之，岛内政治“绿大蓝小”的结构自然反映在选票分布上，是绿营在整体实力上大大强於蓝营，在吸票能力上已经比泛蓝多出五分之一，在“总统”票、“立委”票及政党票多个方面显示出“绿大”的强势。其实，今年选举的三张票均可反映出岛内社会结构的某种变化，但政党票的分布更能反映目前的政治结构实情：“绿大蓝小”结构和“绿长蓝消”态势有新的扩张性变化，不仅体现在民进党对国民党的优势，而且体现在绿营小党对蓝营小党的优势。这些年，小绿出现了时代力量、民众党这样的有些影响、跨过“政党门槛”的党，并开始冲击各种类型的选举。在本次选举中，小绿的政党票成倍高出小蓝的政党票，小绿取得“立委”席位可以扮演“关键性少数”，小蓝则失去了进入“立法院”大门的机会（连亲民党也未得1席）。因此，“绿大蓝小”的一个新特点是，小绿较大幅度扩张，政党票得票积少成多，说明其具备一定的社会基础，身後的支持者还是有一些的。小蓝则政党票得票率低，说明社会基础薄弱，选举动员能力弱。当然，在总体上，这些年大绿小绿、深绿浅绿都有所扩张，绿营整体上有扩张，但小绿比较突出。这种背景恰恰是蔡英文在选举中打“主权牌”、“安全牌”，高喊“芒果干”屡屡奏效的重要原因。蔡的胜选说明岛内政治在结构上仍未脱蓝绿对决。
中评社记者：小绿和大绿之间是以什麽样的关系存在的？
李义虎：小绿跟大绿的合分关系特殊，既有合又有分。在“立委”和政党票方面，绿营内部是“兄弟登山，各自努力”，但在大位选举这一块存在着小绿归大绿的可能性。这种情况投射到本次选举，就是由於只有蔡英文有实力去选、有把握去赢，所以它们还是将票集中在她身上，投票给她。蔡英文的“总统”票比韩国瑜高出265万，实际上是仰仗小绿的拥戴票，小绿虽然对民进党的路线政策并不满意，包括抵触於蔡英文的两岸论述，但在大位选举时仍然会出现回流现象。这是导致韩国瑜费尽洪荒之力也没能取胜的关键原因（另一个原因显然是没能争取到青年人支持）。在这次选举中，韩宋的票加在一起也无法超过或接近蔡，蓝营小党的票加在一起也无法超过或接近绿营小党。当然，蔡英文在选举中所采用的策略，如激化蓝绿对决、高唱“芒果干”打“主权牌”及推出蔡赖配最佳搭档，刺激了绿营投票率，不仅稳固了基本盘，而且有效收纳了小绿的支持。但是，需要看到，今後每四年一次的二合一选举将变得越来越复杂。小绿跟大绿在利益分赃、理念左右（更左更右）、统独问题、两岸政策以及公共政策上有很多矛盾，如去年喜乐岛与民进党在东奥公投、台湾正名问题上的尖锐矛盾与冲突，一边一国与民进党蔡英文在权谋与利益上的纷争，台联党这样的深绿老绿对蔡英文在台独问题上的不满，等等。
中评社记者：既然小绿和大绿在利益分赃、理念左右（更左更右）、统独问题、两岸政策以及公共政策上都存在很多矛盾，小绿是否有可能变成第三势力？
李义虎：在某种特定情况下，小绿是否往第三势力那边靠拢，或自己会变身第三势力，就仍值得观察。这次选举前期及後期，先後有过“三角督”和“小三角”的局面，第三势力也酝酿过推出“总统”候选人，他们的选票除了自己人（民众党、柯粉与“郭家军”、郭粉）之外，肯定还会寻求一些小绿的支持；而到2024年台湾民众党主席柯文哲以及脱离了国民党的郭台铭的动向，都是考察的重要指标。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年小绿的扩张，提示人们在岛内政治运作中不可忽视小绿政党，特别是它们在今後扮演什麽样的角色，会不会冲击未来大位的选举（民众党、时代力量）。多年来，台湾政坛涌现出好几个小绿政党，不少小绿在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上是深绿，由於对民进党“渐进式台独”或“温和台独”不满而另起炉灶。在政党实力方面，民众党、时代力量都有了100万以上的支持者（民众党政党票158万，时代力量109万）。某些小绿政党所起的作用，促使了社会气氛更独，是危险性更大的一股势力；某些小绿政党则也不排除有第三种选择。但它们在台湾政治势力消长中，是不是还能够进一步获取较多政治资源，吸引更多支持者，是需要冷静看待的。
