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1年8月上，因刊物篇幅限制，编辑部对文章做了一些删节。此为作者特意提供给爱思想的原稿全文，读者可以从中了解全文内容和脉络，特别是作者的核心观点和基本逻辑。

“修昔底德陷阱”问题是世界百年变局中的一个重大课题，如何破解这个难题是把握国际关系中“时”与“势”变化的关键。从理论与战略上讲，“修昔底德陷阱”问题是由中国崛起和美国相对衰落引起的，而中美实力对比和战略地位的变化是国际关系结构的变化。因此，这其实是一个国际关系的结构问题。我们所说的中美是世界老大和老二、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霸权国与挑战国，或者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与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所有形容中美关系的概念都表明着国际关系中的结构。由于2010年以来中美实力对比使国际关系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它们自己实际上也已经进入一种新的国际关系结构之中；换言之，恰恰是因为国际关系结构最大的变化来自于中美本身，二者的战略地位已经因变而变，所以，“陷阱”问题成为中美战略竞争中的突出问题。基于这种逻辑，中美能否破解和摆脱“陷阱”问题的实质是双方在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国际关系结构下如何更恰当地相处，并依据结构演变的规律避免不好的结果，争取好的结果。结构性问题要用结构性视角分析，结构性矛盾要用结构性方法解决，这正是百年变局下“时”与“势”的变化提出的要求。

一、雅典与斯巴达为什么陷入“战争陷阱”

修昔底德所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生动详细记录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过程，但他并没有直接提出用他名字命名的“陷阱”概念；这个概念是美国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在多年前提出的，他引用了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一段很著名的话，即“雅典和斯巴达的战争之所以最终变得不可避免，是因为雅典实力的增长，以及这种增长在斯巴达所引起的恐惧”。[1]此即后来被艾利森称为“修昔底德陷阱”的出处。关于“陷阱”的这段话实际上揭示了雅典与斯巴达的结构性对抗关系：从大国关系上讲是新兴大国雅典与守成大国斯巴达，从联盟政治上讲是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与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联盟，从地缘政治上解释是海权强国雅典与陆权强国斯巴达；尽管当时城邦国家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变动不居，但各方面的情况都表明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已经形成了一种两极结构。其中，守成国与崛起国的两极对峙关系变得异常突出，在复杂的城邦国家关系中提洛联盟与斯巴达联盟的形成，促使两极对立结构更加稳定与固化。而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战争最终之所以变成“宿命”，是因为雅典的迅速崛起和斯巴达的恐惧性反应，表明两极结构的张力首先造就了一种不容易缓解的安全困境，威胁与反威胁、对抗与反对抗形成加速运转的恶性循环，最后使双方都跌入陷阱，爆发了长达30年的战争。“修昔底德陷阱”的古希腊先例是现象级的还是规律性的？在诸多著述中，它几乎被认为是国际关系的“铁律”。有人统计过，自1500年以来，在16次大国权势转移中，有12次都是由陷入安全困境开始、最终陷入“陷阱”以战争解决问题的。[2]用吉尔平的话讲，是系统战争、霸权战争是国际体系转换的基本机制。[3]

