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U.S. - China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 S&ED）已经落下帷幕。之前习近平主席同奥巴马总统在加州的会谈，给本轮S&ED的顺利进行奠定了良好基础。中美领袖均正视两国间的合作与竞争，有信心也有决心发展好双边关系。但习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在会谈中关于“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的不同解读和态度，让外界对这一概念的发展前景及中美关系的未来打起了问号。同时，此次双方参加S&ED的官员级别较去年稍低，也让外界猜测S&ED作为中美间目前最重要的对话合作机制的发展空间到底还有几何。就这个问题，笔者想结合自己近期参加的一些活动的经历和感受来谈谈自己的看法。
2013年7月6日-7日，笔者参加了清华大学主办的一年一度的“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年会。有两场关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问题的会议讨论引发了笔者对“新型大国关系”这个概念的前途和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的前途的思考。
一场是6日下午由前骆家辉大使幕僚长舒捷思（Jim Sciutto， Ambassador Gary Locke‘s former chief of staff）主持，清华大学阎学通老师、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崔立如老师、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主任韩磊（Paul Haenle， Director of Carnegie - Tsinghua Center for Global Policy）、安可（北京）咨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葛国瑞（Gregory Gilligan）发言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会场。在该会场上，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中美专家对“新型大国关系”这个概念的不同解读和分歧。阎老师和崔老师坚持由中国领导人提出的这一概念有助于中美关系的机制性构建，在这个提法下发展双边关系体现的是对双方的尊重。而美方人士则更倾向于奥巴马总统提出的“新型合作模式”（new model of cooperation），淡化中方对“大国关系”的提法，强调在具体问题上首先形成新的合作方式，然后在此基础上探讨双边关系的性质和发展方向。有分歧，自然也会有共识。会场上，双方学者均同意两国正视到“合作”与“竞争”并存于中美关系中，我们不该惧怕“竞争”的存在，而应该欢迎中美之间的良性竞争，以“战略与经济对话”为代表的双边对话机制就是扩大合作、管控竞争的良好方式。总之，该会场上的气氛就像是当前中美关系的微缩写照，双方保持着对对方的尊重和在一些领域的一定程度的互信，但分歧仍然深刻，双方的核心利益仍有较大隔阂。
另一场是7日上午由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寒溪老师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周方银老师、南开大学刘丰老师、清华大学杨原老师发言的“崛起国与霸权国：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面临的困难”会场。由于讨论的主题是“困难”，所以这几位深受现实主义思想影响深刻的老师们对“新型大国关系”建立的前景或多或少都有些理性的悲观。特别是周方银老师认为，“新型大国关系”的提法，对中国来说十分有利，但对美国来说无明显利益甚至还有较大损失，美国担心中国在得到“大国”地位的认可后，在未来的与美谈判中向美要求更多。因此，美国对于这个概念的提法不太感冒，对于建立这样的“新型”关系缺乏有效的动力，这就使得“新型大国关系”这个概念的发展前景值得商榷，两国未来是否会按照这样的轨道来发展中美关系，仍有待观察。
笔者在会上向几位老师提了一个问题：“就中美之间在双边对话和谈判中的行为模式而言，中方的路径（China’s approach）更习惯于首先提出一个诸如‘新型大国关系’这样的宏观性、整体性概念，在这样的宏观性概念指导下先给双方之间的谈判和对话定个基调，然后力求谈判和对话的结果能符合这样的基调；而美方的路径（American approach）则是不定基调，先谈具体的各种问题（如网络安全、人权、气候变化等），之后总结谈判和对话经验。那么，造成中美双方不同行为模式的原因是什么？这两种不同的模式能否相互调和达成一致呢？”
老师们的回答让笔者学习到了很多。周老师坚持认为美国人不提“大概念”、不定基调的原因在于他所说的这样的“大概念”对美不利，一旦美国承认中国的“大国”地位，美国将面临一个更加自信甚至咄咄逼人的中国，这对美国开展对华事务和在亚太地区保持影响力均是不利的。因此，从实力结构的层面而言，美国目前不能承认中国是一个与美国处在该结构中同一层级的行为体。刘丰老师则认为，中国人总是谈“新型大国关系”的原因，不仅在于中国目前的确愈发自信，还在于一些体制上的原因。他认为，参与类似S&ED的中方官员实际上缺乏谈判的最终决策权，无法在具体问题上与美方拍板，故只好提出一些“大概念”跟美方打太极。