中评社记者：目前岛内政治“绿大蓝小，绿长蓝消”的结构对国民党有何影响？
李义虎：岛内政治整体上“绿大蓝小，绿长蓝消”的结构意味着，国民党在政治影响方面处於不利地位，这主要反映在其操弄蓝绿矛盾、进而操弄蓝绿对决的能力在下降，因为蓝绿谁大谁就有操弄蓝绿矛盾的能力。在这样的结构下，蓝营要在岛内政治中发挥更大作用，足以在更大程度上反击绿营，就需要有其他的办法。包括这次韩国瑜跟蔡英文的斗法，是在蓝绿结构中稳住蓝营基本盘，但在蓝绿结构之外同时联合其他各种社会力量。也就是说，尽管“绿大蓝小”的结构很难改变，但若能成功建立反蔡联盟（或反民进党联盟而非反绿联盟），使之发展壮大，就有可能在力量上气势上大於对手，在选举中真的翻转政治行情、走向执政权。韩国瑜这次就要这麽做，但只可惜功亏一篑。
总之，岛内政治总体上“绿大蓝小、绿长蓝消”的结构仍然有所强化，这次选举的结果是便是一个典型的表现。它将改变我们对选举运作、乃至於日常政治运作的分析角度和方法，即拿国民党与民进党比是一种陈旧的比法，拿整个蓝营与整个绿营比、拿蓝营与绿营内部的动态势力分布比是新的有效比法。这其中，不能忽略那些小绿，这些年它们有所扩张；但绿营并不是铁板一块，其内部有小绿与民进党的矛盾，有小绿因其散而呈碎片化，因其小而呈原子化的问题。这种情况对它们的发展是十分不利的，如无改进也有可能是昙花一现。
岛内政治结构也涌动着“政治泛化”现象
中评社记者：除了蓝绿之外，岛内是否存在第三势力？您如何看待第三势力的发展空间？
李义虎：蓝绿对决反映的是一种政治极化现象，或曰两极化政治，人们可能会想到在它们之外还有所谓第三势力。但实际上，虽然这是多年来学界议论台湾政治的一个重要话题，岛内亦有组建第三势力的努力，但第三势力在岛内政治结构中很难拥有发展空间，号称第三势力的政治人物虽不乏人在，但只是口中说说、很难见到真章。应该看到，岛内政治中“绿大蓝小、绿长蓝消”的结构意味着某种政治极化的情况，而在此同时，近年来岛内政治中也涌现着某种政治泛化现象，即在蓝绿阵营之外出现了多种泛在的力量，但它们不是第三势力，也不是中间力量。因此，这里提出“政治泛化”的概念，旨在强调多年来岛内政治中已经普遍存在着泛化现象，组建第三势力的努力反而只是政治泛化的一种反映，这种努力映衬在政治泛化的背景下；也恰恰由於政治泛化的存在，第三势力自身没有真实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政治泛化这个概念更能描述、解释超越蓝绿政治的冲动及其相关的政治主张和政治行为。跟美国国内政治更多出现的是政治极化现象有些不同，在台湾政治中，政治泛化与政治极化是并存的关系，在近年来它是时常搅动台湾政局发展变化的关键因素，已经成为一种很重要的政治现象。
中评社记者：您说，政治泛化与政治极化是并存的关系，请问二者应该如何来区分？