总之，艾利森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挖掘引申出的“修昔底德陷阱”命题首先是一个结构问题。雅典与斯巴达的关系，开始时是一种安全困境，但随着体系结构对国家行为所施加的影响，以及在此基础上双方敌对认知的不断固化，形成了被艾利森所称的“修昔底德陷阱”问题。用现实主义理论的逻辑解释，就是崛起国必然要挑战霸权国，后者必然回应前者的挑战，这是因为体系结构决定国家行为，“挑战—应战”的重复模式带有某种必然性。[4]而此种模式扩及到大部分国际关系史，由于结构张力发生作用，因此类似修昔底德时代的那种结构常常引起战争。就中美关系来说，世界老大与老二之间、霸权国与崛起国之间的关系，带有更强的结构性张力，它们如何相处会形塑国际关系结构，也会给国际关系带来更具有结构性意义的结果。当然，仅仅用现实主义逻辑去诠释复杂的国际关系是不够的，因为当代国际关系在宏观层面还有全球化、相互依存以及国际制度、国际规则及人类价值，在国家层面还有战略互动和相互认知的问题，等等。就此，本文认为，结构现实主义关于体系结构决定国家行为的观点显然过于绝对，可在此基础上做出一定的修正，即：体系结构影响（而非决定）国家行为，国家处在特定的体系结构中，通过事态、事件、危机及政策信号等的传导，其行为总是会受到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因此，某种结构促发战争可以修正为：处于该结构中的国家可能因受到结构影响会有某种潜在的，但在特定时刻却可能是激情式的“战争冲动”。也就是说，在不同历史时期，导致发生“陷阱”问题的因素有许多，但结构性诱因确实创造了一定的适宜土壤，而最终使对立两极陷入“陷阱”并走向战争仍取决于多种主客观因素互动与共振的结果。据此，本文既质疑“国强必霸”、“争霸必战”的现实主义逻辑，但也认为“陷阱”问题虽非“国际关系铁律”，却确实是一个国际关系中的“顽症”，关键在于如何破解。

二、中美对破解“修昔底德陷阱”的态度截然相反

“陷阱”问题对于中美两个大国到底意味着什么？中美各自有什么样的反应？在国际关系发展的根本目标上，中国的主张是“双构建”即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外交政策上，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坚定地走和平、发展、合作的道路。对于中美如何相处，中国主张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强调双方不要有战略误判，要主动摆脱“修昔底德陷阱”。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中国的主张在跳脱所谓“历史定律”，避免和破解“修昔底德陷阱”方面是完全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的。

2015年习近平主席访问美国时明确表示：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5]针对中国迅速崛起后某些国家产生的不适应症，尤其是美国等西方强国“冲突不可避免论”的担忧，习近平有针对性地强调：“我们都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这既有力回应了“中国威胁论”和孤立中国的企图，又否定了“国强必霸”的西方传统国际政治认知，更反制了那种持对抗性立场、从而自陷“修昔底德陷阱”的逻辑。对于中美两个大国更好地处理彼此关系，则是一种负责任的、有解释力的说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确实应该认真反思历史、吸取既往教训，与传统的观念实行彻底决裂。

但是，对于“修昔底德陷阱”问题，美国显然跟中国不在一个境界，对于中国提出的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主张，它从自己的战略需要出发作出回应。这就是美国决不允许任何大国取代它的霸主地位，对有可能的“替代性大国”一定想办法打压，甚至要压倒。因此，它并不接受中国提出的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主张。2017年和2018年特朗普政府发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防战略报告》和《核态势评估报告》三个重磅报告，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rival）和“修正主义国家”（revisionist state），《国防战略报告》甚至将中国定位为“敌手”（adversary），它们的共同点是认为中国在战略利益、价值观和发展模式方面均对美国构成威胁，adversary定位虽然还不是完全的敌人、但含有敌视性成分，在威胁程度上有的报告甚至将中国排在俄罗斯之前。拜登上台后，将中国定位为“最严峻的战略竞争对手”，白宫发表的《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把中国说成是“唯一有综合实力、挑战美国所建立的国际体制”的竞争者。[6]这意味着，面对中国崛起和强大，拜登政府对中国的战略定位和判断跟特朗普没有质的区别，即确认中国为可能取代霸主地位的主要对手和有能力重塑国际秩序的挑战者。虽然拜登也特意说明并不完全排斥与中国合作，但他所强调的战略竞争，防范与遏制的成分更大。总之，特朗普政府发起对华贸易战乃至极限施压，拜登政府要与中国进行“高强度竞争”，均有可能诱发中美关系中的“陷阱”问题。

