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莹知道，她和女儿在进行一场赌博，她没有像其他家长那样，在升高中时，把孩子送回老家。她赌，女儿高考时，政策能够松动。

现在，离女儿的高考，只剩下200多天，崔莹说：“我愿意用自己一条命，换一张北京的考桌。”

最残酷的赌注

崔莹一度以为，自己终于赌赢了。

8月31日清晨7点，80多岁的姑姑打来电话：“快看新闻！”她手忙脚乱地打开了电视——早间新闻里，正播放着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的意见》的报道。文件里强调，各地要保证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之后，在当地参加升学的权利。

一整天，她在电视上看了五遍重播。

崔莹是黑龙江人，来京工作十年。七年前，她把女儿暖暖接到北京读书。初三那年，孩子并没有像其他随迁子女一样回到老家，而是在北京参加了中考，升入了一所北京的高中。按照当时的政策，即使读了高中，孩子也没有资格在北京参加高考。

“我们想等一等政策。”崔莹说。

前不久，正在备战高考的女儿，偷偷借同学的手机上网搜索过，低落了好一阵：“还没出政策，我是不是没希望了？”暖暖没有手机，家里的网线也早就藏起来了，崔莹不想让女儿知道那么多。

好消息等到了，这位母亲却不敢告诉女儿。没有最确定的消息，她怕刺激女儿。

很快，她便遭受当头一棒。

学法律的同学读了《意见》后，分析道：“上海、北京这样的城市，原则上年底出台，还要进一步摸清底数——说明这仅仅是个框架性的文件。即使到时出台了，落实执行的时间，也是不确定的。”

9月6日下午，一位与教育部领导私下交流过的记者打来电话：“我把您的情况说了，这位领导之后非常明确地告知，（您的孩子）今年是不可能了。两年之内都没有机会。”

崔莹眼前一黑，当晚一夜未眠，偷偷哭到了凌晨。

可第二天，另一个记者告诉她：“跟据可靠消息，您的孩子各项条件都符合（标准），今年的希望很大。”

“我不知道该信谁的了。”这位个子不高的46岁妇女一脸憔悴，她说自己如同“等待着赦免令的死刑犯”。

不是每个记者都同情她。9月初，北京电视台一名记者，打断了她的讲述：“担心不能高考，你让孩子出国不就行了么！美国不行，就去新加坡这样的小国家啊。”她指责崔莹不早些把孩子送回老家去。

崔莹何尝没有考虑过这些情况，可总有些希望鼓励她等下去。

2005年，暖暖还在上小学，崔莹考下了会计师证，在北京一家企业当上了财务总监。她拿到了北京的“绿卡”——工作居住证，只有7%的在京外来人口能够获得的资格。

“购房，子女入学，社保，都可以享受北京市民待遇。我的孩子至少可以在北京读完高中。”崔莹话里透着自豪。当时办理证件的工作人员告诉她，大概过三四年，她甚至有机会获得北京户口。

2009年，暖暖升高中时，报考了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简称“民大附”）的志愿。这是北京唯一一所面向全国少数民族生源招生的高中，考入这里的孩子，可以在北京直接参加高考，而不用考虑户籍问题。对于这个朝鲜族家庭来说，这是最理想的结果。

就在同一年，上海公布了新的户籍政策，拥有7年的工作居住证和中级职称，并纳税、社保7年的非沪籍人口，可以获得上海户口。“当时考虑一番，既然上海都放宽了，北京也快了吧。”就这样，崔莹决定赌一把。

“我爱北京”

如果不来北京，这场赌博不会发生。

1995年，暖暖在牡丹江出生。随后，崔莹的父亲去世，没有养老金和社保的母亲也身患重病。崔莹的单位正改制，效益不好，工资只有500多元。“两个妹妹都在韩国打工，我是老大，得扛起这个家。”

2002年初，她买断工龄，告别了小学一年级的女儿来到北京找工作。第二年春节才能回家。母女一年见一面的日子，持续了四年。四年级冬天送别时，已经长高了不少的暖暖冲进车厢，死死抱着她哭：“妈妈，带我去北京吧！”她是被生生拽下车的。

“外面下着大雪，破旧的车厢里飘着小雪花。”崔莹红肿着眼睛，“站台上孩子边哭边招手。”

那辆绿皮火车，时常出现在她的噩梦里。

不久，暖暖跟姥姥吵架，打开8楼的窗户要跳楼。崔莹隔着电话：“你现在就跳！妈妈不会怪你！”孩子哇的哭了：“黑板上全是你的影子，我想你。”

这个事情，让崔莹决心把女儿接到身边。2005年8月，丈夫带着暖暖来到了北京。暖暖终于看到了梦里的北京。

最初三口人租住在望京，但周围没有一所小学愿意接收暖暖。暖暖硬着头皮学了奥数班，通过了一所小学的入学考试。

那年的10月1日，一家人到天安门看升旗仪式。5点多钟，暖暖盯着国旗，脸激动得通红，扯着嗓子唱国歌。回来的路上还说：“我要给老家的同学写信，我亲眼看见课本上的天安门了。”