李义虎：首先需要区分政治极化与政治泛化两个概念。政治极化意味着政治结构的两极化，是蓝绿政治的结构性紧綳，在日常的政治运作中存在着蓝绿对峙攻防和“为反对而反对”的政党恶斗，各自阵营的支持者则是蓝者恒蓝、绿者恒绿。在选举过程中，政治极化意味着彼此基本盘的固守、浅色选民的归队以及中间游离选民的“选边站”。一般而言，深色选民不仅在平时的政治运作中是坚定支持者，在舆论上是铁杆粉丝，而且在选举过程中最容易归队，至少在最後关头会坚定回归基本盘，成为投票日的“铁票”选民。而对於蓝绿政治人物来讲，操弄蓝绿对决的目的都在於通过激发自己阵营投票率的最大化，使有些意志不坚的浅色选民坚定复盘，从而造成自己得票率的最优结果。在岛内政治中，由於单一选区两票制使得两大党占据最佳政治位置，足以动员和组织最多的政治资源；因而现有的选举制度对两大党是最有利的，也容易造成政治极化，而且是两大党的两极化。在选举中，政治极化最重要的表现就是蓝绿对决，最常见的手法是使用抹黑对方的口水战、或某一方奥步等。
政治泛化则是一个广义上的用语，在含义上它比第三势力、中间力量更宽泛，在客观上则是一个泛在的政治现象，是一个松散、成分杂、多类别的势力组合。因此，就概念使用来说，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政治泛化的字义固然取自泛绿泛蓝中的那个“泛”字，但前者显然又比後者含义更广、指向更多，与後者的单纯性强、同质性高相比它更庞杂、更具有异质性。“泛化”的组织成分、成员来源一部分是浅绿、浅蓝，一部分是白色力量及中间选民，一部分是小绿小蓝（多是深色的）。换言之，泛化力量有往中间靠的，有（从蓝绿阵营）往外走的，有超越蓝绿自闯天下的，有不问蓝绿只问苍生的，有裹在蓝绿阵营却也有意与之保持区隔或做切割的。二是这里之所以使用政治泛化，而未用第三势力、中间道路等，是因为第三势力始终无法有效整合、难於成事，在蓝绿政党之外一些有影响的政治势力（政党、团体、人物）确实存在，但它们所呈现的常态是各自的、分散的、游离状的，在背景来源、组织成分、政治立场、“统独”取向等方面均呈多元化的特征；在某些特定时刻可能会推出某种形式的“梦幻组合”，可能在另一些时候又变组成其他类型的组合，但多是临时性的和权宜性的。故而，用政治泛化来标识这种政治多动症存在可能更为合适。
不过，总的来讲，政治泛化就是走蓝绿政治之外的另一条道路，在两大党之外聚集另一种力量。在西方政治中，走第三条道路也属於某种特定情形下的政治泛化现象，广义上还包括西方国家主要政党奉行的第三条道路政策。而在台湾，“超越蓝绿”、“从蓝绿恶斗中解脱出来”并未公开表明走第三条道路或中间道路，但显然是政治分野中的第三种选择到第N种选择。在政治结构上，它意味着无极化、去中心化；在组织形态上，它意味着政党小微化、结盟组合的权宜化；而在政治主张和意识形态上，它意味着多元化、杂牌化。在政治功能方面，政治泛化可能表明政治结构也有松动的一面，也有再变化的一面，蓝绿边缘支持者、白绿、中间力量（选举时都是选民）也可以选择支持其他政党、政治联盟或政治人物。
中评社记者：您认为，岛内出现政治泛化现象并且有所强化的原因是什麽？
近年来，政治泛化现象涌动并且有所强化的原因，一是民进党蔡英文执政业绩欠佳，引起并积累了不少不满情绪；二是多年来形成的蓝绿恶斗、极化怪圈让社会普遍不满，特别是蓝绿浅色选民、中间选民对现有政党政治的表现极度厌恶，社会上一直有要突破蓝绿政治的广泛要求；三是一些政治势力显示出不受蓝绿政治束缚、走其他道路的意图，并不断尝试进行重新的政治集结，如组党、成立团体、参加或介入选举等；四是某些政治人物想有所作为，他们打出“超越蓝绿”的口号，搭建新的政治舞台企图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当然，政治泛化现象也有自己严重的问题：一是碎片化存在，是一种泛在。由於可以归拢到政治泛化范畴的成员来源多、背景杂，很像“政治超市”，这使它们很难走在一起，形成一支团结的政治力量，或哪怕组成类似於统一战线那样的联合。因而在组织形态上则呈现出碎片化、无组织化或微组织化的特点。二是诉求复杂多元。