显然，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更适用于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理论。过去，“接触加遏制”政策有着明显的新自由主义理论背景，它试图使中国被纳入美国带头创设的国际体系中，从而达到改变中国的目的；但这一政策并未取得成功。于是，美国对华政策更倾向于采取现实主义的逻辑。面对中国崛起和美国相对衰落，特朗普和拜登两届政府的战略选择都是现实的，都是根据国家利益和对国际力量对比（也就是国际结构）的分析，作出自己认为最优的选择。在此考虑下，特朗普认为中国是“修正主义国家”，拜登认为中国是“国际秩序的威胁”，因此，美国必须通过极限施压或“高强度竞争”对中国加以遏制。

国际秩序包括结构（实力）、规则和价值三个要素，国际秩序之争是这三个方面的综合性竞争。现在，国际秩序的变化主要还是处于国际结构首先变化的关键阶段，中美实力对比的变化是其中最显著的结构性变化；美国对中国如何定位，更像是从结构方面看问题的。按照沃尔兹的理论，国际结构的变化是指大国间相互位置的变化以及排列顺序（组合）的变化。在目前的国际结构中，中美之间就存在着这样的变化，中美相互位移就是结构的变化。这就是为什么在国际关系结构变动时，美国感到中国是威胁的来源，需要对中国的重新认知与定位，并在此后完成美国的战略选择。当然，国际秩序最终还会发展到需要制定新规则、新制度的阶段，到那时就是质的变化了。从相当意义上讲，对国际秩序中规则和价值的“战略竞争”属于“高端竞争”，具有长期性和根本性，越往后越会成为“峰巅对决”。

三、复合型结构（格局）VS单一型结构（格局）

在解释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时，很多人提出中美两个大国可以通过建立战略互信或加强合作，来寻求摆脱“修昔底德陷阱”。中国政府在强调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时，基本原则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并希望以此跳脱“修昔底德陷阱”。但美国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对华战略选择转到带有遏制成分的战略竞争，表明其较难容忍中国崛起。这反映出的首先是国际结构问题以及美国在其中的不适感。结构问题不解决，破解“陷阱”和构建新型关系都可能难以成为现实。归结起来，结构性问题要用结构性视角分析，结构性矛盾要用结构性方法解决。那么，什么样的结构存在着“陷阱”诱因？什么样的结构会提供破解“陷阱”的可能？应该说，在国际关系单一结构下，较易陷入“修昔底德陷阱”，难于逃脱此国际政治定律；而在国际关系复合型结构下，则存在着破解该陷阱的可能条件。

当代国际格局与以往有着极大的不同，就是它是复合型结构，以往都是单一型结构。[7]在复合型国际格局（结构）中，大国间具有相互依存、合作与冲突并存等特征，既有矛盾复杂交织且不失对抗的一面，也存在着消解矛盾，乃至避免冲突与战争的结构性因素。一般认为，二战后形成了美苏两极格局，沃尔兹就此提出“两极稳定论”；[8]一般也都认为，1945年以来长时间内国际格局是单一型结构。但是，准确地说，二战后国际格局从开始就是复合型结构，而非单一型结构，这是实际上发生的、而非理论上假设的事实；这也是战后没有发生世界大战（“陷阱”终局后果），也没有让那些大国、特别是两个武装到牙齿的超级大国最终跌入“陷阱”的重要原因；虽然显著地还有其他一些重要原因。我们过去可能还没太注意：尽管当时确实存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及其以它们为首的两大联盟体系，是典型的两极格局（结构）；但联合国代表的国际秩序，“四大国合作体制”的战后设计，以及国际组织等其他行为体的蓬勃发展，意味着在两极格局（结构）中（内）存在多极化的结构性因素，或者说与两极格局并存着多极化因素，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的“五常”及否决权体制更是一种多极化的结构性因素。有些人认为战后国际格局是单一型两极结构无须质疑，但毛泽东早就提出的“中间地带”、三个世界等理论显然是指美苏两极之外存在着多极化，上世纪70年代他更认为两个超级大国在争霸世界，但多极化也在发展。不可能认为50年前有多极化，今天却没有了。其实，在战后总体结构上，尽管国际格局是以两极为主，多极化为辅，但这已是一种复合型、多层次的结构；二战后出现复合型结构是国际关系史上发生的革命性变化，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有极大冲击。后来，美苏出现争霸却并未导致战争，同时经历了从冷战到缓和的完整过程，既是两极格局（结构）“相互威慑”在起作用，也是因为多极化产生了结构性制约作用。