笔者个人对“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解，同老师们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要弄清楚“新型大国关系”这个概念，首先要从其提出者的提出背景和对这个概念的阐述来着手分析。一般认为，“新型大国关系”的首次正式提出，是在前国家主席胡锦涛同志在2012年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开幕式致辞中。胡主席在致辞中称，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无论中美两国国内情况如何发展，双方都应该坚定推进合作伙伴关系建设，努力发展让两国人民放心、让各国人民安心的“新型大国关系”。他还称，“我们的思想、政策、行动应该与时俱进，以创新的思维、切实的行动，打破历史上大国对抗冲突的传统逻辑，探索经济全球化时代发展大国关系的新路径。” 在这之后，“新型大国关系”（a new type of great-power relationship）成为了中美之间热议的话题，从去年到今年中美双方多个对话机制乃至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前不久的会晤，都围绕着这个主题展开。同时，许多中国官员也在不同场合对这个概念进行了深入阐述。例如，新任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在五月接受美国《外交》（Foreign Affairs）杂志专访时表示，在过去，当一个大国发展迅猛且获得许多国际影响力时，它与体系内现有的大国之间的关系会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是“零和”的博弈，这样的情况通常会导致冲突甚至是战争；现在，中美均下决心不能让这样的历史重演，我们应该也必须找出一条让崛起（发展）大国同现有大国和平共处，共同协作而非相互反对对方的新路子（In the past， when one big country developed very fast and gained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it was seen as being in a kind of a zero-sum game vis-à-vis the existing powers. This often led to conflict or even war. Now， there is a determination both in China and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not allow history to repeat itself. We‘ll have to find a new way for a developing power and an existing power to work with each other， not against each other ）。
由上可知，中国领导人提出“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其指向非常明确，就是特指中美关系。在这个概念的逻辑框架中，主要显示的是中国决策精英们对如何打破“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的“大国政治的悲剧”的思考。也就是说，中方提出这个概念的初衷，就是要用来指导中美关系而非中国同其他大国关系的发展的。我们基本上没有听到过中国领导人要用“新型大国关系”来构建中欧、中印、中日、中巴（西）关系的。至于中俄关系，中方的官方表态多为“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发展新兴大国间关系的典范”。只有在谈到中美关系时，中国领导人才会用到“新型大国关系”这个非常特定的概念。究其原因，正是由于中美关系的极端特殊性，以及中美在世界权力结构和体系中的特殊地位，使得中国的决策者们意识到，需要提出一个超越以往的新型表述和概念，来特指已经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中美关系，并在这个概念的指导下，发展和建设未来的中美关系。
这或许也正是美国担心这个概念、对该概念有所顾忌的原因。就目前的美国而言，它似乎还没有做好中国作为一个与自己平起平坐的大国的心理准备。如果美国领导人同样使用“新型大国关系”这个概念，那就等于承认中国的“大国”地位，而这里所说的“大国”，不是简单的依照土地、人口、经济总量等各种硬性指标所得出的“大国”，而是与美国一样有着广泛的地区乃至全球影响力、甚至是作为美国这一全球领导者的接班人的这样一种“大国”，所以承认这样的“大国”地位，对于美国而言，无论是在与中国的对话和谈判中，还是在国际舆论上，都不是有利的。同时，美国也不想被中国人提出的一种特定的概念给绑死，落于中国所设计的机制和概念“圈套”中，以至于降低自己在制定对华政策和亚太政策时的政策灵活性。因此美国比较排斥“新型大国关系”的理念，尽量避免在官方表态和正式场合用这个词，而改用“新型合作模式”这样比较具体化但明显感觉级别降低了很多的概念，以免造成外界的其他猜想甚至是误解。
因此，在笔者看来，“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概念在未来是否还有发展的空间和前景，主要在于以下两方面的发展趋势。