泛化力量在信仰基础、政策共识方面都是各唱各的调，虽然它们在争取更大政治空间方面有共同利益，但在政治立场、意识形态等方面很难融合，甚至是对立的。在选举期间，作为政治泛化背景的选民如同中间选民一样都有很强的游离性。三是政治发展空间仍然有限、有待突破。现有的政治空间仍然对蓝绿两大党有利，它们更容易掌握政治经济社会资源，泛化力量依靠自身的实力，很难有更像样的政治作为。四是缺乏代表性人物。在本次选举中，尽管有柯文哲、郭台铭、王金平先後有参选大位的动作，但最终泛化势力无法协调出候选人，即使柯文哲成立了台湾民众党、郭台铭组建了“郭家军”也无济於事；而这些人算不算是泛化力量的代表，也是个疑问——有可能是，也有可能不是。
中评社记者：政治泛化与第三势力是一对什麽样的关系？“泛化”的力量进一步扩大後是否有可能转化为第三势力？
李义虎：这次选举前，大家也在议论岛内第三势力是否存在，郭台铭、柯文哲的某种活跃，台湾民众党的成立似乎加深了这种认识。但严格说来，如前所说，台湾只有泛蓝、泛绿以及由此衍生出的泛化力量，没有真实存在的第三势力。在台湾，如果你要问谁是第三势力？是很难回答的。说得白一点，议论这麽多年，但第三势力是谁始终是个问题，在政治泛化的条件下不好辨认第三势力，实际上也就是还没有第三势力。而经历这几年的选举，“泛”的部分进一步扩大，在人们的理解上它容易与第三势力或中间势力混淆，也许在客观上某些泛化力量确实向中间地带靠拢了，也有要组建第三势力的努力，但不可能形成成气候的、在政治人格上完全独立的第三势力，或许泛化力量覆盖了第三势力或中间势力，或许泛化现象的去中心化无需第三势力的出现。虽然在近年、包括选举期间出现了号称代表第三势力或有被认为是第三势力背景的政党，但它基本上是有代表（甚至有政党），无组织载体也无太大政治空间。在选举最後关头，“泛”的部分的选民或者仍然回归其原有的基本盘，或者转而支持某些小党。这既是柯文哲、郭台铭最终放弃选举大位的基本原因，也是选举後期无法发生韩宋弃保效应的一个重要原因。
无疑，在岛内政治中，政治极化与政治泛化是并存的两种现象。绿长蓝消、极化与泛化都会带来板块移动，因而均需高度重视。特别是，在政治极化盛行的同时也有政治泛化的崛起与扩张，後者已经成为台湾政坛新的现象级存在。正所谓物极必反，反者道之动。当政治极化发展到顶点时，便是政治泛化对政治机器的重启；虽然蓝绿势力组合分化、力量消长仍会不间断进行，但也已经有了要突破、变动现有政治结构的努力。长期以来，泛蓝泛绿浅色选民都有向中间移动或向外移动的现象，他们也希望有更多自己的声音，希望有自己的代表人物，希望有自己的某种组织形式。泛化力量的发展前景取决於能否突破两大党格局，真正超越蓝绿，跳脱两极对决；也取决於自身的有效整合和能否开拓出更大的政治空间。而无论如何，政治极化与政治泛化的相互拉扯，共同构成了台湾政治发展的动态光谱，这个光谱极为令人晕眩。
“韩流”表明岛内政治中存在着政治对冲现象
中评社记者：在这次选举中，韩国瑜造势场子的人多势众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韩国瑜虽然最後未能成功实现翻转，但也获得了552万票，您如何看待“韩流”这股势力？
李义虎：尽管选举结果反映了“绿大蓝小、绿长蓝消”的结构特征和政局走势，但还需要注意到的是，本次选举中确实有“韩流”的存在，毕竟韩国瑜在蓝营整合并未发生最终效果的情况下依然获得了552万票，这也是一个不小的成绩，因为它代表了另一股政治势力和另一种社会现实。
