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立煌的一生如同一个难解的谜。他是孙中山的卫士，蒋介石的“五虎上将”，却又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是朋友；他曾是被中共通缉的“战犯”，后来又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史迪威在其回忆录中，称他是“国民党军队中最能干的将领”，也有人称其是“辽沈战役最大的卧底”。
在北京金融街中国太平洋保险大厦，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如约见到了卫立煌的嫡孙卫智。他是卫家第三代中最小的孩子，今年47岁。作为一名金融工作的管理者，平日总是和资产管理等业务打交道的他，如今办公桌上却多了不少历史书籍。
“突然有种无形的压力，卫家在海外的第四代、一些金发碧眼的孩子都开始关注中国历史，现在社会上戏说的历史太多，甚至有人冒充卫家后代行骗……”在这种情况下，卫智开始深入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多年来，他走访了不少亲历者，还在国外搜集了各种文献资料，他甚至发现，连祖父身边的秘书写的回忆文章“有些内容也不真实”。
和蒋介石的微妙关系
如今在网络上搜索卫立煌的名字，不时能看到诸如“辽沈战役最大卧底”、“国军虎将亲共之谜”这样的标题，卫立煌与蒋介石及共产党的关系，多年来被杜撰出很多个版本。从孙中山身边的一名普通警卫员，到抗战时期的战区司令长官、中国陆军副总司令，卫立煌一生的确充满传奇。卫智的父亲卫道然是卫立煌最小的儿子，卫智说：“父亲从小就跟着爷爷南征北战，在父亲眼中，爷爷就是一个不计个人利益的革命者。”
卫立煌1897年生于安徽合肥城东郊卫杨村一个农民家庭。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不满15岁的他加入新军。大革命受挫后，卫立煌转道武汉，加入湘军，成为职业军人。“爷爷20岁便投身革命，追随孙中山，历经护法运动和讨伐陈炯明。因为他为人忠厚，很受孙中山的器重和信任”。
1916年，孙中山就任军政府大元帅，卫立煌随即成为大元帅府警卫。卫智曾看到史料记载，“一次祖父护卫孙中山外出公干，回府时，祖父骑的军马突然狂奔起来，把他重重地摔倒在地，口吐鲜血。孙中山立即命人送他去医院治疗，后来他还劝祖父回老家调养，并给了他一笔丰厚的资金，祖父非常感动，没等痊愈便赶赴广州，继续跟随孙中山，后升任警卫团的排长。”
1918年，护法运动失败后，孙中山离开广州去上海，卫立煌调入粤军第二军许崇智部下任排长，因为屡建战功，很快升任营长。卫立煌标志性的两撇胡子，就是在那时蓄起来的。“当年祖父只有22岁，担心年龄小被人轻视，他特地蓄起一撮胡须以示‘老成’，还有‘卫胡子’的绰号。这撇胡子最终伴他30多年，直到1949年为躲开国民党特务耳目，从南京逃到香港时才剃掉”。
关于卫立煌与蒋介石的微妙关系，多年来说法不一。有史料分析，孙中山去世后，由于卫立煌不是浙江人也不属于黄埔系，所以一直得不到蒋介石的信任，只是蒋嫡系中的“杂牌”，两人由此产生隔阂。尽管战功显赫，与刘峙、顾祝同、蒋鼎文、陈诚并称蒋介石的“五虎上将”，但卫立煌并未获得实权高官。甚至有文章认为，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蒋介石就一直派特务监视卫立煌，对他的行踪了如指掌。卫智说，这些年随着很多历史档案的解禁，还有他在国外查阅到的蒋介石回忆录，他认为比较可信的说法是，“蒋介石派特务监视的事情是有，但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有。祖父一直是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早在做孙中山的卫士时，他就和蒋介石认识。孙中山在广西时，祖父也是和蒋介石一起陪在他左右，因此结下了友谊。”