一是在于中国对自身力量发展的评估以及对中美之间力量差距的变化的判断是否理性且经得起时间和事实的检验。提出“新型大国关系”，的确说明中国具有着愈发强烈的自信，说明中国目前渴望得到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对自己“大国”（地区乃至世界大国）地位的认可。但中国对自身力量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前景的评估是否太过乐观，以至于在积累了30多年的发展成果和力量后，就要求从二战后就领袖世界（如果从一战前美国的工业生产总值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来算，就是将近100年）的美国承认自己是它的接班人，在这点上中国人在现阶段特别需要冷静。至于中国对中美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的判断，也是一样的道理。目前国内对“美国是否衰落”、“美国衰落的速度和方式”等的争论仍在继续，这次共同体会议开始前，主办方向与会者发放的问卷调查中，也有关于“您是否同意美国在衰落”的问题。在学术界比较集中的意见是认为美国尚未表现出明显的衰落迹象，美国自我纠错和调节的能力和机制很强，中国虽然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也没有强大到能与美国在全球事务中平起平坐的时候，中美之间的力量差距不是简单的GDP值差所能说明的，而是复杂的问题集合体。这样的意见也会通过学界中与官方联系比较密切的精英智囊传达到决策者那里，对决策者进行政策选择和制定产生一定的影响。
此外，对于力量发展的评估，还涉及到对另一个问题的思考，即中国的“崛起”，其目的或目标究竟是什么？笔者曾就这个问题与阎学通老师在网上进行过交流，阎老师认为中国崛起的目的毫无疑问是要实现民族复兴，而对“民族复兴”这个概念的理解，阎老师认为是指恢复中国汉唐时期的国际地位。阎老师给出两个假设来说明自己的观点：①如果中国民族复兴可以与美国保持霸主地位并行，即非零和性的，中美两国也认为双方竞争是非零和性的，两者一致的影响应是，中国不担心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不在意美国对越、菲南海岛屿的主权要求，不在乎美国售台武器，美国不担心中国军事的现代化，也不坚持对中国武器禁运，也不要求中国增强国防透明度；②如果中美竞争是非零和性的，而思想认识是中国民族复兴与美国霸主地位是零和性的，两者不一致。那么中美双方大经济关系上会采取相对收益策略，经济竞争要让对方损失大于自己，经济合作收益要大于对方。然而，①和②两种情况似乎都不是当前中美两国的现行政策。相同的问题笔者还在7日的会场上向几位发言的老师提出过。周方银老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则是，中国崛起的目的是出于阶段性变化当中的。他认为，中国的力量发展到什么程度，有怎样的实力，就有怎样的目标，但总的来说，中国在中长期的战略目标是要努力提高塑造环境的能力，增强对周边地区的掌控力。
笔者对两位老师的回答均持赞同和学习的态度，同时也有自己的思考。笔者认为，目前的中国寻求“崛起”，在某种程度上跟日本寻求成为“正常国家”，在心理状态上是有相似性的。如果按照硬性的数据指标（如经济总量、军队实力、在国际组织中的决策席位等）而言，日本早已经是“正常国家”，而中国也相较于鸦片战争后100年间的积贫积弱、任人宰割实现了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但正如日本所谓的“正常国家”其实是希望在国际上拥有与其长期以来的经济总量世界第二的大国政治地位一样，中国对“崛起”和“民族复兴”的心理期待也是像阎老师所称的恢复到一种领袖和中心的地位，在这个世界上要像现在的美国一样“说了算”，才真正达到骄傲的中华民族的要求。也就是说，中国人对“崛起”和“复兴”的理解，不只是GDP世界第二、核大国、安理会五常之一等，而是要成为世界领袖（甚至是独一无二的领袖）。笔者在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学习时曾修过一门“比较外交政策”（Comparative Foreign Policy）的课程，教授在这门课上的指定阅读材料之一是学者Yong Deng在其所编的China Rising： Power and Motivation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的书中所写的题为Better than Power： “International Status”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的文章。作者在文中认为，中国在共和国时期的外交政策几乎一以贯之的是“地位寻求”导向（Status-Seeking oriented ）的，中国渴望国际社会对自己大国地位的承认，这一方面是出于加强共产党对内执政合法性的需要，另一方面是需要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并实现中国对于民族振兴的目标的追求。不管怎么说，中国对于“大国”地位和名分的渴求已经超越了对国家发展指标的追求，由此导致的中国外交政策和战略的地位寻求导向也促成了中国提出“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寻求得到美国的肯定，若能如此，将无疑是中国在21世纪乃至新中国成立以来到目前为止最伟大的外交成功。简言之，有怎样的心态，就导致了怎样的政策，继而体现在中美双边互动的行为模式上。因此，思考“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概念的发展前景，还得从中国外交政策的理念根源和其行为模式受控于怎样的思想这一深层次层面来出发。
另一个发展趋势在于中美两国国内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前景。我们知道，外交从根源上是国家内政的延续，外交政策也是国家国内政治发展的体现。因此，作为一种外交理念的“新型大国关系”，也受到中美两国国内政治变动的影响。一般而言，领导人提出一个理念后，它要转化为一项切实的外交政策，并保持一定时间的指导性和影响力，既与该理念本身的逻辑基础强弱和反映事物发展趋势的能力有关，也与领导人对该理念的心理支撑及领导人的决策团队对该理念的阐述力有关。如果领导人对某一理念的强调力越来越弱，也许该理念的发展前景也会随之越来越弱。这不仅会发生在中国，在世界其他国家也同样存在。“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概念是胡锦涛同志在任的时候提出的，更多地反映的是胡锦涛同志及当时的中央领导集体对中美关系现状和未来的看法和总结。习近平主席继承了胡锦涛同志的这一理念构想，作为当前中国在外交上发展中美关系的指导原则之一，但作为一个富有战略眼光和智慧的领导人，习主席及现在的中央领导集体也可能会对中美关系提出自己的一套战略理念，届时，“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概念是否还能与新的概念一起被提及和讨论，有待观察。