随后，他们在京买了房子。崔莹希望孩子能升入小区里的一所初中。听说特长生可以加分，暖暖参加朝阳区电子琴大赛，拿了第一名。但学校告诉她：“必须看考试成绩。”

暖暖放学后要去海淀学奥数，晚上9点自己坐公交车回家。冬天的有个晚上，孩子在地铁上睡着了，一直坐到终点，没车了。她顶着雪往家走，12点多才到家，棉衣上都结了冰。

崔莹很是心疼：“她怕我把她送回去，拼命学。”

欣慰的是，暖暖考上了这所初中。

入学选班干部的时候，她没选上。崔莹劝她，咱们跟别的孩子不一样，还是专心学习吧。暖暖不服气，她找到班主任，要求重新选。她在讲台上发表了竞选演讲，最终当上了班长。暖暖告诉妈妈，“我一定要证明，我和他们一样。”

很快，这个爱吃北京烤鸭和炸酱面的女孩儿，融入了这座城市。

升入初三前的暑假，学校号召同学们自愿参加国庆阅兵活动的训练。因为要备战中考，崔莹要求她放弃这个机会。两人发生了争执。

“60年大庆，这辈子就赶上一次，我不能留下遗憾。”女儿坚持说。

她成了长安街翻花背景方阵中的一员，整个假期都投入了训练中。酷热的中午，顶着太阳在训练场一遍遍练习，晒得脱皮了。半夜去长安街彩排，九月底常常下着秋雨。暖暖穿着演出裙子，裹着一件比塑料袋还薄的简易雨衣，冻得直哆嗦，生生练到天快亮。

“孩子每次回家，都没说过一声苦。”崔莹回忆道。

在“我与祖国共奋进”的号召下，有近8万名北京市大、中小学生参与了这次训练活动，成为其中一员的暖暖，无比自豪。

这个朝鲜族女孩一度认为，自己已经是一个北京孩子了。她不止一次告诉母亲：“妈妈，我爱北京。”

伤疤

整个初中，暖暖的学习成绩都排在全班前五，时常会拿个第一。初三时，为了能留在北京，暖暖决定报考民大附，这样，即使户籍不放开，她在民大附也可以参加北京的高考。

可民大附面对全国招生，每个省只有10多个学生能考上，一直在北京学习的女儿，将和全国各地的少数民族孩子竞争这个名额。

暖暖告诉父母：“我一定要考上民大附。”之后她会补上一句：“您千万别把我送回去。”

她拼命地学习，还报了新东方的中考补习班，据说这里“往往可以将中考成绩提高一两百分”。这一年，教育花销有3万多，占了家庭支出的一半，一家三口再没去过商场买新衣服。

“孩子在北京学习了这么多年，不这样，怎么能考过那些从小接受应试教育的外地孩子？”崔莹描述着当时的想法。

暖暖每天晚上除了完成学校里的作业，还要将补课班的语文、英语、数学等作业写完。每天晚上九点多到家后，要继续熬到一两点钟。她开始不停地喝咖啡，晚上喝，白天去学校同样带上三四袋儿。有时候，早晨醒来的崔莹会发现，孩子趴在书桌上睡着了。

不久之后，这个压抑的家庭在沉默中爆发了。

中考前夕，因为嫌父母唠叨学习问题，暖暖少有地任性了一次，把自己锁在了屋子里。丈夫的倔脾气上来了，一脚踹开了门。“结果，孩子离家出走了。”崔莹闭上了眼睛。

夫妻俩冒着大雨找了两个小时。半夜的时候，才在另一个单元漆黑的楼道里，发现了窝在角落里的女儿——她光着的脚丫上沾满泥巴，浑身湿透了，抱着膝盖抽泣着。

“我们真的不该给她这么大压力。”说到这儿，她摇了摇头。

没过多久，父女俩又吵起来了。父亲发现暖暖的小臂上红肿地刻上了一行字母“MDF”，以为孩子早恋，刻的是男孩的名字，父亲劈头盖脸责骂暖暖。

崔莹劝开了丈夫，坐在女儿身边询问：“无论什么情况，妈妈都不怪你。”女儿哇的一声哭了：“妈妈，那是民大附的简称，我为了努力学习自己刻的。”

崔莹至今记着那伤口的模样：孩子肉呼呼的手臂上，扎着密麻麻的点状伤口，青一块红一块。伤口很深，有些地方还没结成痂。

“我都不敢问她是用什么扎的，扎在了我的心上啊。”崔莹嚎啕大哭，“孩子是我的一块肉，当时才14岁啊，她得多疼啊！”

暖暖最终没有考上民大附。她升入了自己初中所直属的高中，成绩排全班第六。

得知录取结果的晚上，暖暖凌晨三点哭着摇醒了崔莹：“妈妈，您花了那么多钱，操了那么多心，我怎么连普通孩子都不如呢？”

母女俩抱头痛哭。

初中时，班里的同学还有几个外地孩子，现在，暖暖成了全班唯一一个“外地生”。那些外地同学，要么中考前回到了老家准备考试，重新适应当地的教育环境，要么被有条件的家长安排到某些高中的国际班，等待高中毕业后直接出国。