卫立煌在粤军第二军时，蒋介石任参谋长。卫智说：“在粤军里，他们都属于非广东籍人士，属于被排挤的对象，这种处境在一定程度上反而巩固了他们之间的友谊。1925年8月，许崇智参与刺杀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蒋介石正是在我祖父的大力协助下，解除了许崇智的武装。那时，祖父在粤军第四师任旅长。”
卫智说：“后来孙中山去世，祖父视蒋介石为孙中山的忠实继承者，相信他会沿着孙中山的足迹走下去，而蒋介石也不断对我祖父委以重任。他担任黄埔军校校长期间，因为祖父有丰富的实战经验，还多次请祖父给黄埔的同学讲课。可见，早期的时候，他们之间是彼此信任的，不存在蒋介石派人监视我父亲的情况。”
与共产党亲密接触
卫智还在一些史书上看到这样的小段子，1933年福建事变平息后，一天，卫立煌和手下将领打麻将，第二天便接到蒋介石的电话询问：“昨夜竹战胜负如何？”有人以此推断，蒋介石在卫立煌身旁安插了特务，所以对他的行踪一清二楚。“但我想这不太具有说服力，打麻将在当时军队里是很普遍的事情，即使蒋介石在谁身边安插了特务，特务也不会去报告这些琐事。其实这件事情，倒是从一个侧面说明我祖父在那个时期和蒋介石的关系比较密切，可以通电话，甚至语气上还可以开玩笑、聊天。”
蒋介石开始派特务真正监视卫立煌是在抗战期间。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地位改变，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形成。1938年，卫立煌任第二战区副司令，与共产党一起合作抗日，随着接触的增多，他们的关系逐渐紧密起来。
“祖父和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有过多次交往，结下了很深的友谊。1938年4月，祖父去西安开会，中途访问了延安，并拜会了毛泽东主席。他是第一个到达延安访问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当时延安组织了相当长的队伍夹道欢迎，沿途还张贴着‘欢迎卫总司令到延安’等标语。毛主席亲自接待，数次面谈。他对我祖父十分亲切友好，特批了50多元钱，请我祖父吃饭。那时候延安的生活非常艰苦，所以事后毛主席收到一封匿名告状信，毛主席看后说‘客人是我毛泽东请的，骂供给部毫无道理。’”
尽管是短暂的访问，但卫智告诉记者，延安之行让祖父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祖父在这里感受到一种不同于外界的清新气氛，这里的人尽管贫穷，但是很有朝气、有组织、很清廉，和国统区的奢华、腐败形成了明显的对比。后来祖父在洛阳期间，从1939年至1941年的3年中，与毛主席往来电报60多封，一起探讨抗战与革命的理论和战略，通过与毛主席的交流，祖父对共产党有了更深的了解”。
卫立煌的秘书赵荣声曾撰写《回忆卫立煌先生》一书，书中谈到卫立煌在抗战期间曾询问他加入共产党的事情。对于赵荣声的回忆，卫智向记者澄清：“那是赵先生将个人回忆结合采访我父亲写的。由于当时社会环境特殊，书中对一些历史事件的描述和切入点并不完全客观。这本书出版得比较早，后来很多撰写祖父的文章都引用了，某些现代史名家的文章中也有摘录，网络上还有人把赵荣声描述成与熊向晖、郭汝瑰齐名的红色间谍，把我祖父也称为共产党的卧底，其实都不是事实，有些夸张。”
卫智告诉记者，赵荣声早年是祖父的同乡，后来被祖父招到身边做了秘书，“他来自于西北战地服务团，这谁都知道，不是秘密，更不是红色间谍。要真是共产党派到国民党队伍的间谍或卧底，那都是非常秘密的，一点痕迹不露。我祖父作为战区的司令长官，手下的秘书非常多，有十几个人，比较重要的几个秘书，比如吴君惠是北京大学法学系毕业的，还有戴允荪、陈元等，机要秘书是法国留学回来的温广汉，也是周恩来的同学，赵荣声当时很年轻，并不在重要位置，看很多问题过于表面。”
卫智说，关于祖父向赵荣声询问加入共产党的事情，尽管赵先生有那样的描述，但他从未听家人或其他亲历者提过。“没有证据。你想，我祖父当时是战区司令，对待这个问题不可能这么不知轻重，搞得沸沸扬扬。再说，他和共产党高层，像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关系都非常好，这么要紧的事情为什么还通过下级绕圈子，不直接问呢？”