不仅战后两极格局（结构）为主时国际结构是复合型的，而且冷战结束、两极瓦解后，国际结构也仍然是复合型的。在学界单一型结构的观点根深蒂固，有人可能认为，美苏两极解体，二减一等于一，现在仅存单极化或单极格局（结构）。这是机械论的观点。前面说过，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有多极化，如果现在有人说不知道跑哪儿去了，那是极不合逻辑的。应该是，冷战结束导致两极解体，不是回归了单一型结构，反而是加强了复合型结构。这就是复合型结构变得层次更多、更丰富：不仅有单极化的存在，而且更有多极化的发展，还仍然有两极化因素。虽然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单极化结构和美国“单极至上”的战略一度盛行，美国甚至带头打了4场局部战争强力推行单极化，但多极化也在迅速发展，不断成长。到了条件成熟的时候，多极化越来越占据主导，比如中国的崛起复兴、新兴经济体的群体崛起与整体上东升西降的趋势，比如从70年代毛泽东所赞赏并支持的欧洲联合到近20年来欧盟一体化进程（个别国家脱欧只是最近的事）和最近RCEP为显著代表的新型区域化进程，还比如国际组织和多种国际行为体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等等，都是经济多极化与政治多极化发展的重要表现，显示出复合型结构发展的总的主导趋势。而中美成为世界经济第一大经济体和第二大经济体，在国际经济领域不断强化两极化因素（有人曾叫G2，但这本身还不是两极结构，也不会构成总体上的两极格局），美俄则在国际军事力量领域延存着美苏两极化因素。总的来讲，尽管单极化存在，但并不可能阻绝多极化的发展，也不可能让两极化消融其结构性因素，更不可能在整体上脱离复合型结构。其实，我们前几年常用的一个说法“一超多强”正是对复合型结构的形象说明。现在的复合型结构则是多极化加两极化加单极化，由此衍生出更多的多边几方的叠加式关系；且这种叠加式关系所产生的作用力不是简单加减式，而是加减乘除式的。

目前由于中国已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0余年，其超越美国走向世界经济龙头地位最多也不会超出10年，因此，这个结构又到了一种质变关头。中国的崛起与美国的相对衰落是一个相伴随的国际关系进程，“修昔底德陷阱”就是这种结构变化、尤其是形成新的老大和老二关系引发的一个国际政治命题。

但是，美国为什么不接受“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为什么是美国学者、而非他国学者首先预设性地提出“修昔底德陷阱”的命题？就是因为他们顽固地保留着单一型结构、而非复合型结构的思维。2019年美国对华实行极限施压，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恰恰是特朗普迷恋单一型结构中的实力对比。在国际关系中，他鼓吹“美国优先”，采取新孤立主义、单边主义的政策，表明他残存着偏执的单极化思维。应该说，在理论上讲，特朗普的政策确实很容易回归现实主义理论的解释，按照这种理论推演，单一型结构，特别是有人在此前提下做出对抗性决策，确实可能驱使大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例如美国对中国发起极限施压和2020年在南海对中国的挑衅，就一度使中美两国处在“陷阱”的边缘。

归结起来，首先，对于二战后国际关系的理解，主要是对国际格局的理解一定是复合型结构的观点，而不要仍然固守于单一型结构的窠臼。其次，对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的理解，也一定是复合型结构的观点，而不要又回到单一型结构。1945年二战以后实际上是复合型的国际结构（格局），虽然存在着“陷阱”问题（美苏两极全面冷战），但它避免和摆脱了“陷阱”的终局结果，冷战结束至今的复合型结构依然提供着这样的可能。

