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法国经济学家巴斯夏在“经济学诡辩”一书中提到一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在很久以前，古代中国有两个大城市：晋和陈。一条宽阔的运河连接着这两个城市。皇帝认为应该投掷石头到运河里，使之不能通航。大臣况知道这件事情后，对皇帝说：“陛下，你这么做不对啊。”皇帝回答说：“况，你怎么说出傻瓜才会说的话。”3个月以后，皇帝派人把大臣况叫到跟前说：“况，朝那边看看。”况抬头往那边看了过去。他看到运河不远的地方有很多人在工作。一些人在挖掘，一些人在加高路堤，还有一些人在平整路面，另有一些人在砌石头。大臣看了后仔细想想，告诉自己，他们在建高速公路。又过了3个月，皇帝传唤况，对他说：“朝那边看。”况朝那边看过去，他看到高速公路已经完工，并且发现沿路各点上建起了旅社，一群群路人，车辆，轿子来来往往，摩肩接踵。许多人不远万里，不辞劳苦地将货物从晋运到陈，或者从陈运到晋。况告诉自己：“毁了一条运河，为穷人造就了许多工作机会。”但是，它没有想到这些劳动是从其他工作上转移过来的。

又过了3个月，皇帝对况说：“朝那边看。”他看到旅社客满，在旅社周边是肉铺，面店铺，等等，为行人提供饮食。而且，这些有钱的匠人们总不能衣不蔽体吧，于是还有裁缝，鞋匠以及卖伞和扇子的商铺。还有，人们总不能露宿街头吧，即便在天朝大国，也是有木匠，泥瓦匠和盖房顶的人。另外，还有警察，法官和苦行僧，等等。总之，每家旅社的周边都兴起了一个集市。然后皇帝问况：“你是怎么看这件事情的？”况回答：“我做梦没有想到毁了一条运河为人们创造了这么多的工作。”而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些工作并不是被创造的，而是被错置的。不过，天有不测风云，皇帝驾崩，新皇帝把况叫来，告诉他说：“将运河恢复通航。”况对新皇帝说：“陛下，你这么做不对啊。”皇帝回答说：“况，你怎么说出傻瓜才会说的话。”况问：“陛下，你到底是怎么想的？”皇帝说：“我的想法是把晋与陈之间的交通费用降低，便利过往货物和行人，如此人们穿衣吃饭的花费也能节省许多。”况回答说：“陛下，通过交通的便利，你认为会降低消费者的价格，但是一旦你这么做，因毁了运河而兴起的工作都会失去。”但是，皇帝还是坚持，命令况去把河里的石头清理了。况退下后哀叹道：“天啊，上帝啊，所有的主啊，可怜可怜你的子民吧，我们这里来了一个英国流派的皇帝，我看不久以后，我们将发生普遍短缺，因为我们无事可做了。”

对于巴斯夏讲的中国皇帝这个故事，我们暂且不作评论，我们再来看一下20世纪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讲的另一个故事，凯恩斯说：“如果财政部用钞票塞满旧瓶子，把它埋在废弃的煤矿，表面上覆盖以城里的垃圾，接着让私营企业家基于竞争原则去把钞票挖出来，这样就不再有那么多的失业存在了，而且在这种影响的推动下，社会的真实所得和资本财富很可能要比现在多出很多。确实，建造房屋或者做类似的事情会更有意义。但是如果这样做会遇到政治阻力和实际困难的话，则上述做法总比什么都不做要好。”凯恩斯把这一原理称之为乘数效应，即政府创造的每一个工作岗位，都能够增加一个为工人供给商品的新岗位，更多的贸易活动能够产生更多的贸易活动，因为繁荣的力量和贸易萧条的力量一样，运作起来都带有累积效应。比如政府在救济上花一元钱，就等于给了杂货商一元钱，杂货商又把它给了批发商，批发商又给了农场主，所以，在救济，公共工程或者其他任何东西上花了一元钱，都相当于为国民收入创造了四元钱。

一则是故事，一则是经济学原理，巴斯夏显然是想以嘲讽的态度揭示故事中中国皇帝行为的荒谬性，而凯恩斯则是想从荒谬的事情中揭示出经济学的原理。那么，到底是谁对谁错呢？由此问题，我们不禁要问经济学是什么？人类经济活动的目的又到底是什么？无疑，经济学就是研究如何经济，什么是经济？经济就是效益。什么是效益？效益就是最小成本，最大产出。那么，如何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资源有效配置。如何做到资源有效配置？回答是通过市场，那么为何市场能够做到资源最有效配置？因为市场能够通过价格信号，指导供给关系，市场上没有人愿意做亏本的买卖，除非是傻瓜。而人类经济活动的目的就是提高人类的福利。如何才能提高人类的福利？只能通过最有效的经济活动，即通过最有效的资源配置，使等量劳动的产出能够更大地满足人们的需求，达到成本最小化，产出最大化，由此达到社会财富的极大丰盈。反之，只能导致资源错配，经济无效，社会混乱，投资浪费，物资匮乏，社会福利水平的停滞不前和下降。巴斯夏讲述关于古代中国皇帝的故事，其用意显然就是试图揭示这一经济学原理，而凯恩斯通过看似荒谬的行为，试图揭示的乘数效应被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是短视的，从严格意义上讲凯恩斯经济学不是经济学，充其量只能被称之为萧条经济学，对此如哈耶克所讲：“凯恩斯把视线集中在经济问题以及补救措施的短期效应上，不仅是严重而危险的智性失误，也背叛了经济学家的主要职责，深刻威胁了我们的文明。”因为，遵循凯恩斯经济学，从长期来讲，我们都将灭亡。