身后有两位传奇女性
1939年1月，卫立煌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并晋升陆军二级上将，不久又兼任河南省政府主席，1940年兼冀察战区总司令。这可以说是卫立煌为将以来最鼎盛的时期。他与八路军密切合作，在黄河北岸联合阻击日军，使日军整整4年未能跨越黄河天堑。
1942年至1943年，卫立煌兼任黄埔军校成都校区教育委员会委员。为了培养抗战中坚力量，他将自己的儿子也送到该校学习锻炼。1943年11月，卫立煌出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指挥数十万远征军一举击溃滇西和中缅边境日军，打通滇缅公路，保住了抗日生命线。当时，黄埔一期的著名将军宋希濂、霍揆章、黄杰、陈明仁等都在卫立煌麾下。
在美国出版的《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卫立煌被称为“常胜将军”，一生身经百战没有负伤，这在国民党军人中实属罕见。卫立煌在历史中留下了传奇的一笔，而同样充满传奇色彩的，还有他背后的两位夫人。有文章称，朱韵珩是宋美龄的“闺蜜”，也是成就卫立煌早期事业的“幕后推手”。
卫智告诉记者，其实他的祖母朱韵珩早期在镇江崇实女子学校任校长。“祖母毕业于美国丹佛大学，1925年获得硕士学位后回国。我祖父在1927年北伐战争中击败了孙传芳部队后，正好率队驻扎在镇江，他在那里结识了祖母，他们同年12月在上海举行了婚礼。”
这个时间，正好和蒋、宋的世纪婚礼紧挨着。朱韵珩与蒋夫人背景相似，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又都留学美国，两个人有很多共同语言。卫智回忆，“听父亲讲，祖母每次去见宋美龄，都可以不必通报直接登堂入室，她们之间还经常用英文书信往来，有时候见面都讲英文。1932年，宋美龄还特邀祖母带着孩子上庐山避暑，我父亲和姑姑都去了。抗日战争期间，祖母去洛阳与父亲团聚，都是宋美龄安排的飞机”。
那以后的几年，卫立煌步步高升，与蒋介石的关系也比较密切。然而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与八路军的频繁合作，卫立煌被视为亲共分子，和蒋介石开始有了隔阂。1939年，朱韵珩在一次小的妇科手术中休克，经抢救无效逝世，终年37岁。“祖母去世，加上战事不断变化，祖父与蒋的关系也越来越糟。”
朱韵珩病逝后，卫立煌考虑到两个孩子太小，一个6岁、一个7岁，为了不让孩子受委屈，就无意再娶。但由于政治原因，蒋介石有意将孔祥熙夫妇的二女儿介绍给他，宋美龄也支持这桩婚姻。卫立煌极不情愿，于是谎称自己在美国已经有了意中人。为了双方的面子，他托人介绍，认识了韩权华女士。
韩权华是天津的大家闺秀，在美国进修音乐。她在天津读中学时，和邓颖超是同学。谈起晚年和自己生活在一起的这位祖母，卫智坦言，祖母很威严，他们都有些怕她，“我们家中经常高朋满座，都是社会文化名流，祖母虽然不会做家务，但精通各种乐器，琵琶、古筝、钢琴都弹得极好。她一生颇为传奇，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是当时的北大‘校花’，祖母个头很高，1米7多，亭亭玉立。她与在李大钊一案中被绞杀的张挹兰同班级，两人形影不离，宛如姐妹。当时北大经济系教授杨栋林对祖母一见钟情，曾热烈追求她”。卫智说，祖母的漂亮在当时远近闻名，他亲耳听到当年一位亲历者口述，“她甚至上课时都有老师和学生围观，把门都给堵了，最后不得不转学到女子师范大学，后来在师范大学也没法待……”
韩权华和卫立煌相识之初一直是书信往来，没有见过面。“这也打破了很多文章说祖父没有文化的传言。”卫智说，一直以来，他都不明白为什么外界对祖父有这样的评价，“祖父不仅字写得很好，我也看过他写的一些文章，很有思想。祖母文化素养很高，他能通过书信博取祖母的芳心，也是一个证明。”1945年6月，韩权华与卫立煌成婚，何应钦为主婚人，龙云将军为证婚人。
岁寒知劲节，恒久见贞心