选举後期冲刺阶段，韩国瑜造势的那些场子可以说是人多势众，用发生革命、盛大节日来形容也并不过分，一时间媒体使用最多的字眼是“挤爆”和“外溢”，确实有一种“挤爆—外溢”的现场效应，这一度让某些人坚定预判韩国瑜可能取胜。因此，从选举声势和场面看，确实是蔡的民调高、韩的场子热。这种看似很矛盾、很诡异的现象，实际上意味着在台湾政治中发生着一种“对冲效应”，在政治地层深处积聚着一股对冲的力量。从选举最初布局来说，有先前的“三角督”，後来有个韩蔡宋“小三角”；但“韩流”的再现，呈现出的是一幅各自能顶半边天、看似五五波的图景，谁都明白最终选举冲刺还是韩蔡的两极对决。韩蔡对决的实质含义就是岛内政治中的对冲效应已经台面化了，代表着依靠蓝绿对决还是依靠庶民革命两种政治路线，以及意识形态挂帅与经济民生挂帅的两条选举路线。从一开始，这种对冲就预示着这将是一场与以往历次选举价值不同、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选举，因为其前景将会出现令人奇怪的两个矛盾着的情况，即：若蔡胜选必是蓝绿对决的结果，蔡英文的竞选策略就明显表明她要充分利用这一点。若是韩胜选必是庶民运动的胜利，是反蔡联盟的胜利，是“韩流”的胜利；这同时意味着不是蓝绿对决中的胜利，当然也不是国民党和蓝营的获胜。反蔡联盟、庶民运动超越蓝绿政治，是对蔡英文民进党各种不满的集中、集聚和强力反弹，是民怨的总体爆发。选前，在韩国瑜阵营有个词很流行，叫“翻转”。韩本来是具备这种翻转的条件，如果翻转成功将是结构性翻转；韩最终也确实激发出了蓝营与“韩粉”的552万票，在蓝营动员力方面可以说达到极限（其他蓝营政治人物很难做到这一点）。因此，韩国瑜竞选团队的口号是“下架蔡英文”、“翻转台湾”。他发动了很有声势的庶民运动，把厌恶蔡英文和民进党的人都发动、团结起来。但经过激烈较量和大型造势，这种翻转没有成功，它聚集了足够的人气，却没能赢得够数的选票。然而，无论如何，“韩流”蕴藏着的政治对冲因素、以及这种对冲中浮现的社会矛盾仍然是存在的，对今後政局走向仍然有影响。
中评社记者：您认为，“韩流”为何能够掀起如此巨大的政治对冲的漩涡？它对今後岛内政局将会产生什麽样的影响？
李义虎：这主要在於：第一，从2018年“九合一”选举到这次“二合一”选举，“韩流”的两次出现绝非偶然。从这次韩国瑜的场子看，“韩流”掀起的对冲程度也并不低，选举态势已非五五波，但又看似五五波。几场大规模造势活动对蔡英文选情产生了实质威胁，使民进党继续执政之路遇到劲敌。“韩流”之所以能掀起政治对冲的巨大漩涡，在相当意义上，是韩国瑜阵营确实利用了一直存在的各种社会矛盾。“韩流”所产生的对冲效应，反映了岛内社会普遍存在（不是个别存在）的矛盾、裂痕、伤痛是真实的，如阶级、世代、地域、南北、族群、政党、蓝绿、认同等，还有庶民与精英、经济与政治、两岸关系等方面的问题。这些多方面的矛盾交叉互动、复杂多元，叠加博弈，使台湾社会处在问题丛生、前途茫然的状态。每一次选举都是矛盾集中爆发与直接对撞的过程，都会经历一次社会撕裂的巨大阵痛。韩国瑜以所谓“劳苦大众”、“庶民阶层”代言人自居，一句“台湾安全，人民有钱”也吸引了众多民众；“韩流”并不是韩国瑜个人的运动，而是一场社会运动。反蔡联盟、庶民运动是突破蓝绿界限的，是各种民怨、不满的大集合，它显示出的一定气势，有反映着人心向背的一面，有反映人心思变的一面。当然，“韩流”的对冲没能导致蔡英文落选，在对冲力度上也没能最终冲破蓝绿政治结构，但它仍然是一种政治存在、政治现实，也是另一种政治结构。今後，它可能遇到的问题是缺乏号召人物、缺乏组织条件（是否还有号召人物、组织条件），还有能否与其他社会势力结合，如搭建蓝白组合。