四、“时”与“势”：中国破解“陷阱”的复合型战略

中国已经开始实施2035年远景规划，中美实力将很快进入综合指标对比的快速变化期（按多个战略分析机构预测，2030年左右中国GDP可能超过美国），这意味着中美实力对比的错肩期、交替期，也就是双方关系最为敏感的阶段还未到来、但即将到来。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破解“修昔底德陷阱”，使中美避免重复某种历史宿命，就需要考虑国际关系的结构背景，找到规避之道与化解之法。从某种意义上讲，单一型结构容易造成“陷阱”问题，复合型结构则提供破解“陷阱”的可能；特朗普之辈迷恋单一型结构中的实力对比并曾对华施以极限施压，但复合型结构却给中国提供较大的战略回旋空间，这也是所谓极限施压效果不彰、难以再继的重要原因与背景。

正反两方面的事实表明，中国应该充分利用复合型结构形成复合型战略。所谓复合型战略，就是充分利用、多面发挥复合型结构的功能，最大限度拓展战略空间并加强自己战略地位的统筹谋划。由于现在的复合型结构既有多极化因素，也有两极化和单极化因素，是三种结构性因素都存在且互动，而且它们的作用机理和作用形式均与历史上的情形相去甚远；因此，在复合型结构中，我们可以通过塑造复合型战略寻找破解“陷阱”的战略机会和策略运用之道，从而成功塑造有利于中国和平发展与崛起复兴的“时”与“势”。

1、复合型结构使美国单极霸权受到多重结构性制约，并不断遭到削弱。无论从历史发展大势来看，还是从现实战略选择来看，正因为现在是复合型结构，所以单极化发挥作用是受到限制的，霸权政治和单边主义所受结构制约是多方向的，这包括：多极化对它有结构均衡的制约，两极化对它有结构抵消的作用；这些结构性制约不是一般性制约，而是在各个力量中心方向产生出来的战略阻力。如果设想现在仅仅是美国的“单极化”，那国际上会发生什么就很难说了，比如朝鲜半岛、南海局势、台湾问题、中东乱局及中美关系等，任何一个事态都可能成为冲突与战争的引爆点；就此是不是会重复19世纪国际政治的逻辑，因为领土纠纷、地缘争夺或军备竞赛等单纯目标而发生战争，因为争夺霸权的自私动机而发动战争？但由于现在的国际结构是复合型的，美国虽然想继续维护自己的霸主地位，其行为也不能不有所节制；特朗普高喊“美国第一”、拜登言称“美国必须在竞争中取胜”，也难以为所欲为。正因为多极化、两极化因素抑制了单极化，其他大国、多种行为体、国际组织、国际制度、国际规则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在客观上复合型结构所形成的多边几方的联动关系，使当今的霸权国已不可能像过去单一型结构中的霸权国那样称王称霸，而是在结构牵制下也时常会遇到撞墙砸脚之事，并且不断呈现走衰的战略态势。

2、复合型结构给中国提供了很大的战略纵深和回旋余地，也会给中国开拓出更大的提升空间。虽然中美“陷阱”问题首先是一个结构问题，但也不能一味强调中美老大老二的关系，因为这是仅仅把视野狭隘在一个层次上看问题，也就是从单一型结构视角看问题，会得出粗线条的简单结论。恰恰相反，由于国际结构是复合型的、多层次的，它给中国提供的战略机遇也是多方向多领域多节点的，在面对美国这个“单极”时也有宽裕的回旋空间。换言之，既可以做“西方不亮东方亮”的战略机动，又可以单独建构自己的战略支撑。自本世纪以来，中国之所以能够在国际结构中发挥更重要的战略作用，原因在于复合型结构让中国有充分利用的结构性因素：第一，多极化给中国提供了最基本的政治舞台，俄、欧及地区力量等均是可以借重并扩大战略影响力的国际势力；在国际经济领域，新兴国家、金砖国家及国际组织的规则权力和话语权越来越大，包括G20对国际经济事务的作用超过G7，也为中国提供了经济多极化的支撑。第二，两极化仍是中国在战略上可以借势、造势的结构性条件，在国际经济领域与国际安全领域，分别存在着中美两极化因素与俄美两极化因素，而在两极化基础上中俄美可以构成新的大三角制衡关系。这意味着，两极化也是复合型的，虽然这增加了结构的复杂性，但若战略运筹得当也能造就可资利用的力量支点。第三，恰恰是复合型结构，既有各个力量中心相互依存的关系，也有邓小平上世纪90年代初说过的“世界大得很，矛盾多得很”那种情况，这使中国具备突破两极化与单极化限制去谋求建立更多战略组合的可能，甚至可以利用美国单极霸权与其他大国间的间隙与矛盾，同某些具有“去美国化”情结的大国在相关问题领域建构合作关系。