1955年3月，卫立煌拒绝了国民党让他去台湾的安排，从香港回到北京。他是从海外归来的官职最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亲切接见。1956年4月，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像卫立煌、翁文灏这样的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我们应当继续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后来，卫立煌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二、三届常务委员，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四届民革中央常务委员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卫立煌弃蒋倾共的真实内情，一直受到史学爱好者关注。卫智说，其实真实原因在祖父写的《告台湾袍泽朋友书》中阐述得非常明了，原载于1955年3月17日的人民日报。其中写道：“我现举两项个人亲身经历之事，使各位更知蒋介石如何卑劣。抗战时期，我负第一战区责任，在黄河北岸，背水奋战，拒敌五年。因为我主张国共共同抗敌，故凡八路军担任之任务和补给，都主张公平办理。乃竟招蒋介石疑忌，认为我偏袒八路军，破坏他攘外必先安内之阴谋，将我调离第一战区，并暗行监视。东北之战，完全由蒋三到沈阳亲自主持策定，虽经各将领一致陈述意见，认为不可，但蒋一意孤行，终至全军覆没。事后因受立法院及国人指责，乃竟向部下诿卸责任，诬为系我失职，派宪兵特务将我监视于南京私邸……我同蒋介石共事30余年，他都肯做出这种丧心病狂、倒行逆施、背信弃义、陷害部属的事来，诸位还不及早警惕吗！……”
1955年6月，卫立煌及夫人从北京饭店迁入东单麻线胡同新居。周恩来亲自到家中看望，关心他们的生活。卫智听父亲讲，“当年‘十一’，祖父还参加了国庆大典，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都亲自接见了他。那一段日子，也是祖父心情和精神状态最好的时期。” 1959年冬天，卫立煌旧病未除，又患了肺炎。就在去世前几天，他的老朋友朱德还一再去探望，坐在床边久久不忍离去。“那时，祖父已经神志不清了，1960年1月17日凌晨，他溘然长逝，终年64岁。我想，‘爱国将领’4个字，就是对祖父一生的最高评价。”
想起卫家三代人的命运，卫智有些激动，忍不住落泪。他的父亲卫道然，从小跟着祖父在军队中长大，看到百姓颠沛流离，看到战争的残酷，他从幼年时期就萌生了实业救国的远大抱负。“父亲青年时期，抱着科技救国的梦想赴英国留学，27岁从英国远东航空学院毕业，并考取了国际职业飞行员执照和国际航空通讯员执照。如果他选择留在海外，可以有很安逸的生活，但父亲还是放弃了个人享受，回国投身祖国建设”。
卫道然回国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工作不好安排。他进入汽修公司，从一名普通工人干起，逐渐发挥自己的特长，先后主持翻译了60余万字的汽车专业技术英文资料，并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改革开放后，他晋升为高级工程师，晚年凭借自己与海外友人的交往，为祖国统一事业做了大量工作，如今卫智也是两岸交流活动的积极参与者。
采访结束时，卫智告诉记者，卫家在海外的第四代，还有西点军校的毕业生。就在一个月前，卫智还在美国与史迪威的孙辈一起聚会。“父辈们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他虽已逝去，但精神却代代相传。”卫智将南朝诗人范云《咏寒松诗》的诗句进行了改动，以此表达自己的心境。“‘岁寒知劲节，恒久见贞心’。青松傲雪独立，流经千年岁月依然青翠挺拔，那风雪不动的蔚然，那稳若磬石的坚毅，不正是父辈们保持节操与贞心的生动写照吗？！”
（感谢黄埔军校同学会对本采访的帮助）
来源: 《环球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