第二，“韩流”恰恰反映了台湾政治中确实存在政治泛化的背景。显然，政治泛化是“韩流”兴起的重要社会条件，泛化力量对蓝绿政治的突破与超越给“韩流”提供了得以发展成势的历史机会。韩国瑜没能最终取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较明显的是缺少经济蓝知识蓝精英蓝的稳定支持，未能获得年轻选民的认同，国民党整体的不团结（包括党内初选开局不利），以及赵少康喊话的弃保效应并未发生（来得太晚，都是快闪，也不可能发生）等等。但是，“韩流”本身是跨蓝绿的，除了蓝营支持者外，“韩粉”中很多是中下层民众，也就是庶民。它在趋於老龄化的人口结构中能够得到中老年群体的力挺，也是难得的。甚至可以说，韩国瑜获得的支持除了国民党和蓝营的基本盘外，肯定在泛化力量范围内赢得了支持者。反蔡联盟是突破蓝绿界限的，是各种民怨、不满的大集合、虽有临时性质，但还是可能在选举、日常政治运作中起作用的。这就说明，今後“韩流”（如果还有）仅仅依靠国民党的支持或蓝营的支持是不够的，它需要在泛化的群体中找到更多支持者，在政治泛化中的其他政治力量或政治人物那里找到盟友。
第三，这自然提示人们，蔡英文胜选赢得了好看的面子，却并未解决台湾社会面临的各种矛盾，并没有化解民间的疾苦和怨气，甚至很多问题见不到解决前景。长期孕育在台湾社会内里的阶级、世代、地域、政党、族群等诸多矛盾，近年来不断发酵激化，是台湾社会真正的“灰犀牛”，在蔡英文连任後仍可预期无法一一解决。蔡高唱的“主权”、“安全”、“价值观”，容易在选举时发挥吸票作用，但不能当饭吃，大多数人还是得回到现实生活中来，还是要解决实际问题。台湾报纸在选後即发表评论说，“天然独”终将在“闷经济”的苦果中觉醒。需要注意的是，前面所提到的诸多社会矛盾，若有哪个矛盾激化并进一步上升为主要矛盾，就会激起久已存在的政治对冲效应，从而影响到台湾政局的走向。
因此，台湾政治并不是铁板一块，对於岛内政治的继续演化，要全面辩证地看，不能孤立片面地看。并不要以为这样的选举结果就框定了今後的政局走向，不仅要看到蔡英文狂胜的一面，也要看到与其如影随形的政治对冲效应。在选後回归经济面、民生面、公共生活後，社会矛盾如何发酵，政治对冲效应就有可能如何酝酿。在此情形下，蓝绿政治版图的挪移，极化与泛化的并存，经济与政治来回拉扯，民意流变的续章，都值得继续观察。特别是，“韩流”所代表的政治对冲效应仍然存在且将继续演化，因为这是一种结构，而不是偶见的现象。这里面就有矛盾、有变化、有机会。既无理由过分乐观，也无理由过分悲观。
国民党若废弃“九二共识” 如同放弃安身立命的根本
中评社记者：国民党败选引发党内检讨两岸路线声浪，有声音提出要废弃“九二共识”，如何看待国民党内部出现的“路线之争”？
李义虎：选举过後，国民党内进行检讨是必然的，但有两个动向很值得注意。一个是国民党内的本土化、去“中国”问题。这里所说的“去中国”并不是民进党的“去中国化”，而是有人要拿掉中国国民党的“中国”两字，以使国民党用告别式完成本土化。另一个是党内江启臣、蒋万安等青壮派的发声及动作。有评论说，选举刚过，国民党内部世代战争先爆发，青壮派对现领导层发起挑战。因此，国民党领导层如何完成交接、世代更替是人们普遍关注的一个点。
但关键问题仍然是国民党如何对待“九二共识”的问题。必须说明的是，“九二共识”是1992年两岸达成的作为两岸政治互信基础的共识，但“九二共识”这个词首先是国民党提出来的，并不是大陆方面首先提出的，是苏起为了让2000年上台执政的民进党在两岸关系上能够解套而提出来的。当然，自2005年以来，经由国共两党发表公报，大陆一直坚持将“九二共识”作为两岸关系的共同政治基础，成为衡量两岸关系能否向前发展的根本指标，也是大陆对台政策的底线。前几年我们说这个底线不仅是针对国民党的，也是针对民进党的，现在还得反过来说，不仅是针对民进党方面的，也是针对国民党方面的。国民党有人提出要废弃“九二共识”就像“刨根挖坟”，意味着自己放弃立场，放弃安身立命的根本。如果在民进党身後“拿香跟拜”觉得像个样子，那就反而不是国民党自己了；如果盲目地跟在民意後面做“应声虫”，那就会越来越四不像，有一天国民党会失去存在的价值。当然，“九二共识”的基本原则是一回事，如何作更为恰当的表述是另一回事，包括应对、但不是迎合青年人的特点、语境。