此外，领导人的决策团队对领导人的智力支持和对一个理念的阐述力也很重要。以“新安全观”为例，该理念最早在20世纪90年代由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时至今日仍然是指导中国外交特别是国际安全合作最为重要和核心的理念之一，除了因为该理念全面、科学地反映了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安全形势的变化及国家间、不同国际行为体之间对“安全”概念的变化的理解外，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从提出之时起就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对该理念的阐述团队，他们的思想经过长时间的再创造，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至今对中央高层的外交决策有着关键性影响。换言之，国内社会特别是学术界和中央的智囊机构对于某一理念的思考、辩论等，也会对该理念的发展及其对领导人思想的影响产生重大作用。
反观这一关系中另一方的美国，其国内政治变化的态势也会对“新型大国关系”概念的发展前景产生影响。奥巴马政府在第一任期内的对华政策被国内舆论普遍批评为“偏软”的，一些共和党保守派政治家对奥巴马及其团队的对华政策批评更甚，这对于目前似乎身处“第二任期魔咒”之中的奥巴马政府而言是必须重视的事情。正如之前所言，美国不太可能表达出中国是“我们的接班人”这样的大国的讯息。美国国内对于中美关系的看法比较集中的观点在于中美之间存在难以逾越的分歧，但美国重视中美关系的健康良性发展，重视同中国开展在各方面的对话和交流。因此，预计奥巴马政府可能不会在自己的第二任期内在正式的官方场合中对“新型大国关系”做十分正面积极的回应，而会继续使用诸如“新型合作模式”以及“中美关系的实质是复杂的”（如拜登副总统在前不久举行的中美第五轮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上的致辞中所言，中美关系既不会走向新的冷战，也不会发展成G2共治，“I’ve heard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described as everything from the next Cold War to the new G-2. And the truth is neither are accurate. Neither are accurate. The truth is more complicated “）等”战略模糊“的表态，不会像中国方面这样用一个非常特定的、指向非常明确的专有名词来代指中美关系。可以想见，如果奥巴马总统在任内对”新型大国关系“的表态非常热烈和积极，那么他个人及其团队将被美国社会和政界视为对华的无条件亲近者，甚至是对美国全球领导者地位的”出卖“，这对想要以”美国历史上首位黑人总统“青史留名的奥巴马而言，是不能接受的。因此，美国对”新型大国关系“概念的冷淡也会影响其发展前景，中美之间在将来是否还会围绕这一概念进行相关的讨论也有待商榷。
作为中美之间目前级别最高对话合作机制，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U.S.-China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 S&ED）的发展前景则应该更为值得期待。中美双方都需要规格高、业务面广、机制成形的对话和合作平台来加深合作和管控竞争，这是符合双方利益的，也是目前所能产生的使双方理念和意志折中的最佳方式。不论两国对”新型大国关系“的理念有怎样的分歧和不同的解读，中美共同坚持S&ED对话机制的动力都不但不会减弱还会强化。除了一年一度的S&ED外，中美在该对话框架指导下还开展了数量众多且在持续增长和加深的各领域的对话，并且在气候变化、能源合作、金融框架性合作等方面取得了较为成熟的成果，发展势头良好，前景令人期待。
因此，笔者认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的较大可能性在于，”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概念的发展前景可能会因为中国对自身实力的评估、对中美力量对比变化的判断、中美国内政治和社会的变化、以及中美对此概念本身的不同理解等原因而受到影响，但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将保留下来并在未来5-10年内仍是中美之间最重要的合作机制，即使奥巴马政府在2016年任期结束，接任的政府（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应该都会继承和发展这一机制，因为这个机制符合美国对华的战略利益需要，是美国最能接受的对华合作机制。同时，在这个机制框架内，中国出于上述原因可能也会淡化对”新型大国关系“概念的坚持，而采取较为务实的态度，或同意奥巴马总统提出的”新型合作模式“的理念，在双方取得共识的理念指导下，加强对于具体问题特别是”高政治“领域问题的磋商与合作，加强双方在这些领域的矛盾和竞争的管控力度。此外，中国的领导人需要赋予参加S&ED的中方谈判者们更多的决策权，这样才能减少中国人在该机制内打太极而不谈实事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