3、现在，中国仍处在战略机遇期，也处在战略敏感期，既要增强战略自信，也要充分利用复合型结构提供的战略运筹机会。在此情形下，形塑并不断充实自己的复合型战略，就显得更为重要。在某种意义上讲，中国不应满足于已经建立的各种样式战略伙伴关系，而应更有意识地利用不同结构性形式打造在关键时刻管事顶用的多种战略组合。实行复合型战略意味着，在某些问题上可以充分利用多极化因素，在某些问题上可以充分利用两极化因素，在其他一些问题上可以综合利用多极化两极化双重因素；既要充分利用各种结构性因素中的积极面，又要注意化解其中的消极面。如，在全球治理、国际秩序、区域一体化方面及地区热点问题上，可以大力推动多极化与全球化进程；在中美双边关系紧张时、同样在地区热点问题上，可以借重两极化因素。中俄较早时建立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近年来不断增加新的内容，包括政治合作、军事安全合作的水平多次提升。由中俄牵头的上海合作组织，在亚欧地区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美国在印太地区双边联盟体系、甚至会制衡其“印太战略”。而综合利用多极化两极化双重因素，也是中国战略外交的重要选项，如从2016年就开始谈判的中国和伊朗“25年全面合作计划”，终于在今年3月达成，中伊战略合作兼有多极化与两极化的因素，因为其结构背景与地缘背景是俄罗斯和欧亚大陆，所以是一种新型的“区域三角”关系。当然，需要注意的是，从结构角度看，这里面既有两极化因素，又有多极化因素；既有积极因素，又有消极因素。而有意识地利用复合型结构确立一种复合型战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解其中的消极因素，是最佳的、必要的选择。

当然，由于复合型结构是复杂的，且美国单极化因素仍然存在，我们仍需要在很多问题上保持清醒头脑，既要有战略进取，有所作为，又要隐忍坚定，保持战略稳健。特别是，现在的中国经济总量已是美国的70%多些，今后一段时间中国综合国力将继续快速上升、但又与美国存有一定差距，应该说这是两国关系的敏感期，例如在这个时候拜登说要与中国进行“高强度竞争”；因此，我们更应该坚持首先把自己的事办好，同时更应该充分利用复合型结构不断拓展自己在国际上的战略纵深，增多战略机会，构建更稳固的战略空间。总之，只要我们按照2035年远景目标规划所作部署稳中求进，只要在这一过程中不发生颠覆性的错误，百年变局中的“时”与“势”就一定会在中国一边，中国也一定能够达成自己的战略目标。两相对比，中国现在靠的是运之势、心之力；而对于美国来说，现在是知天易、逆天难。

注释：

[1]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21页。

[2]格雷厄姆·艾利森：《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附录1“修昔底德陷阱案例文件”。

[3]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95、207页。

[4]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四章、第五章。

[5]新华网2015年9月23日。

[6] 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美国白宫网站2021年3月3日，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1/03/NSC-1v2.pdf .

[7]关于复合型结构（格局）与单一型结构（格局）的区别，以及“复合型格局中的多极化”和“复合型格局中的单极化”的论述，可参见李义虎：《国际格局论》，北京出版社2004年，第五章、第六章。

[8]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七章、第八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