中评社记者：国民党若放弃“九二共识”，将意味着什麽？国民党在当前这个十字路口上，应该何去何从？
李义虎：国民党确实不要忘了自己的立党之本和主要优势是什麽。两岸政策与两岸论述本来是国民党的长项和优势，是它在两岸关系发展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优势条件。虽然岛内政治生态和民意构成发生了一些变化，这次选举也未尽如预期，但国民党未能获胜的更重要原因是自身的问题，是老毛病又犯了，是党内不团结无法进行有效整合，党内初选就产生了很大裂痕、在不分区“立委”名单公布时加重离心力，也是其不能给民众提供好的政策论述，包括两岸政策的论述。
中评社记者：您认为，国民党未来在两岸关系中可以扮演什麽样的角色？
李义虎：韩国瑜毕竟得到了552万张票，国民党和蓝营的社会基础仍然是广泛的，民心与人气仍然可用之处。而其在两岸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仍然是民进党无法取代的，当然关键看你的两岸政策和路线。一句话，国民党需要从自身找失败的原因，而不是错误地认为两岸政策是它的绊脚石。国民党需要的是反思自己在岛内政治、党建发展、思想理念、两岸论述等诸多方面的表现，是否适合时代要求、主流民意和两岸大环境。
两岸关系“基本盘”重心在大陆 “更加复杂严峻”有新涵义
中评社记者：台湾大选之後的两岸关系备受关注，您如何看？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在今年的对台工作会议上，依然用“更加复杂严峻”来形容今年的台海形势，您认为今年的“更加复杂严峻”有哪些新涵义？
李义虎：首先，无论怎样，鉴於总体上是两岸关系“基本盘”的重心在大陆这边，大陆掌握着两岸关系主导权，台湾选举的结果改变不了两岸关系的整体态势、基本特征和发展趋势，公开的、明目张胆的“台独”在岛内、在国际都仍然是没有市场的，因为它违背两岸主流民意的，破坏国际政治现状，得不到两岸民众的支持，也得不到国际上的支持；因而毫无疑问它是无生命力的所在。当然，当前的台湾政局给我们提供了解决台湾问题、推进国家统一进程新的思考背景、新的思考条件和新的思考材料。
其次，由於蔡英文在第二个任期仍不可能接受“九二共识”，并会继续推行“渐进式台独”路线，两岸关系的基本特征仍然可以用“更加复杂严峻”来形容。不过，所谓“更加复杂严峻”已经有了新的涵义：第一，在不接受“九二共识”的情况下，蔡英文和民进党当局可能不再将“维持现状”作为两岸政策的主轴和表述，其“渐进式台独”路线将可能渗透到政治、经济、社会、法律、文化、教育、军事等各个领域，其以“反渗透法”为标志的遏制两岸交流的政策将全面落实执行。这就将使未来两岸关系的发展遇到更多也更大的阻力，两岸关系发展和台海局势不容乐观。第二，这次选举的一个重大潜在意义是，它不单纯是蓝绿与“统独”之间的抉择，而更是台湾当政者将在大陆与美国之间作出的一项抉择。蔡英文连任後最大可能是公开采取倚美抗中的路线，更主动地配合美国印太战略和美国政府对台政策的调整，因此，美台关系发生新的质变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由此给两岸关系带来的不利影响是可以预期的。