这两个选择是崔莹不愿接受的：“出国，那么小的女孩我怎么放心，再说，全程花费一两百万，哪里掏得起；回去，这些年从来没回过黑龙江，她会疯掉的。”

她们只能选择继续等待。

经历一连串的挫折后，暖暖的成绩从高一开始一路下滑。到了期末的时候，排到了全班30多名。没了方向的她，越发消极了。

而她手臂上的伤，早就结成了触目惊心的疤。

救救孩子

经过调整，女儿的成绩有了起色。

崔莹不是没想过不赌了，今年3月份，她把暖暖送到老家，参加了当地学校的一次统考，可北京的教育和牡丹江完全不对接，暖暖成绩排名垫底。校方以影响升学率为由，拒绝接受暖暖。

回到北京，暖暖在3个月后的期末考试中，考进了前10名。老师根据这次考试，给同学们排座位，前10名能坐到前两排，可暖暖仍然坐在原来的位置。

暖暖去问询老师，老师当着所有人的面回答：“你是要回老家高考的，先照顾一下大家吧。”

晚上回家，情绪失控的女孩哭喊着，将桌子上的书本和文具都狠命地砸在了地上。

当晚11点，崔莹在网上发了一条微博：救救孩子吧！孩子放学回来到现在一直在哭、在喊！因为我们2013年参加高考，一直在等待异地高考政策，可是在哪里报名？苍天救救我的孩子！

随后，那些评论“活埋了”她。

“您孩子几点放学的，一直哭到大半夜，没背过气儿去啊。”

“这些高考移民利益集团多么可恶！”

在1600多条回复里，这样的话语占了近六成。崔莹一条也没回复，一位网友评价：“这当妈的，心理素质过硬。”

“攻击、侮辱都不怕。”她说，“但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扛到明年的高考。”

两年前，她因为内分泌紊乱，动过子宫手术。2012年5月份，因腹部持续不适，连续大出血，做了病理取样手术。大夫告诉她：已经病变，是癌症前期症状，建议尽早切除子宫。她怕影响女儿，瞒着病情，一直拖着。因为吃药，46岁的崔莹，脸庞总是浮肿着。

暖暖也越来越逆反了。

有一天，暑期补习班的老师打来电话，孩子没去上课。面对质问，暖暖扭头就要走。压抑已久的崔莹，把病情哭着告诉了女儿。暖暖跪下了，“我再也不犯错误了，妈妈你赶紧去医院吧。”

一边往医院跑，一边还要往教育部跑，崔莹曾经问过教育部门，像暖暖这样在北京上高中的外地孩子有多少，没人回答她。有研究这个问题的律师说，在北京，上高三的外地学生有4000多人，因为对政策松动越来越绝望，高一高二的人数低于这个数字。很多家长抱团取暖，这几年，崔莹在网上、生活中，或多或少接触过不下2000个和她一样忧心忡忡的父母，有十五六个家长和她一样，孩子已经上了高三。2011年11月17日，崔莹就作为家长代表之一，向教育部学生处处长反映异地子女高考的问题。

“今年孩子读高二的家长，一旦有了政策，我们会通知您。”这位领导回答道，“今年高三的，肯定没希望了。”一位家长听罢，直接瘫在了地上，被搀了出去。

2012年8月底，《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的意见》出台。随后，一位教育部领导在新闻发布会上，强调家长们符不符合标准，要看“这个城市发展需不需要这个行业，需不需要这个群体”。

这并不是崔莹想看到的最终结果。

虽然高考还有200多天，可12月初就要填写高考志愿了，留给暖暖的，只有60天了。黑龙江老家当地的会考已经结束——这意味着，即使暖暖回去，肯定拿不到当地高中的毕业证。

如果这60天没有任何转机，只有休学一年——等待北京的新政策出台。崔莹托朋友打听，休学证明必须因为身体因素，或成绩极差面临留级才能申请。不符合条件，没有医生敢开证明。

“退一万步讲，我们等一年。”这位母亲狠狠揪着头发，“如果，明年政策还是没出台呢？”她不敢想。

这些纠结的事情，崔莹没敢跟女儿详细谈。8月底的摸底考试，暖暖拿了全班第一名，情绪刚刚稳定下来——“她再受不了任何刺激了”。

暖暖17岁了，她剪掉了多年的长发——因为学习紧张，打理头发要花上不少时间。以前遇到不高兴的事情，她会把自己关在浴室里，将水龙头开到最大，戴着耳机在里面大声唱歌。今年开学以来，她没再唱过一句，只有拼命地学习。

前些天，她和母亲躺在床上聊到了凌晨3点多：我要找个好工作，努力赚钱，在北京市中心和香港分别给您买栋别墅……听到这儿，崔莹撩开她的小齐帘，亲了亲她的脑门。

暖暖半开玩笑地问崔莹：“是不是我嫁给一个北京男孩，以后我的孩子，就可以在北京参加高考了？”

(文中崔莹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