第三，台湾内部政局仍然在继续演化，还存在不少不确定性，这是保持底线思维的大陆方面不得不做好多种准备的重要缘由。大陆需要认识或应增强认识的是岛内政治的三大特征，即“绿大蓝小、绿长蓝消”的政治结构、而不是相反或二者持平，政治泛化与政治极化并存，“韩流”曾经掀起的政治对冲浪潮。只有认清这些主要特征，才能把脉岛内政治和两岸时局。在做好台湾人民工作方面采取更有针对性的做法。同时，大陆还务须重视两岸关系和岛内政局中的“蝴蝶效应”和“灰犀牛效应”，要看清有些时候水的问题在岸上，要有应对它们的有效办法。
中评社记者：您认为，今後两岸关系会如何发展？是不是会有所缓和，还是进一步紧张？
李义虎：这当然具体看蔡英文开始第二个任期後，她采取什麽样的两岸政策，做出什麽样的两岸论述。就此，其5.20就职讲话仍然是一个考察指标。
对於高票当选、继续连任的蔡英文，仍然有温和一些还是强硬一些的两种可能性。
当然，我说的两种可能性跟有些人理解的两种可能性绝然不同。有人一听到两种可能性就马上想到是好坏二分法（非好即坏）的那种。其逻辑是，由於蔡英文肯定不会接受“九二共识”，因而没有两种可能性。但这里所说的两种可能性，不是好坏的两种可能性，不是非好即坏的二分法，而是多元分析视角；在方法上不是定性分析，而是定量分析。也就是说，是往这边挪动一些还是往那边挪动一些的两种可能性。谁都知道，自2016年蔡英文第一个任期两岸关系就卡在“九二共识”，今後还会卡在“九二共识”，但即使如此也有两种可能性：在蔡英文继续不接受“九二共识”的情况下，她仍可能有左右摆动的变化，有在渐进与激进之间选择的两种可能性，即温和一些还是强硬一些，而这种变化并非没有意义，变化幅度与力道将对今後阶段的两岸关系实际情况有重要影响。
蔡英文不会接受“九二共识”，在这方面她将很顽固；但她在本质上是“温和台独”，推行的是“渐进式台独”，与陈水扁的搞法不太一样。高票当选的优势可能使她在与大陆对抗的道路走得更远，对抗程度更高；也可能使她挟所谓高民意推出富有一些弹性的两岸政策，但要价更高，做出改善两岸关系的举动。关键要看她有没有走上对抗性质的道路，执行挑衅性政策。我预判，在选举之後，民进党当局将采取“双反”政策，即同时反对“一国两制”和“九二共识”；特别是，在蔡英文第二个执政期，有可能同时挑起统独之争和制度之争，推动温和渐进“台独”加“民主价值观”的政治攻势，不排除她更多地挑起制度之争。
即使如此，在有限的时空条件下，两岸关系不排除出现小缓和的可能，但不太可能出现大的缓和。所谓小的缓和就是可能在局部范围、具体问题上出现战术性缓和，但大的态势上是“更加复杂严峻”。
无论如何，大陆最重要的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但“把自己的事做好”这句话并不是口号，而是要赋予实质内容。在当前情况下，这句话有很深的含义，即它不仅指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的发展壮大，更主要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而且，後者较之前者更重要、更迫切。习近平总书记说，“从根本上说，决定两岸关系走向的关键因素是祖国大陆发展进步”，这里既有发展，也有进步，进步就是要在社会、政治层面实现治理的现代化，加大改革的力度，产生实际的效果。除了硬实力，更要有软实力；大陆对两岸关系发展的引领和主导将主要体现在後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